三座“无依无靠”的明朝牌楼

一 大高殿前的牌楼

老北京有句俗话：“大高殿前的牌楼——无依无靠”，意思是形容人活得可怜，幼年失怙，亲朋寡淡，或漂泊异乡，冷暖自知。不过，大高殿前这三座明朝大牌楼其实威风得很。它们是皇家建筑，靠山强大，因为其楠木楼柱粗壮，且深埋地下，外加抱柱石围固，所以不需要戗柱支撑。而一般的四柱式牌楼必定要配八支戗柱，前后顶着牌楼柱子，以求稳固。北京冬季七八级大风也是常有的，曾经有传言说大风把西直门都吹塌了，说得夸大了，砖石垒造的城门不至于被吹塌，但西直门门前的木质牌楼的确被吹倒过，那是万历四十六年发生的事情。

大高玄殿，清朝为避康熙帝玄烨名讳，改“大高元殿”，百姓俗称大高殿，建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为明清两朝皇家道观。其位置在北海东南，景山西，陟山门街南，紫禁城西北，建国后虽然楼宇失修但依然完整保存，出现变故的是其门外三座牌楼，就是老北京俗语里“无依无靠”的牌楼，它们历经了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流转故事。

话说它们原本是大高玄殿附属建筑，其功能非常奇特，有点类似今天的安全通道，在为皇家服务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放。也可以称之为一个检查审视过往人等的门岗，皇城的护卫把守此地，盯着过往百姓是否有可疑行踪。这三座牌楼实际上是围合了一块“品”字形的飞地，这块飞地南北两侧都是皇家禁地——南为紫禁城，北为大高玄殿——隶属皇室的道教宫苑。虽然两者距离很近，可大高玄殿毕竟建在了紫禁城的城外，过了护城河，又过了一条道路（非今天的景山前街，而是南牌楼与护城河之间的路）。所以大高玄殿宫苑大门之前的道路就很难处理了：如果断路，显然切断了东西城之间往来的重要通衢；如果还是寻常道路，那车水马龙喧嚣嘈杂，招摇经过皇家宫苑门口，草民接近皇家禁园，显然太不恭敬。于是便在大高玄殿宫门外建立了三座牌楼，环绕东、西、南三面，实际上围合了一块我称之为飞地的警戒区域。一般百姓只能从南牌楼南侧和护城河之间狭窄的道路挤着过去，据说路宽只有四米，过个马车什么的就挤了。当然皇室才不把这些草民放在眼里，就这么建了个“品”字堵头，管你草民会不会不小心挤到筒子河里呢。

如果皇帝要去大高玄殿活动，把道路一封，戒严。皇帝出神武门，过护城河桥，穿南牌楼，经过东西牌楼封闭的通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大高玄殿了。所以说，三座牌楼围合了一块“警戒区”，平常百姓通过这一段区区几十米的外围道路，也要小心谨慎了。

因此，三座牌楼标志着这是不寻常地界儿，明、清两朝均立有警示石碑：“王以下官民等在此下车马”。且在牌楼门洞安装木栅栏，便于封闭。即使一般人能通过也跟过安检似的，在卫兵的眼皮底下赶紧麻利地经过这块敏感区域。从清朝末年留下的东、西牌楼照片可知，似乎安装的木栅栏也是随时可以开启的，但在什么情况下普通人可以通行不见记录。而南牌楼与护城河之间的四米路，肯定是留给老百姓的日常通道。区区一段景山前街搞得如此复杂，显示中国王权高慢的姿态以及人民被挤压得不能再卑微的地位。

原本，这三座牌楼的制式一模一样，其中东、西两牌楼建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南牌楼建于乾隆十一年（1746）。三座牌楼均为四柱三间九楼庑殿式，覆黄琉璃瓦顶，牌楼支柱均采用粗大的楠木立柱，柱脚埋入地下很深，足够牢固而没有使用戗柱。牌楼正中嵌有汉白玉石匾，上刻题额，据说东、西牌楼题额是嘉靖权臣严嵩的手迹。而南牌楼题额，正面（南面）为“乾元资始”，背面（北面）为“大德曰生”，是乾隆御笔，上有钤印。关于严嵩题额传闻是有可能的。嘉靖二十一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成为一品大员，开始得势。且严嵩书法在当时朝野堪为翘楚，不少人士收藏，倒不完全是趋奉，的确是有独特风骨的好字。他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绩被赐予进士出身，进入翰林院后其书法便成就声名。估计嘉靖皇帝也欣赏，所以他留在北京城内的这类榜书（以大字题署宫殿匾额的题字）特别多。除了东牌楼上榜书“孔绥皇祚”“先天明境”，西牌楼“弘佑天民”“太极仙林”外，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朝阳门外大街建于明代的绿琉璃牌坊上的“永延帝祚”，宣武门菜市口的“鹤年堂”，前门外铁柱宫许真人庙里的“忠孝”“净明”，以及京城著名的酱菜园“六必居”、崇文门的“至公堂”、原翰林院署大堂上的“翰林院署”等榜书，俱出自严嵩之手。虽然严嵩以奸臣恶名遗臭后世，但其书法造诣倒并不符合“字如其人”之说，亦未因人废字。

经历明末乱世，经过整个清朝风风雨雨，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入城，1900年八国联军侵扰，这三座牌楼基本没有受损，维持到民国年间。最先坚持不住的是那座南牌楼。1917年，南牌楼的木柱受损，向南倾斜，有倒塌之险，危及临护城河道路。当时大高玄殿尚属逊清皇室管辖，逊清内务府加设了支木试图稳固，但还是摇摇欲坠，这似乎隐喻大清已经倒台了，“无依无靠”的牌楼真的是无依无靠了。至1920年5月，因为考虑安全，逊清王室还是负责将此座牌楼拆除，仅余东、西两座牌楼。后因沿筒子河的道路只有四米宽，又有东、西牌楼碍事，这里成了一个交通堵点。民国政府便于1929年将大高玄殿门前两座界墙及牌楼木栅栏拆除，辟新路通过东、西牌楼。又将景山南端两侧界墙拆除，将原景山正门“北上门”划为故宫博物院之外门，原景山之第二门“景山门”改为景山之正门，形成早期的景山前街。这时期原清王室早已将紫禁城连带的附属宫院、设施统统交给了民国政府，政府才从现代生活便利的考量出发，将原紫禁城与景山、大高玄殿之间存在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建筑，包括牌楼进行整理，东、西牌楼栅栏被拆除，人与车马可以通行。

1937年南侧牌楼照原样复建，不过拆除时木头柱子是截断的，四柱改为水泥柱刷漆，外观上倒还是原明代风貌。只不过，没了皇上，老百姓可以自由穿越牌楼门洞。虽然多少有点碍事，但鉴于当时汽车不多，主要是马车或人力车，三座牌楼还算点缀出一道漂亮的风景线呢。

二 拆除与修复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北京重为一国之都，人口激增，社会发展迅速，三座牌楼虽然好看但堵在道路之上，妨碍交通的弊端日益明显。1955年1月，为了改善景山前街的交通，东、西两座牌楼被率先拆除。拆除工程从1月8日开始，1月14日完工。第二年，1956年5月28日至6月10日，在景山前街道路加宽工程中，南侧牌楼及习礼亭被拆除，同期被拆除的还有已经划归故宫的原景山北上门和两侧廊房等古建筑。今天看来，非常可惜，但当时在打通交通、拓宽马路与保留文物之间，只能取此舍彼。

这里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三座牌楼是分两次，在相隔接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拆除的。第一次拆除的东、西牌楼作为一堆废料肯定是同时放在了一个地方，或许是仓库或者某个露天料场，而这个施工单位很有可能与当时正在京城西北郊建设中央党校的施工单位有某种关联。在1960年前后，中央党校主校区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学校中部区域挖出来一个人工湖，湖边辅以假山，种植花草树木，湖北岸正有一块空阔之地，便有美化装饰的想法。中央党校主校区建设于1955年至1963年，在当年相当受重视，总设计师是梁思成邀请进京的戴念慈，施工单位为北京市建筑工程局第六工程公司，参与校园美化并负责建筑维护的是北京市房修二公司。而房修二公司恰恰有一个古建处，不知大高玄殿牌楼是不是他们拆的，总之1960年中央党校需要美化校园的时候，古建处恰恰有拆下来的大高玄殿文物废料可供挑选。

据王秀华（中央党校行管局基建办公室资料室退休干部）《大有庄漫志》一书及其新浪博客文章回忆，她曾找到原房修二公司修复牌楼的工作人员马炳坚和他的师傅王德宸、尤桂友，并从当时负责党校校舍建设的老领导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党校向有关部门打申请报告得到批准，从房修二公司古建处料场拉来了东、西牌楼的散件，同时把也是1955年前后拆除的隆福寺西碑亭的散件一并拉进校园。党校校园有足够大的空间安置文物，而美化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由头，这些文物便幸运地得到安置。隆福寺碑亭被重新组合在主办公楼西侧的绿化带里，而两套牌楼散件木质结构破损情况严重。两套原本共计十八个门楼的牌楼，加上补充了一些新料，才勉强拼凑出一套只有七个门楼的牌楼，即四柱七楼式。顶为庑殿顶，覆盖黄色琉璃瓦，面阔三间，通宽十六米，正楼高约十米。牌楼拆除时方法非常简单粗暴，鉴于原柱子带抱柱石深埋地下，就没有深挖整体取出来，而是直接将抱柱石以上木头柱子截断，这样所有半截的木质柱子就成了废件。党校重建时也没有再去寻找合适的木材，就以水泥柱取而代之，并另配了石质莲花座抱柱石。虽然与原本面貌有了出入，但还算是明朝遗物——这就成为北京现存最古老的纯木质牌楼。而最巧妙的是牌楼石匾的选择。原西牌楼正面“弘佑天民”，背面“太极仙林”；东牌楼正面“孔绥皇祚”，背面“先天明境”。“孔绥皇祚”这种皇权字眼怎么能出现在中央党校校园？所以当然挑选了“弘佑天民”这个相对抽象、中性的石匾。果然，虽然中央党校经历了“文革”且校园一度为总参某部队使用，这座牌楼仍幸运地躲过了历次运动对所谓“封资修文物”的冲击毁损。中央党校还曾分别在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粉刷油漆精心维护，今天它依然矗立在校园的人工湖——今命名掠燕湖的北岸，清新秀丽且不失巍然挺拔。

三 牌楼石匾今何在

那块落选的“孔绥皇祚”石匾至今下落不明，估计在“文革”期间给损毁了。1956年拆掉的南牌楼散料堆放在了月坛公园，如果说1955年拆掉的东、西牌楼散料也曾放置在月坛公园，“孔绥皇祚”石匾没有被中央党校选走就应该还在这个公园。但多年以后，南牌楼石匾“乾元资始”作为月坛公园里的一块小石桌台面被发现，照这个思路寻找“孔绥皇祚”石匾却没有找到。而前面提到当年参与重新组装“弘佑天民”牌楼的房修二公司三位老同志明确说，拉过来的是大高玄殿东、西二牌楼的废料，没有提及南牌楼，所以也有可能东、西二牌楼散料并非放置于月坛公园。“孔绥皇祚”石匾最终遗失在某个堆放点，后来是被砸毁了呢，还是依然躲藏在京城的某个角落，就难以确定了。

大高玄殿南牌楼“乾元资始”石匾在月坛公园找到，说明1956年南牌楼的散件是堆放在月坛公园的。月坛原本为明清两代帝王秋分日祭夜明神（月亮）和天上诸星宿神祇的地方，自1955年建成月坛公园，向普通市民免费开放。“文革”期间其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两座天门和几处殿堂顶上的兽吻、垂戗兽被砸掉，铜锅、铁缸、大石屏被砸毁，明嘉靖九年（1530）铸的大铜钟被送到冶炼厂，大部分坛墙被拆除用作私建房屋，所以南牌楼“乾元资始”汉白玉石匾能躲过劫难，堪称奇迹。南牌楼重建，与这块石匾被重新发现有关，如果没有这块匾，复建的南牌楼就是个新物件，失去了文物的意义。2004年，这块石匾被从月坛公园挪回来，作为文物的核心，辅以木料石材，按照原牌坊规制与构造复建。成品与原有建筑保持一致，地基和支柱则采用民国复建时用水泥浇筑的办法，施工中还挖出了民国年间的条形地基。

到此，京城这三座著名的“无依无靠”牌楼，两座有了下文。东、西牌楼在拆除五年后，合二为一，重新矗立在中央党校掠燕湖北岸，历经半个世纪，成为校区地标般的景物，湖光映牌楼，浑然自成趣。南牌楼于2004年在原址复建，将成为未来开放的大高玄殿的大门牌楼，复归原貌。而东牌楼那块“孔绥皇祚”汉白玉石匾至今被无数文物爱好者心心念念着，说不定哪天奇迹出现，它可以大白于天下。

大高玄殿的事，的确有点玄。当年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宠妃郑贵妃生了皇三子，便请求皇帝去大高玄殿设“密誓”，立皇三子为王储。皇帝照办了，并将写下的立皇三子为王储的誓词封于一个玉盒里，送郑贵妃处保存。后来百般周折，朱翊钧的母亲李太后坚持立皇长子为王储，皇帝不得已妥协了，便差人去郑贵妃那里取玉盒。玉盒封条是好好的，可打开一看，里面只有素纸几张，所谓的“密誓”只字不见，皇帝顿时毛骨悚然。

当年拆除且没有刨出来的地基中的木柱残部，它们依然留存在景山前街的马路之下，在无休止的车轮滚滚中，永远沉睡不醒。未来，它们终将腐木变泥土，如万历“密誓”一般，从“有”变成“无”，不过此非天意，只是时间的锈蚀罢了。

2018年10月23日

本文参考：

1.［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2.王秀华：《大有庄漫志》，海淀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编：海淀村镇记忆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noPRrK7HDP15FwnXbJwTYtGAanTT1/d5lnpVatFGxUwGIGWPjL8EUtrUbAHuoNh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