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逃亡》本来是一部电影，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群盟军士兵逃离德军战俘营的故事。在本书中，我所说的“大逃亡”则另有所指：我要讲的是人类如何摆脱贫困与早逝，如何改善自身生活质量，以及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故事。

我父亲的人生经历就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真实案例。父亲名叫莱斯利·哈罗德·迪顿，他于1918年出生在英国南约克郡一个名叫瑟克罗夫特的以挖煤为业的小村子里。在发现了新的煤矿后，我的曾祖父母放弃了农业，转而投身煤矿业，希望能生活得更好一点。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爷爷，在参加完一战后复员，回到村子里继续井底挖煤的生活，并最终成了一名煤矿管理者。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村子里只有极少的孩子有机会读到中学，我父亲也没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只能在矿井里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对于他和他的同龄人来说，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够爬到地面上工作，但这一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39年，父亲应征入伍，随后被送到法国，成了英国远征军的一员。后来远征军在法国惨败，父亲又被送往苏格兰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突击队员。就在那里，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同时，父亲也十分“幸运”地因患肺结核而退役，被送至疗养院休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后来苏格兰突击队突袭占领挪威的德军遭遇失败，许多人牺牲。父亲要是参与其中，恐怕也丢了性命。1942年，父亲复员返乡，同我的母亲莉莉·伍德-苏格兰南部加拉希尔斯镇一名木匠的女儿结了婚。

虽然没能获得上中学的机会，父亲还是在夜校学到了实用的煤矿勘测技能。1942年，由于劳动力出现短缺，拥有这一技能的父亲受到青睐，成了爱丁堡一家土木工程公司的办公室勤杂工。进入公司后，父亲立志成为一名土木工程师。于是他从头学起，经过10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一梦想。其实攻读土木工程的课程非常不易，尤其是数学和物理两科。父亲曾就读的夜校，也就是现在的赫瑞-瓦特大学，最近给我寄来了他当年的考试成绩单，从成绩单上也可看出，父亲当年的确费了不少劲儿。取得资格后，父亲在苏格兰边区得到了一份排水工程师的工作，并买下了我母亲的祖母曾居住的小屋。据说早年间著名的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曾经光顾过这间小屋。不过对我来说，爱丁堡只有煤尘、烟灰以及糟糕的天气。等到1955年夏天，我终于得以离开那儿，搬到了有树、有山、有溪流以及无尽暖阳的另一处乡村，这成了我的一次大逃亡。

按照一代要比一代强的传统家族观念，父亲在这时也开始为我规划人生。为此，他找到我的老师，并说服老师给我在课外“开小灶”，为的是我能够通过爱丁堡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的奖学金考试。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比我父亲的收入都高。最终我拿到了奖学金，成为两个可以免费就读的学生中的一个。后来我考入了剑桥大学的数学系，再后来我就成了一名经济学教授，先在英国教书，然后去了普林斯顿。我的妹妹考入了苏格兰的一所大学，后来做了一名教师。在我们这一辈的十几个人中，只有我俩考上了大学。在我俩之前，我们家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大学生。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生活在美国。我的女儿是芝加哥一家卓越的财务管理公司的合伙人，我的儿子则是纽约一家成功的对冲基金公司的合伙人。他们两个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优质而多样的教育，其受教育程度、获得的机会以及获得教育的质量，都是我这个学习经历单一的剑桥本科生不能比的。虽然我父亲很长寿，也见识和享受到了一些如今的高水准生活，但对他而言，他的孙辈生活质量之高，已全然超乎想象了。而他的曾孙辈生活的世界，无论是财富数量还是机会数量，更是那些生活在约克郡煤矿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

我父亲从那个煤矿小村庄的“逃亡”，是这本书主要内容的一个例证。按照今天的标准，我父亲生于贫困之境，老于生活相对富足。我没有关于约克郡矿区的统计数据，但是在整个英格兰，1918年的时候，每1 000个孩子当中，有超过100个是活不过5岁的，在我父亲出生的那个村子，孩子的死亡率更高。今天，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儿童活过5岁的概率还是要高于1918年的英格兰。我父亲和爷爷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幸存了下来，不过我爷爷还是在年轻时被矿井里的煤车撞死了。我的外公去世时也很年轻，死因是阑尾切除术后感染。我父亲虽然在年轻的时候就患过肺结核这种堪称夺命杀手的病，但还是活到了90岁。他的曾孙辈，我看则极有可能活到100岁。

同一个世纪前相比，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已得到极大提高。童年夭折的人大幅减少，人们寿命更长，得以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时代的繁荣。在我的父亲出生一个世纪之后，每1 000个英国儿童中5岁前死亡的人数已经降到了5个。即便在约克郡剩下的矿区中（我父亲出生地的煤矿于1991年关闭），这一数字略高，若同1918年相比，现在的死亡率也已经微不足道了。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认为没机会接受教育是天经地义的，即便到了我这一代，也只有不到1/10的英国孩子能够进入大学校门，但是今天，大多数人都能获得某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我父亲脱离贫困并为子孙开启了未来这件事，其实并不稀奇，但也绝非普遍存在的。我父亲同村的人没几个能像他这样获得专业技术资格，我母亲的姐妹以及她们的配偶也未能如此。在苏格兰边区的铁路线停运之后，母亲的兄弟也无法再靠打各类零工来勉强度日，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举家移民到了澳大利亚。我的孩子在财务上则非常成功和有保障，他们（和我们）是极度幸运的。很多受到良好教育并获得财务成功的人的子女很难做得跟他们一样好。对我的很多朋友来说，其子女的未来以及孙辈的教育是他们一直担忧的问题。

这是故事的另外一面。我父亲一家得以长寿并且获得了财务成功，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人群的典型样本。但实际上并非所有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积极地投入与付出，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父亲那样幸运。没人能比我父亲干活更卖力，可是没好运气也肯定不行。我父亲恰好幸运地没有在童年时夭折，幸运地因为战争而脱离矿井，幸运地没有参与伤亡惨重的突袭，幸运地没有因为肺结核死掉，幸运地在劳动力短缺的时候获得了一份工作。有的人摆脱了贫穷，有的人却落在了后面。运气垂青了一部分人，却远离了另外一部分人。机会常有，但是并非人人都有能力或有魄力去抓住它们。所以说，人类不断向前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造就不平等的故事。这一点，在今日繁荣与平等已成对立之势的美国尤其明显。少部分人很好地抓住了机会，但多数人仍在奋力挣扎。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同样看到这样的规律：当一部分人从贫困、匮乏、疾病以及死亡中逃脱之时，另外一部分人则继续留在这些旋涡中。

本书所关注的就是人类发展与随之出现的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联。发展导致了不平等，不平等却时常有益于发展，比如它会为后进者指明发展方向，或者刺激后进者迎头赶上。但不平等也时常会阻碍发展，因为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地位，会破坏追赶者的发展道路。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但我却想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

一说到脱离贫困，人们自然会想到钱，想到如何可以有更多的钱，如何不用为钱不够花而发愁，以及如何不用担心突然发生的“万一”毁掉你和你的家庭。钱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如何拥有更强健的体质，如何健康长寿以便能有更多的机会享受人生，却是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事。父母常常担忧自己的儿女不能健康长大或者要直接面对这样的现实，有的母亲甚至为了保证有5个孩子能活到成年，要生育10次。这反映了贫困的可怕，这种贫困加剧了许多人对金钱匮乏的担忧。纵观历史或者当今世界，子女死亡、病痛的折磨以及难以忍受的贫困，常常会降临到同一个家庭。这样的事情周而复始。

有很多著述是谈论财富的，也有很多是谈论不平等的，还有很多讨论健康问题以及健康与财富的关联：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映射。我试图把以上诸方面统一起来进行探讨，并趁此机会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闯入人口学家与历史学家的领地。由于我们的话题事关人类的福祉，以及生命如何更有价值，因此只谈其中的任一重要部分都难以确保详尽到位。关于人类的“大逃亡”，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学术边界的话题。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这一生欠了不少“学术债”，很多师长使我受益匪浅。其中，理查德·斯通对我的影响恐怕是最为深刻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衡量标准”的重要性——没有衡量标准，我们就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而正确地建立衡量标准，亦是无比重要的事项。阿马蒂亚·森则教会我思考什么让生命更有价值，以及应以整体的视角去思考人类的幸福，而不是仅仅考察其中的某些方面。对幸福的评价，就是本书的核心。

我的朋友、同事以及学生都异常慷慨地花费精力阅读了本书全部或者部分章节。他们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见解都是无价的。我尤其要感激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他们给予我批评建议，也不吝惜赞美和肯定。同时，我还要感谢托尼·阿特金森、亚当·迪顿、让·德雷兹、比尔·伊斯特利、杰夫·哈默、约翰·哈莫克、戴维·约翰斯顿、斯科特·考斯特沙克、伊莉亚娜·库泽科、戴维·林、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佛朗哥·拉奇、托马斯·博格、莱昂德罗·普拉多斯·德拉斯埃斯科苏拉、萨姆·普雷斯顿、马克斯·罗瑟、萨姆·舒赫霍弗-沃尔、亚历山德罗·塔罗齐、尼古拉斯·范德瓦尔和雷夫·温纳。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编辑塞思·迪奇克让我开始动笔写作此书，并在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建议。

在过去30多年中，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术环境。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和国家经济研究局曾资助我在健康和福利方面的研究，那次研究的成果对本书影响深远。我与世界银行合作频繁。世界银行经常要面对各种紧急与实际的问题，它教会了我如何分辨哪些事情是至关重要的，哪些则无足轻重。近年来我一直担任盖洛普咨询公司的顾问，它开创了对全球范围内幸福状况的调查，其中一些调查数据会出现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对以上所有人及机构表示感谢。

最后也最要感谢的是安妮·凯斯。在本书初稿完成后，她从头到尾审读了每一个字，之后又对某些部分审读数遍。全书无数处的改进都是她的功劳，没有她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就不会有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