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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逃亡，是挣脱贫困和死亡的逃亡。几千年来，人们即便有幸逃过了童年早逝的厄运，也要面对经年的贫困。得益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细菌致病理论，人类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大幅度提高，寿命延长了不止1倍，过上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我父亲的寿命，是我祖父一辈的2倍。他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得到的实际收入，与以挖煤为业的祖父相比，也增长了不知多少倍。而我所受到的教育和以教授为业所得到的收入又大大超过了我父亲。现在，全世界儿童和成年人的死亡率都在下降，但是人类的大逃亡却并未结束，仍有10亿人遭受物质和教育匮乏之苦，他们的寿命与其先辈（或者我们的先辈）相比，也没有增加。人类的大逃亡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里，我们比我们的祖先生活得更加富足，身体更健康，长得更高大，受的教育更好。与此同时，大逃亡也制造了一个不那么乐观的世界：由于一大部分人被甩在了其他人的身后，与300年前相比，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这本书要讲述的，就是人类大逃亡的故事。大逃亡为人类带来了诸多好处，但也需要为今日世界的不平等负责。本书同样会阐明，为了帮助那些仍然陷在困境中的人，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又不应当做什么。
我使用“福祉”这个词来指代所有对人类有益以及能够帮助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事物。它既包括物质的丰富，比如收入和财富；也包括身心的愉悦，即健康和快乐；还包括在民主和法律制度下得到受教育机会和参与公民社会的能力。这本书的主要章节将聚焦于这些福祉组成因素中的两个——健康和财富。在这一章的总体论述中，我也会谈到一些关于幸福的问题。
在本章，我会对今日的人类福祉做一个概论，同时也会回顾在过去的30~50年中，人类的福祉是如何变化的。在这里，我会用最少的笔墨来呈现一些基本的事实。而在之后的章节，我会比较细致地探究每个具体的话题，阐述其中的缘由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与方式。
显而易见，健康是讨论福祉问题的起点。人得先活着，才能去想如何过上美好的生活。身体不健康以及任何其他生存障碍，都会严重限制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从人的生存谈起。
如今，一个美国小女孩的预期寿命是80岁以上。实际上，官方的这一预测数字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未来人口死亡率会继续下降这一事实。在过去的几十年，美国人口死亡率一直在降低，而这一步伐不可能突然停止。当然，要对人的寿命增长做出规划很难，但是，不是虚言，未来，一个美国白人中产家庭女孩活到100岁的概率有50%。 [1] 相对于她曾祖母的时代，这样的寿命变化是非常了不起的。她的曾祖母，如果生于1910年，则当时的预期寿命只有54岁。那一年，在美国出生的女孩有20%没活过5岁就夭折了；与此同时，每5 000人中，只有两人能活到100岁。如果她的祖母生于1940年，则当时的预期寿命是66岁。那时，每1 000个女孩中，有38个不到1岁就夭折了。
不过，与今日国与国之间的差距相比，美国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差距显得微不足道。如今，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健康状况比美国1910年的情况要差。在塞拉利昂、安哥拉、斯威士兰、刚果（金）、阿富汗等地，1/4的孩子活不过5岁，人们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0岁多一点。在那里，每个女人一般要生5~7个孩子，而其中多数母亲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至少一个孩子死去。每有1 000个孩子降生，就有1位妈妈死亡。也就是说，那些将要生10个孩子的女性，其死亡风险高达1%。即便情况如此恶劣，与几十年前相比，这也有很大的进步了。在世界上条件最差的地方，即便其他方面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死亡率也已经下降了。不过在情况最糟糕的某些国家，比如斯威士兰，即便儿童能活过5岁，其到成年时期也得面对艾滋病的威胁。一般来说，成年人的死亡率是很低的，但是艾滋病大大提高了其死亡率。当然，艾滋病蔓延这种恐怖情况在热带国家和最贫困国家都不算普遍，在那里，很多国家的新生儿存活率和美国的一样高，甚至更高。这里面就有新加坡这样的热带国家。即便在印度和中国（2005年，这两个国家拥有世界上1/3以上的人口和近乎一半的最贫困人口），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也分别达到了64岁和73岁。
在本章的稍后部分我会详细说明我所引用的数据来源，但是，现在就有必要强调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越穷，其健康数据就越糟糕。不过，具体而言，儿童部分的数据令人欣慰：1岁以下或5岁以下儿童的存活率提高了。但是成人部分的数据，包括产妇的死亡率，以及15岁人群的预期寿命，却令人忧虑。
健康并不仅仅意味着人能活着或者寿命很长，它更重要的含义是活得好。好的内涵是多维度的，与人活着还是死了这样的事实相比，健康状况是否良好非常难以明确衡量。但我们仍有很多实例，证明人的健康状况在随着时代进步而提高，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富国与穷国之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与穷国相比，富裕国家的人承受的病痛和身体伤残更少。在富国，人口伤残率一直在下降，而人的IQ（智商）则随时代推移而逐步提高。在世界多数地方，人们的身高比以前增加了。但是那些在童年时代营养不良或者遭受病痛的人，却没有长到基因允许达到的高度。一个人长得比理论所预测的高度矮，一般都说明其童年不幸。童年时没能健康成长会损害脑部发育，从而也会影响其成年之后的发展。一般而言，欧美人要比非洲人高，也比中国人和印度人高。如今，成年后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要高。全球健康与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全球不平等，从人的身高差距上就可见一斑。
健康差距往往是物质生活水平差距和贫困与否的反映。无论与1910年还是与1945年相比，美国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而那些人均预期寿命最低的国家，其民众的收入和美国人比起来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刚果（金）的人均国民收入大概是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0.75%。在刚果（金），超过一半的人口每日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与此类似的国家还有塞拉利昂和斯威士兰。因为战乱等因素，世界上一些生存境况最糟糕的国家甚至还没有相关的数据统计。阿富汗就是其中之一。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在美国，有14%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但是，美国的贫困线是每日人均生活费约15美元，比那些贫困国家高很多。我们根本没法想象，一个美国人如何能靠1美元过一天（不过有数据显示，要是扣除了住房、医疗和教育费用，1.25美元也能让一个美国人过一天）。 [2] 但是，那些穷国的人每天赖以生存的费用便是1美元左右。
预期寿命和贫困的关系的确存在，但并不明确。2005年，印度和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64岁和73岁，但是在印度，有1/4的人口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在中国的农村，1/7的人口也是如此。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但是论人均收入，中国仅是美国的约20%。也就是说，1个美国人的收入大体相当于5个中国人的收入之和。还有一些国家更贫穷，但是它们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很高。比如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它们的人均预期寿命都是65岁左右。根据2005年的数据，越南的人均收入仅仅比这些国家稍好一点，但是其人均预期寿命却高达74岁。
部分富裕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则与其收入水平毫不相称，美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最富有的国家当中，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排名末位。另一个类型的例子是赤道几内亚。2005年，这个国家依靠卖石油人均收入大涨，但是其人均预期寿命却低于50岁。赤道几内亚曾经是西班牙在西非的一块殖民地，目前处于特奥多罗·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治下。若要评选谁是非洲最恶劣的独裁者，姆巴索戈当仁不让。他的家族攫取了这个国家依靠石油出口获得的大部分收入。
较高的人均预期寿命、良好的健康状况、人民免于贫困而又有民主法治，这些是一个理想国家应该具备的几个主要特质。具备了这些特质，人民就有可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就有条件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不过，我们没有做过调查，所以其实并不能确切地了解，人们到底最在意什么；也不知道在健康与金钱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权衡；甚至不知道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对他们而言到底是否重要。人通常有一种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可以在那些死亡率和贫困度都很高的地方拥有快乐的心态，甚至过上幸福的生活。穷人在最困苦的条件下，也会觉得自己过得非常幸福，而富人看起来拥有一切，却可能对生活极度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会以人们过上好日子的概率来衡量他们的福祉，而不是以他们的自我感觉为准。一个穷人生活得开心，适应力强，这不能改变他贫困的事实。同样，一个亿万富豪觉得自己很不幸，或者贪得无厌不知满足，也不能改变他富有的事实。这种阿马蒂亚·森口中所谓对“能力”的关注，实际上是对人们摆脱贫困的一种检验。这种检验的标准是以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可能性为依据的，而不取决于人们对个人境况的自我感受。 [3] 当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知足开心总比愁眉苦脸要好。这样的感觉对过上好日子是有帮助的，了解到这一点很重要，即便在对福祉进行评价时我们不会优先考虑这种因素。我们的这种立场，和一些功利主义者的想法是有差别的，比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 [4] 认为，对幸福的自我评估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好的环境只有在能增进幸福的时候才是有益的，如果人们自己觉得快乐，那么坏的境况也未必就是坏的。有不少人持有这种论调，但我们从引言的图0—1和图0—2中已经能看到，在生活状况恶劣残酷、人均预期寿命低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完全说不上满意。而在那些生活富裕、人均预期寿命长的国家，民众基本上都觉得自己过得很好。
我们需要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来确定健康、财富和快乐各自的特点。这样做是为了找出总体特征，同时发现例外。很多例外是非常值得留意的。在发现总体特征这一方面，人口学家塞缪尔·普雷斯顿于1975年最先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最有价值的方法之一。 [5] 图1—1是普雷斯顿曲线的重绘版，相关数据都更新至2010年。这张图显示了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轴是每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纵轴是男女总体的出生时预期寿命。每个国家都显示为一个圆点，圆点的大小与国家人口多寡成正比。图中较大的圆点分别是中国和印度，而右上部分相对较小但已经算比较大的圆点是美国。从左下升至右上的这条曲线展现的是预期寿命和国民收入之间的一般关系：在低收入国家，曲线急速上行；但到了生活富裕、人均寿命长的国家，这条曲线就变得平缓了。
图1—1 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某一个国家内部平均收入水平的指标，在这里，我们使用它来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进行对比。这里使用的单位是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元。这样至少原则上能够保证所有国家1元钱的价值是一样的，从而我们就可以在相同情形下进行比较，即1国际元在巴西或者坦桑尼亚能买到的东西和1国际元在美国能买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国内生产总值包含了众多个人和家庭未能直接获得的收入，比如政府税收、企业和银行的利润以及外国人的收入。一般来说，国内生产总值中只有一部分（尽管是很大的一部分）可用于家庭购买支出，剩下的部分则以直接（比如政府的教育支出）或者间接（长期投资）的方式让普通家庭受惠。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意义不同。国民生产总值包含本国居民在国外创造的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则不包括；国民生产总值不包括外国人在本国创造的收入，但这一收入包含在国内生产总值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这种区别，一般来说影响不大，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却非常重要。比如卢森堡，在这个国家工作赚钱的很多是比利时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这就使得卢森堡的国民生产总值大大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它和卡塔尔以及阿联酋这类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一样，被我们排除在曲线图之外。2010年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要是绘制在曲线中，会在右侧的边界之外。相对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能更好地衡量国民收入，但是我们拥有的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更为持续完整，因此，我在这里以及书中的很多处都选用了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从图1—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所处的位置是整条曲线走势的“转折点”，这一点非常明显：从中国开始，原先走势陡峭的曲线变平缓了。实际上，这一转折点标志着“流行病学转变”的出现。对于这一点左侧的国家而言，传染病是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死亡人口中，儿童众多：在最贫困的国家，一半左右的死亡人口是5岁以下的儿童。但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在富裕国家，儿童大量死亡的现象就变得非常罕见了，死亡人口中，老年人开始占绝大多数；除此之外，传染病也不再是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取而代之的是慢性病，尤其是心脏病（或者更宽泛地说，包括中风在内的心血管疾病）以及癌症。在贫穷国家，慢性疾病也正在迅速成为更普遍的死亡因素。不过，在富裕国家，除了少数老年人死于肺炎，只有极少人会死于传染病。这种流行病学转变被形象地归纳为“疾病从婴儿的肠道和胸腔转移到了老人的动脉里”。
倘若思考全世界的福祉分配问题，认识到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十分重要。身体健康和财富是人类福祉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图1—1证明了它们一般同向而行（尽管不是必然的）。经受物质生活之苦的人们，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部分人，一般也正在承受健康之困：相对而言，他们的个人寿命更短，在有生之年，多数也要经历丧子之痛。而在曲线另一端的富裕国度中，人们则极少会经历子女死亡这样的悲剧，他们的生活水平非常高，而且寿命也要比最穷国家的人们长近1倍。当把健康和收入结合起来谈论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福祉分化其实也是多重的。而人类真实的福祉差距，实际上也比我们只观察健康或者只观察收入所见的要严重得多。要认识这种真实的差距，一种粗略但通常行之有效（虽然毫无道德吸引力）的策略是把预期寿命和收入相乘，然后得出一个叫作终身收入的衡量指标。这当然是一个很糟糕的衡量方式（由于一年的生命价值是以人的收入估价，一个富人一年的生命价值大大高于一个穷人一年的生命价值），但是它的确更形象有力地展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差距。例如，在刚果（金），一个人的收入大概只是一个美国人收入的0.75%，而其预期寿命则不到美国人的2/3，这样算下来，一个美国人的平均预期终身收入是一个刚果（金）人的200多倍。
当然，这张图不能证明更高的收入会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不能确认疾病的发生都是因贫困而起。同时，这张图也不否认钱在某些时候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极为重要的。关于收入的重要性，我会在后面展开更详细的论述。在很多方面，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比如个人要改善健康状况，就需要有更好的营养，也就需要花钱；政府要提供洁净的水源，改善环境卫生，也需要钱。不过，在富裕国家，虽然科研耗费了很多金钱，但癌症或者心脏病的治疗效果都不明显——这多少能解释过了流行病学转变这个点之后，曲线变得平缓的原因。同时，人的预期寿命也是有上限的（很多人竟然对此表示怀疑），因此人的寿命长到日本或者美国这样的水平时，要想再延长就变得越来越难了。
有些观点经常宣称，在富裕国家，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6] 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借鉴一下引言中提到的重新绘图的方式，把图1—1中的数据做对数标尺处理，可以发现，虽然图1—2中的所有数据都和图1—1中的一样，却给我们展现出了另外一番图景：图1—2中这条线的斜度大体上是一致的，仅仅在最右边上方稍稍有些变平缓（大致是被美国的数据拖累的）。这种情况说明，在最富裕的国家中，收入和预期寿命之间的关系确实不明显。但从整体来看，对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还是和收入增长呈正相关的。这一点，和我们在引言中讨论生活满意度时所得出的结论类似。当然，由于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更高，因此同一比例的收入增长，其绝对数额是不一样的。富国绝对收入的增长数额要比穷国的多很多。这就是图1—1所显示的，同样数额的收入增加，在富国中相应增加的预期寿命就比穷国少得多。但即使在富国之间比较，更高的收入还是对应着更高的预期寿命。当然，图1—2的确显示出，各国预期寿命与人均收入的排序远远说不上一致。
图1—2 人均预期寿命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对数标尺）
那些远离曲线的国家，其背后的故事一点也不比曲线附近这些国家少。有些国家是因为战争影响，人均预期寿命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博茨瓦纳、斯威士兰以及其他没有标注的国家，则正在遭受艾滋病的困扰。其中的一些国家，二战以后在人均预期寿命上所获得的进步，已经被艾滋病的传播全部或几乎全部抹平。因此，在图上，它们的位置也就处在下方，远离曲线。我前面已经提过赤道几内亚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它的情况是所有国家中最为恶劣的。贫富差距也让南非处在图表中极低的位置。在艾滋病到来之前，南非就长期位于曲线之下了。南非地域广袤，整体贫穷，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却非常富裕，这种情况即便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也长期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图1—1中画一条连接尼日利亚和美国的线，然后从尼日利亚向美国移动10%（这一比例即南非白人人口占比），就接近南非在图上的位置。
另外一个大国俄罗斯也表现不佳。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急速下降。这有转型带来的混乱和破坏的原因，此外，过度饮酒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对俄罗斯男性的影响尤为显著。俄罗斯的情况存在争议，因为在政治制度转型之前，俄罗斯男性的死亡率也在上升。 [7] 但不论真相如何，如今，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成员国家都出现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下降的情况，这与其国民收入极不相称。此外，经济制度的变化，使得我们更难以衡量这些国家人民的收入状况，一些数字很可能被夸大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看是有益的，但是在短期内的确造成了人均收入和人均寿命的下滑。当然，与战后艾滋病的蔓延相比，俄罗斯的这些问题还不算严重，但是毋庸置疑，俄罗斯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福利水平也下降了。
美国人在健康方面的表现也与其收入水平不相称。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医疗保健上投入的资金占其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当高，但是取得的成果，却成为收入和健康之间并无紧密关系的明证，更说明医疗支出和健康水平之间没有关联。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人均预期寿命与美国相近，但是它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约1/4，而其在医疗上的人均花费也只有美国的约12%。在第二章和第五章中，我会进一步分析美国的健康状况和医疗支出问题。
其他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表现则要大大好于其收入水平。关于这一点，图1—2比图1—1表现得更为清晰。尼泊尔、孟加拉国、越南、中国、哥斯达黎加、智利以及日本这些国家，其人均预期寿命在图中所处的位置，都比我们根据其收入水平所预想的要高。在以上这几个国家中，穷国在控制婴儿（1岁以下）死亡率和儿童（5岁以下）死亡率方面都做得相当好；而富裕国家，尤其是日本，中老年人的死亡率通常较低。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例外出现，但最主要的一点是：穷国可以做得比我们根据实际条件所预想的更好，而富国则可能做得非常糟糕。低收入人群也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健康保障，而花很多钱也可能没有好的结果。在任何收入水平的国家，战争、流行病以及极端的不平等都会让健康问题恶化。当然，前两种情形在穷国还是比富国更常见一些。
图1—1和图1—2为我们展示了2010年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与收入的关系。不过，预期寿命和收入的关系曲线从来没有停止变动。图1—3展示了两条曲线，其中一条就是201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与收入关系曲线，而另外一条是1960年的曲线。在图中，1960年的国家都以浅色阴影表示，以便和2010年的有所区别。每个圆点的大小和各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成正比，但是仅限于在同一年份内的相互比较。因此，要注意，同一个国家在两个不同年份圆点大小的变化不代表其人口规模的变化。
从图中可见，几乎所有深色阴影的圆点都在浅色阴影的上方和右侧。这就是说，1960年以来，几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变得更加富有和长寿了。一切都在改善，福祉指标中的健康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这也许是二战之后人类在福祉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经济学家兼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对1700年之后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8] 他认为，正是从1 700年左右开始，人类逐步摆脱饥饿和早逝；而到了二战之后，这一过程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虽然到现在不少国家仍深受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更多的国家还在为摆脱此种威胁而努力，但那些业已取得的成就仍然值得关注和庆贺，毕竟数以亿计的人口已经摆脱了疾病和物质匮乏的困扰。阿马蒂亚·森将人类所取得的进步称为自由的获得 [9] ，如此，则如图1—3所示，2010年的世界比1960年的更加自由了。如果在这张图中继续加入1930年或者1900年的相关数据（这些年代的数据不够完整），我们会看到，人类自由程度的提升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从250年前开始，人类自由程度提升的幅度加大，在最近的半个世纪，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获取自由的行列。
图1—3更富裕，更长寿
总体上看，人类在进步，但是中间也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灾难。艾滋病的蔓延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艾滋病导致了人口死亡率的上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急速下降。南非在图中的位置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点。在图1—1和图1—2中，南非远在曲线之下。但如果回到1960年，即便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的影响，南非所处的位置也很低——这说明，南非的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不是因为疾病的拖累。实际上，南非的问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存在的极端不平等。如果我们观察不同年代的曲线变化，就可以发现，随着种族隔离的结束，南非在图表上离曲线越来越近，而不同种族的健康水平差异也在缩小。至少在1990年之前，这种情况是的确存在的。但在此之后，因为艾滋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南非再次远离曲线，落回到图1—1中的最初位置。
在过去几年中，抗艾滋病药物的使用使得非洲的死亡人数得到了控制。这场流行疾病提醒我们，人类任何的“大逃亡”都可能是暂时的，传染病的大流行并不只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中世纪有黑死病，19世纪有霍乱流行，如今则是艾滋病。无论是学术刊物还是大众媒体，都过分关注当下的威胁，而忽略了某些“新兴”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像艾滋病这种由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实际上，我们身边存在大量的“动物传染性”疾病，而且其中一些是致命性极强的。虽然大多数这类疾病不可能发展成大瘟疫，但无论如何，死亡是谁也不想看到的。比如艾滋病，虽然传染性低而且不会导致暴毙，但确实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这类疾病的流行，足以提醒我们在未来不能对类似的疾病掉以轻心。
若是抛开各种灾难所造成的发展中断，我们可以从图1—3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各个国家都变得更加富有和健康，预期寿命和收入曲线本身也在随着时代前进而上移。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的曲线位于1960年的曲线之上。不仅如此，实际上1960年的曲线也要高于1930年的，而1930年的也高于1900年的。普雷斯顿注意到了曲线的上移趋势，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因为收入在增长，还必定有某种系统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人均收入是影响寿命的最重要因素，那么曲线就应该随着收入增加而上移，或者因收入下降而下移。但现实情况是，当曲线上移时，某些国家的收入却未必增加。因为从全世界来看，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即便收入没有发生变化，其人均预期寿命也在随着时间推移而延长。普雷斯顿将这种曲线的上移，归因于科学和医疗知识的进步，或者至少是因为现有科学和医学知识得到了更为实际的运用。他认为，曲线旁这些国家的变化应归因于生活水平的提升，而曲线本身的上移则得益于新知识的应用。
幸福的增加到底应归功于收入增长还是知识增长？这是将贯穿本书始终的一个话题。我的观点是，与收入增长相比，知识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虽然收入本身非常重要，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同时也对幸福组成的其他要素起到促进作用，但收入绝不是幸福的最终决定因素。
虽然全世界多数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就必然带来贫困消减。有可能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根本没有出现任何的经济增长——不少非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就是如此；还有可能，虽然国家经济增长了，但是只有国内的先富者从中得到了好处。一些人常常用以上一种或两种情形作为论据，来证明他们所坚信的一个观点：全球化与经济增长只让富人得利。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确存在令人难以想象的物质水平差异，而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也触目惊心。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不平等是在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吗？是每个人都从增长中受益了，还是先富的人群持续领跑，将那些缺乏运气的人进一步甩在了身后？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法就是看一看原先贫困的国家是否取得了比富裕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如果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缩小，那么穷国的增长肯定要比富国快。如果说是科技与知识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那么在科技与知识可以得到便利传播的前提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便应该越来越接近。
图1—4中这些看起来随机分布的小圆点分别代表不同的国家。纵轴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横轴表示初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中，深色圆点表示各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2010年的增长情况，浅色点则表示1970—2010年的增长情况。从图中可见，这些圆点毫无规律可循，也就是说，穷国的增长速度比富国更快这个说法无法从这张图中得到证实，而穷国追赶上了富国，以及贫富不平等在缩小这样的结论，就更无从得出。当然，反过来说，这张图也不能说明富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比穷国更快。一言以蔽之，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并没有改变多少。从图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增长率都是正数，圆点分布在零增长这条虚线的上方。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全世界出现了大范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2010年，只有4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低于1960年的水平，只有14个国家低于1970年的水平。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有几个表现最差的国家（比如陷入战争的部分国度）没有被纳入统计中，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没有相关数据，但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是近几年刚诞生的新国。在图1—4中，表现最差的两个国家是刚果（金）和利比里亚，它们常年遭受战乱之苦。
图1—4 各国的经济增长
对于同样的数据，还有一种不同且更为乐观的看法。图1—5是经济学家斯坦利·费希尔绘制的。这张图与图1—4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图中代表每个国家的圆点，因为与各国数据统计之初的人口规模成比例而变得有大有小。 [10] 以这种方式进行观察，我们似乎可以很快得出一个负相关的结论，即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得更快。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不是事实！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觉，是因为图中几个代表大国的圆点太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极快，这让超过20亿人口的平均收入离开了世界收入分配水平的底部，并向中间水平靠近。如果视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为其每个国民的真实收入，那么即便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从图1—5也可以看出，全球人口的收入水平在向着一个中心靠拢。但现实是，每个国家的个人收入不可能都相等，世界上不但存在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国之内，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这一点我们在第六章会详细讨论。一旦一国之内的贫富差距被纳入讨论，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变化的这件事，无论有多么好的例子，都将变得更加难以说清。
图1—5 考虑到国家人口权重的经济增长
当然，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但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摆脱了贫困，也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更重视的是人而不是国家，那么的确可以说，乐观的图1—5比悲观的图1—4更准确。
全球贫困状况的改变，也与印度和中国密切相关。世界银行会定期统计全世界每日收入不超过1美元的人口。图1—6就是根据2008年的统计数据绘制的。 [11] 数据显示，尽管全世界穷国人口在1981—2008年间增加了约20亿，但是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却减少了7.5亿。这意味着，全世界每日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已经从40%以上降低到了14%。不过，尽管很多地区的贫困率都有所下降，世界贫困人口绝对数量在过去10年的下降却主要归功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是有所增长的（在第六章我们会提到，印度统计的数据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这个说法似乎低估了印度在降低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3年49%的峰值下降到了2008年的37%。非洲的经济水平虽然较低，但是近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总而言之，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方面，我们取得了总体性的进步。尽管不是所有的地方在所有的时间都有进步，但是持续1/4个世纪的经济增长的确大大减少了全球的贫困人口数。
图1—6 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在下降
美好的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健康的身体和足够的金钱。要远离贫困，人类也需要拥有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广泛地参与公民事务的能力。虽然我主要讨论的是健康和收入问题，但实际上在其他方面，我们在最近几十年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当然，要做的事情仍然有很多。如今，更多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学校，文盲人数比以前大大减少。尽管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独裁统治，很多人参与公民事务的权利也仍然受到限制（有时这种限制甚至是极为严厉的），但人们总体上比半个世纪之前有了更多的政治自由。以环境所允许的程度看，多数国家人们的生活都已变得更加美好。 [12] 这种生活也经常被专家或者学术评论者过分赞美，不过，人们并不一定以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要素作为衡量生活幸福与否的指标。人们本身对生活的意见被忽略了。有时候，人们也经常认为某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活更有价值，但是我们却从未将其考虑在内。因此，有必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感受。
探讨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式是将人们对生活的自我感受作为评估其生活是否幸福的标准。引言中，图0—1和图0—2就是这样的范例。如今，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以及哲学家都开始看重这种对幸福的评估方式，很多统计官员也开始将其列为常规数据加以收集。 [13] 这种评估经常被笼统地称为幸福感评估，其本身的确有不少特别之处，比如直接来自接受调查的人，更关注实际的结果，通常包括一些影响人的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或者是我们知道也无法评估的。
当然，很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对自我陈述型评估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持保留态度，因为我们并不总能了解人们在回答问题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并且，不同的人或不同国家的人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也经常不尽相同。即便是直译，对一个问题的翻译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美国人对“幸福”这个词的使用比较随意，而法国人却不是如此，东亚人则很少表达说他们过得很幸福。 [14] 在美国，追求幸福是《独立宣言》所标榜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我的出生地——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苏格兰乡村，有这样的追求会被认为性格过于懦弱。
适应性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生活在绝境中的人倾向于相信眼前的生活是他们能得到的最好的，所以会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而那些生活奢靡的人，已经适应了富足的生活，因此哪怕是少了些许奢侈用品，他们也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 [15] 充实的生活往往也伴随着痛苦与失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曾经写过“幸福勇士”的故事。勇士们奔赴战场，能预料到的只有伤痛与可能的阵亡，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样的生活美好而有价值。 [16] 当然，对这些可能的情况持保留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忽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而是要注意这些现象可能忽视了某些潜在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全盘接受。
如果人们总是进行自我调节，满足现状，那么我们调查得到的反馈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差异。世界上多数富裕国家，其富庶通常已持续多年，而穷国则困顿多年，若人们总能自我适应，那也应该早就适应了自己的处境。但是，本书引言已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事实。
在关于生活总体评价的调查中，丹麦以7.97的高分（打分范围为0~10分）位居世界第一。在所有相关排名中，丹麦一直稳居第一。其他的北欧国家，芬兰为7.67分，挪威为7.63分，瑞典为7.51分。美国以7.28分排在这些国家之后。长期处在极权统治之下的多哥仅得到2.81分，而经历了长期内战的塞拉利昂是3分，另一个长期处在极权统治下的国家津巴布韦得到3.17分。布隆迪为3.56分，贝宁为3.67分，这个悲剧性名单再往上列就是阿富汗，得到3.72分。这种生活总体评价方式的确遭到了质疑，但是，当用这种衡量方式来评估国家的贫穷程度以及辨识国家的贫富时，其结果和以收入水平、健康水平或者政治自由度高低为衡量标准的结果是极为一致的。富有而民主的欧美等国是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以及拉美等地的穷国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就人们的生活总体评价进行调查所得到的结果，与我们考察人们的收入或者寿命所得到的结果一致。
如果能够获得过去半个世纪的生活总体评价调查数据，就可以从历史入手，通过对比去发现1960年至今人们对生活的自我感受的变化路径。之前我们考察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时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可惜盖洛普的世界调查开始于2006年，虽然之前也有一些来自某些国家的分散数据，但这些数据的可靠性无法确认，调查样本的选择标准也无从得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认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是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即便如此，富国居民对生活的整体评价要比穷国居民的高。这一事实容易使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对于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回头再看对生活总体评价上的两极：一极的丹麦和美国，以及另一极的塞拉利昂、多哥、津巴布韦，恰好一边是富国，一边是穷国。富国实现了250年的发展，穷国却一直毫无变化，而这正是对生活的总体评价出现两极化的原因。我们之前提到，国与国之间的人均预期寿命存在巨大差异，而人均预期寿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也随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如此，要是中国、德国、日本、美国这些国家在2008年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比1960年的低，那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件看起来毫无争议的事情，却一直遭到质疑。
1974年，最早采用自我报告方式调查人类幸福感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指出，根据调查，日本人并没有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而觉得自己过得更幸福。后来，伊斯特林又通过在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调查，拓展了他的结论 [17] ，即经济增长从古至今都没有改善人类的命运。伊斯特林的经济增长无用论，在经济学界是相当罕见的。（不过，人类的健康和其他方面虽然未必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但是的确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善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质疑。）但是，许多人口学家、宗教领袖以及其他否认物质是幸福之基础的人士，都对伊斯特林的这一观点表示了赞同。不过，那些处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可能不会这么想。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质疑，他们宣称，合理的参照数据表明，国家的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这种关系，同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是类似的。 [18]
比起穷国与富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经济增长对同一个国家内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难被观察到。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满意度差异，源于数世纪的经济增长差距，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即便是持续50年的经济增长，也未必能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在半个世纪之内以年均2%的速度（图1—4中的平均增长速度）持续增长，那么最终其人均收入会比最初时增加2.7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增长，大概相当于今日印度和泰国之间的差距。但实际上，由于各国人民的生活总体满意度和收入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在出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增长幅度较小、难以察觉甚至出现倒退，就并不稀奇。如图0—1所示，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印度的2倍，然而其国民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却低于印度。
正如在有的国家，人的健康水平并非一定与其收入成正比，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并不是经常和收入水平完全对应。我们已经知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幸福指数超级明星，也是非常富裕的国家，它们在生活总体评价上的得分与其收入水平是大致匹配的。但是，拉美国家的生活满意度得分却常常超过其收入水平；而在亚洲，包括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等国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却常常表现得与他们的收入水平不相称。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地区差异因何而起：是因为它们在幸福的某些客观方面的确存在差异，因为国民的性情有别，还是因为不同国家国民回答问题的方式不同？我们发现，在俄罗斯、其他前苏联成员国家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其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这些国家的老人对自己的生活尤其不满意。 [19] 在这些国家，年青一代拥有了先辈无法企及的各种新机遇，他们有机会旅行、留学或者在全球的舞台上展现才华。而同时，他们的祖父辈却眼见着自己所熟悉的、赋予他们人生意义的那个世界崩塌了。不仅如此，一些人还要承受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不足的痛苦。
尽管在阶梯式问卷调查中，“幸福”一词从未被提及，生活总体评价还是经常被理解为对“人是否幸福”的调查。事实上，生活总体评价是想要了解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看法，它询问人们生活的不同方面，而得到的调查结果说明人们对这些方面的心理感受不尽相同。当你觉得自己的生活还可以接受的时候，也依然会有不开心、忧虑或者紧张的感觉。事实上，悲伤、痛苦与压抑几乎是人们要获得美好生活的必修课程。参加陆军新兵训练营、攻读经济学或医学学位，或者眼见父母逝去，这些是人一生中都可能经历的苦闷。青年人约会失败，似乎也是其情感走向成熟的一个必经过程。过去起起伏伏的情感经历，都为人生当下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当然，开心总比觉得难受要好，即便是紧张、担忧以及愤怒等不快的情感体验，也可能在未来给我们以幸福的回报。不过处在这些情绪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不够幸福。
既然可以就生活总体评价进行调查，自然也可以就人的情感体验进行调查。盖洛普在调查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时，还试图了解人们在接受调查前一天的情绪和感受——担忧、紧张、悲伤、抑郁、快乐、愤怒、痛苦等，结果发现，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其对生活总体评价的回答，简直有天壤之别。
图1—7是全球幸福分布图。图中，横轴指标是人均收入，纵轴指标是感到幸福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张图和生活总体评价图差别很大，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张图显示出人是否幸福和收入水平并无必然关联。虽然在几个最穷的国家，比如布基纳法索、布隆迪、马达加斯加以及多哥等，它们的国民确实觉得不幸福，但是除了这些最穷的国家，很难看出富国和穷国之间人们的幸福程度有规律性的差别。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很高，但是却并没觉得很幸福。意大利人也是如此。与丹麦人或意大利人相比，多数孟加拉国人、肯尼亚人、尼泊尔人以及巴基斯坦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图1—7 全球幸福分布图
美国的数据也证实了人均收入和是否幸福没有太大关系。贫困会让人处于悲惨的境地，然而当收入超过了一定的水平（每年约70 000美元），虽然人们对生活的总体评价提高，却不会觉得更幸福。 [20] 钱只能让人在一定程度上觉得幸福，没有钱而心里感到幸福也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是，是否幸福却不能作为衡量人类整体福祉的有效标准，因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即便人们身处贫困或者健康状况不佳，也有可能心情愉悦。衡量人类整体福祉，生活总体评价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刚才提到的丹麦和意大利就是能证明这一点的两个极好例子。
美国人的幸福度仅次于爱尔兰和新西兰，居世界第三位。快乐对于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公民责任。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成员国家则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当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生活得比较开心，调查显示，全球近3/4的人口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
其他一些关于人类情感体验的调查，则展现了另外的景象。2008年，全世界19%的人表示自己在接受调查前的大部分日子里经历了愤怒，30%的人感受到了压力，30%的人感到忧虑，23%的人认为自己过得很痛苦。相对而言，穷国的人们过得更痛苦，尽管幸福与收入水平的关系相当复杂。虽然国与国之间存在差异，但总体上，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收入水平高低并不是正相关关系。比如，3/4的菲律宾人表示感到有压力，紧随其后的是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以及美国人，有44%的美国人表示在接受调查前的大部分时间感到有压力。这说明，收入高并不能减少这类负面情绪。
对生活总体评价与幸福度（或其他方面）的调查，给我们呈现了两幅不同的图景。那么，这两者哪一个正确？可惜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种思维期望用单一的方法对人们的幸福程度做出评测，这是不切实际的，不是一种考察幸福的正确方法。快乐是一种好的情绪，忧虑和愤怒是不好的情绪，认为自己的生活在改善也是正面的，但这些感受不同的事情，它们和人的收入以及身心状况等方面密切相关。在对幸福进行评估的时候，我们找不到一种神奇的万能方法。即便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像腕表一样的测量仪，把人的每一次快乐心情记录下来，我们也无法用这些数据来评估我们的生活过得是否幸福。人类的幸福有多个维度，它们彼此关联但又绝不相同。在对全世界人的幸福进行测评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要利用好这一点。
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曾著书讨论英国人在追求个人成就上的观念变化。他指出，对财富的追求在18世纪是英国人寻求幸福的合法路径。 [21] 亚当·斯密则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对财富的追求不但是一项值得尊敬的个人活动，也同样使得整个社会受益。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比喻，也已经成为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一部分。当然，正如托马斯提到的，对于个人是否能从财富中受益，斯密其实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在《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中，斯密指出，尽管财富“让人类工业兴起并发展”，但是财富能带来幸福这种说法却带有欺骗性。他同样怀疑不平等的真实存在。他说，富人通过雇用其他人而“满足自己无聊又贪得无厌的欲望”，却带来了“生活必需品”大致平等的分配。至于富人，他们的财富“可以遮挡夏天的阵雨，但是挡不住冬天的风暴，而且，常常使他们同以前一样，甚至有时比以前更多地感到担心、恐惧和忧伤，面临疾病、危险和死亡”。 [22]
斯密写这些内容之时，正是“大分流”开始的时代。当时，富人和穷人一样面临着感染传染病的风险，贵族的预期寿命也并没有比穷人更长。即使在今天，穷人虽在生活满意度上大大低于富人，但是在情感体验上与富人依然没有什么差别。富人还是脱离不了紧张、害怕、悲伤这些情绪，也不可能每天都过得开心。可是，在这250年间，世界变了。没有合理的证据说明，“生活必需品”在今天的世界得到了平均分配——其实在斯密的时代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如今，财富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使人得以远离疾病与死亡的危险。尤其是在过去的60年中，人类整体上变得更加富裕了，对这个世界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而财富与认知所产生的保护力量，惠及了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广泛的人口。
自二战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人口的收入和健康水平都提高了。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或者儿童死亡率高于1950年。 [23] 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这一点在中印两国最为明显。当然，这中间也有多次逆流。艾滋病的蔓延、苏联解体以及屡屡发生的战争、杀戮和灾荒提醒我们，疾病、战争以及恶政的幽灵并不仅仅飘荡在过去。拥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绝对是草率的，正如我们在《大逃亡》这部电影中所见到的，大逃亡未必能带来永久的自由，它通常只是暂时让我们远离周遭的丑恶、黑暗以及混乱。
[1] For a related calculation, see James Vaupel and John M. Owen, 1986, “Anna’s life expec tancy,”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5(2): 383–89.
[2] Robert C. Allen, Tommy E. Murphy, and Eric B. Schneider, 2012,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the divergence in the Americas: A labor market approac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 ry 72(4): 86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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