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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时，钱塘县令吴德㴋计划在杭州西湖租赁一屋，购书数千金，并聘请英、法教员各一人，邀请梁启超前往。吴德㴋的邀请对“数月以来，益困人事”的梁启超很有吸引力。因此，他决意离开报馆，隐居西湖静心读书。谭嗣同对梁启超的西湖读书计划表示赞成，以为有助于缓解矛盾。
不过，梁启超隐居读书的计划并未成为现实。1897 年 8 月，黄遵宪奉调湖南路过上海，与汪康年等人面谈，再次提出设立《时务报》董事会的建议。梁启超赞成黄的建议，并劝说汪同意，寻求一致。而汪康年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寸步不让，声明：“公度（黄遵宪）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
黄、汪冲突严重影响了《时务报》的前程，各方友人纷纷劝说汪康年不要一意孤行。汪大燮函劝汪康年重视黄遵宪的建议，“办事之人不必议事，奉行而已；议事之人不必办事，运筹而已。此至当不易之论”。张元济函劝汪康年，根据他的了解，黄遵宪对汪康年“并无贬词”，这个建议对事不对人，是个值得重视的建议。汪康年也是一个明事理的人，经各方劝说，终于接受建议，成立了董事会。
虽然汪康年接受了黄遵宪的建议，但交涉中的不愉快肯定影响了黄遵宪的心情。当他得知湖南将要创办时务学堂时，迅即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建议聘请梁启超出任学堂中文总教习。无论如何，这个建议对《时务报》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梁启超大约也有点厌倦与汪康年每天面对面了，当他得知湖南方面的方案后，没有丝毫犹豫。至于汪康年，则似乎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他内心深处或许期望梁启超和平离开《时务报》而又不太伤害彼此的友情；另一方面又担心梁启超离开了，《时务报》业绩受损。他不愿接受黄遵宪让梁启超在湖南“遥领”主笔的建议，不同意梁启超离开《时务报》。
汪康年的拒绝使湖南方面极不高兴。熊希龄让谭嗣同亲往上海向汪康年“哀吁”，如果汪康年执意不肯放行，那么他们将不惜与汪冲突而“豪夺以去”。谭嗣同劝汪，不如“自劝”梁启超往湖南任职，“则尚不失自主之权，而湘人亦铭感公之大德矣”。
对于谭嗣同的要求，汪康年解释称，他之所以不愿放梁启超去湖南，完全是出于对《时务报》发展的考虑，绝没有其他想法。汪康年向谭嗣同述说了自己的苦闷，获得了谭嗣同的同情；谭嗣同又反过来支持汪康年，“毅然决然不允所请”。
汪康年的想法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梁启超本人并不接受这个方案。1897 年 11 月中旬，梁启超离开上海前往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