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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不平等》讲述的是一个积极向上且充满希望的故事：在过往的250年中，人类在寿命提升以及物质生活改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作为既定历史，这一部分叙述几无需要修订之处。本书中对人类数百年来不断摆脱困苦险阻经历的描述，既有益于我们理解人类何以发展至此，也或有助于我们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然而，在我构思以及写作本书之后的十余年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变，且其中不乏各种负面及令人沮丧之事。“今日人类的生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好”这句本书的开篇之语在2013年时固然是成立的，但事到如今，这一论断却未必站得住脚，即便对于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而言也同样如此。这种逆转是暂时的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更糟糕未来的开始？近来发生的各种事件，是否会导致我们重写整个人类历史故事？
我们往往会过分关注当下的威胁，却忽略过去，并轻视那些能够让我们迎难而上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力量。我们积累了大量有用的知识，这些知识纵然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所有问题，但即便是在政治、和平、繁荣以及人类寿命都在出现倒退之际，我们也不会轻易将其丢弃或者遗忘。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人类不断取得进步的方法以及缘由，我们也会认识到人类渴望摆脱贫穷、疾病以及过早死亡的意愿何以催生出相应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很少是立竿见影的，但在启蒙运动之后，理性的力量最终为各种新旧挑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本书就讲述了细菌致病理论在长期争论中不断发展的故事。细菌致病理论是对数项人类已发现的最为有用的知识的综合，自19世纪末以来，这项理论已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可惜的是，该理论未能惠及此前已死亡的数以百万计人口。癌症是一个离我们时间更近的例子。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向癌症开战”，但直到20年后，癌症死亡率才开始下降。尽管成功的概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加，但解决问题的意愿只是取得进步之必要非充分条件。
尽管从长期来看，进步是一件确定之事，但人类福祉的发展历史早已经证明，盲目的乐观主义并不可取。本书反复指出，人类的福利水平并非总是能够得到改善，相反，它会频繁受到各种逆转的干扰并遭受一些难以想象的破坏，而且这些逆转经常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仅就20世纪而言，两次世界大战、种族大屠杀以及各种灾难性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就导致了全球数千万人的死亡。1918—1920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导致大约5 000万人死亡，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不到20亿。截至目前，艾滋病大流行已造成约4 000万人死亡，而且现在每年仍有50多万人死于该疾病，其中大多数都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新冠大流行已造成近700万人死亡，但实际死亡数字可能是这一估计的数倍。富裕国家也有大量人口死于新冠，比如，美国因新冠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了120万。新冠大流行打断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步伐，全球减贫进程也因此近乎停滞。新冠疫情还扰乱了很多国家的数据收集，现在各种数据的不确定性因此大大超出以往。
在历经各种劫难之后，人类最终会重启前进的脚步，在随后的复苏中，各种健康和财富指标则会再次取得突破（尽管在新冠疫情之后，这一情况尚未发生）。这样的结果当然无法告慰死者或者他们的亲朋好友。进步并不能让死者复生，但它的确为幸存者和后代带来一种能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前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各种历史悲剧不会重演；伴随着整体的进步，我们用于处理和避免灾祸的工具也得到了改进。我们对各种疾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细菌致病理论从19世纪末起就成为公共卫生的基础；各种疫苗被研发出来用于疾病预防；在尚无疫苗的情况下，各类新药物的出现使得患者能够带病生存，而不至于像以前那样只能面对死亡，现在艾滋病就是这种情况。新冠疫苗仅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就研发上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例证。
在物质福利方面，得益于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深刻见解，宏观经济的管理水平得到改善，许多人都认为，如今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表现已大大好于从前。只是长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谜题，相比于如何刺激增长，我们似乎在阻止经济增长方面更有经验。直到最近，世界政治似乎比以前稳定了许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际秩序也难得地保持了稳定。主权国家之间的广泛合作促成了全球化、经济增长以及减贫事业的蓬勃发展。
但没有什么能保证这种趋势会一直持续。
本书的后记部分提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在一千年之后，也或许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人类的大逃亡就会被看作一场昔日黄金时代的往事，一段宏大历史全景中的吉光片羽，以及一种脱离痛苦和早逝等人类常态的例外。近年来的世界，的确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事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全球气候变暖，传染病重现，反民主和右翼民粹主义政治盛行，全球化进程停滞，人类预期寿命增长停滞不前。此外，国际政治关系，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在不断加剧。我们是在倒退到一个由牧师和军阀主宰的前启蒙世界，还是说，当下这种愈加黑暗的前景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我们终将适时克服这些挫折，走向光明？毕竟，科学进步仍在持续，而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也没有消退。或者，当下的前景会比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更糟糕？
气候变化是一项最可能给世界带来永久性破坏的威胁。我们已经对需要采取何种行动有了科学的理解，行动所需的各项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提升，其成本也越来越低廉。然而，各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却尚未对这些必要行动予以实际支持。气候转型代价不菲，因此经常遭到机会主义政客的反对，而那些掌控大量竞选资金的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那些石化行业巨头，会竭尽全力维持现状。若不是人为因素的影响，一些可怕的天气现象断不可能频繁出现，但这些事实似乎无法改变那些顽固不化的头脑，所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极有可能走向一种无可挽回的境地。但我们也有一项可以寄予希望的变化，那就是从激励而非惩罚的角度出发来制定气候政策。民主国家已经认识到，它们很难推行那些让大量民众利益受损的政策，哪怕只是短期利益受损。
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采取共同行动，不仅富裕国家要行动起来，贫穷国家也要积极参与其中，然而，如果前者不能向后者大量转移资源，共同行动就只会是一句空话。本书在第七章中就指出，发达国家在扶植落后国家发展民主和实现经济增长方面一直表现不佳，但或许气候变化援助会成为一个例外。事实上，正如非民主社会时常能够贯彻更为严格的公共卫生措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它们也能够更容易地落实各种必要政策。然而这也将成就一番可耻的景象：一方面，富裕国家以损害贫困国家民主治理的方式提供援助；另一方面，这些富国又通过援助来让穷国实施它们不愿在本国实行的气候政策。
新冠大流行带给我们的长期经验教训则尚不明朗。
积极的观点认为，它凸显出了韧性的力量——疫苗以惊人的速度得到了研发，疫情后的经济也出现了快速反弹。但在导致大量死亡之外，长期新冠也在持续影响着人类，且我们对于这些影响的认知尚不明朗。新冠所造成的最为明显且持久的伤害，是对学龄儿童的影响。这些孩子错失了数年正常受教育的时光，这会给他们的发展带来长时间的负面影响。另外，和其他灾难所导致的不平等结果一样，新冠对贫困家庭儿童的影响要更为严重。
消极的观点则认为，新冠大流行预示着未来或有更多的瘟疫出现。从历史上看，瘟疫总是沿着贸易路线四处蔓延，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世界进入“超级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这不仅开辟了全球价值链，也开辟了一条全球病毒链。近年来，全球还发生过其他两种新型呼吸道疾病的流行，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只是其规模要比新冠疫情小得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这两种流行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都没有超过1 000人，据此，我们很容易会相信世界公共卫生系统的有效性，并认为在一个更加富裕和运转更为良好的世界里，任何新型感染的威胁都会非常有限。但新冠大流行证明，先前的那些病毒可能只是恰好具有更易控制的特性，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未来我们未必还能如此幸运。另外，我们在疫苗研发方面也不能过分自满，别忘了，我们用了40多年的时间，也没能制造出针对艾滋病毒的有效疫苗。我们最好记住，傲慢是报应的先兆，这也许是新冠疫情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我不知道是该相信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观点，但未来世界很可能会有高于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除了大流行病之外，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也会对健康构成威胁，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放缓，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在过去的25年中，国家和国际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巨变。许多富裕国家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现有的国内和国际制度体系都遭受到冲击。全球化是尤其被针对的目标。认为20世纪末的全球化帮助减少了世界贫困的观点不仅没有平息这些国家内部的不满情绪，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目睹工作岗位消失和社区变化的美国和欧洲工薪阶层将全球化视为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在许多人看来，全世界福利水平的提升是以牺牲富裕国家劳动人民的利益换来的。尽管世界整体上变得更好了，但在富裕国家内部，这些外部的受益者并无投票权，反而是那些利益受到伤害的本国人，在不断抱怨这种违背其意愿的对外援助。从贫穷国家到富裕国家的移民活动使得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但富裕国家的本土劳动者却将移民视为一种威胁。在富裕国家，帮全世界“逃离不平等”并不是一项受欢迎的民主政策。
在很多国家，移民和全球化都被认为仅有利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国际化精英，对普通劳动人民则有害无益。于是，这些劳动人民不禁想要摒弃这种只为跨国商业和受高等教育者服务却毫不顾及他们利益的内部民主制度。全球“逃离不平等”的进程极有可能因为这种副作用而放缓甚至被逆转。
在美国，半个世纪以来，劳工阶层的工资和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死亡率降低的趋势却呈现缓慢逆转局面。尽管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人的死亡率继续下降，但自2010年以来，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寿命一直在缩短。在2020年出版的《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安妮·凯斯和我提到，由于自杀、酒精性肝病，尤其是药物滥用的影响，美国无大学学历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出现上升。如果美国劳工阶层的生活得不到改善，我们很难想象此类死亡率会下降。除此之外，在很多国家，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在放缓，而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中，这一情况甚至出现了逆转。自1970年以来，富裕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下降。纵观历史，药物滥用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周期性现象，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次的问题也会得到时间的化解。癌症发病率在1970年到1990年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但由于吸烟率的下降以及先进科技在医疗上的应用，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呈现下降势头。这一积极趋势有望得到延续，相关的新知识正在各国之间传递，而且有不少国家都参与了其背后所使用科学技术的创造。我的看法是，预期寿命的“正常”增长最终将恢复常态，但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并且我们还要留意上述流行病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影响。
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美国眼中的中国已然从合作伙伴变成了明显的威胁。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敌意给全球稳定甚至全球和平带来了风险。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这部分是由于新冠疫情，但更主要缘于其国内经济和人口因素的变化。如果中美两国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双方发生严重误判的可能性也会不断上升。尽管美国针对中国提出了很多反对意见，但迎合民粹主义情绪的美国政客们夸大了现实。我在后记中对这些危险情况做出了预测，并且对这些预测深感忧虑。不过，我们确实不能也不应该延续以前的超级全球化模式，相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我们要保持让人类“逃离不平等”的可能性，但也要更多关注国内政治，以及更多关注富裕国家中大量非富裕和受教育程度较低民众的福祉。华盛顿当前的各项政策就是奔着这一目标而去的，但这些政策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得到长期有效的实行。
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比我预期的要持久得多。在美国，很多人对资本主义以及进步会使人人受益的说法失去了信心。危机过后，制造问题的金融家们毫发无伤地乘着游艇扬长而去，而许多普通人则因为无家可归和失业陷入困境。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危机之后的紧缩政策摧毁了公共服务，自此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几乎再无增长。当民主和资本主义失去向心力时，民粹主义自然会更具吸引力。民粹主义者和独裁者完全不尊重制度，他们不仅不重视民主进程以及对少数群体权利的保护，而且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看到的，他们将受过教育的精英视为敌人，对科学知识机构也缺乏敬畏之心。
还有一个更为紧迫和具体的关切，那就是作为本书主干的数据收集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比如，印度公布的增长率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可能受到了操纵，其贫困监测系统也被压制。在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导致了对贫困的不同衡量标准，其中的一派甚至几乎完全否认美国存在贫困。我们无法确定50年后人类“逃离不平等”的进程是会持续向前，还是会被扼杀于一个日益不自由和非民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