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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会只是一个很简单的组织，一旦人们发现世界末日并非迫在眉睫，最后的审判日也不会在耶稣遇难后紧随而至，基督教徒预感到还要在深谷里熬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深感有必要建立一定形式的政治体制。
起初，基督教徒（由于全是犹太人）在犹太教教堂聚会。后来，由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摩擦，非犹太人就去能容纳所有虔诚教徒的私人家的空屋子里聚会，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他们索性就在露天或废弃的采石场集会。
聚会开始在安息日，即星期六举行。但随着犹太基督徒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矛盾与日俱增，非犹太基督徒取消了星期六作为安息日，选择星期日聚会，这天是复活日。
但是，这些庄严的仪式一开始就体现出公众的特质和感情的特点。没有固定的讲经和说教，没有专职的布道教士，所有男女信徒只要感到被圣火激励，在聚会时就可以站出来剖白内心的信仰。如果我们相信保罗所言，这些虔诚的教友“满口言辞”曾经让这位伟大的信徒忧虑未来。因为大多数教友只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普通百姓。我们丝毫不怀疑他们即兴布道的虔诚，但是常常由于过于激动，他们就会像疯子一样口出狂言。尽管教会能承受住迫害，对于荒唐之事却一筹莫展。因此，保罗和彼得及其继承者费尽心思去建立一种有秩序的机制，使急于宣泄的情感和狂热的宗教趋于理性化。
起初，这些努力收效甚微，因为硬性的规章制度与基督教信仰的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不过，最终人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按照一定的仪式进行聚会。
聚会以诵读《旧约》中的赞美诗开始（用以安抚可能在场的犹太基督徒），然后，全体教徒高唱最近为罗马和希腊的信徒谱写的歌曲。
唯一拟好的演讲是耶稣倾注一生的哲学思想的著名祷文。然而数世纪以来，布道完全是自发的，只要感觉有话倾诉就可以登台布道。
随着集会次数的增加，一直密切注意秘密团体的警察开始干预了。因此必须推选出一些人代表基督徒来处理世俗问题。保罗曾高度评价过领导者的才能。他把在亚洲和希腊走访的教会小团体比作汹涌波涛中的小舟，若要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求生，就必须得有本领过硬的舵手。
于是虔诚的信徒们再次聚集在一起，选出虔诚的男女执事。他们是整个教团的“仆人”，要照顾好病人和穷人（这是早期基督徒主要考虑的事情），管理好教团的财产，还要处理日常琐事。
后来，基督教信徒人数不断增加，事务性管理更加繁杂，非专业型执事已难以胜任。这时需要有专职执事，于是推举几位老者担当此任。希腊语称这些人为“长老”，即我们所说的“牧师”。
多年以后，很多村庄和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教堂，这就迫切要求推出统一的管理政策。于是人们选举出“监督者”（主教）来监督整个教区并负责与罗马帝国政府打交道。
很快，罗马帝国的各大城市里都有了主教，在安提俄克、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城和雅典，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当权人物，几乎与行省的军政总督同等重要。
初始阶段，掌管耶稣当年曾经生活、受难、死去并广受尊敬的那片地区的主教最受尊重。但自从耶路撒冷被毁，期待世界末日和犹太复国的一代人不复存在以后，那位可怜的老主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剥夺往日的特权。
作为虔诚信徒首领的位置自然被“总监”顶替。“总监”住在文明世界的首都，保卫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当年殉教的地方，他就是罗马大主教。
与其他主教一样，这位大主教也被称作“神父”或“圣父”，这是对圣职人员表示热爱和尊敬的称呼。数世纪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圣父”这个头衔几乎只与主教管区的首领相关联。每当提及“圣父”，就是指罗马大主教，即教皇，而不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这是一个完全自然的发展过程。正如我们在美国报纸上见到“总统”一词时，无须再加上“美国”一词来限定，因为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政府首脑，而不是指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局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国联主席。
“教皇”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公文里是在 258 年。那时罗马依旧是强盛帝国的首都，主教的势力完全被皇帝们的权力压制。但是，在接下来的 300 年中，恺撒的继承者不断受到内忧外患的夹击，因此开始寻找更为安全的新家园。他们在国家的另一个地方找到一座城市——拜占庭。城市的名字根据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而得名，据说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就从这里登陆。拜占庭坐落在欧亚大陆的海峡之畔，地处黑海到地中海的贸易通道，控制着几大城市，极具商业重要性。斯巴达人和雅典人曾经为了争夺这个富饶要塞而相互厮杀。
拜占庭在亚历山大城时代以前，一直是独立自主的。它落入马其顿之手没多久就被罗马帝国吞并。
现在，历经 10 个世纪的财富积累，被称为“金号角”的海港里挤满了来自上百个国家的船只，因此它被选中做帝国的中心。
罗马的居民被迫听命于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天知道还有哪些野蛮人。他们目睹罗马帝国的皇宫空空如也，看到政府部门陆续搬迁到博斯普鲁斯的海峡之滨，看到首都居民竟要遵守千里之外制定的法律，于是他们感到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有失有得。皇帝们走了，留下的主教就成为城中最显赫的人物，他们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荣耀宝座上的继承人。
主教们将其独立自主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教会的名望和影响吸引了意大利最博学的人，这使主教们又转变成精明的政治家。他们俨然觉得自己是某种永恒信念的代表，因此大可不必急躁，而是从容不迫，把握时机。绝不像其他人那样迫于一时紧张的压力而匆忙决断，最后酿成大错以失败告终。
最重要的是，主教们始终如一地抱定一个目标，而且，坚韧不拔地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他们的所做所说都是给上帝增加荣耀，都是为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 1000 年的历史证明，他们的奋斗是卓有成效的。
当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摧毁一切，罗马帝国的城墙纷纷坍塌，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如垃圾般被扫荡得踪迹全无时，只有基督教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是在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犹如中流砥柱屹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最终获得胜利，但代价惨重。
起源于马厩，却结束于宫殿的基督教。初衷本是抗议统治机制，结果自命为沟通人与神的使者的神父要求所有教徒绝对顺从。基督教本是一个变革性的组织，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却成为一个新兴的超级神权政治集团。相比之下，古老的犹太国家反而成为幸福无忧的人民居住的乐土，温和而又自由。
所有一切合乎逻辑，难以避免。为此，我要进一步说明。
到罗马旅游的人多半都要去竞技场参观，饱经风霜的围墙被视为圣地，人们可以看到一片空地，数以千计的基督徒沦为牺牲者在此倒下。
尽管几次对新宗教信徒迫害的事例属实，但这与宗教的不宽容没有关系。
遭受迫害的起因源于政治的不宽容。
基督徒作为宗教派别的成员，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基督徒公开宣称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在国土被外国侵略时还在家大肆鼓吹和平主义，无论何时不分场合公然对抗国家土地法律。如此这般，基督徒当然被视为国家公敌，必然招致对待敌人一样的惩罚。
基督徒按照心目中最为神圣的信条行事，但是普通警方丝毫不理会。基督徒竭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法官大人却一头雾水，听得糊里糊涂。
罗马的法官毕竟也是凡人，他突然应召去审判那些人，而犯人所述之事在他看来无非琐碎杂事，使他不知所措。长期的经验告诉他要避免卷入神学争论的问题。此外，他铭记许多皇帝告诫官吏的诏令，在对付新教派问题时要机智老练，于是他努力说理。但当整个焦点集中到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徒劳无效。
最后，这位法官进退两难，是放弃法律尊严，还是坚持维护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对于那些坚信生命在死亡之后才开始，还为能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享受天堂快乐而欢呼的教徒来说，监狱和折磨真的是无所畏惧。
于是当局和基督徒之间漫长而痛苦的冲突终于爆发。我们没有官方资料统计的全部死亡的人数。3 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按照他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但是，仔细研究早期圣徒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漓的事件。我们不禁倍感奇怪，一个屡遭残酷迫害的宗教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无论我提供多少数据，都会有人指控我是心怀叵测的骗子。因此我暂且保留己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德西乌斯皇帝（249—251 年在位）和瓦莱利安（253 年在位）皇帝的生平，就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实本质。
此外，如果读者还记得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皇帝，这样襟怀开阔的君主尚且坦言自己不能妥善处理基督徒臣民问题，那么不难想象，罗马帝国边远地区的无名小吏所面临困难的程度了。这些恪尽职守的无名小吏们要么对政府不忠，要么就得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违反或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障自己的权力基础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并没有受到异教徒虚情假意的伤感迷惑，而是继续坚定地扩大自己的影响。
4 世纪后期，格霍希恩皇帝答应罗马元老院中基督徒的申请，将矗立在朱利叶斯·凯撒建立的宫殿里长达 400 年之久的胜利女神像搬走，因为他们抱怨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聚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几名元老曾经表示反对，但无济于事，其结果只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流放。
久负盛名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里利厄斯·西马库斯撰写一封著名的信函，他在信中竭力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
“为什么？”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徒邻人不能和平相处？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踏在在同一块土地之上，共在同一片苍穹之下。为了探求真理，每个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又有什么关系？生存之谜非常深奥，通向答案之路也不会只有一条。”
他不是唯一意识到这个道理的人，也并非只有他看出古罗马宗教开放政策的传统正在受到威胁。在罗马胜利女神像被拆除的同时，在拜占庭流亡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这场争执引起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以宽容为主题的争论。哲学家忒弥修斯是这场讨论的发起人，他依然对祖先信奉的神灵忠诚不贰，但当瓦斯林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偏袒其中一方时，忒弥修斯觉得自己有义务提醒皇帝履行自己的真正职责。
忒弥修斯说：“有一个领域，任何统治者不得在那里施展权威，这就是美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施以强制必然导致基于欺诈的虚伪和皈依。因此，统治者最好宽容各种信仰，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防止公众冲突。况且，宽容乃神圣之道，上帝本身已经明确表明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唯有上帝能识别人类用来理解玄机的方法，上帝欣赏对他的各种崇拜形式，他喜欢基督徒的仪式，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仪式。”
这的确是金玉良言，但徒劳无用。
古代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一起死去，任何逆转历史时钟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生活意味着进步，而进步则意味着磨难。社会的旧秩序迅速瓦解，军队是一群充斥着外国雇佣兵的乌合之众。边境发生公开叛乱，英格兰及其他边境地区早已落入野蛮人之手。
灾难终于发生了，过去的几百年里，才华横溢的年轻人都在为国捐躯，如今他们发现所有提升的机会都被剥夺，现在只剩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加入教会。如果当上西班牙的基督教主教就可以行使地方长官的权力；如果做一名基督教作家，并全身心致力于神学研究，就能赢得广泛读者；如果当上基督教外交官，并且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王宫中代表罗马教皇发声，或愿意冒险深入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腹地去赢得野蛮人首领的好感，就一定能步步高升。最后，要是当了基督教财务大臣，就有希望掌管可以让人大发横财的领地，那些领地曾使拉特兰宫的主人成为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家。
在过去的 5 年中，我们看到了与此本质上类似的情况，在1914 年以前，雄心勃勃且不想依靠体力劳动谋生的欧洲青年人几乎一律跻身政府部门供职，在不同的帝国和皇家陆军与海军中谋官。他们占据高级法官的职位或手握财政大权，或在殖民地担任几年总督和军事司令官。他们并不奢望富有，但他们出任公职使他们享有盛誉，只要运用一定的聪明才智并且为人勤劳诚实，就可以赢得美满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晚年。
继而战争爆发。社会中的封建残余被扫荡一空，下层阶级掌握了政权。少数前政府官员已经年迈，很难改变一生的习惯，于是典当了自己的勋章离世而去。但绝大多数人面对现实，他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视经商为低贱职业。或许商人为人所不齿，但人们必须在办公室和贫民窟之间作出选择。宁愿为信念饿肚皮的人毕竟是少数。因而在大动乱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发现大多数政府官员和军官都在从事 10 年前不愿问津的工作。此外，由于大多数人家世代都从事行政工作，惯于发号施令，因此在新的职业中发展得比较顺利，比预期更为幸福和富有。
今天的工商状况正是 1600 年前教会繁荣昌盛的写照。
对于那些把祖先追溯到赫拉克勒斯、罗慕路斯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年轻人，要让他们接受一个奴隶的儿子和一个普通牧师的教诲并非易事；但恰恰是普通牧师和上进的儿子给予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因此如果双方都够聪明（也很可能是这样），很快就欣赏彼此并各取所需。历史就是有一条奇怪的法则——万变不离其宗。
自从有人类以来，一条规律难以避免，即少数聪明人居统治地位，多数不太聪明的人去服从。两类人在不同时代中分别有不同的名称，一方代表权力和领导，另一方代表软弱和服从，分别是帝国、教会、骑士、君主和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引领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在莫斯科和伦敦还是在马德里和华盛顿，都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它常常以怪异的形式或拙劣的伪装证明自己的存在，多次披上谦卑的外衣，高呼自己热爱众生和忠于上帝以及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意愿。但是在悦人的外衣之下一直掩藏着原始法则中的严酷真理——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一些人对人类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感到恼怒。他们骂我们是诸如“实利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等。他们始终把历史当作美好的神话，当发现历史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也服从支配宇宙的铁律时，便惊诧不已。他们可能同样抵触平行线法则和乘法表的运用。
我奉劝他们还是顺从规律更为好些。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对人类具有实际价值，方可避免那些偏执于种族歧视和部落专制的人及从愚弄大部分人中得利的人同流合污。
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请从我在前几章中所写的数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中寻找佐证吧。
请研究最初 4 个世纪里基督教领导者的生平。你就肯定会发现，这些人均出身于古老异端团体阶层，求学于古希腊哲学家开办的学校，只是后来不得不选择一个职业时才进入教会。当然其中不乏有人受到新思想吸引，真心诚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为了更多的晋升机会，大多数人改变初衷，从忠诚凡世众生转变为效忠天国统治者。
基督教本身明智宽容，因而并不深入追究出于何种动机新教徒突然皈依上帝，依然尽力地满足所有人的各种愿望。有些人向往实利世俗的生活，教会就提供机会让他们在政商界大展宏图。对于那些对信仰充满崇拜的人，教会提供机会让他们逃离喧闹繁杂的城市，使他们得以在安静中反思现世的罪恶，追寻个人圣洁，以实现灵魂幸福。
起初，这种虔诚信奉上帝和冥思静想的日子很安逸。
教会创立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下层百姓居住地远离市中心，他们所受的约束有些松散。但当基督教会继承罗马帝国权力之后，成为主宰世界并成为遍及意大利、法国和非洲等地区的强大政治组织时，这种隐居避世的生活机会大为减少。于是许多虔诚的基督徒渴求重返“美好的过去”，他们致力于行善和祈祷时，为了再现往昔幸福，他们亲力亲为地创造一些条件，再现历史上自然发展的局面。
这场起源于东方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对以后几千年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为教会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提供了一支非常忠诚的突击部队。
我们不必惊诧。
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历史悠久，民众已经精疲力竭。仅在埃及的尼罗河河谷，自从第一批移民定居，就有 10 种不同文化更迭变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富饶平原亦是如此。生活的空虚和努力的徒劳在数以千计的神庙和宫殿的废墟中都找到痕迹。欧洲年轻一代接受基督教，是因为它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期望，能重新激发他们的活力和热忱。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的宗教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宗教意味着从现世生活诅咒中解脱出来。他们期待死亡带来的欢愉，远离记忆中的坟墓，躲进沙漠，只与悲伤和他们的天神做伴，对现实置若罔闻。
不知为何，变革总是格外吸引军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为直接地接触到文明的残忍和恐怖。而且他们很清楚，无纪律一事无成。在基督教战争中，为教会而战的最伟大的勇士是查理五世大帝军队中的一名上尉，他是第一个把思想散漫的士兵组织成一个简单团体的人。他是埃及人，叫帕肖米厄斯，曾在君士坦丁皇帝皇家军队中当过士兵。服役以后加入一个隐居团体，此团体由与他来自同一国家的安东尼领导。远离闹市，与沙漠上的豺狼为伍。不过隐居生活过久了，就会滋生种种思想矛盾，导致某些可悲的、过分的虔诚，比如爬到古老的石柱顶上或荒芜的坟墓里生活（这给异教徒徒增笑料，真正的信仰者却在承受痛苦），于是帕肖米厄斯决定把这种隐修活动建立在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之上，他因此成了宗教秩序的创始人。在 4 世纪中叶以后，居住在一起的隐士都要服从一个领导者，称为“最高统帅”，他可以任命不同修道院的院长，无数修道院被称为主的堡垒。
帕肖米厄斯死于 346 年。在此之前，他建立修道院的思想已被亚历山大时代的阿塔纳修斯主教从埃及带到了罗马。数以千计的人利用此机会逃离现实社会，远离现实的邪恶和紧逼不舍的债主。
然而，欧洲的气候和人类的本性迫使创始人必须对原有计划稍作调整。身处冰天雪地，面临饥寒交迫，其滋味不像在尼罗河河谷中那样容易忍受。况且西方人的思想很实际，他们讨厌神圣的东方理想，认为其肮脏与污秽，因而不可能从中得到启迪。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扪心自问：“早期教会鞠躬尽瘁地做善事，然而后果是什么呢？千里之外深山老林的潮湿的洞穴里，一群羸弱的教徒禁欲苦行，难道这样做，寡妇、孤儿和病人就能从中受益了吗？”
因此，西方人坚持要把修道院体系进一步完善得更合理一些。此项改革得归功于本尼迪克特，他被称为圣徒，住在亚平宁山脉下的努尔西亚小镇。他被父母送到罗马求学，但他这个基督徒的内心对这座城市充满恐惧，所以他逃往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隐居在一座尼禄皇帝曾经住过的古老乡间行宫里。
与世隔绝 3 年后，乡间传遍他的美名，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隐居者蜂拥而至，多到足够建立十几座修道院。于是本尼迪克特走出城堡废墟，成为欧洲修道院体制的创始人。首先他起草一部宗教法典，字里行间无不洋溢出他的罗马血统。凡是宣誓遵守他的院规的修道士休想过上安逸的生活。除了祈祷和深思之外，他们必须去田间劳作。不能胜任农活的老年人，要谆谆教导教育年轻的修道士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做有用的公民。他们恪守职责。在近 1000 年的时间里，本尼迪克特的修道院在教育上独树一帜，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修道院培养了众多杰出的青年。
作为辛苦劳作的回报，修道士们可以衣着体面，享有丰富可口的食品和床铺，在不干活不祈祷时还能睡上两三个小时。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修道士不只是逃避尘世为灵魂升天做准备的凡人，他们成了上帝的仆人。通过漫长而艰苦的修行使自己无愧于新的尊严，继而在传播上帝王国的权力和荣耀中起到直接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已经初步完成对异教徒的传教工作。为了使传道者的成绩不化为乌有，传教工作必须得到居民百姓和官员们的支持。于是修道士们扛着铁锹和斧头，捧着祷告书，深入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俄罗斯和遥远冰岛的不毛之地，开始耕耘、收获、布道、办学，第一次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这些遥远的土地上，在此之前，大多数当地人只是道听途说所谓的文明。
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基督教会的最高执行首脑——罗马教皇激发了人类的各种精神力量。
无论是务实的人，还是梦想在寂静的丛林中寻找幸福的人，教会都给人们成功的机会。一切都不徒劳，努力也不白费，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教皇权力迅速增长。很快，就连皇帝和国王如果不谦恭地体察这些自称为基督仆人的臣民的要求，就无法统治他的王国。
取得最后胜利的方式引人深思。因为它表明基督教的胜利基于现实原因，绝不是如有些人想当然的宗教突然迸发的狂热结果。
基督徒的最后事件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时代。
奇怪的是，戴克里先饱受非难，然而他并不是借禁卫军之力统治欧洲的众多君主中最坏的一个，其实他对最基础的经济常识都一窍不通。
他发现自己的帝国正在江河日下面临瓦解。他一生戎马，认定帝国的致命弱点就在罗马的军事体制中，这个体制把防卫任务交给占领地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早已丧失斗志，蜕变成悠闲自得的乡巴佬，他们竟然将白菜和胡萝卜卖给那些本应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野蛮人。
戴克里先无法改变这种古老的体制，为解燃眉之急，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的野战部队。军队由年轻机敏的战士组成，一旦有入侵者，他们便能在数周内开赴帝国的任何角落。
这是个高明的计策。不过和所有带有军事色彩的战略一样，花销巨大。这笔资金需通过赋税的形式向国民征收。正如所料，人民掀起抵制狂潮，人民高呼继续缴税就会一贫如洗。皇帝说百姓们误解其意了，并把只有刽子手才有的权力交给收税官，但是一切于事无补。对于臣民而言，与其辛苦一年还两手空空，不如抛家舍业，于是纷纷涌进城里四处流浪。可皇帝陛下不肯半途而废，又颁布一道诏令解决问题。这表明古罗马共和国完全堕落为东方式的君主专制主义国家。他一声令下，所有政府机构、手工业和商业成为世袭职业，即官员之子注定为官，不管本人是否愿意；面包师之子注定子承父业，纵使他拥有音乐或典当方面的天赋；水手之子注定一生漂泊海上，哪怕他在台伯河划船都晕船；技工不得远走他乡，即便身份是自由人，与普通奴隶并无区别。
寄希望于自信心极强的统治者能够或者愿意容忍只有一小部分人服从规定和法令，真是大错特错。仅从戴克里先对基督徒施加的酷刑来看，他已经进退两难，他怀疑数以百万计的臣民的忠诚，认为这些人只知道在皇帝的庇护下享受安逸，不愿意替国家分忧。
早期基督徒从未写过任何东西，他们期盼世界末日随时降临。创作的文字成果 10 年不到就会被天火焚烧殆尽，何苦耗时耗力？但是毁灭的预言没有兑现。耶稣的故事（经过 100 年的耐心等待后）在口口相传时不断被添枝加叶，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虔诚的信徒难以辨别真伪，感到不知所措。人们意识到急需一部权威性著作。于是就把保存下来的有关耶稣的短篇传记以及使徒的信件原稿综合起来编纂成一卷，这就是《新约》。
书中一个章节名为“天启录”，有一段记录了建立在“七座山峰”之中城市的引证和预言。自从罗慕路斯时代开始，人们就知道罗马建立在山峰之中。匿名作者在这一章节中小心谨慎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他憎恶的巴比伦，但帝国官员轻而易举地就弄明白所指之地。文中说那座城市是“妓女之母”和“世间万恶之地”，饱浸着圣人和殉难者的鲜血，是各种魔鬼和邪灵的栖身之所，是一切肮脏可憎鸟类的巢穴。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不敬之词。
这些言论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可怜的狂热者的胡言乱语，当他想起 50 年来死难的许多朋友，为此感到痛惜和愤怒而失去判断力。但这些内容是教堂庄严礼拜式宣读的一部分，每周在基督徒聚会时都被传诵，听者当然会认为，它表达了所有基督徒对台伯河畔那座强大城市的真情实感。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产生这样的情感，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戴克里先没有产生这种热情而指责他。
然而事情不只如此。
罗马人越来越熟悉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异教徒”。起初“异教徒”只是指那些相信某些教义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派”。但渐渐地这个词的含义逐渐缩小到专指那些不信仰由基督教权威制定的“正确的、合理的、真实的、正统的”教义的人，用圣徒的话说，这就是“异端的、谬误的、虚假的和永远错误的”人。
一些坚守古代信仰的罗马人可以免遭异端邪说的指责，因为他们仍处在基督教之外，而且严格来讲不允许他们解释个人见解。同样，《新约》中的某些言辞也有损皇帝的尊严，比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恶魔，就像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愤怒、争斗、凶杀、叛乱、酗酒”。诸如此类的还有一些内容，出于礼貌，不再赘述。
所有这些导致了摩擦和误解，继而产生迫害。罗马监狱里再次挤满了基督徒囚犯，罗马刽子手使基督徒殉难者的数目大大增加，结果血流成河却一无所获。最后戴克里先彻底绝望，放弃统治地位，返回达尔马提亚马海岸萨罗纳的家乡，一心一意地开始了更有趣的消遣——在他的后院种大白菜。
继任者没有继续镇压。相反，他看到既然武力不能根除基督教，就决定利用卑劣交易，即想通过给予他的敌人特殊恩惠来博得他们的好感。
这笔交易发生在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首次以官方名义正式承认基督教。
有朝一日，如果我们组建一个“修史专家国际委员会”，凡是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等头衔中有“大”字称号的，都要进行重新审查认定。那么这些名单中需要受到仔细审查的一位就是上面所提及的君士坦丁大帝。
这个狂暴的塞尔维亚人在欧洲各个战场上挥舞长矛，从英格兰的约克一路打到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拜占庭。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姐夫、7 岁的侄子和一些地位低微的亲戚。尽管如此，就在他与最危险的敌人——莫克赞蒂厄斯对阵而感到惊慌失措时，他以高昂的代价获得了基督徒的支持，反而赢得“摩西第二”的美名，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教会都推举他为圣人。
从生到死，他都是个野蛮人，尽管表面上接受基督教，但他至死还在用蒸祭羊内脏的方法卜测未来。然而人们忽略了这些，只关注他颁布的《宽容赦令》——保证基督徒臣民能“自由表达思想和不受干扰地在其教堂聚会”。
前面已经讲过，4 世纪上半叶，基督教的领袖都是崇尚实用的政治家，他们最终迫使君士坦丁皇帝签署这一值得永世纪念的法令，从此基督教从一个小教派的行列一跃升为正式国教。不过，他们知道成功是怎样取得的，君士坦丁的继任者对此也一清二楚，虽然他们绞尽脑汁想掩盖这些事实，但依然无法掩盖真相。
“交给我吧，强大的统治者！”内斯特大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说道，“把基督徒的全部敌人都交给我，我将给您天堂。与我并肩作战，把反对我们教义的人打倒；我们也将与您齐心合力消灭您的敌人。”
在过去的 20 个世纪里，还有过许多其他交易。但在历史上，这个厚颜无耻的妥协极为罕见，但从此基督教大权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