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京城旧迹

一 佘家和张家，袁崇焕墓和祠

话说1630年大明朝廷斩杀袁崇焕一事，历来被视为亲者痛仇者快的一桩冤案。到了乾隆年间，由清廷史书揭示此事的历史原委，其间无不炫耀着他们女真前辈运用《孙子兵法》之高妙：他们用离间计，使貌似智慧的汉人君王偏听轻信，草率斩杀了前方大将。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被后世誉为“抗清名将”的袁崇焕因其做过十年明朝官员，与北京城发生关联。万历年间他在北京登科进士，又在工部为官，最后一场战役是“己巳之变”的京师保卫战，之后在北京下牢狱，在菜市口被磔刑，千刀万剐，血肉被围观的乌合之众蜂拥抢食，最后只剩下一颗头颅及一副骨架。好在有忠心下属偷偷取走头颅，葬于京城某地并标记守护。这位忠心下属便是佘姓义士。此后，原本南方籍的佘家再也没有离开京城，只为守护袁崇焕的最后一点遗迹。

乾隆有自恋式的明君情节，他假做好人为袁崇焕平反时，已是事隔百年之后了，啃噬过袁崇焕血肉的大明子民早已灰飞烟灭。乾隆所谓平反也并非出自对这位袁氏大将的怜惜，更多是炫耀自己的清明、客观，给臣子们上课的同时顺便颂赞祖宗的足智多谋。不过这次“平反”倒真是揭开了历史真相，“袁崇焕之死”成了汉民族三百年无从愈合的伤疤，有识之士时不时就要洒上一腔血泪。

在京城，对袁崇焕惜怜与怀念最多，并一直默默搜集其遗物的有两家。一是袁崇焕的家乡故人，定居京城的东莞名士张伯桢、张次溪父子，他们为袁崇焕建庙，集成纪念馆，呼唤后人不忘先烈，永志精神。还有一家为佘氏，即当年袁崇焕的下属佘义士，可惜他仅留其姓而不知其名。从张伯桢为佘义士写的墓志铭来看，佘义士祖籍为广东顺德，当年他将袁崇焕罹难后剩下的头颅悄悄埋葬后，发誓后代不再离开京城，要世代守护袁墓，这一守就守了十七代。最后这一代守墓人叫佘幼之，年过八旬，其唯一的儿子已去世，所以将来袁墓的佘氏守墓人也将成为传说。

佘家一直没有发迹，只是普通小户，守在袁崇焕墓地累月经年荒冢凄凉，到了乾隆年间，此地已是乱草杂芜，只有个标记。这个标记离袁崇焕最后战斗过的广渠门外不远——它在广渠门内，后来逐渐聚集成为广东义园，广东籍入京人士死后多葬于此。再后来义园土地不够用了，向东寻地，再建新广东义园，即今天的龙潭湖公园西北部。今天旧广东义园这个位置为东城区东花市斜街。

乾隆四年（1739）鄂尔泰、张廷玉等校订重纂《清太宗实录》，以六十五卷本传世。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下令为袁崇焕平反昭雪，从《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中了解到原来是皇太极用了反间计，袁崇焕一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天下人才为之扼腕叹息。此后，人们可以光明正大纪念袁崇焕了。张伯桢先后修建了袁督师庙、袁崇焕故居，佘义士的后人也可以世代挺直腰杆继续守墓。民国初年张伯桢在修袁督师庙时，也给佘家出资，把袁崇焕墓重新修葺一番，并承诺以后的修缮费用也由他提供。自此至上世纪50年代，东花市斜街的袁崇焕墓，以及今天龙潭湖公园内的袁督师庙，张家都是尽心维护，而佘家人则坚持守墓，日月忠心。

袁崇焕墓地的情况大致为：祠有正房五间，前廊两端及室内墙壁上嵌有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碑》等石刻，屋檐下是叶恭绰敬题“明代先烈袁督师墓堂”匾额，袁崇焕手书“听雨”石刻保存完好，嵌于墙上。祠堂后为袁崇焕墓，说是葬着佘义士取回的袁崇焕的头颅。墓前有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有明袁大将军墓”石碑及石供桌。墓侧小丘为佘义士之墓。据说张伯桢还把自己早夭的一个儿子埋在此地，但今天已无标记。

张伯桢1877年出生于东莞篁村，算是东莞书香望族，读书有成，且赴日本留学五年，参加日本高等研究所的毕业考试，获第五名。同时他又是康有为门下弟子，既是读书种子，又有忧国情怀。1910年，清廷已是摇摇欲坠，张伯桢赴北京参加廷试，“钦点”七品京官，任法部制勘司主事，并在当时曾参与“宪政筹备处”起草宪政草案，任副主稿。

张伯桢自进京，便留意心目中的同乡英雄袁崇焕在京城的遗迹，起初，他住在东莞会馆。话说东莞会馆实则有两处，老馆通称东莞会馆，地址在宣武区烂漫胡同127号（原49号）。这处产业建于光绪元年（1875），由东莞人邓蓉镜经手购买原来的明代建筑——相传为东莞人士张家玉（文烈）故居——重新修置。上世纪60年代，周汝昌去拜访张伯桢之子张次溪，抬头看匾额题写“张文烈公故居”。此产业是东莞县明伦堂留置的公产，有民国北平政府颁发的房地契。会馆有青砖瓦房四十九间，占地两亩，原本系明代建筑，百多年一直接纳粤籍赴京人士，以低廉房租供其落脚。1956年1月，广东省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遵照北京市政府有关规定，致函北京市民政局，决定将会馆的全部财产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1956年东莞会馆房产随着有关规定转交北京房管局统一管理。

而东莞会馆新馆在下斜街，陈伯陶1910年购买的，据说原是雍正时期年羹尧的宅邸。年羹尧1726年1月13日被赐死，是不是死在此地不得而知，总之他这一脉家破人亡。后续此宅邸或许还是年家后人居住，因为年羹尧之罪只是牵连其父年遐龄及其兄年希尧，二人均被夺官，他的儿子虽被发配戍边，但在雍正年间获得赦免，回到京城。这座新馆于1911年建成迁入。

两座东莞会馆，分别是明清两位大将宅邸，也是巧趣。

张次溪1913年时四岁，跟随父亲进京，先是入住下斜街新馆，后来又迁入烂漫胡同老馆。现东莞文物部门收存有两枚信封旧物，一封是1912年5月16日由东莞城外脉沥洲天成昌寄出的，收信人是北京宣武门外上斜街东莞会馆的张子干；另一封是1918年经广州寄去北京，地址是北京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东莞会馆。张子干即张伯桢，说明这两处会馆张家都居住过。1968年，张次溪死在烂漫胡同的东莞会馆，周汝昌转述的说法是“悲惨离世”。

张家父子对本籍英雄深深敬慕，他们一生的住址都围绕着莞籍英烈。前文提及东莞会馆老馆为张家玉当年在京城的住所。张家玉是“岭南三烈”之一，是东莞人心目中的骄傲。他二十九岁进士进京，授翰林院庶吉士，美冠如玉，文采飞扬且正直忠贞。在抵抗清军的围剿中身中九箭，不甘被俘，投塘而亡，壮烈殉国，时年仅三十三岁。

而在客居东莞会馆时期，张伯桢已在京城寻找另一位伟大的英烈同乡袁崇焕遗踪。在张伯桢心目中，袁崇焕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更是政治理念、人格魅力、勇气韬略皆令人仰慕的同乡豪杰。张伯桢誓言要将袁氏功绩昭彰于世，流芳后世。

张伯桢进京后很快便打听到老广东义地袁墓地址，决心出力保护，便资助佘家维护墓园。1917年，他考察了新广东义地，认为此地正是当年袁崇焕指挥“广渠门之战”的地方，袁崇焕曾经的旧居也离此地不远，便在此义地为袁崇焕修了庙，请康有为题额“袁督师庙”。此庙也叫袁祠。

袁督师庙有屋三间，坐西朝东，现在位于龙潭湖公园西北角，在上世纪50年代初险被作为封建旧物拆除。庙门两旁，刻有康有为题写的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和两侧次间中的《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铭》等石刻作品，也大多为康有为、梁启超亲笔。庙内明间正壁上，镶嵌着袁督师的石像。原本庙里藏有袁崇焕像二帧，一正面，一侧面。正面者，有清末史馆总纂东莞人陈伯陶题“袁元素先生真像”七字，由张伯桢1911年从东莞临摹获得，今天我们看到的袁崇焕像，均由此出。抗战期间，原像及袁崇焕手迹多帧沦于日本人之手，至今不知所终。

1919年张伯桢从东莞会馆搬出来，移居购地所建新居张园。张园的位置在新广东义园南部，即今天的龙潭湖公园南部。当年这里属于京城东南郊野，间或散落着农田、荒地、水洼还有坟地，偏北便是广东新义地。两年后张伯桢举家搬入张园。他发现此地有一栋房舍，据传正是袁崇焕的旧居。张伯桢盖了十四间半的房子，把袁崇焕故居包裹在内，加以修缮，命名听雨楼。此地算郊外，原先是砖窑取土的地方，自然形成不少洼地，日久而成湖泊。因为地处临水，草木葱茏，人烟稀薄，借着天然景致造园植树，倒也是一派闲逸舒朗的景致。加上张伯桢好交结文人雅客、同乡俊杰，张园在京城便颇有名气。在此聚集过康有为、齐白石、陈三立、章士钊、叶恭绰等人，而他们也参拜袁崇焕遗像，怀念先贤，并植松树纪念，留下大批名人即景绘画及题词。

据齐白石回忆，这里的听雨楼古迹，应该便指袁崇焕故居。园林古色古香，“虽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坛森林古柏，一片苍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远山近林，简直是天开画屏，百看不厌”。（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张伯桢安排齐白石在后跨院三间西屋居住，请他夏天常去避暑。袁崇焕故居里亦有其遗像一幅，齐白石曾临摹过这幅画像。直至1946年张伯桢去世，每年清明前后张家遍请亲朋故旧——很多是京城的文化名流，前往张园袁崇焕故居和袁督师庙拜祭和纪念，并抒发情怀，写下不少激扬文字。1948年平津战役时，国民党守军驻于张园内，使建筑、花木、文物等均遭到毁坏。1958年张次溪将此宅及残存的文物捐献国家。1991年因建设用地，所有房舍被全部拆除，故今天已不存在袁崇焕故居一说。张园所在地属于龙潭湖公园的一部分。

1952年5月14日，李济深、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主席，请求保留袁崇焕祠、墓，“以资观感”。毛泽东于5月16日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若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留。”其实，这里提及的袁崇焕祠、墓应指佘义士后人维护的东花市斜街袁崇焕墓，但袁督师庙也顺便因为这个批示而保留下来了。当然，“文革”期间这两处文物都有破坏，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又重新出资修复。2002年袁崇焕祠、墓等文物一并改建成袁崇焕纪念馆，因其为明至民国时期的古墓葬，已升格为国家文物，列入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而张伯桢建的袁督师庙则作为民国文物成为北京市级保护文物。两处文物都得到妥善保护，且向公众开放以供瞻仰。

二 广渠门之战

袁崇焕身后，有几位大人物为他昭雪申冤，最早是乾隆，近代有梁启超（以近代历史研究方法研究袁崇焕）和张伯桢，现当代有金庸（将袁崇焕写入武侠小说《碧血剑》），以及清代史学者阎崇年。张伯桢在其中，所做的是一些实操工作。如前文所说，他出资将袁崇焕墓地修葺整理，并应允后续的维护费用；他除了在广东义地修建了袁督师庙，又在自家张园建了一所袁崇焕故居。可惜张园在上世纪50年代交公，随着城市规划而被全部拆除，包括袁崇焕故居。

1914年7月2日，袁世凯设置了礼制馆，延聘通儒，分类编辑祭祀冠服，重议民国敬祀先哲名单，馆长由徐世昌担任。张伯桢借机请求在配祀武庙名单中列入袁崇焕。他起草《袁督师配祀关岳议》，联络当时十八省之将军、督、抚及北京各部、院长官，以至在京粤籍官员、名流和广东地方绅耆共二百人，提议崇祀袁崇焕于武庙，目的是“以阐幽光”“壮士气而励忠贞”。他视袁崇焕为被灰尘埋没的珍珠，力促提升对袁崇焕的崇祀至国家民族级别，使袁崇焕成为与“武神”关羽、岳飞并列的千秋英烈。

不过袁世凯开礼制馆的本意不过是为其帝制所用，对突然冒出的“袁崇焕崇拜”并不理会。张伯桢一面极力赞成老袁称帝，一面成功“考证”出老袁是袁崇焕后裔。说是当年袁崇焕被杀，其家族后人流散。袁崇焕本身无子嗣，属于绝户了，但他弟弟袁崇煜一支先是流落福建邵武（这是袁崇焕入仕的第一个地方），后来离开说是去往广东电白，再后来不知所终，而“不知所终”便有了考证的空间。不知怎的张伯桢考证出其中还有一支落籍河南项城，这就和老袁搭上八竿子关系了。加之张伯桢和袁崇焕都是东莞人，他的考证似乎有一定可信度。这马屁拍得老袁心花怒放，便接受了这个祖宗。张伯桢请求老袁把袁崇焕追谥为“肇祖原皇帝”，并申请为他修建“原庙”。

张伯桢甚至把一句民间谶语也用上了：“杀袁（袁崇焕）者清，亡清者袁（袁世凯）。”没想到如此拙劣的附会却让袁世凯动了心思，反正认为相比有人附会的袁绍，袁崇焕更可以为己所用，于是还真准备派人修建原庙。

张伯桢于是又请出老师康有为，让老师为原庙写庙额、庙联、庙诗、庙记。只可惜，袁世凯一死，袁崇焕被追谥“肇祖原皇帝”的事情功亏一篑了。后来有一叫濮一乘的人讽刺张伯桢这种攀附故事，做了首打油诗：“华胄遥遥不可踪，督师威望溯辽东。糊涂最是张沧海，乱替人家认祖宗。”这是后来的笑谈，可见张伯桢为了袁崇焕的英名也是不择手段了。

百年来，袁崇焕是爱国者的心头痛，他的拥趸众多，崇敬者无数。武侠小说大师级作家金庸便是袁崇焕的崇拜者，他用《碧血剑》将袁崇焕的英烈气质托现于其子袁承志之身，演绎出袁承志与其师门华山派义助闯王、夺取大明江山的江湖恩怨。或许，金庸幻想，他热爱的袁崇焕应该在他的虚构小说里逃离劫难，行侠人间，继续他未竟的壮志豪情。

张伯桢则是脚踏实地把袁崇焕在北京的遗迹一一搜寻、收集、修复、保护，并建庙堂以彰显其精神。前文已提及，今天龙潭湖公园东北角袁督师庙所在的地方，据称是当年袁崇焕的指挥所，因为在这里明军与后金兵马打了一次激烈的近地战，也就是保卫京城的“广渠门之战”。

广渠门之战是后金皇太极大举进攻北京的“己巳之变”中的一战。因后金兵临城下，险象环生，明皇室内廷忧惧震撼，影响较大。其实，这场后金进攻明朝的战争持续了四个月，后金军所到之处以及京师周边不同地点的战役大大小小有很多次。

“己巳之变”起始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绕过宁锦防线，分兵三路从蒙古残长城破口入关，攻占遵化，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兵败殉国。皇太极从遵化到蓟门，绕过了袁崇焕镇守的蓟州布防，直接从蓟西到三河，再达通州，然后直抵京师城下。袁崇焕的第一道遵化防线失守，第二道蓟州布防被绕过，在皇太极已到通州附近时，袁崇焕不得已日夜兼程从河西务进京勤王，才有了在京城城门下的广渠门之战。中间满桂把守的德胜门也遭遇了攻城。

皇太极撤离京城后并未直接北上出关，而是在京城南海子（南苑）一带休整军队，这期间围绕京城还有几次战斗，担当文武经略的尚书梁廷栋及满桂相继败于西直门、安定门，满桂在永定门外战死。明总兵马世龙受命指挥各路援兵保卫京师，总算稳固了形势。这已经是袁崇焕被抓下狱之后两个月里的事情了。袁崇焕被抓，总兵祖大寿大为惊骇，率师一万五千人离京东返，后因孙承宗调度，才停军待命。

所以，皇太极这次虽然只是惊扰京师，震撼皇帝，却成功瓦解了明朝廷中坚力量“袁崇焕势力”，令原辽东将士自危而开始离心离德，为大明卖命落如此下场，实在不值。后金能取胜而改国号为清，固然因为有一批杰出的军事人才，却也和大明国不断有干将投降投靠清国有关。前有李永芳，后有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这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再后来有祖大寿、洪承畴、吴三桂等，他们哪一个不是才干非凡的将领？

皇太极围绕京城周边来回折腾了四个月，到来年（1630）二月才回师北上，所得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皆令贝勒大臣率满洲、蒙古八旗驻守。至此，“己巳之变”的危机才得以缓解。

广渠门之战是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日明朝与后金军在北京广渠门下爆发的一场战争，震撼了登基才两年的崇祯皇帝。当时后金领袖皇太极携努尔哈赤的一众儿子们，如莽古尔泰、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出战。大约两千兵将借着攻陷遵化的余威，趁势偷袭北京城。这并不是一次后金与明朝的大决战，而是一次骚扰或者示威，同时试探一下大明国军力到底什么底牌。所以后金只用了两千兵力，还主要是蒙古兵。当时袁崇焕驻军在蓟州，而探报说后金军绕过蓟州，直抵京城核心，当时有个布衣部下叫程本直的，这样陈述：“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

当时撤防到广渠门一带的是八千骑兵，步兵根本来不及，所以这次战役简直就是天子眼皮底下开练。皇宫大内里的皇帝定是可以听到广渠门还有德胜门（小规模的偷袭）的厮杀喊叫，不知他何等心情。当日中午，明军在袁崇焕的指挥下，在广渠门城下一带，在西、南及西北布防，《崇祯实录》记：“袁崇焕令都司戴承恩择地广渠门，祖大寿阵于南，王承胤等阵西北，崇焕公阵于西待战。午刻，有骑兵突东南，力战稍却，承胤竟徙阵南避。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帅兵追虏至运河。虏酋精骑多冰陷，所伤千计。京兵亦伤失数百人。”明军与后金兵马全面正面交锋，从午时打到酉时，也就是从中午打到日落黄昏，十数回合，有时堪称肉搏血战，一度袁崇焕也亲自上阵杀敌，险些遇害。周文郁《辽西入卫纪事》记录：“一贼抡刀砍值公，适旁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公或免。”最终后金队伍溃败，刘应国等追至运河，后金军急渡运河时，河面并未完全结冰，人马落水无数加之明军追杀，死伤过千人，明军也死伤数百。经过数小时的血战，明军成功击退了后金军的进攻，取得广渠门之战的胜利。

广渠门之战是袁崇焕的最后悲歌，此战结束后的十天他便被捕下狱，似乎他浴血勤王保护京城的搏命之战，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益处。崇祯朝廷早已与他间隙深裂，甚至不承认什么“广渠门大捷”，因为作为辽东防卫大臣，竟然把敌人放到家门口，说不好听皇太极是来直捣老巢的，你袁崇焕吹嘘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在哪儿？当年面上时夸下的“五年筑牢辽东”的海口显然是欺君的吹牛皮。况且，袁崇焕退防北京时竟然要求军队入城，以城墙为阵地，以防御抵进攻。此建议令崇祯震怒，这不成了缩进北京城的瓮中之鳖？坚拒军队入城，让他们在城外去打。而这次战役，皇太极从几个城门进攻，不只广渠门，德胜门也一度告急，满桂再次负伤，且转过年的一月满桂战死在永定门外。朝野大臣们对袁崇焕的非议甚嚣尘上，认为他勤王不力，且是造成北京危机的根本原因，外加来自后金的挑拨离间计策，以及来自魏忠贤余党对袁崇焕原有的怨恨，最终将袁崇焕置于死地。

后金的离间计是这样的，其关键人物是一个投降后金的原明朝副将鲍承先，此人为山西应州（今应县）人。他先为大明副将，跟着总兵贺世贤守沈阳。努尔哈赤攻克沈阳后，退守广宁，最后兵败投降了后金，后跟随皇太极攻明京师，屡败明军。后金本已形势大好，却逢袁崇焕率师自宁远入卫，屡败后金，阻扼后金兵于宁远一线。所以袁崇焕便成了后金头号对手。皇太极环视左右，便有鲍承先献上离间之计，致使袁崇焕被诬杀。据《清史稿·鲍承先传》记载：“翌日，上诫诸军勿进攻，召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授以秘计，使近阵获明内监系所并坐，故相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有二人自敌中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内监杨某佯卧窃听。越日，纵之归，以告明帝，遂杀崇焕。”这里所言“翌日”就是后金兵败广渠门的第二天，皇太极召鲍承先及副将高鸿中来密谋，然后鲍和高故意在接近俘获的俩明朝太监的地方说话，说是咱们这次撤兵是和袁崇焕那边说好的……皇上的计策肯定成功。太监杨某装着睡觉偷偷听了去。又过一天，后金把太监放回宫里，杨太监便把这离间计传到崇祯耳朵里。崇祯与其说相信一个被俘太监的话，倒不如说借着这个由头，将袁崇焕的政敌（主要是魏忠贤余孽）整的黑材料，还有他自己内心积存的对袁崇焕的不满宣泄出来，不计后果，杀个大臣倒也轻易。

三 袁崇焕之死

说到崇祯与袁崇焕的君臣关系，一开始是不错的。袁崇焕属于大器晚成类型。他万历四十七年（1619）获赐同进士出身时三十六岁，到崇祯二年冬天入狱、三年（1630）九月被杀时四十七岁。他的官宦生涯起步于福建邵武。获赐同进士出身后，他做了两年邵武知县，后由朝中东林党人引荐，觐见明熹宗朱由校，请缨出山海，抵御后金，收复辽东前线。也是因为东林党人御史侯恂的破格提拔，他直接到兵部任职。

袁崇焕上任没多久，广宁（今锦州北镇老城）失守，这与辽东总兵李成梁之死有关。李成梁威震辽东数十年，有“辽东王”的盛名。他抵御蒙古，遏制女真，在辽东大地威震四方，对建州女真也是用尽手段怀柔、离间、镇压，努尔哈赤的先人不少死于他的手下。1573年至1583年这十年间，李成梁清剿建州女真首领王杲，明万历三年（1575）王杲被凌迟处死，而王杲所率部众有一千人被屠杀。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再度发兵攻打王杲之子阿台，决心彻底肃清建州女真的不稳定势力。王杲被杀后，阿台为报父仇，辗转逃回古勒寨以图东山再起。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辽东总兵李成梁以“阿台未擒，终为祸本”为由，督兵攻打古勒寨。不久阿台为部下所杀，自此王杲后人尽皆被戮。但此役，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也被误杀。努尔哈赤以此责问明朝边吏：“我祖、父何故被害？汝等乃我不共戴天之仇也！汝何为辞？”明使道歉说：“非有意也，误耳！”此后，努尔哈赤起兵伐明檄书中“七大恨”之第一大恨便起源于此。有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提出努尔哈赤外祖父阿古都其实就是王杲，而不是王杲之子阿台，现在众多清史学者也倾向于这一结论。

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这个血海深仇在“老贼”李成梁死后是一定要报的，几十年他已经羽翼丰满。1615年，八十九岁的李成梁死于北京，三年后即后金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讨明檄文，开始公开起兵反明，而1622年明朝辽东军事重镇广宁被攻陷。这是后金崛起、明朝趋弱的一个重要象征。明朝控制的辽东都司共有两座中心型城镇：一座是广宁，一座是辽阳。广宁是巡抚及总兵的驻地，辽阳是副总兵和巡按等的驻地。这下朝廷震撼，袁崇焕独自深入山海关内外考察地理形势，回来后主动上言请缨，“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称其才，遂超擢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俾招募”。

或许，袁崇焕的雄心壮志是想成为李成梁式的声震辽东的一代英雄吧！他在天启年间确实打下了两场漂亮的硬仗，奠定了自己的英名。

袁崇焕胆量过人。他曾作为一位佥事执行上司指令，前往安置辽人失业者，他披荆斩棘走夜路，四更天入城。当时辽东地区夜间虎豹出没是寻常事，他的无畏勇敢受到当时的经略（高于总督的军事要地首脑）王在晋的赏识。但袁崇焕认为王在晋并无韬略和眼光，便直接上书给当时的首辅叶向高表达见解，立功之心迫切。

两年后大学士孙承宗巡边，他是自请督师，带着皇帝所赐尚方宝剑的京城大员。当时十三山（锦州凌海东）困有难民十万人，袁崇焕请示：“将五千人驻宁远，以壮十三山势，别遣骁将救之。宁远去山二百里，便则进据锦州，否则退守宁远，奈何委十万人置度外？”意思是说，我们在宁远布重兵造成声势，派勇兵骁将去十三山把十万人民接出来，占据锦州，如果不出击，只是退守宁远，十万人不好安置。孙承宗同意袁崇焕的主张，但王在晋执行不力，十万人只救回六千。从此孙承宗倚重袁崇焕，袁崇焕也不负所望，安抚军民，整备边防，功劳显著。

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镇守宁远，天启四年（1624），宁远城的修筑竣工，在满桂与袁崇焕的努力下，宁远被倚为关外重镇，将士们士气高昂，商旅百姓以及流民将宁远视为乐土。孙承宗命满桂、袁崇焕一鼓作气，在天启五年（1625），遣将领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修缮城防长期驻守，宁远因此成为内地，开疆复土两百里。驻守宁远，这时明朝在军事上与后金的相持中出现了一个显现优势的小高潮，其控制的土地继续向东北扩展了二百里。但胜利的喜悦是短暂的。孙承宗驻守辽东，一直上书希望增发军饷，以集结大批兵士，继续向北大举进攻。但朝廷不给批复，而说闲话的朝廷臣子说他无所作为，加之阉党魏忠贤也各种作梗，孙承宗的志向无法实现。同年十月，孙承宗极力辞官获得熹宗批准，职位由高第接任。皇帝将高第召到文华殿，赐其蟒衣玉带，令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其实在这前一年，高第以七十六岁高龄在兵部左侍郎职位上致仕，回家养老了，因为与魏忠贤关系好，皇帝又起用了他。

高第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刚一上任就把锦州、右屯等地的防御器械撤除，把两百里守军全部赶进关里。上任后，退守山海关。而努尔哈赤得知孙承宗辞职后，认为时机到来，率军大举进攻。袁崇焕抗拒高第的命令，不肯撤出宁远城。他随即写下血书，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等将士盟誓，以死守城，并依靠昔日与孙承宗做下的军事准备抵抗后金军。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后金军抵达宁远，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麒拥重兵于山海关，不去救援宁远。袁崇焕一面坚壁清野，盘查奸细，一面守护粮草。

努尔哈赤将抓到的明朝百姓放回宁远，让其劝袁崇焕投降，遭到袁崇焕的拒绝。于是努尔哈赤举大军进攻宁远城，并让士兵举着盾牌攻凿城墙。袁崇焕则指挥西洋巨炮，也就是传说中的“红夷大炮”守城，说是在城墙上架了十一门。约16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独角兽”号战舰突遇台风，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沉没。1625年广州府官员邓世亮命人打捞上来三十六门舰炮，将其中的二十二门送到北京，宁远用了十一门。此炮威力强大，射程在五十米到一百米，“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后金军在巨炮的攻击下溃不成军，连续攻城两天，死伤惨重，努尔哈赤于是下令退军。

后来有种说法是努尔哈赤在这场炮击中受重伤后，“懑恚而毙”。其实明朝和清朝的官方都没有正式记载此事。要说清朝认为是一个耻辱秘而不宣，那在明朝看来袁崇焕大炮杀死“奴酋”（明朝认为后金就是原来的辽东女真奴才造反了，称其首领奴酋），举朝上下还不欢欣鼓舞，袁崇焕也不是低调之人，这事都是不用吹的大功劳了。但两朝官方没有任何记录，说明没有直接证据。

努尔哈赤被重炮击伤而亡的说法来自当年一个叫韩瑗的朝鲜翻译，他到访明朝，袁崇焕挺欣赏他，就跟着来到宁远。后来朝鲜李星龄写的《春坡堂日月录》里提到了韩瑗所说努尔哈赤受伤且受辱而死的过程。韩说，战后，袁崇焕遣使带着礼物来到努尔哈赤大营，当面嘲讽：“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而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段记述很有趣，说是当时四十岁出头的袁崇焕，嘲笑六十多岁的老将努尔哈赤，话带过去还捎上礼物。可努尔哈赤不愧老英雄的气度，还回赠礼物和名马，虽然重伤，但根本不服气，说相约来日再战！

另一则“重伤而亡”说来自蓟辽经略高第的奏报，内容是：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末清初张岱在《石匮书后集第十一卷·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指努尔哈赤指挥部），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他认为“裨王”就是努尔哈赤。张岱的笔录大约也是来自高第的奏报。

后世盛传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红夷大炮重创而亡，便是来自以上这两则材料。

此役后八个月努尔哈赤过世，如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这个说法相对准确，也就是多年征战，辛苦忧患，加之宁远败仗，年高衰弱且心情郁闷，“遂蓄愠患疽死”。努尔哈赤精神上多少受了些打击，但真正的死因还是因为疾病。

取得宁远大捷后，当年三月，明廷重新设立辽东巡抚，由袁崇焕担任，又加袁崇焕为兵部右侍郎，子孙世荫锦衣千户。可惜袁崇焕只有幼女没有儿子。但无论如何，经此一役，袁崇焕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成为朝廷倚重的辽东重臣。

前文道，宁远大捷后当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皇太极掌权。这时袁崇焕以吊唁之名派人前往一探后金新主的情况，皇太极也遣使回报，而袁崇焕自作主张再次派人给皇太极带去一封议和的信函。这是日后袁崇焕被诟病的一个致命埋伏。照说，两国交兵，边打边谈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宁远大捷后，袁崇焕在外人眼中有些恃功骄主，与合作的同事都不和气，譬如和与他一起浴血奋战的满桂合不来，与经略王之臣也不能相互协作。于是朝廷将王之臣召回，不再设立经略一职，关内外尽属辽东巡抚袁崇焕管理。

转过年，天启七年（1627）正月，皇太极同意了袁崇焕的请和，不与明军纠缠，而是举兵渡鸭绿江征讨朝鲜。袁崇焕借机加速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巩固城防。朝鲜和毛文龙同时向明廷告急，明廷命袁崇焕前往救援。袁崇焕则只派遣水军增援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人率领九千兵力逼近三岔河，不是为了真救朝鲜去作战，只是牵制而已。这时后金的主将为阿敏，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朝鲜的义州、定州、郭山、安州、平壤、黄州、平山诸城，朝鲜国王李倧（朝鲜仁祖）逃往江华岛。然后与后金议和，结下盟誓，从此向后金开市纳币。倒向后金的朝鲜，去进攻明朝驻守皮岛（朝鲜境内）的毛文龙，被毛文龙击败，后金军跟上也被毛文龙击退，史称“丁卯之役”。这场战役明廷和后金都认为自己赢了，其实明廷只不过是毛文龙孤守一地击退敌人，暂时保住了大明的“东江防线”。但五月，皇太极从朝鲜撤下来，转过头直接杀向锦州，驻守的赵率教与纪用一方面闭城坚守，一方面派遣使者议和，拖延时间等待援军。使者跑了三个来回无果，后金军的攻势越来越猛。袁崇焕拒绝调动宁远的兵力，而让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精锐骑兵四千绕到后金军后面决战，另派遣水军从东面进行牵制，并请求蓟镇等地发兵支援。明廷忙不停地调兵遣将，将宣府、山海关、蓟辽官兵前移，甚至调动了昌平、天津、保定的兵马北上，传檄山西、河南、山东的兵马等候待命。明廷几乎调动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武力，可见对后金的警惧。

而皇太极也是神勇无双，他竟然分出兵力再攻宁远！袁崇焕率将士登上城楼防守，在壕沟内排列阵营，用炮远距离轰击。但这次红夷大炮的特性已被皇太极掌握，他直接在城下与明军近距离搏战。而满桂、尤世禄、祖大寿这些武将亲自上阵与后金军搏杀，双方死伤都不少，满桂也中箭负伤。

皇太极攻不下宁远，就又返回去攻击锦州，但仍旧无法攻克，而且伤亡惨重。六月，后金军撤兵。这历时一个月的宁远、锦州保卫战，史称“宁锦大捷”。但比起“宁远大捷”，明军只是拼死抵抗，已无还手之力，勉强守住“宁锦防线”而无力追杀后金军，反而让后金军撤退路上又毁掉了大、小凌河两城。

宁锦之战，满桂、赵率教等人都得到了应有的赏赐，袁崇焕却因为魏忠贤党羽弹劾他不救援锦州，论功行赏时，只给晋升了一级官阶。七月，袁崇焕置气辞官回乡。明廷再次起用王之臣，接替袁崇焕为督师兼任辽东巡抚，驻扎宁远。实话说，宁锦之战头份功劳归不到袁崇焕身上，他的调兵遣将也无卓绝之处，本来就是一次守势抵御，他爱惜宁远如自身羽毛，从而差点丢了锦州，险被治罪。好在明朝还有赵率教、满桂、祖大寿、尤世禄等肯为朝廷流血卖命的将领，四处招架，拼死抵抗，才算击退皇太极，自此，袁崇焕的光辉便暗淡下来。

宁锦之战表面上是因朝鲜引发，实为后金与明朝争夺辽东势力范围的角逐。朝鲜经此一败，虽然还是与明朝保持宗藩关系，但开始畏惧后金，而明朝在辽东的势力已见衰弱。

十年后“丙子之役”（1637年1—2月），刚建国的皇太极大举进入朝鲜，朝鲜国王李倧再次出逃，至南汉山城，被围四十余日后出城投降，在汉江南岸的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表达臣服，屈辱之极。此后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宗藩关系，成为大清的藩属国，随即清军在朝鲜军的配合下进攻皮岛，并取之。皇太极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皇太极征服朝鲜，彻底动摇了大明在东亚大陆的霸主地位，说明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可以被击败。袁崇焕无非是大明朝最后的血色黄昏里的一束星光，曾经让王朝和臣民眼前一亮，但终将逝于无尽天宇，留给后世一闪而过的记忆。这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是王朝的命运，是一个僵化腐朽、自己锈蚀了自己的国家机器和制度，最终败给了一个充满朝气和有着高效运行机制的新生权力中心。

关于袁崇焕被构陷治罪及至处死，《明史·袁崇焕传》说得尚且客观：“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崇焕欲借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及文龙被兵，言官因谓和议所致。”“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崇焕甫闻变即千里赴救，自谓有功无罪。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也就是说一开始袁崇焕和皇太极私下议和，朝廷并不知晓，后来知道了并不同意，而袁崇焕还要坚持。后来朝鲜和毛文龙被后金进攻，朝廷认为这是议和导致的后果。再后来，袁崇焕也拿不出什么过硬的理由，便持尚方宝剑诛杀了毛文龙，实际上折损了一位牵制后金十数年的实力大将。或许他是因为看不惯毛文龙，或许就是那种虞诈争斗而不顾大局的官场习气使然。毛文龙死了刚三个月，皇太极便率大军压境，袁崇焕虽然是千里勤王，但他竟然开始要求兵士进京守城。虽然最后清军撤退，但这无疑为其政敌诟病他引兵深入京城，要结城下之盟提供了口实，加之被抓的杨太监跑回宫里汇报，这些环节套起来似乎有一定逻辑，以致崇祯皇帝深信袁崇焕背叛、暗通清人谋乱，则转过年判袁崇焕有罪，被执行磔刑。京师居民确信袁崇焕“召敌入京”“献地讲和”，相信朝廷宣传，纷纷“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目睹其惨状的江阴中书夏复苏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明季北略》卷五）最后就剩下一副骨架和头颅。他原来的下属佘姓人士，天黑后将其头颅偷走，找地方埋葬，后世世代守护，忠贞不贰。

三百年来，袁崇焕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人物，有人为他抗击后金的英雄气概折服赞叹，为清正之人被昏庸皇帝斩杀而扼腕不平；也有人认为他喜欢说大话，喜欢官场套路而陷入政敌争斗，做了诸如错杀毛文龙等匪夷所思之事，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实事求是说，袁崇焕是对国家忠心耿耿之人，功过是非不应招致非人的磔刑杀戮，所以有后人称之“千古奇冤”，行状似岳飞也不为过。而中国封建皇权的恐怖之处正在于君主的昏聩或难免一度陷入神志混乱、不辨是非，这种危险程度可以轻易导致大厦的基石柱梁倾覆崩塌，令国民百姓陷于万劫之境，苦难无边。

2020年6月27日

本文参考：

1.《崇祯实录》，北方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

2.［明］张岱：《石匮书后集第十一卷·袁崇焕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

3.［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4.［清］赵尔巽主持编撰：《清史稿·列传十九·鲍承先传》，中华书局2020年出版。

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传》，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o/vdY31PD2pbgjKVlAFDs+r2//pRIX+8ABalXG54g5/NXqToHPT4cPNcf8wu2r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