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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案的悲剧是必然发生的。首先是由于司马迁的性格。我们试想想看吧，假定司马迁没受过儒家的熏陶，十岁时不曾去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二十岁前也不曾去接触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壮游时也不曾到齐鲁去练习乡射，后来也不曾到大行礼官去看三代损益的“礼”，甚而根本没有一个让他“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的孔子，就是有，他根本也不曾晓得，那么，他将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我想，他恐怕是一个再放诞也没有的人物，像庄周；他恐怕是一个再多情也没有的人物，像屈原；他恐怕是一个再任性也没有的人物，可以超过陶潜了。
不过，事实上，他笼罩于孔子的精神之下了，他的横溢的天才，已经像泛滥的河流一样，终于入了一个峻峭的岩壁中了！
虽然如此，他的本来面目还是时隐时现的。孔子的精神是理性的——纵然根底上也不尽然；但司马迁终于是情感的。孔子的趣味，表现而为雅，这是古典的；但司马迁的趣味，表现出来，却是奇，这却是浪漫的了。
他的情感极浓烈，平常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极苦闷，极寂寞的郁结的烦恼在；德文所谓Leidenschaft，最足以表现他这种心情。
他这种情感，又不止是愤懑的、破坏的而已，却同时是极为积极，极为同情，对一切美丽的，则有着极度的热爱，而不能平淡。他对于孔子吧，称为“至圣”，称“心向往之”，称“想见其为人”，称“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对于屈原吧，称“能无怨乎？”，称“盖自怨生也”，称“悲其志”，称“未尝不垂涕”；就是对于季札，也称“何其闳览博物君子”；对于韩非，也称“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对于苏秦，竟也说“毋令独蒙恶声”；对于游侠，更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同情，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深挚的怀念！至于他废书而叹的时候，更非常多，他读到《孟子》“何以利吾国”，废书而叹；他读乐毅《报燕王书》，废书而叹；他读到功令，广厉学官之路，也废书而叹；他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乐书》）又未尝不流涕——他的情感像准备爆发着的火山一样，时时会喷放出来！
他之作《史记》，也决不像一个普通平静的学者似的，可以无动于衷而下笔着，看他的《自序》：“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执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基于一种感情而去着手了的。
情感者，才是司马迁的本质。他的书是赞叹，是感慨，是苦闷，是情感的宣泄，总之，是抒情的而已！不惟抒自己的情，而且代抒一般人的情。这就是他之伟大处！不了解情感生活的人，不能读司马迁的书！许多责备司马迁的人，可以休矣！
因为司马迁是这样情感的，所以对于李陵的遭遇，不能不大声疾呼。加之，他的诚坦，使他不会说违心之论，使他不能（也不肯）观测上峰的颜色；他的正义感，更使他不能怯懦地有所含蓄或隐藏。所以，李陵案便决不是偶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