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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机动战术的诞生

真正激发美国陆军领导阶层对空中机动性想象力的是1954年4月出现在《哈珀斯》( Harper's )杂志上的一篇简明文章,文章标题是《骑兵,我指的不是马!》( Cavalry, and I don't mean horses! ),作者是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少将,二战期间的第82空降师师长,不久后他将成为代理陆军参谋长。加文在文章中主张使用空运的机械化部队作为现代骑兵,他积极推动了空中机动理论和“空中骑兵”(Sky Cavalry)的实际实施,指示本宁堡步兵学校发展一种直升机战术。该学校的空降兵系变成了空降兵—陆军航空兵系,并且有一个空中机动部来研究这个理论,一个直升机连被配属给该部对研究中的理论进行野外试验。1955年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担任空降兵—陆军航空兵系主任的是约翰·托尔森三世(John Tolson Ⅲ),他是另一位在战斗中扩大直升机使用的推动者。托尔森在1999年题为《空中机动性,1961—1971》( Airmobility,1961-1971 )的专著中定义了空中机动性,他将这个术语描述为一种“设想使用陆军建制的空中交通工具来确保机动性、火力、情报、支援以及指挥和控制平衡的理论”。托尔森和他的团队汇集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来制订空中机动性的程序、组织概念和物资要求,托尔森在专著中强调空中机动性理论并不是越南权宜之计的产物,他将空中机动性理论追溯到二战时期的空降行动,以及直升机在朝鲜的使用所带来的影响。根据托尔森的说法,尽管越南战争是第一次空中机动性的大型战斗试验,但没有十年前的某些关键决定,在东南亚遂行空中突击行动是不可能的,“五十年代中期是新战术和新技术的孕育期”。

少将詹姆斯·加文帮助军队转变思维使用直升机,他写下了著名的《骑兵,我指的不是马!》。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在发展直升机机载武器方面迈出了第一步。20世纪50年代,美国陆军不断努力为直升机配备武器,其核心是陆军航空学校。该学校最初建在俄克拉荷马州的锡尔堡(Fort Sill),1954年搬到了亚拉巴马州的拉克堡(Fort Rucker),领导这次搬迁的是卡尔·赫顿(Carl Hutton)准将。赫顿积极支持用武器装备直升机,并设计了可行的“空中骑兵”装备、理论和改进编制,赢得了“攻击直升机之父”的荣誉称呼。

1956年6月,赫顿要求杰伊·范德普尔(Jay Vanderpool)上校监督一个尚未获得批准和拨款的研究项目,“以证明武装直升机和发展百分之百武装空中机动部队的可行性”,并要求秘密工作,范德普尔不得不自行采购直升机、武器和其他试验设备。项目开始不到一个月,他的试验小组就在学校内获得了“范德普尔的傻瓜们”(Vanderpool's Fools)的绰号。到试验结束时,他们已制订出旅级以下的武装直升机基本文件框架。1959年3月,第7292航空作战侦察连开始一系列重组和更名,最后导致1965年第9骑兵团第1中队成立,这支部队作为陆军最初的空中机动部队成为第1骑兵师的一部分被派往越南。

拉克堡的人员后来向当时的陆军航空兵首位主官和空中机动的长期倡导者汉密尔顿·豪兹(Hamilton Howze)少将介绍了其研究成果。豪兹被公认为空中机动理论和当时陆军航空兵学说的背后知识力量,他于1955—1958年担任陆军部第一任陆军航空兵主任期间,为陆军航空兵的使用制订了新的战术原则,并帮助航空中心和学校在拉克堡建立起新家,他本人后来成为第82空降师师长。

1956年6月,通过试验和大量的野外实测,军方逐渐意识到了直升机的潜力。在对战术、军备以及直升机前景进行持续研究后,1958年首次讨论了“武装空中”师。当时的直升机虽然在性能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然不足,直升机制造商正在等待陆军对直升机性能指标的指示,但当时陆军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直升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混乱情况于1959年发生了改变,《陆军飞机发展计划》( Army Aircraft Development Plan )于1959年10月开始实施,陆军建议发展包括固定翼和旋转翼的轻型观察机、载人监视机和战术运输机。

1960年1月15日,根据陆军参谋长指示,陆军飞机需求审查委员会(The Army Aircraft Requirements Review Board)成立,由戈登·罗杰斯(Gordon Rogers)将军担任主席,因此该委员会也被称为罗杰斯委员会(Rogers Board)。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使飞机生产计划满足陆军的需求。2月1日,45家公司提交了119个设计方案,在对所有设计方案进行评估后,罗杰斯委员会于2月29日—3月6日在门罗堡(Fort Monroe)召开会议,审查了陆军飞机发展计划,讨论了陆军航空兵的作用和任务,预估了陆军需要的资金,评估了战斗需要以及详细的采购计划。

1957年11月7日,在奥德堡(Fort Ord)的战斗实验中心进行机动性试验时,一架陆军CH-21直升机从亨特·利格特军事预备基地的空地上吊起一辆吉普车。

罗杰斯委员会对三种类型的飞机——观察机、监视机和运输机提出了建议。在观察机领域,它主张立即进行一次新型直升机设计竞赛,选择至少两种设计进行全面研发,并且进行竞争性测试。竞争选中的设计将在1964财政年度开始生产,并最终逐步淘汰现有的H-19、H-21和H-34直升机。正是该委员会建议采购贝尔HU-1(即UH-1“休伊”)直升机,该型直升机将成为美国陆军历史上用途最为广泛的直升机,越南战争中它将无处不在。在监视机领域,罗杰斯委员会认为,在渗透侦察机用于军事领域之前,必须对感应装置、数据链和情报处理进行更多的测试。在进行这些研究的同时,委员会建议研制一种新型飞机,完成工作目标的时间是1970年。在运输机领域,委员会确定需要更加具体而明确的陆军空运支持应急计划,同时还需要制订一个方案,在20世纪70年代初为“支努干”(Chinook)和“驯鹿”(Caribou)提供垂直或短距起飞与降落的长航程替代机型。

委员会还提出另外两项不为人知的建议。委员会建议应建立一种至少每十年更新换代一种机型的政策,如果军事行动需要或技术允许的话,这个更换时间可以提前。委员会另一个建议是陆军部和大陆军团司令部应准备进行一项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空中作战部队的概念是否可行,以及是否应启用一个试验单位来测试其可行性。1960年3月19日,陆军参谋长批准了罗杰斯委员会的建议,并指定各参谋机构负责执行这些建议。关于空中作战部队,则责成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来编写这方面的建议。

对陆军空中机动理论来说,罗杰斯委员会的重要性被后来出现的豪兹委员会(Howze Board)和第11空中突击师的测试所掩盖了。罗杰斯委员会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正是该委员会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动作,对美国后来的空中机动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2年4月,美国陆军航空兵的扩张得到了极大的推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斯特兰奇·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声称陆军的飞机采购计划是保守的,并质疑陆军采购的飞机。麦克纳马拉大力推动国防改革,他倡议大胆发展新战术,在战术机动性和航空作战能力上取得更为重大的进展。

为了实现这一点,应麦克纳马拉的直接要求,1962年4月,陆军立即成立了陆军战术机动性需求委员会(Army Tactical Mobility Requirement Board),由曾作为罗杰斯委员会成员的第18空降军军长汉密尔顿·豪兹中将担任主席,这个委员会也就非正式地被称为豪兹委员会,目的是审查和测试将直升机集成到美国陆军的新理论。这个委员会据说始于美国大陆军团司令部司令赫伯特·鲍威尔(Herbert Powell)将军于1962年5月3日写的一封信,但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在这个日期之前就已经开始运作了,其最终成员包括240名军事人员和53名文职人员,另外还包括分配给它的部队测试、作战分析和兵棋推演人员。委员会由理事会、审查委员会、顾问小组和秘书处组成。委员会主席、审查委员会和秘书处组成了一个额外的指导委员会。大部分工作由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完成,7个委员会分别是侦察、安全和目标获取,战术机动性,火力,后勤行动和后勤补给,作战研究,野外测试,以及计划、政策和预算;8个工作组(在委员会完成工作后成立)分别是反叛乱,战斗部队,后勤部队,远程,战略区域,作战研究,野外测试,以及计划、政策和预算。这些小组在实际工作中有很大的自由度。

1962年4月,陆军战术机动性需求委员会主席汉密尔顿·豪兹中将。

1962年8月20日陆军战术机动性需求委员会最终报告的影印件封面。

豪兹委员会虽然组建时间很短,但委员会章程赋予了它很大的权力,其职责是研究、测试和评估空中机动部队组织和运行的各个方面,可以采取包括野外测试、军事演习、海外访问、调查研究等一切方式。第82空降师的一部分部队、陆军航空部队,甚至空军的飞机也参加了测试。这些实地测试主要是通过军事演习让空中机动部队和地面部队以相互对抗的方式来进行详细的对比,前后共计进行了包括实弹演习在内的40多次测试,总共使用了150架陆军飞机,其中既有旋翼机也有固定翼飞机。

1962年8月20日,豪兹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被递交给了国防部。在这份报告的建议中,最为主要的战术创新是空中突击师和空中骑兵作战旅。这两种编制,部队中大部分轮式车辆将由直升机和轻型飞机代替。另外,武装直升机和OV-1飞机将取代部队中的大部分火炮和装甲车辆。豪兹委员会设想的这两种部队将只拥有不影响其机动能力的有限传统装备,而重点在于加强部队运输、装备机动和火力支援的空中能力。

与拥有100架飞机的标准师相比,设想中的空中突击师将拥有459架飞机,它拥有的地面车辆将从3452辆大幅减少到1100辆,数量不及标准师的三分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实现空中机动性,并有效减少战略部署时对空运的依赖。火炮将只拥有105毫米榴弹炮和“小约翰”火箭炮(可由“支努干”直升机空运的火箭炮)。为了补充因取消大部分火炮和装甲车辆而被大大削弱的火力,该师将使用24架武装的“莫霍克”(Mohawk)固定翼飞机和36架装备2.75英寸 火箭弹的“休伊”直升机。空中突击师作战部队中的三分之一可以通过师属直升机一次性空运,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改变,其中涉及的可不仅仅是一个战术机动性问题。通过航空力量,该师在行动的所有方面都将得到加强,包括侦察、火力支援、后勤、指挥和控制等等。

至于委员会建议的空中骑兵作战旅,它将拥有316架飞机,其中144架是攻击直升机。这支部队发挥的作用将会是骑兵的典型作用——掩护、侦察和开展迟滞行动。不同于空中突击师就是为了参与地面作战而设计,空中骑兵作战旅,包括其反坦克能力在内,都是为了空中使用。

委员会向麦克纳马拉提出了5个备选方案,用空中机动部队来取代传统部队,使陆军结构更加现代化。在5个备选方案中,委员会推荐选择第三个方案,并认为它“最符合要求,最符合陆军的任务和总体结构”。在这个为期6年的计划目标中,11个陆军师将被改编,组成包括5个空中突击师、3个空中骑兵作战旅和5个空中运输旅的新型部队,并提高其他作战部队的机动性和后勤支援的效率。

委员会报告得出结论,直升机应被广泛纳入军队的结构中,并指出陆军直升机在5年内的数量应从不足5000架增加到8000架以上。为了完成部队改编,委员会强调陆军航空人员计划必须在数量和质量上进行改进,它提出的替代方案是1966年需要8900名飞行员,1968年增加到20600人。委员会预见到对准尉飞行员的需求将会增加,并建议在5年内将准尉飞行员和准尉军官的比例定为1∶1。报告中还建议对军官的职业规划进行重大改革,加强对他们的训练、管理和使用。

1962年余下的时间里,国防部对委员会的报告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评估,这份报告仅主体部分就厚达3500页。经过再审查后,军方决定组织、训练和试验空中突击师和空中骑兵作战旅,并于1963年1月的第一周发布了执行的命令。

在美国国内,军方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相关进程。与此同时,美国日益介入并深陷到越南冲突当中。得益于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在越南的先期部署,在越南获得的那些空中机动经验将有助于塑造这些试验部队的未来。 kCPjDIfkV05cgwMDlKobsoPKrMJEqNu6bT9N6HQzBH4a5P14nCT+gZopLMjr+D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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