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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一本将魔幻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书中有霹雳大仙（赵匡胤）、赤脚大仙（宋仁宗），有九天玄女、天师真人，有魔君星宿、法术高人，有隐语谶语、鬼魂托梦……将超现实的力量融入现实之中，虚实相间，真假难辨，仿佛在一栋庄严肃穆、构造严谨的恢宏巨殿上罩了一层流金溢彩的氤氲宝光，增添了空灵虚幻的神秘魅力。
小说以一场瘟疫场景开头。嘉祐三年三月，天下瘟疫盛行，宋仁宗派殿前太尉洪信去江西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临朝，祈禳瘟疫。
洪信心不诚、志不坚，没请到天师，却在游山玩水时惹出一场大祸。他凭借权势强逼龙虎山道人打开龙虎山伏魔殿，发现殿内只有一座石碑。
“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照那碑后时却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洪太尉看了这四个字，大喜，便对真人说道：‘你等阻挡我，却怎地数百年前已注我姓字在此？“遇洪而开”，分明是教我开看，却何妨！’”
在“遇洪而开”四字的鼓舞下，洪信命人掘开石碑，掀开石板，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在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这百十道金光正是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一百单八个魔君。
自来无事多生事，本为禳灾却惹灾。“遇洪而开”是《水浒传》中的第一个谶言，一百单八个魔君被封数百年，就等着一个姓洪的人来为他们解封。似乎一切皆是定数，实际上，作者在这里布下了一层迷雾，洪信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洪”，是洪信这一类刚愎自用、软弱无能的奸刁官员；是黄河三次改道以致产生让民生凋敝的泛滥洪灾；是上位者洪水猛兽般一言而决的严苛政令。
洪信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从他上山前后的言行就看得出来。
奉皇帝旨意来请张天师下山，龙虎山上清宫真人说：“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洪信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
洪信上了山，先见猛虎吃了一惊，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又见大蛇再吃一惊，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说。”
洪信当面遇到张天师却有眼不识泰山，倨傲道：“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他被张天师略一劝退，欲待再上山去，方才惊唬的苦，争些儿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罢。
下山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朝廷中贵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吃了这般辛苦……”次日，道众并提点执事人等请太尉游山。太尉大喜。
来到“伏魔之殿”，上清宫道人说尽利害，洪信只是要开门。太尉大怒，指着道众说道：“你等不开与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们众道士阻挡宣诏，违别圣旨，不令我见天师的罪犯；后奏你等私设此殿，假称锁镇魔王，煽惑军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远恶军州受苦。”
得知自己放出了妖魔，浑身冷汗，捉颤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从人，下山回京。在路上分付从人，教把走妖魔一节，休说与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见责。
综观洪信此人，基本就是一个意志薄弱、滥用职权、不负责任、欺上瞒下的官员。这还是在政治相对清明的宋仁宗年间，到了宋徽宗时，朝堂的混乱程度更是可想而知。大宋江山并非因洪信而亡，好汉落草也并非因洪信作乱，但庙堂之中洪信之流的掌权者数不胜数，他们最擅长的事就是用权力打败原则，从而为宋朝的衰败推波助澜。
说此“洪”为洪水，这和梁山八百里水泊的产生过程有关，它是由古代的大野泽和黄河泛滥共同形成的。
大野泽之名由来已久，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大野既猪（潴），东原厎平”的记载，在大禹治水时就已经存在。又据《辞海》，“故址在今山东巨野北”。汶水、济水、濮水流经巨野以北，在低洼处汇聚成湖泊，便有了大野泽。
后来的几千年中，黄河多次泛滥改道，泥沙在大野泽南淤积成平原，导致湖面向北移动，成了闻名天下的梁山泊。
据《资治通鉴》记载，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浸汴、曹、单、濮、郓五州之境，环梁山而合于汶”。这是梁山泊水面较大的一次扩张。公元1019年、1077年，黄河又有两次溃决，洪水注入，梁山周围水泊变得更加广阔，《水浒传》中所说的八百里梁山水泊正是北宋中后期的景象。
在众多历史记载中，黄河的流向一直都遵循自然规律，虽有泛滥也非大灾大难，但总有人低估黄河的治理难度，如北宋，就先后用人力使黄河三次改道，导致黄河泛滥更甚，民不聊生。洪水不仅为梁山好汉打造了天然的地理屏障，还毁了许多富饶良田，伤国根本。
《水浒传》中记载的嘉祐三年并没有瘟疫，却发生了另一件事。《宋史》记载：三年春正月戊戌，凿永通河（永济河）。此次开凿并没有成功防治黄河洪灾，1077年，黄河在濮阳一带决口，舍弃北流而向南改道，梁山泊成了黄河主流，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水泊。
洪灾是北宋时期的主要灾害，看似天灾实为人祸。1077年的决口“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三十八万家，田三十万顷”，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的瀛洲、沧州决口更是造成了“民死者百余万”的恶果。
除了官员和洪灾，另一个祸国殃民的物事就是国家政令。
宋徽宗赵佶本来就是个爱好甚广但能力不足的皇帝，偏偏又好大喜功爱折腾，做过的荒唐事不计其数，像宠幸奸臣、逛青楼都算不得什么，他倡导的另外三件事才是祸及社稷，使得北宋末年乱象丛生。
第一，花石纲。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置造作局于苏州、杭州，制造宫廷所用珍巧器物。四年（1105年）又置应奉局于苏州，搜罗东南各地奇花异石、名木佳果，由水路运送京师，称之为花石纲。在赵佶看来，“花石纲”既能满足自己的爱好，又能帮助百姓就业，有利无害。实际上，官员以“花石纲”为名在江南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凡是应奉局看上的一石一木、一花一草，皆以黄纸封之，收归公有。稍有不从，便以“大不敬”的罪名捉进监牢，等待重金赎人。许多人家都因此倾家荡产，到处逃难。为了运输花石纲，拆房毁桥、凿坏城郭是常有的事，应奉局负责人朱勔甚至大量强征漕运粮食的船只和民间商船，严重破坏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漕运。
第二，崇尚道教。赵佶对道教的痴迷无可救药，他仿照官制，专门为道教设立26级官阶，给天下道士授以职衔，发放俸禄。在蔡京、林灵素等奸邪的蛊惑下，给每一处道观拨了大量田地，修建的道观不计其数，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估量。在1077年，全国道士女冠不到两万人，到了宋徽宗宣和年间，道士女冠的数量竟达百万人之多。开展崇道活动，必然需要大肆搜刮民间财富，这也为北宋衰败埋下了伏笔。
第三，大赦天下。大赦在封建社会是很流行的手段，用来巩固统治，缓解社会矛盾，树立仁君形象。尤其是社会动荡不安时，这就会出现盛世大赦少、乱世大赦多的状况。大宋国祚319年，大赦203次，平均1.57年大赦一次。而宋徽宗当政的25年中，竟有26次大赦。频繁的大赦并没有让北宋复兴，反而让犯法者有恃无恐，律法形同虚设，宋徽宗凭着一己之力，使大赦不再是仁政，反而成了放纵犯罪、残害平民的帮凶。
“伏魔之殿”中镇压的石碑就是北宋的潘多拉之盒，洪信打开魔盒并非无心之失，而是统治阶级罔顾社稷苍生、肆意妄为的恶果，其也终将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