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水浒”二字，最早出现于《诗经》中的《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为了躲避戎狄侵扰，他带领族人来到岐山脚下，在水边建立起反抗殷商的根据地，最终推翻了殷商的残暴统治。

《水浒传》的故事也发生在水边，反抗精神却有很大不同。乍看上去，梁山众好汉手刃奸恶、占州县、杀贪官，也做过许多大事，但这些斗争要么为了私仇，要么为了钱粮，要么为了招安搏些筹码，再无更高的追求。直到招安之后征辽平乱为国效力，才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书中角色见面呼“英雄”，拱手称“好汉”，英雄好汉本是稀罕物事，在《水浒传》中却成了最寻常的称呼，是梁山上人人都是好汉，还是好汉的标准降低了呢？回到原著中寻找答案，我们会发现，《水浒传》中判定“好汉”的标准可谓人多嘴杂、各执一词。

武艺高强的是好汉，仗义疏财的是好汉，杀人放火的是好汉，山贼盗匪是好汉，就连拿人心下酒的王矮虎、开黑店谋财害命的张青、斧劈四岁顽童的李逵也是好汉……由此可见，水浒世界的“好汉”和智勇仁义全无干系。这里的“好汉”可以没本事，可以没道德底线，甚至可以无恶不作，只要得到黑道同人的认可，就是好汉！

任何年代都有生存在灰色地带的群体，清明的社会环境下，灰色难以遁形，易变成白色；世道混浊的失序社会中，灰色就会向黑色转变。《水浒传》写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由白而灰，由灰而黑，又绞尽脑汁想褪去这浸透骨髓的黑。

上梁山是为了活着，被招安是为了活得滋润。好汉们自以为找到了乱世的规则：越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就过得越惨。然而，当他们用暴力搏出一线光明后，才发现眼前依旧是死路一条。

《水浒传》一直赞颂和鼓励反抗精神，作者用精妙的行文和高超的语言将“造反者”塑造成读者同情的对象。当林冲经历了含冤发配、野猪林惊魂、风雪山神庙，最后来到梁山时，我们也会为他松口气；当晁盖等人火烧庄园投奔梁山时，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有好的归宿；当梁山被朝廷派兵征讨时，我们希望官兵铩羽而归。为了宣扬“造反有理”，“造反者”甚至创造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如“好汉”“聚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替天行道”等。这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被广泛应用在各支起义军挥舞的大旗上。“大碗酒、大块肉”“兄弟一家”之类的思想，为后世起义军提供了现成的精神源泉，哥老会、大刀会、义和团、太平天国，无不如此。

于是，在造反成为正义一方的前提下，“招安”就成了巨大的反讽。显而易见，当“乱自上作”时，下层阶级若没有掀翻天的力量和改天换日的气魄，注定无所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秩序是铁铸的牢笼，所谓“招安”，就是自缚双手走入牢笼之中，任人摆布。

难道梁山好汉们甘愿飞蛾扑火吗？当然不是。“水浒”一书，乍看仿佛宿命，细看全是现实，梁山好汉既无法颠覆政权，又不能原地解散，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招安，哪怕北宋末年的社会秩序已经接近崩溃，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造反不彻底，不如彻底不造反。《水浒传》一书，前半部是造反书，后半部成了投降书。弥足珍贵的反抗精神在招安那一刻烟消云散，一山好汉都成了大宋官员。曾经杀官造反、劫富济贫、快意恩仇的好汉们突然就领了朝廷俸禄，上了无形枷锁，卖了自家性命。

所以说，梁山无好汉，只有愚忠假义者、奔逐名利者、政治投机者、心死遁世者……结果呢，丢了好汉名头，做了朝廷炮灰。作者腹有乾坤、大笔如椽，敢于用全员悲剧揭示主旨，这才使《水浒传》获得了巨大成功。

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写神仙妖怪，《红楼梦》写富贵名门，《三国演义》写帝王将相，唯独“水浒”不从社会的主导力量下笔，而是以边缘人为主角，这些边缘人就是被主流社会鄙夷摒弃的游民。

游民被排除于士农工商之外，又被平民百姓憎恶惧怕，成为无正当职业、无稳定收入、无固定住所的“三无人士”。因其特殊性，游民只能游走在社会的灰色地带，依靠独特的行事逻辑和生存方式，组成一个错综复杂、弱肉强食的游民江湖，并成为宗族社会中最不安定的一股势力。

游民江湖像一只附在健康躯体上的水蛭，有着极强的吸血能力，但凡沾上这张江湖大网的，想挣脱是千难万难，只能越陷越深。《水浒传》中，朱仝、秦明、卢俊义等人正是被游民群体看中，以致走上这条不归路，诸如宋江、武松、鲁智深、柴进、林冲……都曾是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却从统治阶级的门槛上无声滑落，轻而易举跌入这张大网中。

没人愿意做山贼草寇，谁都想活得光鲜体面，被人唤作“押司”“都头”“提辖”“官人”“教头”……总比“贼首”“大王”“好汉”受用得多。无奈奸佞横行、世道沦落，不管你是顺民还是刁民，是铁骨铮铮还是含垢忍辱，是惹是生非还是安分守己，乱世中的明枪暗箭都会使你遍体鳞伤。

这世道乱到何种地步呢？在“柴进失陷高唐州”一回中，柴进准备和高唐州知府的小舅子打官司，柴进道：“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条例”是什么？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法规，连不容更改的法律法规都靠不住，天下岂能不乱？作者借李逵之口说出这句话，就是要告诉读者，人人都知晓这是乱世！然而，上至庙堂，下至庶民，无一人想为这乱世做出丝毫改变，都在其中煎熬挣扎，被滚滚浊流裹挟着奔向灭亡。

名著之所以流芳百世，唯“深刻”二字。“水浒”一书，写尽世间高低贵贱、画遍红尘奸恶良善，句句入骨、字字诛心，因其看得透、抓得稳，才有一张张狰狞鲜活的面孔、一具具赤条条毫无遮掩的躯壳。凭借着众多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和大量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水浒传》在读者心中烙印下一个又一个国民流行语，这是无比宝贵的精神遗产。

当然，《水浒传》的艺术价值还不止于此，从谋篇布局到行文用字，从变化万端的情节到曲折入微的技巧，都让人拍案叫绝。

书中善用“比较”技法，每每将相似之人事写出大不同来，从对比中彰显人物的性格迥异。例如，“王进避祸”比“林冲受难”，“武松杀嫂”比“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比“大名府劫法场”，再如“潘金莲偷西门庆、潘巧云偷裴如海、阎婆惜偷张文远、贾氏偷李固”，几人偷情各有各的偷法；又如“没羽箭张清飞石连打十三将”，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反应，堪称绝妙。

《水浒传》更打动人的是细节，是人情世故，是伏脉千里，是真实到骨子里的众生相。作者毫不吝惜笔墨，描写了低级官吏和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无论提辖、都头、押司、管营、教头、牢头、保正，还是泼皮、庄客、帮闲、娼妓、屠户、杂役、小二，人人都是老戏骨。每个人物都恪守着此身份该做的事、该说的话，绝无僭越出格。在虚构类文学创作中能做到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水浒传》用近乎纪实的锋锐笔触将个中隐秘一刀刀镌刻，如同一张巨大的浮世绘，其上只有两种颜色：黑是墨黑，红是血红。整部作品弥漫着阴郁、狂躁的气息，众多好汉身上充斥着原始野性的暴力冲动，恣意挥洒血勇，视人命如草芥。

被逼上梁山本是不幸之事，可为什么我们的同情转眼即逝？只因杀虎者成了猛虎，屠龙者变为恶龙。梁山好汉的刀斧一次次落在普通百姓头上，仿佛在告诉凡间众生，你不加入黑暗，就会被黑暗吞噬。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综观“水浒”全书，盗匪山贼之恶只是小恶，在肌肤腠理，在一肢半节，真正的大恶在朝廷、在相府、在公门，那才是敲骨吸髓、铺天盖地之恶，令人无处藏躲，北宋正是亡于自身滋生出的毒瘤。

《水浒传》结束的时间点十分耐人寻味，宋江身亡于宣和六年，宣和七年女真入侵中原，紧接着就是“靖康之难”。众所周知，女真人铁蹄经过的地方，鲜花着锦的富庶与繁荣一碰就碎，东京城的繁华胜景成了一片瓦砾，歌台鸾笙凤管，舞榭象板银筝，都化作喊杀声、呼救声、悲鸣声……并且将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十余年。念及此处，不禁有些怀念那群被招安的血性汉子，倘若举国皆有血性，女真人敢觊觎这片土地吗？

水泊梁山不只是好汉们的乌托邦，同样也是读者的桃花源，在这漆黑如墨的世道中，梁山的起义大旗曾经熠熠放光，人们正期待它大放光芒时，杏黄大旗摇身一变，成了遮天蔽日的“黑”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当一个个“纸上的生命”轰然倒下时，的确能听到有什么破碎了的声音。这种“倒下”不是某个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武行者夜走蜈蚣岭”，是“鲁智深、杨志夺取二龙山”，是“陈桥驿挥泪斩小卒”。

至此，《水浒传》一书的本质也就呼之欲出：将封建王朝颓败腐朽的真面目二维化展开，供人细观；巨细无遗地描述一切祸乱、荒谬、丑恶的根源与过程；揭露普通人不可求，不可得，不可信的残酷现实。

普通人，是任何一个时代的土壤与脊梁，但在《水浒传》中，普通人没有半点儿存在感。作为一个普通人，躲得过十字坡行走，躲得过张横的渡船，躲得过江州法场的热闹，难道还躲得过城池被破，躲得过金人的屠刀？

用现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细品《水浒传》，是需要一些耐受力的，其中对待生命的态度、对女性命运的处理方式都太过残酷，读得，说得，学不得。个中意义在于，只有回首过去时，我们才知道自己在文明这条路上走出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