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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响应，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的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这也是《时务报》当时风靡一时的重要原因。从第一册开始直到梁启超离开《时务报》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变法通议〉序》。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列举近代国家报纸发达与政治进步的关系，期待通过办报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可能触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在北京的朋友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鹏运等对编排及内容感到满意，但致信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谨慎从事，不要有意触犯朝廷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以免出师未捷身先死，重蹈强学会覆辙。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令人振奋。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致信汪康年，以为梁启超乃“旷世奇才”，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邹代钧函告汪康年，他收到的一百份已散发完毕，索要该刊的依然很多，嘱托汪康年尽快补寄。至第二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七百册，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告汪康年，《时务报》“至美至美”；张之洞幕僚叶瀚函称，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总之，《时务报》在全国各地获得了良好反响，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万余份，为中国开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无疑是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但不应否认的是，汪康年的经营及其与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黄遵宪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的推广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