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

有光则不黑暗，置身暗处则无光。黑暗与光明仿佛两极，仿佛宇宙中的阴和阳，交织在一起，便形成了阴影。阴影存在于白昼与黑夜之间，存在于密林间若隐若现的昏暗处，存在于熄灯睡觉时向我们迫近的黑暗中。我们所处的世界介乎于这两个对立面之间，光明和黑暗总是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眼睛也可以适应或明或暗的不同场景。即使在晚上，身处漆黑一片的房间里，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之后，仍然可以捕捉从门缝和窗沿中渗入的，来自月亮或星星的零散微光。

然而，曾涉足地下世界的人们都知道，夜晚的阴影游戏与洞穴的黑暗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地表之下，跨越半明半暗的洞口边缘，便会进入一个没有任何光线可以到达的地方。在这里，即使是猫头鹰、眼镜猴这些视力最为敏锐的夜行生物，也只会感到一片虚无。从人类对时间浅薄的理解来看，这个地方的黑暗可以被称为永恒。

想要刺穿这片黑暗大陆上最厚重的黑暗，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法：其一便是持续千年的侵蚀作用——这种地质作用使得洞穴的底部和顶部不断变化，逐渐破坏洞穴的拱顶，让光线从上方照进洞穴内部。第二种方式则只能由我们人类来完成，那便是运用特殊的能力驯服火焰，从燃烧的能量中汲取光明。

当一个人初次进入洞穴，用灯光驱散黑暗的时候，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把自己的头灯熄灭，细细咂摸那种不可名状的、黑暗的滋味。在这里，人们会彻底失去对周围空间的感知，失去对三维世界的衡量尺度。这种感觉会使人非常痛苦，甚至让人产生一种超脱于物质世界的感觉。倘若我们在眼前摆摆手，仿佛就能看到手指。这就是所谓的“洞穴学家的幻觉”。国际科学期刊上有诸多研究表明，我们的身体在运动过程中，会向大脑传递感官信号，即使在完全没有光脉冲的情况下，仍可以产生真实的视觉感知。人类大脑已经习惯了阳光下地表的生活，在黑暗里，它可以据此将手的运动转化为视觉感知。当然，这种极端的黑暗全然不在人类神经系统处理的情况中。

绝对的黑暗才是地下世界的本质。当我们去想象或者描述地球表面的一个地方时，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将其与特定的光照情况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得以感知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奇妙色谱。可地表之下则不同。那些深渊里的神秘景观隐藏在永恒的黑暗之中，除非人类身处其间，将光线浸没在那片黑暗里，否则那些景象我们既无法想象，也无法感知。

对于洞穴探险者来说，向从未进入地下世界的人描述自己的探险经历总是很困难的。洞穴与山脉不同，人人都可以站在远处眺望山峰：攀登者与岩石搏斗的过程可以在成百上千人的注目下进行，观众可以通过双筒望远镜，从遥远而又宏观的视角，分享攀登者顺着岩壁探险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或许永远无法登顶那座山峰的人也会因此与探险者产生共鸣——而洞穴则不然。深渊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探索，对它的认知只属于一小部分人。正因如此，在人类历史上，洞穴总是一小部分“行家”的专属——这个地下世界只为少数有勇气跨越洞口的人保留。山洞内部是创作的园地。在黑暗中，人们可以画出狩猎仪式的场景，而其存在将会被遗落在永恒的黑暗之中。相比于白纸，一张全黑的纸中蕴含着更大的创造力。我们可以在上面展开想象，书写任何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内容。

正如19世纪英国摄影师玛格丽特·卡梅伦所说：“创造力，就像人类的生命本身一样，始于黑暗。”而洞穴摄影，恰恰是最能让我们了解地下世界本质的手段之一。在探索世界各地不同洞穴的过程中，我曾有幸与这方面的专业摄影师一起工作，如《国家地理》杂志的罗比·肖恩，也遇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朋友，如意大利摄影师阿莱西奥·罗密欧、纳塔利诺·鲁索、维托里奥·克罗布、保罗·彼得里尼亚尼，法国摄影师米歇尔·伦达和美国摄影师亚当·海多克。洞穴摄影艺术始于绝对黑暗，需要依靠头灯或闪光灯构成的人造光线描绘出这个原本漆黑一片的环境。通常，创作之前，摄影师会要求大家关闭灯光，只有在彻底的黑暗中，才会打开相机的光圈。在这时，传感器上还没有任何光子留下痕迹，但随后，他会像乐队指挥一样，对预先布置在环境各处的闪光灯发出指令，示意同伴打开灯光，照亮洞穴的特定区域。几秒钟内，闪光灯和光束不断交替变换，光线的波长和强度在时间和空间中巧妙分布，流入镜头，像画笔一样在墙壁上不断描绘。当光圈关闭时，山洞的景象便如魔法般被相机的屏幕记录下来。当我们给其他人讲述洞穴的时候，往往只能用这些照片来介绍那里的景观——这些照片虽然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最接近我们所熟悉的对世界的感知。

20世纪90年代末，罗比参与了对泰坦洞穴的勘探。那是英国最深的峡谷之一，如果只靠头灯，很难感受到这个巨大的深渊有多么浩瀚。罗比试图通过摄影技术呈现出来，为了完成这个难度极高的拍摄任务，在带设备进入山洞之前，他甚至需要在笔记本上发挥想象，预先画出那个看不见的环境。通过这些图纸，他试图了解光源应该布置哪里，戴着头灯能够到达洞内多远的深处。当年，数码摄影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新闻报道和自然研究中很少使用，只有回到地面上拉出胶卷，到暗室把照片洗出来，才能够看到拍摄结果。因此，在摄影过程中，一切都靠直觉和经验，如果照片光线不足，则必须沿着数英里长的、湿滑蜿蜒的道路折返，重新用光线描绘洞内的画面。通过这些技术，罗比使原本埋藏在巨大黑暗中的景观变得肉眼可见，譬如婆罗洲的萨拉瓦洞穴。这是地球上迄今为止被发现最大的地下洞穴，有圣彼得大教堂八倍之大，其面积多达16.4万平方米，体积约占1000万立方米，岩壁之间相距近600米，地面和洞顶之间有150余米高。如果没有照片和长曝光等技术记录下光的笔触，仅靠头灯的光亮，只能呈现出一个荒芜的世界——没有岩壁，无边无垠，仿佛一个没有星星的黑夜。

站在洞外来看，这片黑暗的大陆无法被我们人类感知，因此并不存在。即使我们以探险家的身份面对它，也只能领略到它的一部分。这也是洞里的黑暗令人害怕的原因。每一片我们未曾照亮的阴影都保留着神秘，如果光线突然熄灭，我们就会在地下世界迷失，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因此，光源的质量和可靠性是让我们尽可能走得更远的关键。

从孩提时代起，我便对关于黑暗和洞穴的故事兴趣盎然。这些故事中，陪伴我最久的就是法国著名的洞穴探险家诺贝尔·卡斯特雷在他的传记《地下三十年》中描绘的，对于蒙特斯潘洞穴的探索。1923年，二十六七岁的卡斯特雷已经被洞穴世界深深吸引，他独身一人，在比利牛斯山脉不断寻找新的岩洞。他搜寻的工具非常有限，只有一顶保护头部的军用头盔，蜡烛和火柴则是他唯一的照明光源。在蒙特斯潘岩洞中，一条庞大的地下暗河流经此处，最后通过虹吸作用爬升至一座湖里，在那里，拱顶彻底没入水中。在这处探索的极限，卡斯特雷脱掉衣服，赤身裸体浸泡在冰冷的水中，试图找出湖中的水流究竟源自哪个位置。要想检查洞穴是否还在继续向前延伸，唯一的办法就是自由潜水。但众所周知，蜡烛无法在水下燃烧。于是，潜水必须在一片漆黑中进行，探索的过程也因此变得几近疯狂。多年以后，卡斯特雷细数他在黑暗中潜水时所面临的风险：“我发现，面前的河水吞没了整个洞顶，就像站在起点一样，我可能会撞到堵在洞中的岩石，遇到死胡同而碰壁；可能会钻到一个黑暗的水室，因为缺乏空气而窒息；又或者坠入深渊，卷入一团被水撕扯拉拽的碎石，最后葬身于此”。倘若不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好奇心所驱使，没有人会接受这样凶险的挑战。

在我儿时的梦中，曾想象过很多次那种紧张的气氛。当时，卡斯特雷已经被水淹没到了脖颈——他把点燃的蜡烛放在面前的石壁的凹陷处；那微弱、闪烁的光亮，是他回头那一刻坚持下去唯一的希望——就这样，他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陷入绝对的黑暗。在我的想象中，在水下游泳，就如同宇航员迷失在无限的宇宙空间，没有目的地，也没有基准点。视觉失灵的情况下，其他感官接管了他对世界的感知：“因为看不到任何东西，我就只能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头顶的岩壁，这个时候，指尖已经成为我的眼睛。”他在水下潜行了一分多钟，就在快要支撑不住，无法转身返回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头在一个未知的空间浮出水面，使他得以再度呼吸。他在哪里？四周是彻头彻尾的黑暗，他能感受到的只有虚无。如果转身，迷失方向，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再也无法找到通往出口的水下地道。卡斯特雷做出了正确的决断：掉转过身，他再一次潜入水中，直到他看到蜡烛的光芒出现在了地道的那头。

这是一次真正堕入黑暗的经历，一次疯狂的冒险。未知的世界令卡斯特雷将所有的常识和安全规则抛诸脑后。但在另一边，洞穴仍在继续延伸，须用光把它照亮，才能揭开它的真面目。

几周后，卡斯特雷携同伴再度回到这个山洞，并把蜡烛和火柴放在橡胶箱里带了过来。在黑暗中，他们潜行通过了虹吸水道，在淹水的通道那侧再度把火焰点燃。洞穴里，一个难忘的惊喜正等着他们：原来，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人来过这里。通道的岩壁上画有马群和野牛，而在空庭的中间，有一个陶土做的雕塑，塑造了一只被斩去头颅的洞熊形象。史前人类大概是从虹吸水道的另一个入口进入的，他们带着火把进山，跋涉了一公里多，来到这里，进行了一番神圣的艺术创作。黑暗的魔力了不仅吸引了卡斯特雷，也吸引了一万三千年前的祖先。尽管他们害怕被黑暗永远地吞噬，但还是赤脚踏上黏土，一步步走入山洞之中。

多年后，蒙特斯潘洞穴又揭开了另一个迷人的秘密。在最靠里的一个洞室内，人们发现了一条被斩首的蛇骨架。无独有偶，1913年，在同一地区的一个名叫塔克·多杜勃（ Tuc d’Audoubert ）的洞穴中，也发现了一具类似的骨架。有显著迹象表明，这几具骨架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是大约一万三千年前某些典礼仪式遗留下来的沉积物。这个洞穴与蒙特斯潘洞穴有很多特点较为相似，均有地下暗河经过，均绘有狩猎场景的岩壁画和陶土雕塑。2016年，索邦大学的法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杜荷站在全新的视角，穿越古今，穿越地表地下两片大陆，通过研究洞穴所绘神话的方式来理解这两个发现的意义。事实上，从比利牛斯山脉到巴斯克山脉这片地区，流传着一个关于巨蛇的传说。这条巨蛇的形象变幻莫测，有时甚至可以化为天上彩虹的形状。它四处游荡，摧毁农田，吞噬居民和牲畜。为了阻止巨蛇作恶，有一人挺身而出，引诱它吞掉由一片大火幻化而成的虚假猎物。嘴里大火燃烧的余烬让巨蛇口渴难耐，为了解渴，它被迫喝光了河流和湖泊中的水，但无济于事，于是又找到渗入地下的水源，将头探入其中。巨蛇死后，它的头颅仍然卡在土里；而一经斩首，它的嘴就会把喝掉的水重新送回地面，再度形成河流和湖泊。朱利安·杜荷收集了许多类似的传说，在这些传说中，彩虹的形象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多种文化中，都与这条将头钻入地下的巨蛇有所联系。据此，人类学家通过复杂的过程，进行了一种类似于进化论的研究，从而找出各种神话传说之间共同的元素和发源的基因。他们构建出了一棵系统发育树，以证明巨蛇传说如何在几千年前发源于非洲，然后在各个主流文化中传播和演变的。原来，史前人类在河流纵横交错的洞穴内放置蛇的斩首骨架，正是相关祭祀仪式的遗迹，其目的是祈求地下世界的恩惠，希望平息极端天气并让泉眼发源。然而，洞穴内部的绝对黑暗与彩虹的意象恰恰相反，想要打败神话中的巨蛇，需要喂给它火把上的火焰，刺穿洞穴的黑暗，将火光推向它五脏六腑的最深处，将其斩首，让水从它的咽喉处不断喷涌出来。和卡斯特雷一样，史前人类在探索之前就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

黑暗被火焰所征服，这种燃烧的化学反应使我们得以重新创造光明。在史前人类所用的树脂火把和卡斯特雷所用的蜡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乙炔气体燃烧所产生的火焰，是探索地下世界的光源之一。在锂电池普及和LED灯发明之前，电筒的续航时间有限，且亮度往往不足。因此，直至21世纪初，乙炔灯（电石灯）仍然是洞穴工作者和矿工工作的主要光源。而碳化钙，通过魔法般的反应过程，可以产生强大的火焰，形成一个发光的、滚烫的球体，围绕在探险者周围，守护着他们。电石灯看起来像一个罐子，它的设计简单而巧妙：罐体被隔成上下两部分，上面的隔腔里装水，下面的隔腔里放碳化钙，也就是电石。转开螺旋开关，水就会从上面隔腔滴到下面隔腔里的电石上，引发化学反应，产生乙炔。就这样，可燃气体在罐内不断产生。通常人们把罐体部分斜挂在肩上，通过一根橡胶管将产生的乙炔气体输送至头盔上的喷嘴。在喷嘴处通过压电点火器将乙炔点燃后，灯就亮起来了。与卤素灯相比，电石灯有着显著的优势。它成本低廉、光照持久，而且保持化学反应所需的水在山洞里随处可见。

一个多世纪以来，乙炔独一无二的刺鼻气味一直是全世界洞穴探险队身上的名片。14岁之后，我加入了帕多瓦洞穴学家协会。即使在会议举办的所在地，房间里仍有乙炔的气味，这种特殊的味道彰显了洞穴学家在业内的身份。然而，碳化钙中还蕴藏着一种潜在的、可怕的能量。如果用点燃的香烟接近装有碳化石的罐子，就会发生爆炸。因为意外爆炸，山洞里曾经发生过无数起事故（幸好几乎都是小事故）。很多时候，探险者必须穿过淹水的通道，如果装有备用电石的罐子或内管密封不严，则会有水渗入其中，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大量气体。探险者闻到周围不断蔓延的气味，就会打开罐子，想要解决问题，但同时又忘了熄灭自己的头盔上的火焰——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发生爆炸，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只好顶着一张烧焦的黑脸走出山洞。有时，头盔上的喷嘴被淤泥堵塞，阻碍了气体的排出，而探险者误认为是碳化物产生的乙炔太少，因此则将开关打开得更多。这时，内部产生的压力会让喷嘴爆裂，甚至炸开输气管。于是，火焰从头顶直冲向两米高的高空，探险者仿佛变成了一个人形火把，随时可能爆炸。还有时候，灯会莫名地熄灭：电石灯的结构非常精细，火焰经常因为复杂的管道和狭窄的瓶颈而熄灭，引发中毒的危险。这时候，探险者只好骂骂咧咧地反复点火，点不着只能再点。此外，电石灯的使用还存在健康隐患，在密闭的环境中连续数小时呼吸着电石灯散发的烟雾，探险家们的鼻孔里经常充满了黑色的烟尘，这对肺部的健康毫无益处。

然而，这种火焰又是不可替代的——甚至对我们来说，它是神圣的。它使我们的里程能够在深山洞穴中推进数日，而不必担心电池电气接触。只要有电石和水放进罐中，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火焰的热量可以使我们保持干燥，避免体温过低。把它放在两腿之间的披巾下，我们就可以暖和地睡着了，直到不经意间有什么东西——很可能是鞋子或工作服——着了火，散发出塑料烧焦的烟雾，把我们熏醒。就这样，电石灯陪伴我探索了多年，直到2009年，我终于也放弃了这种老式照明工具，换为更实用的LED灯和锂聚合物电池。如今，只需携带几百克的重量，就足以保证长达数天的照明。放弃对电石灯的使用就仿佛和一个朋友道别（当然，鉴于它故障时我们数落它的次数，其实我们遗憾太多）。我们对火焰带来的光亮无比怀念：放弃电石灯，就像放弃了一个古老的仪式，放弃了洞穴本质的一部分。

阿蒂利奥·贝内蒂同我讲过，在一次探险中，电石灯曾救了他的命，同时也让他发现了一种从未被人注意到的独特现象。1965年，他前往阿普利亚探索费拉泰拉河谷。探索发现，在深渊的底部，大约220米的深处，有一条狭窄的隧道向外敞开，通往无限的可能。为了确认洞穴是否会继续延伸下去，阿蒂利奥几乎头朝下钻进了那条通道，身体把洞穴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他戴着头盔和电石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但迈出某一步时，火焰突然熄灭了。他本以为是电石灯的老毛病，可反复点了多次，灯还是不亮。乙炔的气味飘散在洞穴中，就在这时，阿蒂利奥忽然意识到，他正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火焰并非因为故障而熄灭，那就说明这里的空气中缺乏燃烧所需的氧气，他必须尽快离开。紧要关头切忌惊慌失措，于是，在爬行倒退出去之前，阿蒂利奥决定先让自己的呼吸放松下来。在一片漆黑之中，他将自己的脸颊贴在冰冷的泥浆上，开始倾听自己的呼气吸气的声音。就这样，他睁开眼睛，让双眼适应黑暗的环境，却突然意识到，这个岩洞并不是完全黑暗的，有一些微弱、浅绿色的光点，把整个洞穴的轮廓勾勒了出来。原来，这光线是一些幼虫发出来的，它们极其微小，悬挂在洞顶的细丝上。这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在此之前，欧洲从未发现过适应洞穴黑暗环境的发光昆虫。经过一番周折，阿蒂利奥终于从狭窄的山洞中脱身，返回了地表。但在之后的几年中，进入这个洞穴的通道却被这片土地的所有者堵上了。而那些昆虫也就再也没有人知晓：直至今日，它们仍未被发现和研究。

世界上有记载的洞穴发光生物的案例极为罕见，即使是少数几种人们较为熟知的发光生物，其发光目的也并非照亮周围环境，而是将猎物（如小蠓虫和蚊子）吸引至微弱的化学光中。新西兰怀托摩洞穴中大量分布的小真菌蚋幼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生命的演化在黑暗的洞穴里重新创造出灿若繁星的景观，甚至为宇宙中没有光子到达的角落也带来了光明。

然而，像怀托摩洞穴和费拉泰拉洞穴这样的案例实际上是鲜有的个例。大多数情况下，洞穴生物往往通过忘记视觉来发展其他感官，如触觉和嗅觉，以及相互的化学作用——这种作用使得某些地区特有的地下昆虫大量繁殖，成为生物链的一部分，在黑暗中找到属于物种自身的活动范围。

而我们人类则不具备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视觉感知仍然是我们理解和领略地下世界的主要手段。

照明工具的演变，从火把到蜡烛，从电石灯到LED灯，虽然使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但并没有完全打破我们与洞穴世界的隔阂。同样的山洞，在不同的照明工具下参观，会给人带来全然不同的体验。调节发出光线的强弱，我们能够照亮的区域可近可远，从而将同一片环境中不同的部分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之中。洞穴可以在我们的感知中不断发展变化，通过特殊的细节和崭新的环境变得更加丰富，但永远无法被我们完整地了解与掌握。

洞穴学家所绘制的地图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正是由于描绘地下世界存在诸多固有的困难，洞穴学家不仅要将山洞照亮，而且需要通过地形图来将这些新的探索领域呈现出来。一旦洞穴学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就会立刻拿出指南针、测斜仪和一根公制的尺绳，开始逐段测量，连接各点，在辅助线上标好数字，并把这些数字整理在一个笔记本上。通常情况下，一旦回到地表，“测绘”工作就要以两种不同的、互补的视角，复原洞穴的形态：其一是平面图，即从上方俯瞰洞穴的走势；其二则是剖面图，即倘若沿着洞穴的走势垂直剖开山体，我们将会看到的地形情况。如今，新的仪器，如激光测距仪、指南针和电子测距仪，可以建立起三维模型，使我们能够看到山内洞穴的走势——更确切地说，是看到我们已知的那部分洞穴的情况。

然而，作为地理地图，洞穴平面图和剖面图画出的内容仍然有限，只能呈现洞中迄今已被照亮并勘测的部分。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知晓：这个地下的空洞如何形成，又如何演变而来？它的地形如何分布，而作为探险者的我们，又会面临怎样的障碍？

然而，那些方格纸上用铅笔画的图纸，也蕴含着丰富的内容。通常情况下，当涉及绘制巨大的地下环境（如几十米深的竖井、空庭以及幽深的峡谷）时，图纸上必须用虚线而非实线标注，以表明我们目前的照明设备还不能完全探索到这个地理环境的尽头，需要借助想象力和未来不断探索才能得以确定。实际上，在绘图过程中对于未知情况的保留，与人类早期对于世界的许多表述颇为相似，如“hic sunt leones”（此处有巨兽）、“terrae incognitae”（无名之地）和每一片“zona bianca”（留白区域）。而打破那条代表黑暗边界的虚线，正是洞穴学探索的意义所在：化幻想为现实，从中汲取知识。当一座洞穴被勘探完成，这片地方就会与它的探索者产生极为紧密的关联。正是探索者把它带入光明——又或者说，正是探索者把光明带入洞穴之中，把对这座洞穴的感知，洞穴的形状、它的地图、它的存在本身，告诉地表世界的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个过程总是发生于不为常人所知的地理世界中，而今天，则更多出现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地理方面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即洞穴学和天文学。2019年，我曾有幸受到博洛尼亚大学校长弗朗切斯科·乌贝蒂尼的邀请，在开学典礼上与马里卡·布兰凯西教授一道，讲述我在洞穴学方面的探索和研究经验。马里卡·布兰凯西教授是多信使天文学的学术领头人之一，她通过对于引力波的探测，尝试在宇宙地图上定位信使的源头。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故事后，我们不禁产生了共鸣。虽然我们的研究方向看似相去甚远且方向相反，但却在探索发现的过程中获得了同样的体验，正因如此，我们也都对探索的过程无比着迷。我谈到了委内瑞拉平台状的山中的岩洞，和大家讲述我是如何预先想象洞穴的存在，然后逐步发现、探索它，进而深入研究这片地球上最古老、最迷人的生态系统之一。马里卡则与我们分享了她的天文学故事。在引力波探测器接收到来自宇宙未知区域的信号时，她曾预先告知了全世界范围内的天文学家。这个直观的判断与一种探测法相关：通过三角测量引力波的来源，有可能在宇宙地图上追溯到源头的位置坐标，并观察到产生引力波的事件。基于这个思路，2017年8月的一个夜间，所有的望远镜都对准了宇宙中引力波传来的那个角落，在瞬息之间见证了一个光点的闪现：原来，两颗中子星相互发生碰撞，光谱上全部的光线都投射到了太空。站在地球上望去，一场宇宙的巨变仅仅化作几个像素的光点，如果不是凭借一种直觉，凭借一种不知是否会成真的梦，没有人能够感知到它的存在。就这样，想象力不断拓宽宇宙的边界，开创新的地理学视野。

同样的探索过程，不仅发生在马里卡无垠的宇宙空间，也发生在地球有限的内部世界。在安提卡之路的探险让我切身体会并理解了这个过程。安提卡之路是斯普鲁加·普雷塔深渊内的一条大分支，2003年，我在莱西尼山脉第一次发现了这个分支，而斯普鲁加则是我冒险踏入的第一个巨型深渊。实际上，在15岁时，我就已经可以到达近900米深的洞底，绳降进入极深的竖洞，跋涉经过湿滑曲折的地道，在那黑暗的垂直上下的迷宫中度过几十个小时。但我对所处环境的熟悉是这一切的前提——进洞之前，我就已经对先前几十位探险家描绘的地图熟稔于心。第一批到达此地的探险者是路易吉·德巴蒂斯蒂和詹尼·卡比安卡，他们于1925年首次绳降至洞穴131米深的深处，开始了一场国际洞穴学历史上传奇般的探险活动。此后的80年里，不断有探险者深入其中。就在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这个洞穴已经被探索至极限，不再有任何秘密可言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洞穴的地形却悄然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人类用于测量的技术设备和洞穴探险者的能力也在几十年间不断提升。此刻，面对地图，仍有几条虚线让我跃跃欲试，牵动着我的神经。其中一条正处于一座竖洞的岩壁上——这座巨大的竖洞坐落在一处断层旁边，从地表上可以看到，它通往阿迪杰山谷陡峭的岩壁。

当我试图照亮那面岩壁的时候，我看到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就在我前方大约20米处，岩石并没有完全闭合，而是形成了一个潜在的通道，通道那头便是吸引我前往的神秘之地。但想要到达那个洞口并非易事：岩壁是垂直的，光滑又潮湿，而在我身下更有一道50多米深的深渊。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就在第一次考察后的那几天，那几夜，潜意识带我游历了许多梦境，醒来之后，梦境竟显得无比真实。在其中一个梦里，我在斯普鲁加·普雷塔深渊的底部，置身于史上著名的“黑暗空庭”之中。虽然从远处看，岩壁似乎完全封闭了，可当我走近它时，一种神奇的视觉效果逐渐显现出来。在光的变换下，我发现两片交错的岩壁间，隐藏着一道高而深的走廊。穿过它之后，再向前一点，我便发觉自己突然走到了地表之上，走入了绿色森林之中，一阵风吹过，树木的枝丫在空中摇曳。梦醒之后，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我的想象力正在执着地催促我跃出地图的边界，去虚线之外看一看。终于，几周之后，我顺着岩壁艰难地横爬过去，直到那座悬空的竖洞面前，我继续沿着这个洞穴前行，直至来到另一座竖洞的边缘。再往前走，岩壁上有一个裂口正向外张开。我朝里丢进去几颗石子，不一会儿，洞里传回诡异的弹跳声和隆隆声，在那片未知的地方回荡了12秒才消失——我们要开始新的探索了，要在那张白纸的虚线之外补充新的东西。接下来几年的时间里，我都将投身于这张地图的绘制工作中。

在洞穴世界里，如果你突然发现地图画得不全，只呈现出那些通道、空庭、峡谷或深渊的一小部分——不必惊奇，这个现象实际上相当普遍，因为洞穴的边界总是非常不稳定，而且是人为勾勒出来的。在洞穴相关的文字记录中有很多经历与我类似，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萨拉加托洞穴。在阿普安阿尔卑斯山，探险者发现这个洞穴存在向内延伸的一部分。那是一座由卡拉拉白色大理石构成的洞穴，1966年，探险者首次进洞勘探，降至约340米深。这个洞穴内部最具特色的一个结构名为“佛罗伦萨洞”，是一座巨大的石灰岩井，深达210米，宽度则超过50米。第一批进洞的探险家只能借灯光推测它的边缘，仍有大片的区域在黑暗中，等待时间赋予它更多的可能。直到1993年，托斯卡纳的洞穴学家、雕塑家菲利波·多布里拉决定用更强的灯光对付这座可怕的深渊，就此发现了一条巨大的、黑暗的通道，远离下行的路线，在岩井的侧壁上隐约显现出来。菲利波冒着极大的危险，爬过突出的倾斜的岩壁，攀越不稳定的墙面，用绳索将自己悬停在洞内两百多米的高空（许多人至今仍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最后终于到达了那条未知的隧道。一场延续多年的探索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洞穴探险者在这座山里行走了几十公里，直至地下千余米的深处，逐步描绘出这个洞穴的内部结构，并以此地的大理石山峰的名字为之命名，即泰普拉系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去洞穴学家的身份外，菲利普还是一位令人称道的雕塑家，对他来说，在探索洞穴的道路上，向前走的每一步都意味着对于洞穴的一次再创造，意味着历经数百万年，又有一片流水雕刻出的景观被揭开面纱，成为大自然伟大作品的一部分。作为雕塑家，他的梦想便是对着硕大的大理石块想入非非，构思可以雕出的人物形态，体会岩石内蕴藏的巨大能量。实际上，设计雕塑时，尺规在粗糙的大理石块上留下的痕迹，恰恰和洞穴地图上的虚线异曲同工。正是这些标记定义了已知的边界，在这个界限之外，所有幻想的魔力都会迸发出来。打破黑暗，就意味着要去突破地下世界的边缘，照亮一片新的土地，否则那些无人知晓的地方就将永远封存于黑暗。

都灵大学教授、物理学家乔瓦尼·巴迪诺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洞穴学家之一，也是最能理解地下黑暗世界本质的人。他将探索活动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从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五章中的三节汲取灵感，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洞穴学探索的本质：

正如在纸上一种焦黄的颜色

还没有变黑而在火焰之前

卷去，而白的颜色渐渐消失。

想要理解它的含义，我们不妨想象自己身处于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中，在黑夜里，拿出一张纸，用火柴点燃它的一角。在火光的映照下，我们可以读到纸上的文字，但文字同时也正在被火光吞噬。就这样，火焰照亮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一切，却又同时将这一切毁灭。于是，纸上书写的内容就变得更加难以捉摸，更加神秘莫测。洞穴学家探索的过程也是一样。头灯散发出的光芒让原本完全未知的领域变得清晰可见，却又与此同时，用冰冷的现实，一点一点摧毁想象力构筑的丰富世界。就这样，探险家在未知的区域开疆拓土，把想象的边界——那片由亮变暗的过渡区域，越推越远。 ubnOsYEiOpD0ndwCT6X63LsBdrMXsetCCj4sOSVH/LAlOTLIVyGvDXmbbBZTX+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