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扭转局势的马恩河交战

没有哪场战役比马恩河交战更具争议，在这么短时间内涌现出这么多文学著作，激起民众更高的兴致，还出现了各种传说。但1914年9月这场危机，导致德国的战争方案破产，从而改变了历史进程。如果说德国因为这场交战败北而输掉整个战争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那么，为赢得此次交战而要求获得荣誉的人肯定很多。

首先出现的传说是，福煦把中路德军赶入圣贡沼泽，从而赢得这场交战，时至今日，法国以外的那些著名历史学家仍在传播这种说法，完全不顾这场交战的事实和时间。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类说法造成的涟漪仍在传播之际，法国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却在激烈争论，功劳究竟该归于总司令霞飞，还是他当初的上司、如今的下属加列尼，因为克卢克集团军在巴黎前方朝内转动期间，加列尼从巴黎对他暴露的侧翼发起打击。争论一方认为，霞飞早就有反攻的念头，他们最多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加列尼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促使霞飞决定抓住机会。另一方则认为，法国军队沿索姆河一线发动反攻的首次尝试失败后，霞飞就放弃了尽早展开新行动的想法，要不是加列尼的坚定决心和耐心说服，法国军队肯定会继续后撤。我们现在可以做出冷静的评价了，就算承认反攻的决定与霞飞有莫大关系，但充分的证据表明，加列尼的意见决定了这场进攻的地点和及时性。另外，这些证据还驳斥了霞飞支持者的另一种说法，即加列尼匆匆发起打击扰乱了大局，因为我们知道，要是法军的行动再耽误24小时，德国人就能完成被加列尼打乱的掩护性再部署。

德国一方也有类似争论：后撤的命令是不是个错误？应当为这个致命决定负责的是第1集团军司令克卢克，还是第2集团军司令比洛，或者是最高统帅部派出的特使亨奇中校？

这么多争议至少表明，马恩河交战是一场心理上的大捷，而不是有形的胜利。因此，和历史上大多数重大胜利一样，实际战斗只具有次要影响。因为战争最深刻的真理是，交战问题通常决定于双方指挥官的头脑，而不是他们那些将士的血肉之躯。最好的历史应该记录他们的思想和情绪，再辅以突出这些思想和情绪的事件背景。可典型的军事历史培养的是相反的错觉，不仅充满各种战斗细节，还通过统计参战兵力数来评估获胜的原因。

很明显，马恩河交战是个心理问题，因此，双方指挥官的心思已得到应有的分析。可即便如此，“战斗情结”还是倾向于把思想分析缩小到发生肉体冲突的范畴。因此，某个暗示性证据一直没有得到评价。这个证据也许可以用一个惊人的问句来表述。胜利主要是因为英国一名车站搬运工兴奋的想象力，以及前往奥斯坦德的一群临时访客吗？或者至少可以问问，胜利的主要原因是这些“著名的”小人物和加列尼共同做出的贡献吗？

我们仔细研究德军指挥官的心态，就会发现这种暗示并不那么神奇。危机发生前和其间，这些指挥官频频回望，对自己的右肩担心不已，生怕协约国军队打击他们在比利时境内和法国北部不断拉伸的交通线。对协约国军队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紧张情绪。威尔逊把英国远征军作为附属，与法军左翼绑缚在一起，这种承诺和政策，推翻了远征军登陆比利时海岸这个姗姗来迟的动议。而比利时野战军，即便在德军监视下坚守安特卫普，也至少能严重分散德国人的力量，另外，此举还能长期扰乱对方。

丘吉尔先生极具创意的大脑也发挥了作用。可用资源寥寥无几，但他还是派阿斯顿准将率领一个海军陆战旅前往奥斯坦德，还下令大肆宣传这股力量的到达。该旅8月27日登陆，在岸上待到8月31日。

我们把目光转向“山的那一边”。9月5日，也就是法国军队对克卢克集团军发起打击那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亨奇中校赶到遭受威胁的第1集团军，带来个不祥而又绝望的警告：“坏消息！第6、第7集团军遭拦截，第4、第5集团军遇到激烈抵抗……英国不断派新锐部队登陆比利时海岸。有报告说，一支俄国远征军出现在同一地区。后撤看来是不可避免了。”我们从其他资料获知，3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德军统帅部的想象中成了4万人，而俄军据说多达8万人。

因此，德国侧翼集团军面临严峻考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后方受到严重威胁，认为最高统帅部肯定在考虑后撤事宜。至少在一段紧张的时期内，这种想法无疑悄然破坏了德军官兵的士气。就算德国最高统帅部对比利时传来的消息产生过怀疑，他们此刻也充满了撤军的念头，亨奇9月9日再次赶赴前线，全力协调“应该已经开始的”后撤行动，各部队此时不仅已开始后撤，还听说了从比利时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新消息。尽管比利时野战军当日从安特卫普的出击昙花一现，可这个危险的消息，在危急时刻造成无法估量的心理影响。德军的后撤势头不断扩大，战局随之扭转。

历史应该公正评价丘吉尔先生高明的灵感，以及阿斯顿将军寥寥无几的“闲逛的陆战队员”。但“俄国远征军”这种神奇的说法同样起到帮助作用，而这个说法的起源和传播都显得无比神秘。我们知道，丘吉尔先生确实建议过，以这种方式调来一支俄国远征军。这份提案会不会泄露出去了，而且在此过程中被夸大成现实？但普遍的看法早已把这个传说归因于一名车站搬运工对简单事实的丰富想象力：夜间通过的运兵列车，车上人员说的是盖尔语 。如果真是这样，白厅早该摆放一尊“献给不知名搬运工”的塑像。

我们暂不考虑这些外部因素，先看看实际作战地区发生的一连串事情。直接的因果关系，始于英法军队逃离霞飞的方案把他们领入的陷阱。在边境地区从事交战的德军各集团军司令部，发回第一批夸大其词的报告，给德国最高统帅部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已赢得决定性胜利。产生这种错觉后，毛奇兴高采烈而又毫无必要地派遣4个师驰援俄国前线，这是个糟糕的分兵决定，破坏了德军右翼铁拳的力量，而这股右翼力量已经因为7个师用于对付敌军要塞而遭到削弱。随后，德军捕获的俘虏人数相对较少，这让毛奇心生疑虑，促使他对态势做出更加清醒的评估。他对德皇的轻松乐观恼火不已：“他已经在欢呼胜利了，这种劲头让我烦透了。”毛奇新产生的悲观情绪，与他那些集团军司令重新浮现的乐观态度，共同导致作战方案的修改，而灾难的种子就蕴藏其中。

位于德军最右翼（或称之为外侧）的克卢克集团军，紧追英军部队，双方的距离非常近，以至于史密斯-多里恩位于外侧的英国军不得不停下来迎战，而克卢克的友邻军队，也就是内侧的比洛集团军，正在追击朗勒扎克的法国第5集团军。8月26日，遭受重创的英军从勒卡托向南退却，克卢克再次转向西南方。虽说这场转向的部分原因是克卢克误判了英军的后撤路线，他认为对方会撤往海峡各港口，但此举也符合他实施大范围卷击的原定计划。这场转向让克卢克集团军进入亚眠—佩罗讷地区，新组建的法国第6集团军从阿尔萨斯调来，先遣力量刚刚在此处下火车。这场遭遇战打乱了霞飞尽早恢复进攻的计划，迫使法国第6集团军匆匆退往巴黎防区。

可没等转向西南方，克卢克就被说服再次转向。这是因为，为缓解英军的压力，霞飞命令朗勒扎克停止后撤，转身打击德军追兵，比洛被这种威胁吓了一跳，吁请克卢克提供支援。没等比洛真正需要援助，朗勒扎克这场进攻就停顿下来，尽管如此，比洛还是请克卢克集团军继续转向，从而切断朗勒扎克的后撤路线。同意这个要求前，克卢克向毛奇做了汇报。这份请示送抵时，毛奇正为法军逃出他这个陷阱的方式而忐忑不安，特别是因为他的第2集团军（比洛）与第3集团军（豪森）之间出现了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是豪森从西南面转向南面，赶去支援另一侧的友邻第4集团军造成的。因此，毛奇批准克卢克掉转方向，这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放弃了以一场大范围卷击绕过巴黎远端的原定方案。现在，转动中的德军战线，侧翼穿过巴黎近端，在巴黎防御的前方延伸。为安全起见，毛奇收缩正面，牺牲了原定方案实施大范围迂回的固有广阔前景。事实证明，他这个决定还冒着另一个风险：把自己暴露在一场致命的反攻之下。

9月2日夜间，毛奇给右翼指挥官发去电报，确认了计划的变更，还预示了一个新的变化：“法国人会被迫朝东南方向退出巴黎。第1集团军应排成梯队跟随在第2集团军身后，此后负责侧翼掩护。”但第1集团军领先第2集团军整整一天行程：如果克卢克打算执行命令的后半部分，就得忽略这道指令的前半部分。因此，他决定继续前进，同时派一个不满编的预备队军和一个实力严重受损的骑兵师担任侧翼掩护。克卢克没有给侧卫力量分配飞机，也没有下令向西实施空中侦察，这同样表明他严重忽视了来自巴黎方向的威胁。

在此期间，毛奇越来越懊丧，9月4日终于决定放弃原定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他打算对法军中央和右翼实施一场较窄的合围。他自己的中央力量（第4、第5集团军）攻往东南方，而他的左翼力量（第6、第7集团军）朝西南方攻击前进，设法突破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的筑垒屏障，两股铁钳继而在凡尔登两侧向内合拢。与此同时，他的右翼力量（第1、第2集团军）转身向外，正面朝西，挡住法军有可能从巴黎附近发起的一切反攻。毛奇的命令依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向南疾进期间，克卢克位于比洛前方，而且已渡过马恩河。因为他的训令不仅告诉克卢克“保持面向巴黎东端”（也就是正面朝西），还要求他留在马恩河北面，而比洛集团军在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转身进入一道正面朝西的战线。因此，为执行这道指令，克卢克不仅要停止前进，让比洛追上并超过自己，甚至还要向后转。这种体操式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给一个大编制集团军造成混乱；这种情况下，没等毛奇的新方案付诸实施，法国人就发动了他一直希望提防的反攻。另外，克卢克也不愿丧失赢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9月5日率领部队继续攻往塞纳河，声称“正面朝西的运动待有空再说”。克卢克仍以3个旅和少量骑兵组成的虚弱支队掩护自己的侧翼，次日晨，从巴黎出击的法国第6集团军对他们发起打击。

这些天，英法军队仍在后撤。法国政府震惊地发现霞飞的后撤方向竟然打算放弃首都，面对压力，霞飞屈服了，8月30日以莫努里第6集团军加强巴黎驻军。派出第6集团军，意味着霞飞放弃了侧翼反攻的念头，因为该集团军是他集结起来实施反攻的力量。另外，霞飞当日起草的备忘录表明，他改了主意，寄希望于对中路德军展开反击，“希望能完成……我们原先力图实现的从默兹河出击、朝东北方的突破”。9月1日，霞飞命令联军继续撤往塞纳河、奥布河、奥尔南河以南一线。这道命令不仅把各集团军调往远离巴黎的东南方，还表明正考虑尽早发动反攻的这位指挥官，没有把他与敌人之间的河流视为障碍。霞飞次日发给几位集团军司令的训令，进一步阐明他的意图是“组织并加强”这道防线，他打算最终（但不是立即）从这里发动反攻。同一天，他回复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坚守马恩河的建议，并通过陆军部长代为转达：

我认为，以我们的全部军力在马恩河展开一场全面行动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我觉得，英国军队协防巴黎，倒是唯一能带来有利结果的做法。

他对陆军部长和加列尼都重申了同样的观点。热心的辩护者称，反攻的想法在霞飞脑中酝酿。历史学家可以赞同这种说法，但一系列证据足以消除霞飞打算在马恩河从事交战，或计划发动反攻彻底扭转局面的传说。

霞飞那份回复的明确性至关重要，因为9月1日，朗勒扎克集团军的一位参谋，在一名阵亡德国军官的钱包里，发现了对方更改方向的命令，这份文件次日一早送交霞飞司令部。9月3日上午，克卢克的行军队列改变方向，朝东南方而去，英国飞行员注意到这个情况并及时上报。当日下午，这些飞行员再次报告，德军队列正渡过马恩河。莫努里傍晚时报告，巴黎—桑利斯一线以西地区已见不到德军部队。这些情况都上报给霞飞，却没有对他的计划造成任何影响，霞飞只是在9月2日夜间把他的后撤限制在 更南 面 的一道防线！

但新上任的巴黎军事总督加列尼，对9月3日获得的这些情报迅速做出应对。他命令莫努里，9月4日天亮后立即展开进一步空中和骑兵侦察。这些早早送抵的报告让加列尼确信，德军正从巴黎防御前方斜向而过，他们的侧翼暴露在外，于是，加列尼迅速行动起来。上午9点，他命令莫努里集团军做好向东出击、打击德军侧翼的准备。他随后致电霞飞，说自己准备采取行动，还敦促霞飞批准发起反攻。（争取霞飞的批准很有必要，不仅是为了确保两股军力协同行动，还因为霞飞已说服新任陆军部长，把加列尼置于自己的指挥下。）

加列尼言辞激烈但鼓舞人心的观点，给思维迟钝的野战军总司令霞飞留下深刻印象，但也仅此而已。霞飞仍在考虑这项建议之际，为节省时间，加列尼驱车赶往默伦，对英军解释新出现的情况，争取对方提供协助。不幸的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不在司令部，加列尼起初甚至没找到弗伦奇的参谋长阿奇博尔德·默里。这是个奇特的场面。加列尼发现英军司令部人员不安而又沮丧，这些人毫不避讳地说，要是早知道法国军队的状况，英国根本不会参战。他们完全没心思了解加列尼的潜在素质，这个军事天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军人，他戴着眼镜，邋里邋遢，胡子拉碴，穿着双黑色系扣靴，扎着黄色的绑腿。难怪这位杰出的军人带着辛辣的幽默感评论道：“没见到哪个英国军官同我这个滑稽人物交谈。”

加列尼对默里指出，德军右翼暴露出来，抓住这个机会至关重要，他告诉默里，巴黎集团军已做好打击德军侧翼的准备，恳请英军停止后撤，次日和他的军队一同发起进攻。可默里表现得“很不愿……赞同他的观点”，还宣称总司令不在，他什么也做不了。加列尼徒劳地等了约翰·弗伦奇爵士三个小时，下午5点不得不离去，只得到对方“晚些时候电话联系”的保证。可这通电话无法让人满意，因为电话中透露的意思是，英军次日会继续后撤。加列尼随后收到霞飞当日上午写给他的一封信，证实了英国人的决定，信中写道：“当前情况下，我的意图是，继续执行我荣幸地和你交流过的计划，也就是撤往塞纳河后方，所有部队集结到一起之后，才能在选定的战线从事交战。”这封信的后一段，说明了克卢克集团军改变方向这个消息产生的影响：“德军继续攻往东南偏南方的情况下……也许你会同意，你的行动用于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右岸最为有效。”这句明确的开场白随随便便提出的限制条件，表明霞飞不太鼓励英国人接受加列尼的大胆建议。霞飞思维迟钝，即便改变观点也非常缓慢，与加列尼敏锐的眼光和迅速做出的应对相比，反差极大。

霞飞当日上午收到加列尼的消息，采取的措施仅仅是中午12点45分给弗朗谢·德斯佩雷（他接替朗勒扎克指挥第5集团军）发去电报，电报中写道：“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你的集团军处于发动进攻后有可能获胜的状况下？”这是一份询问函，既没指出眼前的重大战机，也没敦促对方采取行动。弗朗谢·德斯佩雷收到电报时，弗伦奇的参谋亨利·威尔逊和他在一起，两人商讨后起草了回电，称“要到后天才能投入战斗”，也就是说，第5集团军次日会继续后撤，9月6日将发动进攻。德斯佩雷在电报中亲笔写了段不太令人鼓舞的细则说明：“确保行动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是：（1）第6集团军紧密而又精诚的配合，9月6日上午，他们必须在乌尔克河左岸投入进攻，该集团军明日必须到达乌尔克河……否则英军不会开动；（2）本集团军9月6日可以投入战斗，但情况并不乐观，无法寄希望于各预备队师。”

霞飞发出试探性询问，收到的却是这种令人沮丧的回复。这会对他造成何种影响？当然只会加剧他的犹豫。

霞飞的首席顾问贝特洛，强烈支持继续后撤并维持原定方案，这让他更加踌躇不决。当日下午早些时候，又传来德军渡过马恩河取得进展的不祥报告。就像霞飞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这种情况让贝特洛的意见占了上风。”的确，回忆录中辩称，霞飞只是继续推迟做出决定，但也承认，他下达了几道完全符合贝特洛意见的新指令。更值得注意的是，霞飞决定把他的司令部再往南转移30多英里。随后，霞飞早早地吃晚饭时，弗朗谢·德斯佩雷的电报送抵。

因果关系的下一环，伴随着“咔嗒”声就位了，这是电话交换机接通时发出的声响。如果说加列尼的敏锐眼光把握了战机，那么，就像他本人说的那样：“这通电话赢得了马恩河交战”。加列尼回到巴黎的司令部，收到霞飞姗姗来迟的电报，总司令赞同他发动反攻的建议，但倾向于在马恩河以南实施。如果这场反攻真在马恩河以南展开，效果肯定远不及打击敌军侧翼和后方。

加列尼立即打电话给霞飞，他满怀热情、有理有据的观点终于说服了总司令。霞飞批准巴黎集团军对马恩河以北发起打击，以此作为左翼军队全面反攻的组成部分。霞飞还答应争取英军配合。当晚8点30分，加列尼迅速给莫努里集团军下达命令，该集团军已获得加强。延迟了几个小时后，霞飞终于下达了9月6日转入进攻的命令——这道命令下得太晚，别说9月5日，就算在9月6日也无法全面生效。这种延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9月5日，莫努里集团军向东开拔，朝敌军而去，而英军和德斯佩雷集团军按照原先的命令继续向南退却，远离敌人，甚至远离彼此。但在加列尼看来，两支友军之间敞开的缺口很可能非常危险。待次日折返时，他们必须收复许多地盘，无法根据情况的需要迅速返回。克卢克完全没想到英军会“消失”，这种情况让他深受鼓舞，因而把半数主力（第2、第4军）从英军所在地区调回，赶去加强备受重压的侧翼，他的侧卫正全力抵挡莫努里集团军朝德军后方的推进，这种推进深具威胁。9月7日，新锐兵团开抵后逐渐挡住了莫努里的挺进，为加强莫努里集团军，加列尼竭力前调搜罗到的一切预备力量。

著名的巴黎出租车故事就此发生，这是个耳朵听出老茧的传奇。一个新锐师刚刚在巴黎附近卸载，可他们离前线还有40英里，步行开赴战场速度太慢，而铁路运输力量只能运送半个师。当天下午，警察在街头拦下一辆辆出租车——某些情况下甚至把乘客撵走，拼凑起600辆出租车后，派他们驶往加尼郊区搭载士兵。加列尼赶来后见到这一幕，满意而又兴奋地惊呼道：“好吧，至少这种情况不太常见！”夜间，这支未来摩托化部队的先驱，快速驶过一座座偏远村庄，从惊讶的村民面前呼啸而过，只有巴黎出租车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奔波了两次，每次运送3000名官兵。不幸的是，这些出租车保持了他们更看重速度而不是可靠性的传统，两趟运送工作一片混乱，9月8日晨，那些“乘客”不得不耗费几个小时整顿，全师这才得以投入进攻。

法军直接打击德军侧后翼，令对方倍感压力。加列尼几天前就请求再给他调拨2个军，这些额外力量刚刚零零碎碎地开抵，要是及早掌握这2个军，他可能已切断马恩河以南的德国军队，从而让这场交战既具有战术决定性，又具有战略决定性。可即便如此，法军还是构成了严重威胁，迫使克卢克9月6日晚10点召回另外2个军，这样一来，他与友邻的比洛集团军之间就出现了一个30英里宽的缺口。填补这个缺口的力量仅仅是2个实力虚弱的骑兵军，外加几个猎兵营，更糟糕的是，克卢克没有把这股薄弱的掩护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下。这就造成了致命后果。虽然克卢克能挡住，甚至击退莫努里的军队，可他在南部防线留下的缺口，导致比洛的侧翼暴露在外。9月7日，虽说德军还没有受到弗朗谢·德斯佩雷缓慢推进的影响，但比洛对自己毫无掩护的侧翼非常敏感，因而把右翼调回小莫兰河北岸。9月9日，英军开入缺口中央的消息传来，事实证明，这就是德军后撤的信号。虽然英军9月5日继续后撤，破坏了联军赢得一场压倒性胜利的机会，但他们这场后撤却为胜利创造了条件，实在是个“塞翁失马式”的讽刺。

不过，看看战线其他地段的情况很有必要，这是因为，除非德国人的意图在其他地方也遭到挫败，否则霞飞不可能赢得胜利，反而有失败之虞。德军左翼在东面（洛林地区）的进攻受挫，主要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德军迫使对方退守堡垒防线，致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完成突破这道防线的任务。而诸多“马恩河意外”中的另一起，导致他们的退却成为必然。这是因为迪巴伊集团军和德卡斯泰尔诺集团军，在莫朗日—萨尔堡交战中遭遇败绩后，结束了仓促的后撤，他们的防线向内凹陷。德国人贸然进入对方无意间形成的这个凹陷，朝沙尔姆山口发起主要突击，而法军早几年就针对这种情况做好了应对准备。

就这样，法国人获得了对德军两翼展开有效反击的机会，因而暂时瘫痪了对方的挺进。8月27日，德军陷入停顿。这不仅让法国人获得喘息之机以加强他们的防御阵地，还让霞飞得以安全地把部队从右翼调往更紧要的左翼。法军调动的消息，促使毛奇为9月5日的行动制订了新方案，还诱使他再次对法军筑垒阵地发起徒劳的冲击，完全不顾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这位第6集团军司令提出的反对意见。德军展开新的进攻，正面冲击南锡大库罗讷，这道山脊构成了沙尔姆山口的侧翼支撑。德皇率领披挂着白色甲胄的胸甲骑兵到来，像个等待上场的演员，准备以胜利姿态进入南锡。可德军一连串缺乏准备的冲击，在法国炮兵精心构设的优势火力面前垮了下来，9月8日，毛奇命令鲁普雷希特停止这场徒耗兵力的进攻。炮兵专家鲍尔少校的过度自信，促使鲁普雷希特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同意投入这场进攻，这位少校声称他的超重型榴弹炮，完全能发挥与当初攻克比利时陈旧要塞期间相同的威力。奇怪的是，鲁普雷希特现在只是连声抱怨着放弃了进攻，由此看来，1914—1918年间许多军事领导者的决断就是碰运气。

凡尔登以西的德军中路（第5、第4集团军），作为钳形攻势的右臂，没能更好地完成毛奇修改后的方案规定的任务。凡尔登地区，萨拉伊接替吕夫担任法国第3集团军司令，他收到的头几道指令，不仅要他率部继续后撤，还要求放弃凡尔登。但萨拉伊却有不同看法，他决心尽可能长久地坚守凡尔登枢纽，不能与西面的第4集团军失去联系。这种令人愉快的主动性，导致德国皇太子率领的第5集团军朝东南方的进军戛然而止，这是打乱毛奇作战方案的重要因素。萨拉伊麾下部队的顽强抵抗，更重要的是法国炮兵的致命火力，不仅阻止，而且瘫痪了德国皇太子的挺进。直到9月9日，德军才展开姗姗来迟的夜袭，企图打破僵局，混乱中，德国人互相射击，这场进攻以自杀式惨败告终。可是，萨拉伊请求上级调拨援兵却徒劳无获，如果得到增援，他也许能转入一场危险的反突击，从凡尔登向西打击敌军侧翼，因为通过坚守凡尔登，他已构成口袋的一面，另一面是莫努里集团军，德国军队贸贸然闯入这两股力量之间。

豪森率领的德国第3集团军，连接着德军中路与右翼，受领的是随时支援任何一侧友军这种不确定的任务。这项任务也许部分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豪森集团军由撒克逊人组成，而普鲁士人一向看不起撒克逊人的战斗力。到头来，这个集团军果然一分为二。左翼力量用于协助德国第4集团军对法国第4集团军（德朗格尔·德卡里）的失败进攻——这场进攻中出现了可能是此次交战期间最激烈的厮杀，德军最终被法军炮兵击退。德国第3集团军右翼力量，与比洛集团军左翼一同进攻新组建的法国第9集团军，该集团军完全以调自德朗格尔·德卡里集团军的兵团组建而成，目前由福煦指挥，部署在法军中央。

关于马恩河交战的所有传说，涉及福煦的内容五花八门，准确性也最低。时至今日，仍被公众普遍相信的第一个说法是，福煦发起反突击，把普鲁士人赶入圣贡沼泽，从而决定了整场交战的结果。实际上，这场交战的胜负是由更西面的战况决定的，随后德国人不受干扰地撤离了。第二个说法较为谦逊，声称福煦阻止了德国人在法军中路达成突破，从而为胜利创造了可能性。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因为德军从来没打算在此处取得突破。比洛的战线改为正面朝西，他只是执行掩护任务，战线转向过程中，他的左翼撞上福煦的防线是很自然的事。

另一个悖论是，尽管福煦一再下令进攻，可他的部队实际上处于防御状态，而这种毫无必要的防御，归因于他自己违抗命令。

9月6日凌晨1点30分，福煦接到霞飞“全体向后转”这道著名的命令。与其他集团军不同，福煦及时收悉命令，完全可以奉命行事，他受领的任务是坚守圣贡沼泽南部出口，从而为弗朗谢·德斯佩雷的进攻提供侧翼掩护。可相反，福煦集中主力进攻沼泽地以北，只留实力虚弱的第11军守卫沼泽地东面广阔、易受攻击的地区。先前的艰巨后撤，导致福煦的部队疲惫不堪，减员严重，他们的进攻很快以失败告终，退却期间没能牢牢守住沼泽地南部出口。因此，福煦的主力仍留在侧面。德国人只能沿狭窄的堤道穿越沼泽，因而实现了横移，就像他们先前做的那样。9月7日，他们对沼泽地以东发起冲击，但被法国炮兵火力打垮。躲避炮火的唯一办法是发动刺刀冲锋，德国人把这场进攻安排在拂晓前，以昏暗的光线为掩护。福煦的右翼猝不及防，很快就让开通道。幸运的是，德国人没有迅速跟进，所以只缴获了少量让他们大吃苦头的火炮。尽管如此，形势依然严峻，福煦请求支援，弗朗谢·德斯佩雷派一个军加强他的左翼，霞飞派另一个军填补福煦右翼敞开的缺口。9月9日，德军继续冲击福煦右翼，取得新的进展，遭遇的抵抗很轻微，直到下午2点前不久，这场进攻才因为收到比洛那道恶名昭著的全面后撤令而停顿下来。德国人顺利撤离，甚至没被对方发现。为应对早些时候的紧急状况，福煦从完好无损的左翼抽调第42师，派该师赶往右翼，但该师开抵后只能在暮色中以炮火轰击已然消失的敌军，普遍的传说是，他们对已达成突破的德军侧翼发起决定性反突击，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比洛转向期间把自己的侧翼暴露在外，但福煦想的仅仅是展开正面反突击。他对整场交战的主要影响（也是最严重的影响）是，削弱而不是协助掩护主要进攻。

我们现在把战场调研转回具有决定性的西翼。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德军战线后方的各个指挥部，看看最终导致德军后撤的那些摇摆不定的观点。德国最高统帅部8月30日从科布伦茨迁往卢森堡，依靠无线电与各集团军保持联络，偶尔也派参谋军官乘汽车赶赴前线了解情况。他们没有组织正规的汽车或摩托车传令勤务，而无线电通信不仅因为加密和解密耽误时间，还受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干扰。各集团军司令仍秉承1870年的传统，由于嫉妒心作祟，他们上报的情况很少，速度缓慢，除非是赢得胜利的报告，可就连这种捷报也是夸大其词。9月7—9日，整场交战的危急时刻，前线没有发回哪怕是一份有价值的报告，直到9月12日，毛奇仍不知道克卢克集团军发生了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他们在哪里。不过，不掌握实际情况也许无关紧要，9月5日，以陆军大臣身份赶到卢森堡的法尔肯海因，在日记中写道：“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的大总参谋部昏了头。施利芬的笔记再也帮不上忙，毛奇也就黔驴技穷了。”

另外，毛奇已甘于失败。以下事实充分体现出卢森堡总部的愁云惨雾：9月8日，亨奇中校作为毛奇的特使动身出发，依次视察凡尔登以西的5个集团军，他获得协调后撤的全权，“如果后撤已然开始的话”。德国军队没有后撤，但亨奇发现第5、第4、第3集团军司令部士气低迷。他继续视察，当晚在比洛司令部过夜，发现这里的阴郁气氛有所加剧，次日晨离开时，亨奇至少确定了一点：应当尽快下达后撤令。9月9日上午9点左右，比洛收到空中报告，称6支敌军队列（5支英军，1支法国骑兵）正逼近马恩河，对方就这样进入了缺口部。到上午11点，比洛已经给他的集团军下达了下午1点后撤的命令，还把自己的决定告知克卢克。

由于路上的拥堵和混乱，亨奇的行程受到耽搁，快到中午才抵达克卢克的司令部。据他说，他在这里发现后撤令已下达，为确定这一点，他还补充了后撤方向——朝东北方退却。但克卢克的参谋长库尔声称，发布这些命令完全是一名下属犯错造成的，由于英军几乎已进入己方军队身后，他只是命令自己的左翼掉转方向。库尔进一步指出，鉴于比洛集团军的状况，亨奇给他下达了后撤令。亨奇已不在世，自然无法反驳他的说辞。但事实是，后撤开始于下午2点，后方各条道路已肃清，库尔和克卢克都没有要求书面命令，表明他们急于撤退，这进一步支持了亨奇的说法。实际上，库尔承认，英军和德斯佩雷集团军即将达成突破，德军后撤已无法避免。由于英军的渗透，克卢克集团军不得不向北退却，这就导致缺口依然敞开。

马恩河交战期间发生的诸多意外，最奇怪的是无意间重现了拿破仑战役的完美模式，拿破仑本人几次使用过这种模式，卡蒙将军和其他学者认为，此类想法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抓住正面之敌时，可以直接针对敌军一个侧翼实施机动，这种机动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但能为决定性打击创造机会。因为合围的威胁迫使敌人做出应对，必然拉伸他们的防线，这会形成虚弱的结合部，进攻方随后就可以对这个结合部发起决定性打击。加列尼在马恩河造成这种拉伸，英军一举楔入对方的结合部。联军相当完美地执行了这种模式，可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我们清楚地看到，英军9月5日继续后撤，9月6日和7日缓慢推进，在战略上具有重要价值，他们无意间的退却，与拿破仑刻意为之的行动如出一辙。如果英军的“果断”推进早早暴露，德军结合部就不会因为克卢克最后两个军调离而遭到削弱，即便这两个军要离开，比洛也会把他们留到9月8日晨。事实上，莫努里的进攻已遭到遏制，克卢克两个军仍朝他那个方向赶去，足以说明莫努里的进攻并不具有决定性。

但联军9月8日、9日、10日的前进依然缓慢，这就不是拿破仑战役的模式了。事实证明，这种缓慢的行进，彻底破坏了联军把德国人的退却变为一场灾难的机会，从而为历时四年的堑壕战铺平了道路。联军行动缓慢，部分原因是连续的河流构成障碍，但更重要的因素是他们缺乏干劲，指挥失误。约翰·弗伦奇爵士似乎对前景没什么信心，对盟友付出的努力更是不抱太大希望。结果，他踩了刹车，而不是油门，另外，他还把大部分骑兵置于右翼，甚至是右翼后方，以此作为与友邻法军的连接，而不是担任追击的先遣力量。 的确，直到9月11日，这些骑兵才真正展开追击。弗朗谢·德斯佩雷的进军甚至更加谨慎：他的右翼与福煦相连；他的中路缓慢跟进，但没能追上比洛后撤中的侧翼军队；他的左翼没有沿彻底敞开的道路全力向前。

但造成延误的另一个原因，是联军前进期间采用的战术。直到1918年，各部队保持齐头并进的旧思想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一个军或一个师受阻，友邻兵团往往也会停下脚步。这样一来，他们就频频错失了绕开对方临时抵抗的侧翼、保持前进势头的机会。由于英军和弗伦奇丧失了这次机会，1918年时，协约国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德国人应用“自然法则”：一切湍流或溪流沿阻力最小的路线流淌，遇到障碍后绕开，而后方的涡流会卷走陷入孤立的障碍物。

如果马恩河交战的缔造者，在战役开始时没有被剥夺指挥权，这场胜利也许会更具决定性，从而缩短战争。霞飞本来就限制了加列尼的打击力量，一有机会出现，他忙不迭地取消了加列尼的指挥权。要是他利用敌人的弱点也能这么快就好了！9月11日，霞飞通知加列尼，他收回莫努里集团军的直接指挥权，这让加列尼心烦意乱地待在巴黎城内，眼睁睁看着胜利果实从他那位思维迟钝的上司手中溜走。整个交战期间，尽管霞飞造成几次挫败，可加列尼的主导思想始终是指挥所有预备力量向北，也就是开赴敌军后方。加列尼失去指挥权后，这场进军沦为纯粹的正面推进，这让德国人获得喘息之机，重组军队并牢牢坚守埃纳河一线。直到9月17日，霞飞才想到利用铁路集结大批军力，运动到敌军侧翼后方。结果，在这场所谓“奔向大海”的行动中，法国人始终“少一个军，慢24小时”，直到堑壕战线延伸到海边。

但在利用德军战线后方暂时出现的混乱、犹豫状况方面，霞飞不是唯一的失败者。英国官方历史学家爱德蒙兹将军做出清醒的判断：“英国本土防卫力量有14个步兵师和14个骑兵旅，外加仍在英国的第6师，要是以部分军力登陆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打击德军交通线和后方的话，有可能赢得决定性战术结果，从而结束战争。”

即便做不到这一点也没关系，因为英军前出到埃纳河时，机会依然存在，可还是被他们错失了。的确，就像官方史指出的那样：“达成突破的前景从来没有像9月13日晨这么明朗。”由于德国人疏忽大意，再加上英军下级指挥官发挥的主动性，英国人从两翼渡过埃纳河。另外，“从黑格将军获得的所有情报看，自马恩河交战以来，一直存在于德国第1、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还没有封闭……”可是，由于“黑格指挥部没能掌握战况”，这场比赛输掉了。9月13日，“各个师的推进相当谨慎而又悠闲，而总司令部下达的各道命令，完全没有提到时间的重要性”。

“到9月13日傍晚，情况彻底发生变化。英军得知德军援兵已开抵，估计对方14日会实施激烈抵抗。可总司令部发来的命令，只是重复了‘全军继续追击’的行动方案”。“没有计划，没有目标，没有协同安排，各个师就这样投入战斗。”英军遇挫后，再也谈不上机动，一场僵局随之而来。

东面的法国军队丧失了更大的机会。这是因为，孔诺的骑兵军和一群预备队师到达埃纳河时，就位于德军防线10英里宽的缺口对面；渡河后，法国骑兵向北驰骋13英里，到达锡索讷，可随后，“上级意识到遭切断的危险，命令他们撤回河上各座桥梁处”。这种过于谨慎的防范意识，导致法国骑兵丧失了他们在西线再也没能获得的良机。因为到达锡索讷，孔诺骑兵军就位于德国第2集团军后撤中的侧翼北面15英里，德国第3集团军防线后方40英里处。“他们只要向东挺进，跨过敌军交通线，就至少能给对方造成惊慌和混乱。”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拿破仑在世，是否能打破堑壕战的僵局。虽然由现代化兵器没得到重视产生的防御威力，以及1914年笨重的大军，共同打败了战役的机动性和决定性，但加列尼那段插曲引发了怀疑。以“拿破仑式的敏锐眼光”看待1914—1918年的西线战场，加列尼为这道题目提供了一个例子，不仅如此，他还以他的直觉、他的大胆机动、他迅速做出的决定，与英国、法国、德国的其他领导者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表明通过机动，完全有可能在工匠 吞噬艺术家前，从堑壕战的口中夺走定案。

这样一个事实强化了以上的假设：加列尼在条件受到最大限制的情况下发挥了他的影响。他担任巴黎军事总督，这种要塞指挥工作受到各种限制和规则约束，严格规定他只能执行防御任务，甚至赋予他不支援野战军队的权力，这样一来，就把他局限在坚守要塞的当前责任上，使之不会有更宏大的眼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野战军总司令居然领导了全面围攻，而要塞指挥官竟然构思并发起了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机动。可战争就是依仗“大小王”的牌局，霞飞紧攥着他的王牌时，加列尼打出了手中的大小王。正如加列尼后来带着幽默而又苦涩的口气说的那样：“没有什么马恩河交战。霞飞下达的指令，要求撤离塞纳河，还要从凡尔登和南锡疏散。萨拉伊没有服从，他挽救了凡尔登；卡斯泰尔诺坚守大库罗讷，他拯救了南锡。我采取了进攻行动。至于现在有人说，总司令（我向前推进时，他已远远地退往后方）指挥、预见、部署了一切……这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没有什么马恩河交战”这句话千真万确。1870年也没有什么色当“会战”。小毛奇面对不利境地的愚蠢行径，堪比麦克马洪面对老毛奇时干的蠢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