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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没有后来一些特殊的原因，光绪帝或许将在太后三度垂帘的阴影中继续当他的儿皇帝，慈禧太后、清廷并没有立马换人的意思。九月初一（10 月 15 日）庆亲王奕劻等总署大臣主动告诉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声称中方清楚知道到处流传着关于皇帝身体状况以及所谓废黜的传言。庆亲王对窦纳乐表示，他可以负责任地证实这些传言是不真实的。真实的情况是，皇帝贵体微恙，经过调理，皇帝的健康大为增进，且常和太后一同听政，处理国事。庆亲王还向窦纳乐表示，期望通过窦氏向整个西方世界解释，其实慈禧太后并不是完全反对中国进行改革，只是太后以为准备条件不够，不适宜像皇帝那样进行操之过急而又规模过大的改革。
谈话中，庆亲王诚恳询问窦氏有什么办法能够尽快使动乱的中国恢复平静。窦纳乐对症下药，“一个保证有效地使不安状况归于平静的办法，便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窦纳乐预料，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废黜阴谋的话，清政府就不会接受这样的建议。
窦纳乐的建议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未来的普遍担心。他们觉得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在大的思路上合乎西方世界的普遍价值观念，如果中国沿着这条道路持续走下去，必将成为文明开化的现代国家。而慈禧太后出园训政，不管有多少国内政治的足够理由，太后的政治思想肯定要比光绪帝落后得多。所以，列强通过多种手段干涉中国内政，普遍不希望由太后取代光绪帝，更不希望太后采取废立等非常手段处置光绪帝，因而尽量向清廷施压，迫使太后同意光绪继续留在皇帝的位置上。
庆亲王奕劻向窦纳乐提出建议或者说请求时，态度无疑是诚恳的。清廷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确实不希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权力的调适产生怀疑，他们清楚知道当时的中国正在融入国际社会，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中已占有相当分量。如果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持有强烈怀疑态度，则势必影响西方资本在中国的投资，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不过，庆亲王的诚恳态度并不意味着他告诉窦纳乐的那些话都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光绪帝的健康状况不仅没有大为改善，反而更加恶化。在庆亲王信誓旦旦告诉窦纳乐“皇帝健康大为增进”的两天后即九月初三（10 月 17 日），清廷御医率各省推荐来的名医对光绪帝进行了全面会诊，其结论是皇帝浑身上下都是病，“总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升降失宜”。第二天，慈禧太后异乎寻常地将会诊报告批转六部九卿各大臣阅看。
名医的诊断应该是正确的，而太后将此批转各位大臣的用意很值得分析。从善意角度去理解，清廷最高统治层肯定受到了某种压力。为防别人误解清廷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或故意迫害光绪帝，所以太后将皇帝病情及时向六部九卿各大臣通报，以便皇帝万一有什么不测，也好使各位大臣心中有数。从恶的角度去分析，太后依然不能原谅光绪帝在新政后期的作为，尤其是其所谓“不忠”。她之所以向各位大臣公布皇帝病情，似乎是为有一天进行废立做准备。不过，后一种可能性应该极小，因为就在向六部九卿各大臣公布病情的同一天，清廷异乎寻常地接受了窦纳乐的建议，请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多德福入宫为皇上诊病。九月初六（10 月 20 日），多德福向总理衙门出具了皇上患有肾炎或慢性肾炎的病情报告。根据多德福的诊断，光绪帝的病情并不太严重，只要在饮食方面善加调理，辅以必要的药物治疗，一旦排尿正常，气闷消失，病情就会明显好转。言下之意，光绪帝的病情并不影响他继续履行皇帝职责。
过去的研究多以为，多德福的诊断既是西方国家向清朝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是迫使太后无法废黜光绪帝的原因。其实这一说法并没有多少道理，只要想想几天前庆亲王奕劻与窦纳乐的交谈，就可以很容易判断出多德福的诊断只不过证实了庆亲王的说法：皇帝健康大为增进，并与太后一同处理政务；中外所传皇帝在太后的所谓迫害下健康日趋恶化以及阴谋杀害他的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这对于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局的普遍担心应该说起到了积极作用。
多德福的诊断报告公开后，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局稳定的怀疑。西方国家逐步接受了太后重出训政的政治现实。过去的经验也使西方国家普遍相信，即便太后出于稳定国内政局的需要可能会使中国政治一时倒退，但太后绝没有理由一直敌视西方人。在过去几十年间，正是慈禧太后的主持，使中国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与发展，所以他们普遍相信太后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守旧顽固派，一旦她有效控制住局势，就会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很快走向正常。九月二十二日（11 月 5 日），太后与光绪一起在仪鸾殿接见日本使臣矢野文雄
；十一月初一（12 月 13 日），太后又与皇帝一起在宫中召见英、美、德、法、俄、奥、荷、日等国驻京使臣夫人，光绪帝还与各位夫人一一握手还礼。
这一系列姿态试图向中外表明：光绪帝健康已大为增进，两宫和睦，孝慈相孚，共同治理着这个古老国家，并不像外界尤其是康、梁等流亡人士所宣传的那样，帝后之间势同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