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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塔基州，就是贝基·曼宁和玛西·康纳讲述他们丈夫自杀故事的地方，2017年中年居民死于自杀、药物过量使用或酒精性肝病的风险比美国平均水平高1/3。但并非所有肯塔基亚人都面临同样的风险，只有在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中，绝望的死亡的风险才明显上升。图4—1显示了肯塔基州45~54岁白人的绝望的死亡比例。1995—2015年，在低学历人群中，每10万人中的死亡人数从37例上升到137例，而在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中，死亡率则变化不大。
肯塔基州是居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州之一，其45~54岁的白人居民中，仅有25%拥有学士学位。不过，美国所有州都存在类似的模式，即那些没有学士学位人口的死亡风险迅猛增加。受教育程度显然成为了解死者到底是哪个人群，以及他们因什么而死的关键因素之一。看上去，死神从动脉和肺到大脑、肝脏和静脉的巡游之旅主要发生在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当中。如果想要了解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所面临的额外风险，我们就需要了解教育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
图4—1 肯塔基州45~54岁非西班牙语裔白人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死亡率（按受教育程度划分）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2017年，在25岁以上美国人口中，将近40%的人拥有的最高文凭是高中文凭，27%的人受过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但并未获得学士学位，33%的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在1925—1945年出生的美国人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的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20~24岁的成年人中只有10%接受了高等教育。到60年代末，这一比例翻了一番，达到20%。 [1] 但自此之后，高等教育发展缓慢。1945年出生的人口中，1/4持有学士学位。1970年出生的人口中，只有1/3持有学士学位，增长的比例极为有限。而在1970年后出生，应该于1990年后大学毕业的人口中，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口比例几乎没有增长。
上大学给人带来的最明显好处是能赚更多的钱，而有更多的钱能让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末，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与只拥有高中文凭的工人相比，平均薪资高了约40%。到2000年，这个被经济学家称为“收入溢价”的指标翻了一番，达到天文数字般的80%。 [2]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那些接受某种程度的高等教育，但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的美国人的收入溢价相对较为平稳，只比拥有高中学历者的收入高15%~20%。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初高中毕业，并且决定不上大学的人根本无法预知，到了世纪末他们将会面临如此巨大的损失。
由于许多以前不需要学士学位就可胜任的工作现在变得需要学位，那些没上过大学的人的就业机会正在减少，上过大学的人的机会则正在增加。2017年美国的失业率仅为3.6%，创下历史新低，但在那一年，只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口的失业率几乎是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两倍。2017年，在25~64岁并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美国人中，84%的人处于就业状态，而只拥有高中文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中，仅有68%的人有工作。 [3] 美国就业者的收入通常在45~54岁达到高峰。令人担忧的是，在2017年，这个年龄段里只拿到高中文凭就离开学校的人中，有整整25%的人已经脱离就业大军，而这一比例在那些至少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中只有10%。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对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存在很大的争议，到底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根本不想工作，至少是不想接受能付给他们当前工资的工作，还是他们其实希望工作，但却不能为之，因为没有工作提供给他们，或因为他们是残疾人。不管答案是什么，下列事实不容辩驳，那就是劳动力市场正在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提供机会，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则并非如此。
随着企业和政府不断应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加上计算机的使用大量增加，对更高技能和能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口之间，收入和就业差距会不断加大。对于少数幸运而有才华的顶尖人士而言，比如对冲基金交易员、硅谷企业家、首席执行官、顶级律师或医生，他们获得高薪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从前。2018年，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高达1720万美元，是人均收入的278倍。1965年，前者还仅为后者的20倍。 [4] 如果我们回到100年前，那时收入最高的人依靠的都是资本，他们是祖先财富的继承者。对于食利阶层来说，以工作为生是一种耻辱。没有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制造业从业者更丢脸的事了。如今，最高的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继承的财富，而是高薪收入（如那些首席执行官），或者创业及专业工作获得的收入（如咨询顾问、医生和律师）。教育，而非家庭或出身，是获得此类工作的必经之路。 [5]
人们在寻找另一半时倾向于选择有相似兴趣和背景的人。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更有可能嫁给同样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曾经有一个时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会安于做家庭主妇，但在20世纪后期，她们已经走出家门，步入职场。因此，随着劳动力市场给予高学历者越来越丰厚的回报，以及更多高薪职业岗位向女性开放，我们开始看到更多对同时拥有高薪的夫妻。换言之，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已经不仅是一份高薪工作的入场券，还是高薪家庭的入场券。
现在，高学历和低学历人口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将在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割裂。 [6] 在工作方面，如今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教育隔离”。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现在，大公司正在将许多过去由内部雇员完成的低技能工作外包出去，而在过去，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会一起工作，都是同一家公司的雇员。现在，不同学历的人所居住的地点相互隔离，那些成功者居住在房价高企的地方，不那么成功的人根本无法进入。由于地理隔离加剧，不同学历的人的孩子所上学校的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高薪夫妇除了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之外，几乎没有时间参与其他社区活动，因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互认识，了解彼此关心的事情，或者共同参与社区活动。这两类人的品位不同，他们在不同的餐馆吃饭，访问不同的网站，看不同的电视频道，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新闻，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读不同的书。正如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们对婚姻制度的依恋也大不相同，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结婚较晚，但更不容易离婚，他们生孩子的时间也较晚，拥有非婚生子女的可能性也较小。
盖洛普公司在美国人中做过一个大样本调研，要求受访者将他们的生活从0分（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生活）到10分（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进行打分。2008—2017年，超过250万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打出的平均分是6.9分。那些拥有学士学位及更高学位的人打出的平均分为7.3分，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打出的平均分为6.6分。在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原因中，只有大约一半与他们拥有更高的收入相关，从而表明这种较高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教育本身带来的巨大优势，或者至少要归因于教育带来的非收入性益处。盖洛普调查还询问人们是否每天都能做一些有趣或喜欢的事情，在此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同样具有巨大的优势。 [7]
一个总体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会大有不同，而且这些不同将会远远超越个体差异。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受益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的创新能力和更高的生产力。更好的机会平等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赞成向那些曾经因家庭、收入或出身而受到排斥的聪明孩子开放教育机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制度是宛如试金石一样的美德，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成功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没有人会怀疑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事实上，在某些领域，我们显然还需要更多地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一个绝佳的例子是看看哪些人会成为发明家。发明是经济增长和未来繁荣的关键。与出身于收入分配后50%家庭的孩子相比，出身于收入分配前1%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发明家，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0倍。精英制度的失败会导致我们错失未来的爱因斯坦，而他们本来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8]
当然，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麦克·扬所指出的那样，精英制度也有缺点。他在1958年提出“精英制度”，并预言其兴起将引发一场社会灾难。 [9]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些曾经对低学历者开放的工作现在只留给高学历者。如果那些有学位的人能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比如执法部门的工作，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鉴于有些资源的供给有限，比如良好的生活和工作场所，有些资源将不会再分配给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最严重的一点，也是扬担心的一点是，低学历者将失去他们中最聪明的一批人，从而让他们失去本可以为自己服务的人才。扬写道：“就国民支出分配进行讨价还价实质上是一场智慧之争，如果一个群体中最聪明的一批人投身敌营，那么这个群体将毫无胜算可言。”他指出，精英相对于其他群体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其真正的原因是，“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已经无人再为卑微者代言”。如果有才能的人没有机会向上走，他们将无缘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并在那里出类拔萃和造福他人。但如果人才向上流动，则会损害他们的出身之所，以及他们原来所在群体的利益。扬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称为“民粹主义者”，把精英称为“伪善主义者”。 [10]
在上述论断提出60年后，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撰写了一篇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章，并讨论了精英制度的腐蚀性影响：“成功者受到鼓励，认为自身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将其视为一种美德，并瞧不起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而那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则可能抱怨整个系统受到操控，赢家是通过营私舞弊迈入成功之道的。或者，他们可能会心怀沮丧，认为失败全是自己的错，完全是因为自己缺乏才能和追求成功的动力。” [11] 根据201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只有一半美国成年人认为大学对国家有积极的影响，59%的共和党人（这个党派已经越来越成为低学历者支持的政党）认为大学正在造成负面影响。 [12]
因为精英的选拔依据是个人能力，而不是其家庭财富或地位，所以这些人显然比其所取代的那群人更有能力。同样，这种机制在许多方面对个人和社会都是有益的。但当一个新的群体获得成功后，它就会走之前群体的老路，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对抗下一代精英。他们的能力越强，就越能成功地为自己和孩子制定排除异己、谋取私利的策略。虽然这些策略有助于个人获得利益，但对整个社会具有破坏性。富人们会支付更多的费用，以获得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和论文的辅导，甚至会寻求子女存在精神障碍的诊断，以确保他们的孩子能继续花更多的时间参加先修课程的学习和考试。 [13]
当精英制度像其在今天的美国那样，成为一种不平等的制度，同时，那些已经得到公认的成就（如考试通过、晋升、成为合伙人、投机成功或当选公职）能够得到巨大的回报，那么这些回报可能不仅仅源于个人的能力和美德，还可能源于作弊，以及无视那些长期存在却已被逐渐视为成功障碍的道德约束。“如果没作弊，你就是没努力”的说法不仅仅适用于体育运动，在一个不平等的精英制度下，公共行为的标准很可能非常低，一些精英成员会做出腐败行为，或者他们在圈外人的眼中十分腐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19年美国大学的入学丑闻，即有钱的父母为了确保孩子有机会进入精英大学而行贿。我们猜测，在当今美国极度不平等的环境中，精英制度的兴起已经促成企业界呈现“赢者通吃”和更为严酷的氛围。 [14]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制度最终将自己走向灭亡。 [15]
在美国，低学历者的死亡率较高，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防范可预防疾病方面，教育之所以能够对人们提供保护，是因为了解疾病的运作机理有助于人们防范疾病，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容易了解这些信息。人口统计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和迈克尔·海恩斯已经证明，20世纪初，在病原菌学说还没有被广泛接受之前，“医生子女的死亡率与普通孩子不相上下，这相当清楚地表明，医生的手上几乎没有什么武器可以用来提高生存率。到1924年，医生子女的死亡率已经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5%。教师子女的进步也非常迅速，在此期间同样取得长足进步的还包括所有专业人士”。 [16] 再往后看，在1964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发布关于吸烟对健康危害的报告之前，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吸烟率非常接近。但在此之后，不同群体的吸烟率开始出现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的戒烟率更高，最初的吸烟率也更低。当然，这并不能解释下面的现象，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认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仍然保持较高的吸烟率。知识显然不是万能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拥有不同的健康行为模式，这一点很常见，也许社会地位本身是理解这些行为的关键之一。 [17]
还有一个现象一直存在，即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的健康行为也不一样。2017年，审视不同群体中的吸烟者比例，我们发现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成年美国白人（25岁及以上）群体与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群体相比，前者中吸烟者的比例高达后者的4倍（29%与7%），接受了某种形式的大学教育，但没有获得学士学位的群体中的吸烟者比例介于两者之间（19%）。2015年，在拥有高中或以下学历的白人中，1/3的人肥胖，而在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的白人中，这一比例不足1/4。此外，低学历白人在控制高血压方面也表现欠佳。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相比，平均身高也高了大约1.3厘米，这反映出前者在童年时期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更好。 [18]
这些因素导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象，即在不同学历的白人群体中，死亡率的差距迅速扩大。整体来看，45~54岁年龄段的白人的死亡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不变，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低学历人口的死亡率上升了25%，而高学历人口的死亡率下降了40%。 [19] 2017年，高学历人口的收入是低学历人口的两倍，这说明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在生活中有一定优势。同时，他们在中年死亡的风险只有低学历者的1/4，这说明了他们在健康方面的优势。
虽然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差距的加大也加剧了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死亡率的差距，但在低学历者中，绝望的死亡人数不断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全因死亡率差距的扩大。图4—2显示了美国的总体情况，并分别列出了男性和女性的数字。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女而言，如果拥有学士学位，他们出现绝望的死亡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低很多。1992年，男性中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显而易见。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死于酒精、药物或自杀的可能性更大。随着绝望的死亡“流行病”泛滥，这个差距也迅速扩大，到2017年，相对于拥有学士学位的同龄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口因绝望死亡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三倍。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无论受教育程度如何，白人妇女死于酒精、自杀或药物过量使用的风险都很低。早期媒体在报道我们的研究时经常会冠以“愤怒的白人男性不断死去”的标题，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女性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长期以来，女性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女性自杀的可能性较小，根据我们掌握的数据，世界各地似乎都是如此。同时，女性死于酒精性肝病或药物过量使用的可能性也较小。然而，图4—2显示，当前的这一流行病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几乎相同。分别核实自杀、药物过量使用和酒精性肝病三大因素后，我们发现这个诊断对各个因素也都成立。因此，我们不赞成一些人在媒体上鼓吹的观点，即这种流行病对妇女影响更大，这场“瘟疫”并没有什么性别歧视。 [20]
图4—2 非西班牙语裔白人（45~54岁）的药物、酒精和自杀死亡率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数据根据年龄组内平均年龄的增长进行了调整。
图4—3描绘了所有成年人，而不仅仅是中年人的绝望的死亡。在本图中，我们按照不同的出生年份分别研究了那些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跟踪不同出生队列随年龄增长的死亡率变化。花时间了解这些数字是值得的，因为这对于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将使用类似的数字。不同美国人的命运取决于他们何时出生、何时完成学业，以及何时开始工作，本书中的图能帮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信息。
左图显示了低于学士学位群体的情况，右图显示了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群体的情况。左图中的线条更容易看清，尽管两图的构图方法完全相同。图中每条线均代表一个特定的出生队列，即某一年出生的人群（在其上方以数字标明）。最左边的线代表了1985年出生的队列，最右边的线是1935年出生的队列。横轴表示的是年龄，每条线代表了各个出生队列在26年中（1992—2017年）的死亡率变化，这是我们掌握的数据能够支持的周期。为了使数字清晰可见，我们只摘取了每隔5年的一个出生队列。图中的每条线或轨迹都显示了绝望之死的死亡率是如何随着各队列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的。
通过研究越来越年轻的没有学士学位队列的死亡率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年轻队列的绝望的死亡的风险比年长的队列要高。对于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来说，同样在45岁时，1960年出生的队列面临的风险比1950年出生的队列高50%，而1970年出生的队列面临的风险则是1950年出生队列的两倍还多。出生越晚，在任何特定年龄遭遇绝望的死亡的风险就越高。除了年龄最大的队列（1935年和1940年出生的人），其他队列的死亡风险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并且每个队列面临的死亡风险因年龄增大而加剧的情况都比其前面一组人更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学士学位人口队列的情况与没有学士学位人口队列的情况大相径庭。与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不同出生队列所呈现的巨大差异）相比，右图中各个出生队列的死亡率轨迹很难区分。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一样，绝望的死亡的风险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至少在60岁之前是这样，但每一组人似乎都在沿着相同的轨迹变老。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不同队列之间存在（相对而言极其微小）的差异，并且对于这一部分人而言，出生较晚的队列同样表现较差。但是，以人口统计学的语言来说，这里没有或只有微小的队列效应，每个队列都遵循相同的老龄规律。
对于非西班牙语裔黑人而言，无论其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出生队列的死亡率模式都非常类似于拥有学士学位的白人，即在同等教育程度的群体中，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但出生队列之间的差异很小。对黑人来说，年轻队列的情况并没有逐渐恶化。
对于1935年出生的非西班牙语裔白人而言，图4—3显示了他们在六七十岁时的情况，他们中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绝望的死亡的风险并没有多大差异，只有十万分之三。但是，这种差异在后来出生的队列中急剧扩大，因此，在1960年出生的队列中（图4—3显示了他们在四五十岁的情况），在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队列之间，遭遇绝望的死亡的风险的差异已经达到1935年出生队列的10倍。显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正面临一场灾难，并且出生越晚的白人面临的灾难越大，但这种灾难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则没有造成如此严重的影响。
回到19世纪，甚至在埃米尔·杜克海姆于1897年做的关于自杀的基础研究之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有可能自杀。 [22] 在1935—1945年出生的队列中，自杀现象在拥有和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中同样普遍。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队列开始，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面临更高的自杀风险。在后面出生的队列中，不同学历者的自杀风险的分化不断加大。对于1980年出生的人来说，没有学士学位的白人自杀的可能性是有学士学位白人的4倍。这些发生于21世纪的自杀与过去的自杀不同，它们发生在不同的群体中，同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导致其发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
[1] Statistics are from Thomas D. Snyder, ed., 1993, 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tatistical portrait ,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able 3,https://nces. ed .gov/pubs93/93442.pdf.
[2] 收入溢价的计算方法是：拥有学士学位的全职、全年工作劳动者的时薪中位数，与只拥有高中文凭并没有接受额外教育劳动者的时薪中位数之比，参见Jonathan James, 2012,“The college wage premium,” Economic Com mentary , 2012-10, August 8,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3] 统计数据针对平民人口，参见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2017。
[4] Lawrence Mishel and Julia Wolfe, 2019,“CEO compensation has grown 940% since 1978,”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August 14,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ceo compensation -2018/.
[5]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2003,“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18(1), 1–39; Thomas Piketty, 2013,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Harvard; Matthew Smith, Danny Yagan, Owen M. Zidar, and Eric Zwick, 2019,“Cap italists in the 21st 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4), 1675–745.
[6] Robert D. Putnam, 2015, 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 Simon and Schuster;Charles Murray, 2012,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 ca, 1960–2010 , Crown;Sara McLanahan, 2004,“Diverging destinies: How children are faring under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Demog raphy , 41(4), 607–27.
[7]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盖洛普追踪民调结果。
[8] Alex Bell, Raj Chetty, Xavier Jaravel, Neviana Petkova, and John van Reenen, 2019,“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 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134(2), 647–713.
[9] Michael Young, 1958, 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 , Thames and Hudson.
[10] Young, 152.
[11] Michael Sandel, 2018,“Popu lism, Trump, and the future of democracy,”openDemocracy,May 9, https:// www.opendemocracy.net/en/populism-trump-and-future-of-democracy/.
[12] Kim Parker, 2019,“The growing partisan divide in views of higher education,”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19, https:// www.pewsocialtrends.org/essay/the-growing partisan-divide-in-views-of-higher-education/.
[13] Dana Goldstein and Jugal K. Patel, 2019,“Need extra time on tests? It helps to have cash,”July 30, New York Times ,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30/us/extra-time 504-sat-act.html.
[14] Christopher Hayes, 2012, Twilight of the elites: Ameri ca after meritocracy , Crown.
[15] See also Daniel Markovits, 2019, The meritocracy trap: How Ameri ca ’ s foundational myth feeds inequality, dismantles the middle class, and devours the elite , Penguin.
[16] Samuel H. Preston, 1996,“American longev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yracuse University 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Policy Brief No. 7, 8; Samuel H. Preston and Michael R. Haines, 1971, Fatal years: Child mortal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 ca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7] Michael Marmot, 2004, The status syndrome: How social standing affects our health and lon gevity , Times Books.
[18] 作者计算所用数据来自行为风险因素监视系统和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
[19] 对于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人口死亡率数据，我们仅能追溯到1992年。从那时起，大多数州才开始在死亡证明上标注死者的受教育程度。但佐治亚州、俄克拉何马州、罗得岛州和南达科他州这四个州的标注工作进展较慢，因此我们所有的死亡和受教育程度调查结果都排除了居住在这些州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5%）。
[20] 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7年，拥有学士学位的45~54岁年龄段人口的比例几乎保持不变，约为1/3。如果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学士学位和无学士学位人口的比例发生巨大变化，则将引发如下担心，即图中显示的不是死亡率变化，而是有学位和没学位的人口变化。人口比例的稳定使得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21] 右图中，英文原书即无1950年队列，疑遗漏。——编者注
[22] Emile Durkheim, 1897, Le suicide: Etude de sociologie , Germer Baillière; Matt Wray,Cynthia Colen, and Bernice Pescosolido, 2011,“The sociology of suicid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37, 5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