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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毕竟是昨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控制？
基于这些无限想象，康有为不敢继续猜下去。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一面默诵林旭转达的圣谕，发誓不惜代价救皇上。康有为的谢恩折由林旭持还复命，康有为也明白表示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
然而，就在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却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胞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新政已在守旧势力反扑下彻底失败，光绪帝可能已陷入危险之中。
在康有为鼓动下，这些门徒决心不惜牺牲救皇上，并由此将慈禧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
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 月 18 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希望他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可能性，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所时，康有为已做好最坏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行装，一旦不好的消息被证实即离京出走。
袁世凯当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因为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高官，他不愿入伙，就意味着反叛。一股莫名的恐慌情绪笼罩在康有为心头。19 日，康有为在京城行色匆匆地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后，接受了那些门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京城“谋救”皇上，自己携仆人李唐于 9 月 20 日天未明时凄凉出走。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冲过了天津，于 9月 24 日凌晨抵达上海。还未登岸，英国人濮兰德登船迎接。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这份密诏，也就是“衣带诏”。
按康有为的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别人或许以为康有为在捏造、在臆想，因为康有为毕竟没有皇帝的手谕，也没有皇帝的真迹。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谕旨享有同等效力。实事求是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那样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此后十年这样说时，并没有遭到清廷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口谕是不成文的。康有为在此时或稍后过录时，就难免有文字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对者以为是康有为作假的证据。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差异正说明康有为诚实的一面，因为如果他存心作假，就一定会将各个版本保持完全一致，近乎完美。
不过，百年来研究者有一个猜测是对的，那就是光绪帝根本没有密诏交给康有为。康有为这份密诏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也就是杨锐的儿子杨庆昶 1909 年提交给清廷的那份文件。
这是对的。只是过往研究对康有为道义上的非难有点过。康有为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凭借的就是林旭的“口传圣谕”。而林旭或许从杨锐那儿看到过原件，或许也没有看过，但他确实从杨锐那里知道有这份文件，或许也从光绪帝那儿知道这回事。为了履行光绪帝的嘱托，为了应对杨锐的批评，总之，为了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按照杨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的意见，林旭肯定在康有为面前稍有夸张，其口传的圣谕虽说有根据，但在文字上却极端简略，只剩下让康有为离开北京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