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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经营当铺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许多有钱有势的人都会涉足这个领域。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被抄家前，经营的当铺多达七十五家！连和珅这样的巨贪都热衷于当铺生意，足见其暴利的程度。那么，古代的当铺是如何赚钱的呢？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典当业的发端是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在南北朝兴起，与佛教在当时的兴盛密切相关。佛教古律允许佛门以财物“出息”，也就是放贷。放贷不仅可以帮助借贷者渡过难关，还能为佛寺发展提供资金来源。那时候，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会设置“寺库”，利用善男信女供奉的香火钱为民众办理质押贷款业务。寺库是最早的当铺，寺庙借贷业可谓典当业的鼻祖。唐朝时，当铺又称为“柜坊”“质铺”等，质铺的“质”就是抵押的意思。宋朝时，商品经济发达，当铺行业大发展。当时称当铺为“解质库”“长生库”“典库”“典当质库”等，既有官营，也有民营，还有寺庙经营。到了明朝，“当铺”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并沿用至今。清朝的当铺生意非常兴旺。乾隆时期，北京城的当铺多达六七百家。
△ 古画中的当铺（出自《苏州市景商业图册》）
当铺的实质，是专门发放质押贷款的金融机构。说白了，就是抵物借钱的地方。为了防止借贷者到期无法还钱而给当铺造成损失，借贷者须用相应价值的物品作为抵押。这个抵押物，可以是服饰、粮食、金银首饰、古玩字画、铜铁器皿等动产，也可以是房屋、田地等不动产，甚至可以是牛、马等活物，奴婢、妻妾、子女一类的活人只要值钱，都可以拿来抵押。
当铺一般开设在街市繁华地段，门口会挂一个大大的“当”字招牌。当铺的围墙很高，一是为了防盗，二是为了防止外面偷窥，保护客户的隐私。当铺里面有一个高大的柜台，高度足有一米五，典当者需要双手将抵押物举到柜台上。这样做的目的，一是给典当者带来敬畏感，使其不敢争价；二是出于安全考虑，避免盗贼轻易得手。鲁迅先生对当铺柜台的高度印象深刻，他在小说集《呐喊》的自序里写道：“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 高高的当铺柜台
当铺里负责接待的店员被称为“外缺”，负责给抵押物估价，从而为放款数额提供依据。如果典当者认同估价，外缺就会高声“报唱”给另一个店员“中缺”，即负责书写当票的人。外缺在报唱时，多会同时对抵押物进行贬损性评价，一是可以压低质押物品的贷款额，二是避免因保管不善而被典当者高价索赔。当铺这种贬损性评价的行为在电视剧《大宅门》里就有所表现。剧中的白景琦去当铺典当一件崭新的皮袄，店员报唱道：“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面儿烂袄一件！”白景琦听后很生气，于是就换了家当铺。可是，另一家当铺的报唱与前一家如出一辙，因为这是行业的潜规则。
书写完当票后，典当者如果无异议，当铺就要收货并放款了。当东西不是卖东西，当铺享有的只是抵押物的占有权。就这个占有权，双方会事先约定一个期限，一般从一个月到一两年不等。在期限内，典当者可以凭当票赎回抵押物，但要付一定的利息。如果到期后典当者仍未赎回，那么当铺就拥有了抵押物的所有权，可以将其出售获利。因此，当铺的盈利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如果典当者在约定期限内赎回，当铺可以赚取利息；如果典当者没有在约定期限内赎回，抵押物就变成了“死当”，当铺将其高价出售便可获利。所以，当价会远低于抵押物的实际价值。行业规则一般是“值十当五”，当价最多不会超过抵押物价值的八成。估价时，店员需要有很好的眼力见儿，要能判断出典当者的经济能力。如果典当者是穿戴体面的有钱人，今后极有可能按期赎当，店员就会给高一点的估价，这样能多赚利息。如果典当者是衣着破烂的窘迫之人，店员就会给很低的估价，因为他赎回的可能性很小，对抵押物低价收、高价卖，可以赚取更大的差价。
我们今天读一些文学作品，常感觉古代当铺的放贷利率极高。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明清时期是不被允许的，国家有相关法令禁止高利贷。如《大清律例》里就规定，放贷利率一般不能高过“月利三分”，即每月利息不得高于本金的3%。以最高利息算下来，三十三个月后，利息就与本金等额，此后便不能再计算利息。也就是说，总利息最多不能超过本金，也不允许利滚利。一般来说，当铺的利率维持在二分到三分，极特殊的能在五分到八分，当然，这已属于违法行为。
典当者在赎当时还要给当铺保管费，这也是变相的利息。当铺相应也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如果抵押物在当期内损毁，当铺需要赔偿。比如因失火损毁抵押物，当铺要以当价的双倍赔偿。如果是邻居着火蔓延至当铺，则当铺的赔偿金酌情减免20%，这个规定倒也人性化。
明清时期，山西的晋商是经营当铺的好手。晋商们不仅给民间提供了资金周转，还给国家带来了大量税收。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山西的典当税收高达二万五千八百余两，占了全国典当税收的三分之一。另外，晋商还在当铺经营中衍生出了存款、钱票、货币兑换等业务，这些使当铺成为明清时期最重要的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