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连失误

与翁同龢有着很多直接交往的英国人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他认为，翁同龢总体上代表了旧的方面，他的出局应该有助于改革的进行。赫德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它意味着清政府对一种过于守旧的政策的放弃，这可能表明了宫廷内的争吵，皇太后要废掉光绪帝。赫德表示自己很为可怜的“翁老头”难过。翁同龢有很多卓越的见解，但是据说他利用太傅的职权，过多干预了这位皇帝实行民众参政的主张。可惜的是，光绪帝没有把它实行得更温和一些。赫德既为翁同龢的结局感到遗憾与惋惜，也庆幸中国终于放弃了过于守旧的内外政策。这大概就是当时人们的一般看法。

其实，日本驻华公使林董早在 1895 年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就预料到，翁同龢与李鸿章的矛盾不可调和，他们两人之间迟早会有一拼。当年 12 月 3 日，吏部右侍郎汪鸣銮与户部右侍郎长麟被突然免职，永不叙用。由于两人均为翁同龢的门生，故而当李鸿章获知消息后，对人说：此乃对翁同龢进行的第一打击。而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罗丰禄等人认为，此事为李鸿章恢复势力的第一步。据林董说，翁同龢在总理衙门任职时经常露面，他也屡屡与其会面，但汪鸣銮、长麟的事情发生后，却很难再见到翁同龢。林董曾就此向各国公使询问，其他人也同样很难见到他。这大概是因为外交事务之困难，常出于意想之外，而令其不知所措。因此，翁同龢不能像往常那样，旁观于局势之外，放言高论。他在甲午战争后担负着巨大的外交责任，然而他并没有足够的外交经验。长此以往，翁同龢不能保其地位，必受挫折，似乎可以肯定。而接替翁同龢担负外交责任的人选，在林董看来，非李鸿章莫属。所以甲午战争后被视为承担战败责任的李鸿章也一直等待着翁同龢出局。

李鸿章在等待机会，他并没有在甲午战争后很快与翁同龢闹翻。相反，在最初阶段，他们两人在表面上更加和气，甚至相互恭维。尤其是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后，他们先前势同水火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被视为李鸿章门生的伍廷芳、罗丰禄跃升为出使大臣时，翁同龢对此不仅没有表示异议，反而大加赞助。从其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情况看，两人也未见有特别轧轹的现象，相反有了几分惺惺相惜、互相依赖的倾向。据法国公使施阿兰的观察和分析，翁同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契合，是因为翁同龢已知道目前与李鸿章相争的害处，且厌恶与各国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利用李鸿章，以李鸿章当谈判之冲；而李鸿章亦知目下与翁同龢相争乃失策之举，故利用翁同龢无勇气与各国公使折冲的机会，自当其冲，企图渐次恢复自己的势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内心不然。他们都在相互等待着对方的倒霉和失势。据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内田康哉观察，此为大清国官吏之常习，互相伺隙，何时昔日关系重演时，也难免会反目为仇。

至于国内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翁同龢被罢免一切职务在当时虽有多种说法与评论，但大体上，他们并不像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强调的那样，认为开除翁同龢意味着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运动不满，意欲制约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的权力。真实的情况或许正相反。他们差不多都对清廷如此严厉处分翁同龢觉得有点过分，但也承认翁同龢可能真的代表了守旧的一派，其为守旧党之领袖或为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对翁同龢似乎一直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翁同龢“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国内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一般认为，翁同龢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在翁同龢被罢官的第二天，康有为按照既定的安排觐见光绪帝，不仅没有对翁同龢被罢官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光绪帝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变法新政，应该更多地将那些守旧高官剔除出局。在他等候皇上召见时，巧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他咨询怎样才能补救时局、顺利推行变法。康有为明确表示仅仅将那些守旧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由此可见，康有为此时似乎并不同情翁同龢的遭遇。

康有为在当年并不同情翁同龢，但他在戊戌年过去之后却一再对翁同龢表示同情，对慈禧太后罢免翁同龢表示愤懑。于是，翁同龢的形象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颠覆。他们认为，变法之初将翁同龢开缺回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欲斩断光绪帝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人在变法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大阴谋。

与这个说法相反，最近几年又有一个全新的解释，认为翁同龢被开缺不能归罪于慈禧太后，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思——即便慈禧太后有责任，那也只是默许而已。

诚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指出的那样，翁同龢之被开缺是戊戌年间政治改革成败的一大关键。因此，弄清楚翁同龢为何被开缺以及这一事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确实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作为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不仅长期受到光绪帝本人的信赖和倚重，实际上也为慈禧太后所信任。试想，如果慈禧太后过去不信任翁同龢，会让他长期在年轻的皇帝身边充当老师吗？所以说，翁同龢被开缺，不必从更远的背景去寻找原因，还是应该回到光绪帝所宣布的上谕上来。通过这份上谕的主线去贯穿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看看哪些符合逻辑，哪些只属于戊戌政变后的政治宣传。

朱笔上谕所列翁同龢免职的原因主要是两项：一项是从远处说，另一项则从近期的责任上说。先看第一项，该上谕开篇第一句说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显然，翁同龢的免职是因为他“近来”工作实绩及效果不佳。那么这个“近来”究竟有多近？所谓“众论不服”的“众论”又指哪些？所谓“屡经有人参奏”的那些奏章又都说了什么？对于这些指责，翁同龢是辩解，还是承认？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弄清翁同龢被免职的关键因素。

根据这些提示，我们不必远求，只需分析甲午战争后翁同龢主要担负哪些职责、他的工作效率如何，就可得知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从两宫最为信任和依赖的宠臣、重臣，变为被人指责、被人不断参劾、最终两宫不得不疏远的人。

在甲午战争前，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不断挑衅，翁同龢是坚决主战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年轻的光绪帝渐渐被莫名的激情所鼓舞，逐步走上了主战道路。可惜这场战争失败了，清政府不得不面对《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巨额战争赔款和大面积的国土丧失。当此关头，翁同龢提出“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的主张，清政府的决策者似乎也接受了这一主张，于是有“三国干涉还辽”的发生。中国借此收回了辽东半岛，却增加了更多的赔款。

在短时期内筹集这一笔巨大的战争赔款是战后清政府最主要的工作。曾经提出可以增加赔款而不愿割地的翁同龢，自然要对迅速筹集到这笔资金担负相当大的责任，更何况他还以帝师身份兼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数职呢！

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要想依靠自己的财政结余去偿还这笔巨款是根本不可能的。清政府的唯一选择是向西方国家筹借。

清政府在战前向西方国家借款之事，基本上是由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负责经办的。于是，当清政府在战后有意向西方筹借款项作为赔偿日本的费用时，赫德就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将海关每年两千万两白银的洋税全扣，这样差不多十年的工夫，就可以将这笔巨额赔款全部了结。赫德的建议遭到了户部侍郎张荫桓的反对。张荫桓以为如此办理肯定会影响政府的日常财政支出。接着，赫德提出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五千万两白银，除了偿还日本的费用外，还可以剩余一千数百万两白银作为办理其他事情的费用。

向英国的商业银行借款没有成为事实，因为当时俄、德、法三国自认为在联合干涉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的交涉上有功，所以企图以此强制中国向他们借款。而清政府内部如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看到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意义，同样期待通过向俄国等国家进行借款，加深两国的关系，以便联合俄国等国制衡或者压制日本。

经过反复交涉与争夺，甲午战争后第一笔大借款由俄、法两国共十家银行分摊提供，总额折合白银一亿两，年息四厘，九四又八分之一的折扣，分三十六年偿还，以海关关税作为担保。中国方面由总理衙门和户部共同负责，徐用仪等户部堂官参与谈判，而担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因故没有参加。这就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根据中俄法达成的共识，这次借款所附的政治条件是：俄国不但要插手中国海关，分享由英国人独占的权力，而且获得了不少通商优惠以及在中国境内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商业机会等；而法国则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中越分界通商条约》，获得了中国云南境内的大片土地使用权以及投资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及通商等方面的商业利益。

政治借款附带某些商业性的条件，按理说也是外交上的通例，况且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开发市场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不过，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中国因这次借款“受亏不少”。基于这种认识，翁同龢批评徐用仪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一味屈从俄国人的要求，甚至同意俄国人提出的九三折扣率，致使中国蒙受了不该有的损失。他甚至与同样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的张荫桓联名致电中国驻俄公使，要求更改折扣率。负责清政府此次谈判的徐用仪当然也有自己的理由与感受，他既不承认屈从俄国人的压力出让国家利益，更没有因为翁同龢的特殊身份而接受翁同龢的指责。

同为军机大臣的徐用仪没有接受翁同龢、张荫桓的指责与劝告，他们之间自然产生了深深的误会乃至“龃龉”与“忿争”。再加上那些自命清流、不明事理的御史王鹏运之流接二连三地告状，徐用仪很快就被光绪帝罢免了职务。

1896 年 3 月，《马关条约》规定的第二批赔款到期，清政府依然需要向西方国家借贷。鉴于第一笔借款中的曲折坎坷，清政府决定这次借款由翁同龢与户部侍郎张荫桓具体负责。张荫桓在外交主张上有联英拒俄制日的倾向，而管辖长江流域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倾向从英国和德国借款。他们分别致函翁同龢表达了这一看法，希望翁同龢通过这次借款保持各大国在中国的战略均衡态势。翁同龢接受了这些主张，与张荫桓开始了与英、德方面的借款谈判。

这次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英、德方面提出了相当苛刻的借款条件。经反复交涉，1896 年 3 月终于达成协议。此次借款折合白银共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关收入做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还同意，在这笔借款没有偿还完毕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仍由英国人担任。

这次谈判的附加条件是英国通过《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掠夺了大片土地，扩大了在云南境内投资修筑铁路及在西江通航、通商等商业机会；而法国则获得了龙州至镇南关修筑铁路的合同。

两次借款的达成使中国付出了不少代价，尤其是各种折扣、佣金以及政府内部的挪用、个别官员的贪污等，都使实际可用于偿付对日赔款的数额大为减少。照此下去，借款必将大为增加，中国的负担将更加沉重。长痛不如短痛。翁同龢与户部满人尚书熙敬及户部侍郎张荫桓等都觉得，与其这样拖下去，不如将剩余的赔款一次性偿还，还可以节省一千数百万两白银的利息。

清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据翁同龢的建议，委派李鸿章会同翁同龢及其他大臣一起负责这次借款。李鸿章提出鉴于过去几次借款困难，不再向各国政府借款，改向商业银行借贷。然而他们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奔波，发现这种想法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只好继续向各国政府借款。

1897 年 12 月，李鸿章向俄国政府提出借款一亿两白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很快表示同意，但附加条件是：中国应该满足俄国在中国东北与蒙古享有修筑铁路及工业开发的独占权、中东铁路部分支线的修筑权及相关港口的修筑与使用权；中国还要承诺一旦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空缺时，应聘请俄国人担任等。

英国政府得知俄国的借款条件时甚为愤怒。英国方面设法迫使中国同意向英国借款，并提出相应的附加条件。英国、俄国就向清政府贷款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甚至为此使用了并不光彩的行贿手段。翁同龢、李鸿章、张荫桓等人或许并没有像那些捕风捉影的消息所说，接受过大笔贿赂，但似乎都多少得到过一些好处。这在后来的“倒翁”风波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或许也是光绪帝由格外信任翁同龢转而不信任乃至厌恶他的原因之一。

一次性借款、一次性偿还日本的方案最终没有实现。提出这一方案的翁同龢不仅背上了“办事多不允协”的责任，而且因涉嫌受贿尝到了“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的后果。

不仅仅是这样，当翁同龢一次性借款、一次性偿还的方案无法继续执行时，他又别出心裁向清政府建议，通过发行“昭信股票”作为筹措战争赔款的办法。昭信股票的发行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国内公债。翁同龢和其他主持此次发行的大臣们没有相关经验是事实，但翁同龢等人对这件重大事务调研不充分、宣传不得力、工作太草率也不容否认，致使昭信股票毫无诚信，无人购买，实在使清王朝丢尽了脸面。光绪帝即便有心保他的师傅不丢官罢职，恐怕也“众论不服”。1898 年 3 月 24 日，御史徐道焜上奏指责昭信股票流弊甚多，建议清政府速筹良法，亟图补救。3月 29 日，御史何乃莹上奏称昭信股票失信于民，弊端丛生。这种“屡经有人参奏”的办事大臣不被开缺，不被免除职务，清政府要开始推行新政何以服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翁同龢于 1898年 6 月 15 日新政开始四天后就被开缺回籍，实际上隐含有光绪帝杀一儆百的深意。光绪帝是要告诫那些官员们，如果对新政推行不力，或横加阻挠，即便尊为帝师，也照样严惩不贷。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才能弄清楚光绪帝何以在宣布免除翁同龢的职务后“警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他似乎也觉得因“这些工作中的失误”就将与自己朝夕相伴十数年的师傅开缺回籍太过残忍，但是为了新政的顺利推行，为了清王朝的未来，也只好委屈自己的师傅了。所以，翁同龢被开缺回籍有着许多复杂的背景与原因，既有政敌的报复与暗算，也有他自己的失误和不检点，但根本原因却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为了新政顺利推行，为了清王朝的根本利益而做出的选择。回想商鞅、王安石乃至历朝历代的政治改革，哪一次没有拿自己的亲信、同道、朋友乃至亲人去祭旗？ ieakqi7OYSVSfKyuKB8k6gC0C15kmolps6chp9eJmE/W1ssZiORcNeMyxFCrcq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