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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言论给沉闷的晚清政治注入了一股清新空气。梁启超因此“暴得大名”，《时务报》因此而畅销。连最初不太支持《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邀请梁启超到湖北一游，表示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圆五百元，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以为《时务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通知下发不久后，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变法通议》连载系列之《论学校》，严词批评张之洞在代理两江总督时创建“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为教官，有媚洋嫌疑。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称满洲人为“彼族”。这种批评，自然引起张之洞不快。张之洞示意湖北不再“公费订阅”，并筹备一个新的刊物，紧盯《时务报》的极端言论，给予批驳。
正在武汉的吴樵及时向梁启超转述了张之洞的意见，然而此时正春风得意的梁启超根本不在意。他在随后发表的《论科举》中肆意攻击前朝重臣倭仁，认为倭仁对西学的看法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在《论学会》中对清代名臣纪晓岚猛烈抨击，认为以纪晓岚为轴心的乾嘉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繁荣，而是中国文明的毁灭。毫无疑问，梁启超这些激进言辞触犯了清廷忌讳。方面大员张之洞无论如何开明和惜才，都难以容忍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主张，便授意梁鼎芬著文反驳。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启超因言论而声名鹊起后，羡慕忌妒恨油然而生，遂奋笔著文宣传维新、鼓吹变法，甚至与梁启超比激进，并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中大事张扬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汪康年当然有权重建政论家形象，不料这些激进看法发表后，立即引来一系列批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叶瀚、梁鼎芬、邹代钧等纷纷函劝汪康年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万万不可动笔”，做好自己的报馆总理就行了。
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汪康年开始注意，对一些偏激言论有所矫正，同时注意加强对报馆人事、经济等权力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