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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离世后留下大量文件，都是他战争期间积累下来的，包括作战命令、态势报告、发给最高统帅部的每日报告。除了这些官方文件，他还留下好几本私人日记，以及关于1940年法国战局和沙漠战争的综合笔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父亲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出版了一部关于步兵战术的著作。撰写此书时，他发现自己保留的重要文件少之又少，而他的日记也派不上太大用场，战事最重要的阶段，日记里却一片空白，因为他当时忙于作战，无暇撰写日记。
毫无疑问，父亲想根据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再撰写一部关于军事教训的著作，他决心这次不再重蹈覆辙，因而尽力保留了相关记录。
从1940年5月10日跨过国境那一刻起，他就以个人记述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参与的作战行动，通常是每日口述给一名副官。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就对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做出更加深思熟虑的评述。
他保留了所有官方命令、报告、文件，以及他或参谋人员用彩笔绘制的几百幅作战地图和草图，有些是以绘图墨水完成的，精心而又准确；另外还有些地图草稿，他打算日后作为插图用于出版的著作。
战事逆转后，父亲越来越焦虑，担心自己万一阵亡的话，这些作战行动的客观记述可能无法保存下来，会让他的意图受到曲解。从非洲返回后，他开始秘密整理文件，通过口述或提交草稿的方式，请我母亲或副官打字。1944年8月他从法国回来，着手撰写关于盟军入侵的记述，待他发现自己受到怀疑，可能会卷入“7·20”事件的清算，便赶紧销毁了这份记述。另一方面，某些文件之所以得以保存下来，完全是因为他没来得及焚毁。
父亲是个充满热情的摄影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于著书的目的，他重返意大利，想在1917年自己战斗过的地方拍些照片，回去制作书中使用的战术草图。但这个目的不容易实现，因为意大利人不太欢迎带着相机的德国军官跑到他们的边境地区。于是，父亲化装成工程师，骑摩托车带着我母亲跑了一趟。至于计划撰写的二战著作，他打算配上丰富的照片，为此，他在欧洲和非洲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好多是彩色照片。他只在进军期间拍照，因为他告诉过我：“我后撤时决不拍照。”
另外，他几乎每天都写信给我母亲，她保存了上千封信件。
经历了一次次颠沛流离，这些材料最终只有一部分保存下来。
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父亲在维也纳以南30英里左右的维也纳新城担任军校校长。军校设在一座庞大的旧城堡内。1943年，英美轰炸机中队开始空袭维也纳新城，我们的家处在被炸毁的危险下。于是，我们把父亲的部分文件藏到城堡地窖里，另一部分转移到德国西南部的农场。1943年秋季，我们带着剩下的文件，从维也纳新城搬到距离符腾堡州乌尔姆5英里的黑尔林根。
父亲的离世，让我母亲更加急于藏匿他的文件，不仅出于个人原因，还为了有朝一日撰写历史能说出真相。举办父亲的葬礼时，一名党卫队军官已经在交谈期间打听那批文件的下落，我们没上钩。尽管如此，他们很可能会想方设法从我们手里夺走文件。
因此，母亲立即把存在家里的文件归拢起来。我赶往维也纳新城，取回藏在城堡地窖里的文件，明眼人都能看出，苏联红军用不了多久就会攻到维也纳。果不其然，6个月后，红军杀到这座城堡，在此培训的部分军校学员顽强抵抗，整座城堡沦为废墟。苏联人抢走了能抢走的一切。
在我姑妈和父亲的副官阿尔丁格上尉帮助下，母亲打包了所有文件，随时准备疏散。她打算分散藏匿这批文件，因为比较稳妥的办法是，决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1944年11月中旬，留下来帮助我母亲处理父亲身后事务的阿尔丁格上尉突然接到乌尔姆驻军代表的命令，要他去乌尔姆火车总站，迈塞尔将军的一名参谋在那里等他，有事情面谈。一个月前，就是迈塞尔将军把我父亲带走的。阿尔丁格上尉还听出暗示，那名参谋随后会去黑尔林根。
对方来访的目的是什么？母亲和阿尔丁格上尉对此一头雾水。是要逮捕我们吗？还是说他们打算搜查我们的住处，寻找父亲的笔记？没人能猜到。
我们尽可能加快了藏匿剩余文件的工作。到11月14日傍晚，除了父亲个人笔记的草稿和略记，留在住处的只剩官方军事文件，不管怎么说，我们打算交出这些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
11月15日上午，阿尔丁格离开黑尔林根前往乌尔姆。他告诉我母亲：“我把汽车留下，天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也许我会被立即逮捕，如若不然，我就马上返回黑尔林根。”
母亲等待着。到了下午，她越来越担心阿尔丁格会身陷囹圄。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为除了母亲和我，阿尔丁格是知道父亲真实死因的唯一证人。快到15点时，花园的门开了，阿尔丁格走了进来。他孤身一人，腋下夹着个用白纸包着的硕大包裹。母亲的担心幸好没有成为事实。迈塞尔的参谋把我父亲的元帅权杖和军帽交还阿尔丁格，我父亲10月14日服毒自尽，奉命监督的两位将军拿走了这两件东西。他们把“战利品”带回元首大本营，我们后来得知，两件东西在希特勒的副官长绍布的办公桌上摆了段时间。我父亲自尽后，阿尔丁格上尉多次以我母亲的名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归还我父亲的遗物，出乎所有人意料，这种前所未闻的做法居然奏效了。
此时，我们已疏散大部分文件，转移到德国西南部两座农场：一部分藏在地窖的墙壁内，还有一部分藏在另一座地窖一堆空箱子后面。我们把父亲关于诺曼底战役的笔记放在小盒子里，请朋友把它埋在斯图加特的残垣断壁间，这里已被多次空袭炸成废墟，盟军不太可能再把此处视为有价值的目标。父亲1943—1944年的日记存放在一所医院，其他材料送到斯图加特我姑妈那里。母亲在黑尔林根的住处保留了父亲关于非洲战事的原始手稿、1940年法国战局期间拍摄的照片，以及他的私人信件。
奇怪的是，母亲只担心纳粹当局可能会没收这批文件，却没想到日益逼近的盟军也会对父亲的文件产生同样的兴趣。
1945年4月份下半月，轰炸持续进行。美国人不停地朝乌尔姆投下高爆炸弹，许多地方的火势日夜不停。西面和北面传来的炮声清晰可辨，而且越来越猛烈。德国军队的残兵败将手无寸铁地向后退却，涌过黑尔林根所在的山谷，有的搭乘农用大车，有的徒步跋涉，都害怕遭到美国战斗轰炸机攻击。本地的人民冲锋队动员起来，都是些14岁的孩子和65岁的老人。四处张贴的标语上写着：“不抵抗敌人、不保卫乌尔姆的都是猪猡！”
某天，应该是4月20日，母亲从窗户朝外张望，发现美军坦克逼近乌尔姆。次日，盟军士兵纵火焚烧了邻村的一部分，他们误以为村内驻有德国游击队。长长的难民队伍逃离焚毁的村庄，穿过黑尔林根，直到这时，母亲才开始担心仍留在屋内的文件。她归拢了信件、照片、笔记，打算一接到通知立即带上这些东西逃离。她把部分文件放在旧衣箱里，在邻居的帮助下，把这口箱子埋入花园。
美军占领黑尔林根，在各处派了哨兵。现在没办法埋藏文件了。第一个来见我母亲的美国人是第7集团军的马歇尔上尉。他问屋内是否还有什么文件。我母亲认为对方不会没收私人信件，就告诉他：“这里只有我丈夫写给我的家书。”马歇尔立刻问道：“这些信在哪里？”
他和我母亲一同走入地下室。待他看见装有信件的若干文件夹放在箱子里，马上说道：“我得把这些信带走，我们想看看，过几天就会送还。”
美国人很快又通知我母亲，说过一阵才能归还信件。两周后，马歇尔上尉的翻译跑来告诉我母亲：“上尉对我们无法遵守承诺深表歉意，因为集团军司令部决定把这些文件送交华盛顿。”
5月中旬某天早上8点，母亲接到命令，要我们9点前搬出去，因为一支美军部队征用了我们的住处。没等我母亲收拾完，美国兵就在屋内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当时放在书架上、案头、地下室里的许多文件（父亲关于非洲战事的笔记草稿，以及手绘地图）就此消失。母亲所能做的仅仅是用手推车带走一只箱子，里面装有父亲拍摄的照片、关于非洲战局的手稿、第7装甲师1940年法国战局期间的官方战史，这部战史只有3份副本。
疏散到其他地方的文件，命运各不相同。
德国西南部那座农场，某天跑来几个美国人，宣称他们是反谍报队的人，要求检查隆美尔元帅存放的箱子。很不幸，有些箱子和盒子已经从地窖的墙壁内取出，就放在屋内。美国人没收了两只箱子，一只箱子里装有父亲一战期间的文件、笔记、草图，当初他撰写《步兵攻击》一书使用过这些资料；另一只箱子里是父亲的全套莱卡相机（机身和12个配件）和个人物品，还有他拍摄的3000来张照片。他对自己拍的彩色照片深感自豪，有些是他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抢拍的。我还记得其中一张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拍的是澳大利亚士兵发起刺刀冲锋的场面。另外几千张照片是他1940—1944年从战地记者和德国士兵那里收集的，有些已加了标题。
美国人为没收的两只箱子打了张收条。随后赶来的几名美国军官想帮我们找回箱子，我们给他们看了收条，他们却怀疑先前那几个家伙是不是真的奉命行事。农场里还有另一只箱子，里面装着父亲1940—1943年的私人日记，以及1940年法国战局笔记，另外两个盒子里存放着地图。农场主是父亲的朋友，尽管受到美军反谍报队两名成员的威胁，但他拒不承认这里还有其他材料。之后，他想方设法替我们保管几个盒子。尽管如此，装有父亲日记和法国战局笔记的箱子，还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被某个不知名的家伙从阁楼上偷走了。此人打开偷来的箱子，是否会对里面的东西感到满意，很值得怀疑。
在此期间，摩洛哥军队接管了另一座农场。他们杀猪宰牛大快朵颐，还在庭院里燃起熊熊篝火。这些摩洛哥人把整座农场彻底搜查了好几遍，幸运的是，他们没想到地窖一大堆空箱子后面另有乾坤。藏在那里的文件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姑妈替我们保管的文件，以及埋在斯图加特废墟里的东西，也都幸免于难。
母亲被迫离开自己的住处，在附近一个小房间暂时容身。她清点了剩下的文件。一直埋在黑尔林根花园里的箱子掘出后，转移到另一处。摩洛哥占领者离开后，我们取回藏在农场的箱子。待母亲在黑尔林根中学找到住处，就把这些文件带了过去。
母亲后来获悉，占领当局要对我去世的父亲展开去纳粹化诉讼，目的是没收他剩下的遗物。于是，她再次把身边的东西装上小推车，把这些文件藏在远离自己住处的地方。幸亏这番威胁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不过我们听说另一名官员的类似文件都被抄没了。
受到德斯蒙德·扬准将
鼓励，再加上利德尔·哈特上尉答应编撰父亲的手稿，我终于从各个藏匿地归拢相关文件。实际上，我只来得及匆匆翻译了文件里的几个段落，作为德斯蒙德·扬准将撰写的先父传记的附录，当时这本书已经开始排印。
先父的参谋长施派德尔将军一再设法把我父亲的信件归还我母亲。德斯蒙德·扬准将也请求艾森豪威尔将军与华盛顿协调此事，尽快归还信件。最后，通过利德尔·哈特上尉的努力，寻找了很长一段时间，纳夫洛基上校才代表美国陆军历史处把信件交给施派德尔将军。后来发现，这批信件在华盛顿没有归入“隆美尔”名下，而是列在“埃尔温”名下，这是父亲的教名，他在信件上签的也是这个名字。有些信件下落不明，特别是诺曼底入侵期间他写的那些信。不过，另一些涉及诺曼底战役的文件后来归还给了我母亲。
当初，父亲出于安全考虑，亲手烧毁了部分文件，再加上战争结束后不可避免的劫掠行径，文件散失了不少，但拿到这些信函，我们觉得我们已尽可能多地从战争的浩劫中挽救了父亲遗留的文件。
——曼弗雷德·隆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