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 9 月 15 日的建议。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对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冲突说到底是母子之间的家务事,作为臣子应为皇权中心贡献心智,决不能挑拨两宫矛盾。
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 月 15 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
作为老大哥,杨锐对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批评,责林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换看法的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能足够重视,适当劝告康有为不要如此激烈。
对于杨锐的批评,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按照计划,林旭将于 9 月 17 日谒见皇帝。杨锐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距离,这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通报当天,已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 月 17 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有关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讨论了康有为的问题,基本思路也没有超出杨锐的那些主张。这也是皇帝当天明降谕旨的背景。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借官样文章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 7 月 26 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出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为了保护林旭也不再需要密诏了。
林旭当天下班后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叮嘱“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成文谕旨,否则他当天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由此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立即执行。
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预感到正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的密诏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不会外出不归,而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能发发感慨,并没有什么具体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谕,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条。由于字条没有说具体事情,康有为也没有介意,遂于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 月 18 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的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谕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用词与语气看,这份谕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谕。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差异,即便康有为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说是康有为伪造。如果真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起码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