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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建议主要还是来自梁启超。梁启超在没有获得朝廷重用后就想过返回上海继续办报，重新执掌思想界的牛耳，因而想到拿回《时务报》。但怎样才能拿回？梁启超想到借助于“公权力”，试图借用朝廷的力量让汪康年屈服。
根据梁启超的这些建议，康有为托人函劝汪康年，希望他能和平地将《时务报》总理让给梁启超，理由是梁启超“新蒙宠眷”，如果由梁接任，何愁《时务报》不能“声价跃起”，再现辉煌。
但梁启超、康有为的计谋被孙家鼐轻易化解，康有为也来个顺手牵羊，将计就计。他迅即致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奉旨”二字的提示，已经表明康有为的意思。稍后，康有为又给汪康年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节外生枝，和平移交，一切都还好商量。
无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为这一套。他从纯商业立场回敬康有为，称我汪某为《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原为我汪某聘用的主笔，梁启超今天的名声都是“借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
汪康年之所以敢于如此对待“钦差大臣”，是因为他对康有为在北京官场的困境了如指掌。朝廷将康有为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建议批转孙家鼐处理的第二天，汪大燮就从北京致函汪康年报告消息，并称张謇等人对康有为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们在北京想了一些防范办法，但考虑到《时务报》目前的实际情形，建议汪康年放弃《时务报》，抓紧将一切往来账目及档案清理出来。“此事此时，即不归官，将来必仍与君为难，断无好下台。兄意即不归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
汪大燮的建议引起了汪康年的注意。所以，当康有为函电交驰、恩威并施时，汪康年不仅不在意，反而有意调侃，从容布置，请求张之洞奏请朝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接受了这个建议，只是将新刊物的名字定为“昌言”，依据是皇帝的一道谕旨专门提到“从实昌言”几个字。
汪康年的活动能力远在康有为之上。他背后既有张之洞等大员支持，更得同业之多助。所以从《时务报》到《昌言报》，汪康年不仅袭用《时务报》的版式，而且利用原来的分发网络，一期也没有停止。这实际上已对康有为、梁启超构成了极大羞辱，“而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
康有为得知这些消息后，气急败坏地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西布政使翁曾桂等要员，指责汪康年这些做法是在违抗朝廷旨意，要求他们施加压力迫使汪康年交出《时务报》，并停止刊行《昌言报》。
对于康有为的要求，张之洞根本不予理睬。张之洞反而致电管学大臣孙家鼐，称《时务报》原为汪康年募捐集资所创办，从未领取官款，世人皆知《时务报》为一份典型的商办刊物。现在朝廷责成康有为办官报，他自可去办，而汪康年遵照朝廷旨意另立名目，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似与康有为办官报并不冲突，因而也就不应该给予刁难，更不能查禁。
孙家鼐原本就对康有为非常讨厌，将康有为调虎离山赶出北京原本就是他的主意。所以，他对张之洞的说法一点都不吃惊。他在复电中兴奋地表示：“公所言者公理，康所言者私心，弟所见正与公同，并无禁发《昌言》之意，皆康自为之。公能主持公道，极钦佩。”
两江总督刘坤一接到康有为封禁《昌言报》的电报，批转上海道蔡钧查办。蔡钧找到汪康年，将康有为原电抄交。由于汪康年早已做好布置，他详细介绍了《时务报》创办原委及其与康、梁之间的冲突始末。蔡钧对汪康年深表同情，遂将汪“所有为难情形”上报刘坤一。刘坤一据此上奏清廷，遂引起朝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