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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马谈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这事，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也就是司马迁参加塞河的第二年，果然实现了，他已经二十八岁。大概司马迁的文才早为汉武帝所赏识，并早已表示过要他继续做太史令了，所以司马谈才晓得他儿子“必为太史”。
为什么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才为太史呢？这是因为父死有三年之丧的缘故。却只因为他身为郎中，所以虽在守制之期，也还扈驾封禅并塞河。
司马迁为太史令的这一年，正是少年英俊，富有活力的时代，当时汉武帝已经四十九岁了，但也正在英雄事业的盛期。在司马迁初为郎中时，汉武帝约四十三岁。君臣的相遇，到这时不觉已经六年了。
天才怒发的司马迁当了太史令，立刻表现出了躁进和不知人世艰辛的模样。太史令自然是一个亲贵的位置，于是劝他的朋友们也都借此登政治舞台。所以当时有劝他的朋友挚峻的一封信：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挚峻的字）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这是劝挚峻也出来立功的意思。那挚峻却比较世故得多，却宁欲当
山的隐士而不肯出来。那答书是：
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馀齿耳。
这样韬光隐晦却也是司马迁所做不来的，他乃是很得意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而“出入周卫之中”了。
司马迁做太史令的这一年，不惟是他自己得意之时，国威也在蒸蒸日上着。这时不惟距匈奴战争告一段落已有十二年，距南越（两广）之平已有四年，距东越（福建之地）之平已有三年，而且这一年又把朝鲜定了，西域的经营则自酒泉（甘肃西部）以至玉门，都设有亭障，更因为和西域交通的结果，杂戏（角抵、鱼龙、漫衍之属）也开始出现，凡此一切，都在说明那时代的活跃和盛大。司马迁正是大时代的骄儿！
做了太史令以后的司马迁，他的生活当然是日以“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为事，“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的精神生活，不用说，是较以往更丰富了。
可是他除了游泳于这些文化遗产之中以外，随从巡幸之事，却还是不能免。例如他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又扈从封禅，这次的路线，是先到了雍（长安以西扶风之地），祭五畤，又通回中道，出了萧关（在现在甘肃的东北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过独鹿鸣泽（现在察哈尔的涿鹿），到了山西北部的恒山，才转回来。到了这时，司马迁是可以骄傲地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五帝本纪赞》）的确，一个不满三十岁的人，已经把全国都游遍了，原是值得骄傲的！
司马迁三十岁时，汉武帝又有南巡之事。先是到了南郡（现在湖北一带），又到了九疑山（湖南南部的宁远县境），因为传虞舜葬于此，所以即在这儿祭过了虞舜，又到了灊天柱山（即现在安徽东南部的霍山，当时号称南岳），自此到了浔阳（现在九江），这时大队伍是改为水路了，《汉书》上称“舳舻千里”，声势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汉武帝并且在江中发现了一只蛟，便亲自把它射获了，这时汉武帝已经五十一岁，体魄却还证明十分健旺。从浔阳，舟行到了枞阳（现在安徽桐城东南）。当时作有《盛唐枞阳之歌》，盛唐就是现在安徽怀宁之地。中间所游的是庐山和彭蠡（就是鄱阳湖）。南巡完了，汉武帝便又北上，到了琅琊和海上，更到了泰山增封。司马迁自然又跟着走了一大遭。
盛之始，却也就是衰之渐。这时汉朝的许多名臣大将多半物故了，卫青即死于这一年，张骞则死了八年，张汤死了十年，霍去病死了十二年，李广是死了十四年，于是汉武帝下诏求人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像一幕戏似的，汉武帝的事业是快到了尾声了，是快成为历史家的对象了。——但表面上却未必有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