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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 9 月 15 日的建议。在张之洞的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对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冲突说到底是母子之间的家务事，作为臣子应为皇权中心贡献心智，决不能挑拨两宫矛盾。
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 月 15 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
作为老大哥，杨锐对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批评，责林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换看法的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能足够重视，适当劝告康有为不要如此激烈。
对于杨锐的批评，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按照计划，林旭将于 9 月 17 日谒见皇帝。杨锐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距离，这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通报当天，已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 月 17 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有关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讨论了康有为的问题，基本思路也没有超出杨锐的那些主张。这也是皇帝当天明降谕旨的背景。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借官样文章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 7 月 26 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出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为了保护林旭也不再需要密诏了。
林旭当天下班后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叮嘱“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成文谕旨，否则他当天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由此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立即执行。
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预感到正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的密诏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不会外出不归，而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能发发感慨，并没有什么具体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谕，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条。由于字条没有说具体事情，康有为也没有介意，遂于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 月 18 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的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谕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用词与语气看，这份谕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谕。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差异，即便康有为在后来的历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说是康有为伪造。如果真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起码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