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是有温度的存在

这本题为《风雅——历史的细节与温情》的小书，是这套随笔系列之第二种，汇集了我在过去十几年对近代中国主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讨论，文字长短不一，发布的刊物也多种多样。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大要就是提供一个讨论历史的思路。

在我读书的时代，学术界刚从原来的思路中走出，因而在近代人物研究领域，大致处于黑白分明的脸谱化时期。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洪秀全、洪仁玕、孙中山等，属于绝对的正面人物；琦善以及稍后洋务运动中的一干人等，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当然是负面形象；至于康有为、梁启超，印象中至 20 世纪90 年代，依然被划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否定多于肯定。

短短几十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景，近代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巨大进步。随着新史料不断涌现，随着中国与域外学术界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时间流逝，历史相关者不断远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了很大推进，许多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逐渐呈现，我们对这些人物的观察也有了很大调整。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对于国民心理重建影响至远且巨。

我个人一方面深受时代潮流的激荡改变着自己的历史认知，另一方面毕竟我是历史学从业者，在过往几十年也深度介入了这些讨论，对于历史认知重塑也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心力。

我比较认同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说过的一段话：“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先生这段话，在过去几十年深刻影响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应具了解之同情”，几乎成了学术界定律，我当然也从中获益匪浅。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我的近代人物研究几乎从一开始就试图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从历史人物的立场去思考他们的观察、判断。

举一个例子。我算是比较早注意重新研究梁漱溟的中国学者之一。我在阅读梁漱溟的相关资料，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批梁资料时，我对梁漱溟一生中的遭遇、反叛、不随波逐流特别赞赏，因赞赏而仰慕而研究，这或许也会有伤于客观性，但这种基于同情的理解绝对有助于认识历史真相。那些批梁作品的作者，许多都是我崇敬的学者，甚至是我直接交往过的学者。但我既无法接续他们的研究继续推展、深化，也没有办法在他们的基础上“正反合”。我后来对那几大本批梁论文集做过学术史考察，我觉得这些批判性文章的最大问题，是写作者注意到了政治正确，也注意到了学术，只是作者与他要批判的对象太隔膜，作者所说并非被说者所想。同情之了解，了解之同情，确乎值得研究者时时注意。

陈先生那段文字的另一个重点也值得提出讨论，即研究者、书写者与研究对象能否处于同一境界的问题。陈先生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书写对象处于同一境界，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浅薄之论。

多年以来，我在阅读学术论著尤其是人物研究论著时，有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研究者的知识、素养、见解、训练，均往往无法与其研究对象处于同一境界。仅仅从知识结构而言，书写者无法进入被书写者的知识领域，这样的研究、书写，除了祖述陈说，很难提出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学术性人物的研究尤其如此。很多年前，因为年轻，我就说过一句颇绝对的话：思想史的研究者必须要有思想，学术史的研究者必须要有学术。研究者在知识、思想、学术方面与研究对象至少要相当，即便不能达到被研究者的水平，也必须尽量接近。

这样的要求当然比较高，但这应该是历史研究者必备的基本条件。比如，我们在讨论章太炎时，对于他的经学完全不管，对于他的《訄书》《检论》《春秋左传读》完全不读，只讨论他的现实政治思想，是否可能？我认为基本不可能。因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很多时候基于他的学术研究，不理会他的学术，就不太可能理解他在《民报》上的那些政论文章。

在过往的研究中，我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研究自己的研究对象之知识结构，要尽可能进入他们的学术领域。

此外，生活的经验使我在历史研究中最注意日常情理。那些极度书面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在我的分析中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对应。我愿意依据史料分析历史的因果关联，而不愿意像许多前辈学者那样，先从历史人物的阶级、地位去分析。在我看来，阶级地位、社会身份都不是决定人物政治立场的前置因素。历史就是一波接一波的偶然，而这些偶然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之前某个事件、某个因素。从这个立场讨论我这本书中提及的人物，不论是翁同龢、袁世凯、段祺瑞这样的高官，还是那些学人，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蒋梦麟、吴虞、丁文江，甚至北大学生张厚载，他们的政治立场、学问主张，乃至处世原则、精神境界，都很难从其出身、家庭背景、阶级立场给予解释。即便强为解释，也是不得要领，不明所以。

历史是具体的存在。每一个事件一定有它之所以发生的具体原因，我们无法将这些原因格式化，做统一解释，历史学的趣味也正在这里。人们读史，往往可以在字里行间，在文字的夹缝中读出新意，就是因为历史存在的具体，不可复制，不可统一回复，给予一个标准化的解释。

历史还是一个有温度的存在。历史学家、读史者，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去理解历史人物，更不能心存成见。即便从历史结局去看，历史人物的某些做法可能给政治、给民族、给国家带来了问题，但历史学家、读史者，也不应该先入为主，急于批判，而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历史人物何以如此去处理这些问题，他们的理据究竟是什么，他们的目标与结局何以会如此出乎预料。

设身处地，同情理解，知人论世，原本都不是高深的道理，而是自孔孟、太史公以来读史、写史的常识。我的这本小册子，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依据日常情理写出我所读的那些史料，那些不一样的故事。

感谢文彧的辛勤搜罗，精心编校；感谢彭明哲先生的敦促以及极具智慧的题名。

马勇，2020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初稿；
2022 年 2 月 27 日星期日改订。 rJ8Vn2KxzU9dAxScVjRz9oxQ+Cd/6oV48QqwixdTMQZHj6NIfIgR1TrW65MlcZ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