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份历史调查，合理的做法是优先考虑德国的方案，因为这份方案不仅是一根主发条，控制着1914年这块“战争钟表”的指针，甚至可以说主导着此后的战事进程。的确，从1914年秋季起，从表面上看，战争进程的性质似乎是一场中欧大国的庞大“围攻”，可这种看法与我们习惯的说法并不相符。不过，要是把日耳曼同盟说成遭围攻的一方，虽然在经济领域说得通，但丧失主动性这种说法，又与他们的战略相抵触。德国的初期方案虽然功败垂成，可就算失败，还是主导了此后作战行动的总体趋势。从战术上说，大部分交战类似于围攻，但长期犯错的陆地战略，与其说是忽视战术条件所致，还不如说是为配合这些战术条件造成的。

德国人面临的问题是，德奥联军的实力明显不如法俄联军。不过，德国和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另外，他们估计俄国的动员会很缓慢，因而无法在头几周施加沉重的压力，这就抵消了己方在兵力对比上的劣势。虽然这种设想似乎表明，他们可以抢在俄国人做好准备前，对该国施以决定性打击，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俄国人也许会把主力集结在德军的打击无法触及的遥远后方，而拿破仑的经历表明，深入俄国腹地不是个好办法，因为那里幅员辽阔，交通状况相当恶劣。因此，德国长期考虑的作战方案是，对法国发动一场快速攻势，同时阻挡俄军先遣力量，待粉碎法国后再转身对付俄国军队。但反过来说，法国边界阻挡入侵者的天然和人工障碍相当强大，这就导致德国的方案趋于复杂。那段边界线很窄，宽度只有150英里，机动空间受限，德国人计划用于对付法国的大股军力根本无法展开。这条边界线的东南端毗邻瑞士，在一片被称为“贝尔福缺口”的平坦地区短暂延伸后，边界线就沿孚日山脉递延70英里。延长这道天然壁垒的是后方一条几乎不间断的堡垒体系，以埃皮纳勒、图勒、凡尔登为支撑点，而凡尔登前方20英里，不仅有卢森堡和比利时边界线，还有地形复杂的阿登山区。除了贝尔福和凡尔登这两处重兵守卫的前进通道，这道屏障上唯一可供通行的缺口是图勒与埃皮纳勒之间的沙尔姆山口，但法国人故意留下这个缺口，以此作为战略陷阱，企图困住德军，然后再发动反攻粉碎对方。

面对这样一道在心理和物理上都难以逾越的障碍，合理的军事行动当然是以穿过比利时的一场大范围迂回绕过它。1890—1905年间担任德国总参谋长的施利芬伯爵，构思并制定了相关方案，意图合围法国军队，迅速取得决定性战果，这份方案1905年最终成形并正式生效。为达成目的，施利芬打算把德军主力集结在右翼，实施一场庞大的迂回，同时承担风险，故意把面对法国边界的左翼力量削减到最低程度。实施迂回的主力，沿梅斯—蒂永维尔筑垒地域这个枢纽转动，编有53个师，后备军和预备兵团可以尽快提供支援，而部署在左翼的次要力量只编有8个师。这股极为虚弱的军力，有望进一步协助德军的主要打击，这是因为，倘若法军的进攻迫使德军左翼退往莱茵河，那么，德军穿过比利时，打击法军侧翼的行动就更难阻挡。这就像一扇旋转门，要是你猛推一侧，另一侧就会转过来撞上你的后背。施利芬计划真正的精妙之处就在这里，而不仅仅是在地理上兜个大圈。

遂行合围的德军主力，任务是席卷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然后沿一条广阔的弧线逐渐向东转动。待最右翼穿过巴黎以南，在鲁昂附近渡过塞纳河，他们就把法军逼向摩泽尔河，对方在那里相当于背靠洛林要塞和瑞士边界构成的铁砧，很容易遭到粉碎性打击。

歼灭法国军队的同时，施利芬计划以10个师阻挡俄军。他的眼光虽然不能说远大，但非常清晰，证明这一点的是，他料到英国会插手干预，还估计对方会以一支10万人的远征军“同法国人并肩作战”。在他看来，这正是以后备军和预备力量展开积极行动、把举国资源融入军队的原因。据说施利芬的临终遗言是：“战争必不可免，务必加强右翼。”

对德国来说不幸的是，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虽然同样无视国际道德，却缺乏施利芬那种勇气。毛奇保留了施利芬计划，但他削弱了这份方案的基本理念。德国1905—1914年间组建了9个新师，毛奇把其中8个师分配给左翼，右翼只获得1个师。诚然，他还从俄国前线抽调了1个师加强右翼，但这种微不足道的加强，却让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1914年的俄国陆军，构成的威胁远比施利芬计划出台时大得多。结果，八月会战危急之际，德国人从法国战区抽调2个军加强东线。施利芬的临终遗言被他的继任者抛到九霄云外。

毛奇还对这份方案做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更改。施利芬原本打算不仅沿比利时边界，还要沿荷兰边界展开右翼力量，直到克雷费尔德。只要穿过称作“马斯特里赫特阑尾”的那片狭长的荷兰领土，德军就能迂回列日要塞侧翼，这座要塞阻挡住穿过阿登山区北部的、狭窄的比利时门户的通道。施利芬希望德国采用外交手段获准使用这条通道穿过荷兰，要是能免遭道德谴责，他根本不想侵犯比利时或荷兰领土。因为据他估计，部分德军力量毫不掩饰地部署在那里，必然会让法国人提高警惕，诱使他们跨过比利时南部边界，在那慕尔南面的默兹河河谷占据天然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对方就为他进入中立国领土提供了借口。施利芬认为，就算这个狡猾的伎俩没能如愿，他仍有把握及时攻克列日，以免妨碍德军主力进击。他愿意最大限度地缩减自己的时间裕度，以便德国外交家充分施展才能，避免受到侵略他国的指控。

这篇极富想象力的杰作，完全超出了毛奇的能力，他认为战争爆发后，必须立即以突袭攻占列日。因此，为实现加强军事安全这种空想，毛奇故意招致中立国谴责，激起比利时的抵抗，还把英国的力量拉到反对德国的天平另一端。他这种诱敌之策当然与施利芬计划背道而驰。这是个关于危险，乃至军事危险的明显例子，充分说明要是让战略主导国家政策的话，就有可能发生这种危险。

如果说德国这份最终方案的缺点是缺乏勇气，那么，法国的作战计划，问题恰恰在于勇敢过头。战前几年，混乱思想的迷雾似乎笼罩着法国领导层。自1870年那场灾难以来，法国统帅部一直打算以边境要塞为依托，先实施初期防御，然后展开决定性反攻。为此，他们构建了庞大的要塞体系，还留下诸如沙尔姆山口这种缺口，“引导”敌人入侵，以便法军遂行反攻。但1914年前的十年内，出现了一种新思路，认为进攻更符合法国的特点和传统，法国陆军配备的75毫米野炮在机动性和射速方面独一无二，这就提供了战术可行性，而法国与英俄两国结盟，提供了战略可行性。他们忘记了1870年的教训，认为勇气能抵御子弹。拿破仑经常被引用的“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句话，必须承担很大的责任，它让军人认为，二者存在分歧，但又彼此依赖。没有勇气，兵器无法发挥效力；而没有足够的兵器，即便最勇敢的将士也无法保护自己并保持士气。一旦官兵对他们的兵器丧失信心，勇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结果深具灾难性。这个新学派把创立者格朗迈松上校奉为先知，他们发现1912年出任总参谋长的霞飞将军，能大力推动他们的主张。就这样，这些“进攻至上”的倡导者，借助霞飞的权威控制了法国的军事机器，他们抛弃旧学说，制定了现在著名或恶名昭著的第17号方案。这份方案基于对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对常识的否定，还建立在双重误判的基础上，这里指的是兵力和地点，而他们对地点的误判远比误判兵力更严重。

他们认为德国的确有可能一开始就投入预备兵团，还估计德军部署在西线的军力可能最多只有68个步兵师。德国实际投入的兵力相当于83个师，包括后备军和预备队。但法国人始终对这种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以至于敌军集中力量向前推进的关键时期，法国情报部门估计德军兵力只有45个现役师，几乎少算了一半。就算法国人的方案建立在误判得不那么离谱的基础上，对敌军实力的认知也无法得到原谅，反而进一步证明这份方案大错特错，因为历史绝不会为这种方案辩护：投入大致相当的军力，对敌人发动正面冲击，对方获得筑垒边境地区加强，而进攻方却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优势。

第二个误判是关于地点的，法国人虽然意识到德军有可能穿过比利时，但完全没料到对方这场卷击会如此广阔。他们认为己方军队很容易侵袭对方的交通线，因而坚信德国人会沿一条复杂的路径穿过阿登山区！基于立即发动总攻的想法，法国制定的方案，规定以第1、第2集团军攻往萨尔河，进入洛林。位于他们左侧的第3集团军面对梅斯，第5集团军面对阿登山区，他们会在梅斯与蒂永维尔之间投入进攻，如果德军穿过卢森堡和比利时，他们就攻往东北方，打击德军侧翼。第4集团军在战线中央地段附近担任战略预备队，预备队师组成的另外两个集群部署在两翼后方，这种消极任务说明了法国人对预备兵团战斗力的看法。

英国军队在这份方案中受领任务，不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过去十年英国军事组织“欧洲化”所致。这种大陆性影响，不知不觉间让英国默然接受了在法军左翼担任附属力量的任务，完全没想过利用制海权赋予他们的机动性。8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即将指挥英国远征军的约翰·弗伦奇爵士质疑“预定方案”，作为替代方案，他建议把远征军派往比利时，此举可以加强比利时的抵抗，还威胁到实施迂回的德军主力侧翼。黑格似乎也持类似看法。但作战方案没有变更，因为英国总参谋部已通过亨利·威尔逊向法方保证，任何情况下都会同他们直接合作。1905—1914年间，两国总参谋部举行非正式磋商时，他们就为颠覆英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战争政策铺平了道路，这是任何一个英国人从来没想到的。

刚刚在紧急情况下出任陆军大臣的基奇纳勋爵，对德国的作战方案有一种非常准确的直觉，为避免危险，他主张把英国远征军集中在亚眠附近，那里的位置不太暴露。但法国人现在与威尔逊意见一致，而威尔逊全力支持对方的作战方案，迫使基奇纳做出让步，这位陆军大臣后来痛心地说，他的让步犯了大错。但基奇纳为降低风险，给弗伦奇下达的指示，导致问题更加复杂，甚至加剧了风险。因为弗伦奇受领的任务是“支援法国陆军，与他们协同行动”，可这项任务又受限于另一道多少有些矛盾的指示：“参与交战时……对你部有可能过度暴露的位置，务必做出最谨慎的考虑”，另外，“任何情况下，你绝对不能听命于任何联军将领”。

英国远征军秘密而又顺利地开赴法国，主力8月12—17日间开抵，充分说明英国的运输安排和反间谍措施相当得力，如果还能说明更多问题的话，那就是德国人的短视。实际遭遇英国远征军前，德国情报机构没掌握任何消息，另外，德国最高统帅部似乎对英军的动向漠不关心。有人问毛奇，是否希望德国海军干预英国军队通行，他对这种建议一点也不上心，只是说：“要是西线陆军对付其他敌人的同时，也能解决16万英国人的话，那就太好了。”德国大总参谋部和海军参谋部迂腐地遵守集中力量的原则，忽略了分散敌军注意力的重要性，彼此都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隔间，没兴趣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也不愿与另一方交流自己的意图。

大总参谋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决定性会战这个目标，没想过夺取英吉利海峡各座港口；他们实施分兵措施，仅仅是为实现掩护己方进军这种消极目的，而不是出于扰乱敌军考虑，结果造成严重影响。海军参谋部的主要想法是把舰队集结在北海，为应对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几乎没想过影响整体战事。他们的积极行动，仅限于不太热情地派出几艘潜艇。德国海军似乎从来没考虑过登陆英国海岸，哪怕是一场佯动，尽管这种可能性足以牵制相当一部分英国军事力量。大总参谋部也没有制订计划，通过鼓动英国民众暴动，让英国长期陷入窘迫境地。他们对一切外部麻烦的解决方案是，在主要战区迅速击败敌军主力，很难指望他们从更高的层面考虑战争问题。

德国人在俄国战线的运气和西方战区一样，犹如万花筒那样千变万化，但他们在那里的作战方案更灵活，没有太多精心设计和策划。可预测的条件是地理上的，而不可预测的，主要是俄国军队的集结速度。俄属波兰犹如一根硕大的舌头，从俄国境内伸出，三个侧翼与德国或奥地利领土相接。舌头的北翼是东普鲁士，再往前就是波罗的海。奥地利的加利西亚省位于南翼，喀尔巴阡山伫立在更南面，护卫着进入匈牙利平原的接近地。舌头的西面是西里西亚。几个日耳曼边境省提供了一片战略铁路网，而波兰和俄国只有稀疏的交通系统，因此，日耳曼同盟在集结兵力、抗击俄国进军方面占有巨大的优势。可是，如果他们的军队发动进攻，那么，越是深入波兰或俄国境内，就越会丧失这种优势。因此，最有利可图的策略是诱使俄军进入利于展开反击的位置，而不是主动发起进攻。但这种布匿式策略存在缺点，俄国人借此获得时间集结兵力，开动他们笨重、锈蚀的战争机器。

德国和奥地利最初的意见分歧由此产生。双方一致认为，问题在于必须把俄国人阻挡六周，因为德国需要利用这段时间粉碎法国，然后东调军队，与奥地利人会合，对俄军施以决定性打击。他们的分歧在于具体方法。德国人决心全力打垮法国，因而希望在东部保留最低限度的力量，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国土落入侵略者手中，德国人才没有疏散东普鲁士，退守维斯瓦河一线。但奥地利人受到他们的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影响，急于立即发动进攻，一举打垮俄国这部战争机器。也就是说，德军从事法国战局时，奥军牵制住俄国人的全部军力，因此，毛奇赞同这个方案。

康拉德的计划是以2个集团军向北发起进攻，进入波兰境内，另外2个集团军在他们右翼，也就是更东面，提供掩护。遂行进攻的2个集团军随后转身向东，4个集团军合兵一处，把俄国人赶往黑海。德方为这份方案做出补充，按照最初的构想，驻守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向东南方攻击前进，两国军队会师后，一举切断波兰“舌头”内的俄军先遣力量。但毛奇没能为这场进攻提供足够的德军部队。

多变的心思，再加上军队的运动缺乏灵活性，给康拉德这场攻势造成损害。奥地利军队分成三个部分：编有28个师的A梯队部署在俄国前线；辖8个师的“最小巴尔干”集群部署在塞尔维亚战线；根据实际情况使用的B梯队编有12个师。因此，这份方案从表面上看，比其他国家制订的作战计划更灵活。不幸的是，作战意图是一回事，执行手段完全是另一回事。康拉德急于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这种心态促使他把B梯队调往那里，尽管此举很可能招致俄国干预。7月31日，他又改了主意，决定停止调动军队。但“战地铁路负责人告诉他，必须让B梯队开赴多瑙河边界线的原定目的地，再从那里把他们运往加利西亚，这样才能避免一场彻头彻尾的混乱”。结果，B梯队撤离多瑙河，不仅削弱了奥军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也无助于打击俄国军队，因为这股力量到得太晚。就这样，奥军统帅部矛盾的作战目的，加剧了奥地利与盟友间利益冲突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也是这样，一个盟友的欲望严重影响到其他盟国的战略。俄国统帅部，出于军事和种族动机，希望集中力量先对付孤立无援的奥地利，至于德国，可以留待俄国陆军动员全部军力后再收拾。但法国急于缓解德国对他们施加的压力，敦促俄国同时进攻奥地利和德国，还说服俄国人同意发动一场额外进攻，可他们在兵力和组织方面都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西南战线，俄军各编有2个集团军的两个集群，准备夹击加利西亚的奥军；西北战线，俄军另外2个集团军负责夹击东普鲁士的德国军队。俄国人的组织工作缓慢而又粗糙，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一向采用谨慎的策略，可这次，他们决心打破传统，投入一场豪赌，这可是具有高度机动性、高度组织性的军队才有望做到的。

付诸实践后，所有军事指挥官的方案迅速宣告失败。从表面上看，出问题似乎是因为领导者心中的目的各不相同，没有遵守长期灌输给他们的“集中”原则。指出他们是如何失败的，这不难做到，许多军事专家的著作早已详细阐述过。但此类看法未免学术性过强。更深入的解释是，交战各方常犯这种错误。所有指挥官无一不是“集中力量”原则的虔诚支持者，可他们打算把这项原则用于现实时，麻烦来了，这种现实指的是执行战略时的政治和战术条件。他们没能让自己的方案适应实际情况，原因也许可以追溯到和平时期训练期间形成的思维习惯，特别是在兵棋推演和演习中，交战是重中之重，各种惯例过于军事化，而价值也完全以数字来计算。他们认为集中力量就是集结优势兵力，但集中力量还取决于分散敌军注意力和不受外界干扰，这两个重要因素往往被忽略。

和平时期的训练方案，通常趋于理想而不是现实。而战争和政治一样，实际上是一连串的妥协。所以在战前的准备期间，必须预见到适应现实的需要，还应具备调整情况发展的能力。1914年，受过参谋指挥培训的领导者中，具备这些素质的人寥寥无几。成长期间，他们大量啃食各种理论，再辅以按照当前口味烹煮的历史碎片，而不是汲取真实历史中蕴含的经验教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批判性思维，但19世纪的军事传统不免会对这种能力大皱眉头，尽管18世纪许多伟大的军事领导者都具备这种才能。 GiEDW4J6qiWHdHXRrI6mUkvWFTI/vytv0QAEgf4QY6k+I94UQGs187ckHJpDPX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