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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去上本周倒数第二次课的路上，鲁珀特对我说：“看到罗德里格斯的名字和她所属的大学（纽约州北部的一所学校），我对她有点儿质疑，但她的课讲得很好。我知道今天的课要讲罗纳德·费希尔，必须承认，我很钦佩费希尔。”
鲁珀特说，费希尔是他的科学偶像之一。费希尔不仅从事实验设计、最大似然估计和统计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还在遗传学和数学生物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对鲁珀特来说，费希尔充分展现了在现代科学领域取得成功所需要的那种自信。
鲁珀特说，有时费希尔可能显得有点儿苛刻。例如，他的开创性著作《实验设计》在1934年出版后，《英国医学杂志》上热评如潮，但费希尔对他在洛桑实验站进行的实验受到的随意评论感到不满。他写信给该杂志，不仅确切地说明了描述这些实验用了多少页纸，还强调他的结果不仅来自农业，他在其他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同样的研究结果。
费希尔和他的统计学家同行们有过一段传奇的通信经历，他称他们为“数学家”，并认为世界各地的统计学教授都没有认识到他的才华。之所以称他们为“数学家”，是因为在费希尔看来他们的研究是抽象的，而他的研究则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这些数学家在同他争论时很少获胜。鲁珀特说，费希尔的统计学水平、生物学知识和创造性思维是几乎所有同行都无法比拟的。他的一位同事说，他“对独创性、正确性、重要性、名气和尊重的渴求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强烈”。
我们在教室里坐下后，鲁珀特最后说道：“如果我们都像费希尔一样满怀热情，严谨地追求自己的想法，都有可能取得伟大的发现。因此，我们不要被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灌输给我们的关于复杂性的知识冲昏了头脑。”
罗德里格斯教授站在教室前面，等待我们安静下来。直到全场鸦雀无声，她才一言不发地用投影仪投射出一张罗纳德·费希尔的照片。
“对很多人来说，罗纳德·费希尔是一位英雄。”她开口说道，“以他作为切入点来理解奠定科学基础的统计方法，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费希尔还有另一面，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罗德里格斯告诉我们，费希尔在工作中争强好胜、固执己见，经常大声呵斥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费希尔的一个朋友形容他“脾气古怪、喜欢吵架、固执己见，而且极其主观”。他在家里的表现甚至更糟。他的女儿、传记作者琼·费希尔·博克斯曾目睹他“怒火冲天……恨不得把他的妻子撕成碎片”的场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一个研究项目被叫停，这让他变得更加愤怒、残暴、偏执，并开始“虐待”他的妻子。如果孩子们敢为母亲辩解，他就打他们耳光，让他们闭嘴。
罗德里格斯对费希尔的介绍引起了一些学生的惊叹，而有的人则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她刚说完，鲁珀特就迫不及待地举手问道：“费希尔的家庭生活和他的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吗？”
“嗯，”罗德里格斯回答说，“这个在‘二战’期间被叫停的项目与优生学有关，其目的是找出动物和人类的最佳繁育方法。费希尔认为有些人天生劣等，而有些人天生优越。他想确保‘更优秀’的人能够生育更多孩子。”
年轻的费希尔看到人类同胞在智力和成功这两个方面表现各异，他坚信这是种族差异造成的结果。他认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民族有不同的遗传特征，并且为了占据统治地位而相互竞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笼罩下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了实现“弱智”妇女“自愿绝育”的合法化，费希尔不知疲倦地四处奔走。
“费希尔的绝育运动最奇怪的地方在于，”罗德里格斯告诉我们，“他很快就发现他的理论自相矛盾。”
罗德里格斯让我们暂时不考虑如何定义“弱智”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医学诊断，也不考虑绝育计划这个完全不道德的想法，而是假设费希尔和当时的优生学家认为给某些人贴上这些标签是出于善意，尽管这个做法现在看起来并不友好。
他们的观点有一个问题：即使在当时，他们也知道所谓的“弱智”孩子的父母通常并不“弱智”，而且并非所有“弱智”的父母都会生下“弱智”的孩子。这意味着所谓的“弱智”等位基因是隐性的；母亲和父亲都必须有这种基因，他们的孩子才会“弱智”。费希尔的剑桥大学同事早在1915年就已经证明，消除罕见的隐性等位基因需要数千甚至数万代的时间。即使开展了有效的绝育运动，也不可能消除“弱智”人群。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并没有“弱智”基因，智力是许多不同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即使是基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费希尔的立场也是没有正当理由的。
“你看，”罗德里格斯直视着鲁珀特说，“这就是费希尔的性格乃至他的家庭生活都如此重要的原因。他竭力维护，不顾一切倡导的优生学建议不仅很不道德，在科学上也是行不通的。这并不是他犯下的唯一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20世纪50年代，费希尔对人类优生学的兴趣被他更关心的另一件事所取代：吸烟。他承认吸烟和癌症之间存在关联，但他也认为既有的证据不足以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吸烟者可能更容易患癌症，但这并不意味着吸烟会导致癌症。他的备择假设是，吸烟倾向和患癌症倾向之间存在遗传联系。某些基因可能会同时在吸烟和患癌症这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当时，费希尔的假设很难被完全驳倒。人们刚刚确定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还没有掌握我们今天拥有的遗传技术。费希尔首先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研究，据说这些研究支持了他的部分假设。他发现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更有可能有相同的吸烟习惯。通过挖掘被遗忘在故纸堆中的数据，他发现那些声称把烟吸进肺里的吸烟者患癌症的可能性低于那些声称不把烟吸进肺里的吸烟者。这些研究虽然没有为他的理论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却使他更加怀疑吸烟和患癌症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尽管烟草业费尽心机，为费希尔和其他统计学家提供了资助，但吸烟和患癌症之间的联系最终被证明是不容否认的。美国卫生局局长在综合考虑大量证据后认为，美国每年有近50万人的死亡都可归咎于吸烟。费希尔的数据之所以显示吸入式吸烟者患癌症的可能性更小，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那些患癌症的人后来声称他们没有把烟吸进肺里，是为了给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开脱。费希尔混淆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他的观点被接二连三地驳倒，但直到1962年费希尔死于结肠癌并发症，人们才通过实验确切地证明了他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健康警告最终也被印在了烟盒上。这位“天才”统计学家不知疲倦地试图破坏事实，导致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罗德里格斯提醒道：“我在这段旅程开启之时就告诉你们这两个故事，既是一种警告，也是为我们现在要学的东西做铺垫。我们必须比费希尔做得更好，我们必须成为更杰出的科学家和更杰出的人。”
罗德里格斯说，像罗纳德·费希尔这样坚定地反对主流看法的人，很可能会利用他们掌握的统计学技能来反驳事实。他们有可能找到一个又一个看似有道理的备择假说，并声称自己是以中立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可能性。费希尔关于吸烟的论文，就像那些关于“弱智”的论文一样，是权威人士在高级讲习班上发出的轻蔑咆哮。他利用自己的头衔和学术权威为自己的主张增加可信度。他贬低对手，声称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论点，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统计学技能。但最终，他捍卫的是一个错误的立场。
罗德里格斯说，任何一个优秀的科学研究小组或团体，都需要在像费希尔这样的反对者和追求共识、个人主义不那么强烈的大多数人之间取得平衡。保持这种平衡是所有科学家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假设受到挑战，但我们不希望陷入不确定性的泥沼。鉴于我们收集数据和开展实验的时间和资源有限，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接近真相。
罗德里格斯再次让我们想起“一战”前费希尔在剑桥大学所做的研究。这个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发现了衡量事物的最佳方法。与此同时，他也展示了统计学为科学进步做出的贡献。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巨大飞跃（我们很容易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费希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比人类历史上的其他人都要大。凭借这项非凡的成就，他跻身20世纪的伟大科学家行列。
但是，即使到了老年，费希尔也没能完全预料到他所做的决定——应该收集什么数据及测量什么东西——可能会引起新的偏见。如果我们专注于分析吸烟者是否将烟吸进肺里的数据，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显示他们正在走向死亡的数据，或者如果我们引入没有医学证据支持的“弱智”诊断去描述那些从未接受过教育的人，我们的测量是否准确就无关紧要了。
费希尔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因果关系，没有考虑到支持他的世界观的研究效应量非常小。相反，他利用自己的统计学技能，让我们透过一个过于简单的镜头去了解复杂的世界。他把自己的偏见——吸烟对我们没有坏处及愚蠢的人不应该生育孩子——当作客观事实呈现给我们。
最后，罗德里格斯说：“费希尔的成功带给我们一些经验，他的失败同样带给我们一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