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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偏远的角落里有一个岩石小岛，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勾勒出当今世界完整的轮廓，从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许多方面。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许多世纪以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哲学家们终其一生竭力寻找答案。
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截然不同，可敬的历史学家们总是以难以掩饰的轻蔑态度看待人们试图发现被称为“历史法则”的努力。蝌蚪、细菌和流星中所包含的有益的东西似乎一点也不适用于人类。
也许我有失误，但在我看来肯定存在这样的法则。事实上，迄今为止，我们收获甚微。另外，我们也从没有认真探索过。我们一直忙于积累事实，却没有时间对其加以反复提炼最为精华的智慧结晶，这些精华很可能使人类从中受益。
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我难免惶恐，暂且按照科学家的理念提供如下历史原理。
根据现代科学家的权威理论，当所有的物理和化学成分都达到理想比例，第一个细胞形成，生命（不同于非生物的生物）因此诞生。
上述原理用历史术语来表述，就是：
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的比例或接近理想的条件和比例（因为它们可能处在不够理想的环境中）时，高级形式的文明才可能突然地、自发地出现。
允许我举几个反面的例子对其加以阐述。
大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是不会繁荣昌盛的，即使在天堂也不会。如果伦勃朗等艺术家们是出生在阿波尼韦卡附近的因纽特人的圆顶屋里，一直过着在冰上捕海豹的生活，那么伦勃朗就画不出图画，巴赫就谱不出受难曲，普拉克西特列斯也雕不出塑像来。
如果达尔文不被迫在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里谋生，那么他就不会在生物学上做出贡献。如果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是一个受命于人的奴隶，生活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那么他就发明不了电话。
第一个高级文明发祥地——埃及，气候宜人，但是土著居民体格并不健壮，也缺乏冒险精神，政治和经济条件也非常恶劣。巴比伦和阿西利亚也是如此。后来迁移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气候也不成问题，但是政治和经济环境很糟糕。
巴勒斯坦的气候条件不值一提，农业也落后，除了贯穿亚非两洲的商道，其他地区商业甚少。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由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控制，这当然无益于任何个性的发展。
腓尼基的气候无可厚非，人们身强力壮，贸易条件也不错。然而，国家的经济体制严重不平衡。少数船主把持全部财富，并建立起严格的垄断制度。因此早期推罗和西顿政权就落入富人之手。穷人被剥夺所有合法劳动的权利，变得呆板和冷漠。最终，腓尼基也难逃迦太基的命运，毁灭于鼠目寸光并且自私贪婪的统治者手中。
简言之，每个早期的文明中心，成功因素总是不足。
公元前 5 世纪，完美平衡的奇迹最终出现在希腊，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奇怪的是，它不是出现在本土，而是出现在爱琴海沿岸的殖民地上。
另一本书中，我详细地介绍过连接欧亚大陆的岛屿桥梁，自古以来，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就是经由这些桥梁来到欧洲。主要的登陆点位于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名为伊奥尼亚的狭长地带上。商人们不仅将商品从亚洲带到了欧洲，而且也带来了亚洲的思想。
在特洛伊战争前的几百年里，来自大陆的希腊人一直控制着这块 90 英里长、约几英里宽的狭长疆域，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镇，其中以弗所、福西亚、艾丽斯莱和米利都最为著名。在这些城市中，成功的条件以非常完美的比例显现，其文明程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首先，这些殖民城市居住来自十几个不同民族中最积极和最勇敢的人。
其次，这里拥有从新旧世界和欧亚间贸易获得的大量财富。
最后，殖民统治者给予广大自由人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
我之所以没有提及气候，是因为气候对于这些专门从事商业的国家来说并没有很大影响。无论晴天与否，都可以建造船只和装卸货物。只要不出现冷得使港口冻结，大水把城镇淹没的情况，居民就不会对每天的天气预报感兴趣。
除此之外，伊奥尼亚的气候非常有利于知识阶层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依靠口述得以代代相传。城镇水源所在地是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
在米利都，一年之中，人们就有 350 天围坐在水源周围。早期的伊奥尼亚学者得益于如此气候优点，以至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第一个真正的现代科学奠基人身份不明，并不是说他抢劫过银行，或谋杀过家人，然后从不为人所知的地方逃到米利都来的，而是无人知晓他的过去。他是维奥蒂亚人还是腓尼基人，是北欧人（用我们有学问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还是闪米特人？
这表明，位于麦安德山口的这座小小古城是当时一个多么重要的国际中心。其人口由许多不同民族的人组成，人们只通过表面判断来接受他们的邻居，并不深究其家庭来历。
既然本书不是一本数学史和哲学手册，就没有必要浪费篇幅去探讨泰勒斯思想。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倾向于对当时伊奥尼亚盛行的新思想采取宽容态度。与此同时，罗马还只是一个小集镇，位于某个遥远的不为人所知的地区中一条混浊的小河旁；犹太人仍然是亚述人的俘虏，此时的西欧和北欧还只是狼群出没的荒原。
若要理解这种变化如何产生，我们必须搞清在希腊首领渡过爱琴海，意欲掠夺特洛伊城财富的岁月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些声名显赫的英雄仍然只是原始文明形态的产物，他们犹如一群四肢发达的孩子，把人生看作一场漫长而又光荣的搏斗，充满了激烈较量和各种比赛，如果不是为了面包和香蕉而不得不做一些日常工作的话，倒也乐在其中。
这些狂热的斗士与他们的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对待日常生活中严肃问题的态度一样直接而简单。公元前 10 世纪，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曾统治希腊人的世界，他们世俗色彩浓厚，然而与凡人并无很大区别。人和神究竟于何时何地分道扬镳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一直都是一个谜。即便如此，高高在上的神一直对生活在地球上的凡人们怀有的情谊从未间断过，而且始终充满亲切的个人情怀，这就赋予希腊宗教独特的魅力。
所有希腊孩子都会得到这样的教导：蓄有长长胡须的宙斯是非常强悍的统治者，偶尔会狂暴地呼风唤雨，雷电交加，好像世界末日降临。但是当孩子长大后，自己能够阅读古代传说时，就开始鉴别他们在摇篮中听到的可怕神灵的传说。而现在他们看到神灵们演变成凡人，出现在愉快的家庭聚会上，彼此嬉戏，激烈争论政治，于是希腊世俗的每一次争论都会立即引来天国神灵间的一场相应争吵。
尽管宙斯拥有人类具备的弱点，但仍不失为一位非常伟大的神灵和强悍的统治者，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冒犯他。不过，他是“通情达理的”。如果方式得当，人们可以接近他。而且，他最大的特点是幽默，并没有过分看重他自己和他的世界。
或许，这不是对神圣形象的最高评价，但它有着显而易见的优点。在古希腊，在真理和谬误之间没有严格而明确的界定。由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信条”概念，以及严格的教义和借助于绞刑架推行其教义的职业教士们，各地民众都可以遵照最适合自己个性的标准来重塑其宗教思想和道德观念。
居住在距离奥林匹斯山不远的塞萨利人与居住在遥远的拉科尼亚海海湾村子里的阿索比人相比，他们对威严的诸神的尊敬就要差得多。雅典人自以为是受自己的守护神雅典娜直接保护的，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随意对待女神的父亲。而居住在远离主要通商要道的山谷里的阿卡迪人依然坚守着质朴的信仰，极为反感以轻浮态度对待严肃的宗教信仰。至于福西斯居民，是靠前来德尔菲村朝圣的人维持生计的，因此，他们坚信阿波罗（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神）是最伟大的神灵，值得那些远道而来、口袋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的人的朝拜。
犹太人只信仰一个上帝，这是有别于所有其他民族的标志。犹太人聚集于一个单独城市而居，而且这个城市又足够强大，使与之竞争的朝圣地难以匹敌，从而得以保持其对宗教长达千年的垄断。
希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无论是雅典人还是斯巴达人都未能成功地把自己的城市建立成全希腊公认的首都。他们为此奋斗的结果只是导致了毫无意义的长年内战。
因此不足为奇，怀有崇高理想、具有独特个性的民族会为独立思考精神提供极其巨大的发展空间。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其实它们与《圣经》根本不同，仅仅是两本书而已，从未被纳入《圣经》之列。这两本书主要讲述某些叱咤风云的英雄的冒险故事，当时的希腊人喜欢把这些英雄看成自己的祖先。书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信息，神灵们都无一例外地参加到凡人的争端之中，置其他事情不闻不问，并尽情观看在他们的领地上演的一场罕见拼杀。
然而，希腊人从未考虑过荷马的作品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宙斯或米涅瓦或阿波罗的启发。《荷马史诗》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之地，冬夜漫漫，它是伴人左右的最佳读物；而且它们激起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
这就是一切。
在充满知识和精神自由的氛围中，弥漫着来自大海船带来的强烈气味，东方绸缎充斥其中，饱食终日的人们欢歌笑语，泰勒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他在这样的城市里工作和学习，最后在这样的城市里去世。如果泰勒斯所得结论与大多数世人存在很大的差异的话，请记住，他的思想一直局限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里。米利都人都可能听说过泰勒斯这个名字，就像现在的一般人都可能听说过爱因斯坦这个名字一样。如果问他爱因斯坦是谁，他会回答，是一个蓄着长发、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人，并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并将其刊登在星期日的报纸上。
恰恰就是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真理之花，最终推翻了（至少是大大修改了）近 6000 年来形成的科学结论。千百万安逸悠然的平民百姓对此漠不关心，他们对数学的兴趣，远不及他们对最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万有引力定律所引起的争论感兴趣。
古代历史教科书通常回避这个难题，只印上“泰勒斯（前640—前 546 年），米利都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几乎可以在《米利都报》上看到这样的标题：“本地研究生发现了真正的科学秘密”。
但是泰勒斯何时何地、如何独辟蹊径地超越前人，我也无法告诉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不是生活在知识的真空里，他的智慧也绝非产生于思想意识。公元前 7 世纪，在科学的王国里，人们已经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有大量数学、物理、天文学资料可供研究者使用。
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开始探索天空了。
埃及的建筑学家经过大量测算之后，才敢将数百万吨的花岗岩放在金字塔中心的墓室顶部。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认真研究太阳活动，以预测出旱季和雨季，为农民提供一份日历，使他们能够据此安排农业活动。
但是已经解决上述所有问题的人们，仍然将自然界的力量看作不可见的神灵的意志表现，神灵们管理季节更迭、星球运转和潮涨潮落，如同政府管理农业部、邮局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则持反对态度。不过，与当时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他不愿公开讨论。如果出现怪异的日食景象，海边卖水果的小商贩会因恐惧跪在地下呼唤宙斯的名字，泰勒斯绝不会去竭力告诉他们：稍微了解天体运行规律的人都能预测出公元前585 年 5 月 25 日的某时会发生日食，月亮会运行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因此米利都镇会经历比较黑暗的几分钟。
日食的那天下午，正在厮杀的波斯人和吕底亚人由于缺乏足够的光线而停止残杀。泰勒斯认为这并不是吕底亚神灵们（仿效几年前阿加伦山谷的一场战斗中所发生的有名的先例）所创造的奇迹，使天国之光突然熄灭，以使胜利归属他们所支持的一方。
泰勒斯已经达到一种境界（这也正是他的伟大功绩所在），即他敢于将一切自然现象看作是“永恒法则”支配的结果，是“永恒意志”的具体体现，而非人们臆想的神灵们的影响。在他看来，即使以弗所大街上发生了狗打架或在哈利卡勒斯举行了一场婚礼，别无更重要的事情发生，日食也会照样发生。
泰勒斯通过个人的科学观察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他发现一条天地万物所遵循的普遍必然法则，并作出了如此的推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测是正确的），世间万物都起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或许开天辟地时，水就已经存在。
遗憾的是，泰勒斯本人的手稿无处可寻。当时他很有可能曾将自己的思想通过具体的文字形式表达出来（因为那时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但是他的文稿只字无存。我们对他及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与他同时代人的书中所提供的极其有限的资料。仅凭这些稀少资料，对于泰勒斯的个人情况才略知一二。泰勒斯是商人，与地中海的各个地方有着广泛联系。顺便提一下，这是大多数早期哲学家的普遍特点，他们是“智慧的热爱者”。但是他们从不无视生活的秘密源于生活这一事实。如果“为智慧而智慧”，那么这就与“为艺术而艺术”和“为食物而吃”一样会贻害无穷。
就他们而言，世间凡是具有各种品质的人，无论好坏或中庸都是世间万物至高无上的衡量标准。因此，他们在空暇时间不会凭空想象，而是耐心琢磨这种难以理解的动物的本来面目。
这样他们就能与其他人保持友好关系，从而扩大影响。这比他们向周边的人不厌其烦指点通往理想王国的捷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
他们极少提出严格的行为准则。
但是他们以身作则，向世人表明，对自然力量的真正理解，必然会带来心灵的安宁，这是所有幸福之源。他们以此博得社会的好感，也由此获得了研究、探索、调查的所有自由，甚至被允许进入通常被认为属于神灵所主宰的领域。作为这种新真理的先驱者，泰勒斯贡献出了才华横溢的一生。
尽管他把希腊人眼中的整个世界分解开来，分别考察每一小部分并对所有自古以来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确认无疑的事实提出了公开质疑，他还最后还是能够在床上安静地故去。纵使当时有人要求他对自己的异端作出解释，现在我们也无从考证。
一旦泰勒斯指明道路，就会有许多人前赴后继。
例如，科拉多梅纳的阿那克萨哥拉 36 岁时离开小亚细亚来到了雅典，随后几年，他在希腊的几座城市中生活，当过诡辩家，也做过私人教师。他潜心研究过天文学，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太阳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而是一个赤热的火球，比整个希腊大千万倍。
这个推论并没有使他大祸临头，天神没有惩罚他的肆意妄为，他因此更进一步地发展了他的理论，大胆地提出月亮表面上覆盖着山脉和山谷，最后他甚至暗示世间存在某种“原始物质”，是万事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从创世之日起就存在了。
正如他以后的其他许多科学家一样，他涉足了非常危险的领域，因为他探讨的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事情。太阳和月亮是离我们遥远的天体。希腊平民并不关心哲学家们怎样称呼它们。但是他开始提出万事万物源源不断地产生和发展来自称为“原始物质”，毋庸置疑，他的观点与迪凯利翁和皮拉的故事背道而驰，传说大洪水之后，两个天神投石入水，变成无数男人和女人并在世间繁衍。所有希腊的孩子从孩提时代就接受这样的教育，如果否认这一最为神圣的故事就会威胁已建立起的社会安全。这样会使得孩子们怀疑其长辈的智慧，这是万万不行的。因此阿那克萨哥拉成为“雅典父母联盟”猛烈攻击的对象。
在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早期，雅典已实现了高度民主，城邦的统治者竭力保护那些宣扬不受欢迎学说的老师，个性自由已今非昔比。而且，当时与大多数人持不同观点的伯里克利，正是这位伟大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对阿那克萨哥拉的法律起诉成为一场反对城市独裁统治政治运动的工具。
一个叫狄奥菲特的教士，也是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的行政长官。他促使通过了这样一条法律，法律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有宗教或对一切神圣事物持有不同见解者，要立即起诉。”根据这项法律，阿那克萨哥拉被关进监狱。不过，城邦中进步势力占据上风。阿那克萨哥拉上缴一点罚金之后就获释出狱，并移居到小亚细亚的兰普萨克斯，声名赫赫，活到公元前 428 年才与世长辞。
他的经历表明，官方压制科学理论是徒劳无获的。虽然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他的思想却流芳百世。两个世纪以后，一个名为亚里士多德的人注意到他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作为他自己许多科学假设的基础。经过 1000 年漫长黑暗时期，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传给一位名叫阿布杜尔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通常称为阿威罗伊）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他在西班牙南部的摩尔大学的学生中传播这些思想，然后，结合自己的观察，把这些思想写进许多著作之中。这些书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西欧和北欧欣然地全盘接受这些思想，以致它们成为今天科学入门书籍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人们眼里就像乘法口诀一样有益无害。
现在我们继续谈论阿那克萨哥拉。在他接受审判之后差不多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希腊科学家们获准可以讲授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信仰有所出入的学说。到了公元前 5 世纪末，又发生了第二件类似事件。
这次受害者是普罗塔哥拉，他是一位流浪教师，来自希腊北部爱奥亚殖民地阿夫季拉村。此地因为是“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而名声不佳。德谟克利特曾提出过一条法则：“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社会。”因此，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应该受到治安人员的监视。
普罗塔哥拉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硏究，最后宣称人是衡量万物的标准，生命短暂，不要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探究是否有神存在上，而应该致力于使生活更加美满快乐上。
这个观点无疑击中要害，必然会震惊那些忠实信徒，它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辩论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而且，这一观点诞生之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战争胜败攸关之际，人民经历许多失败和疾病折磨，已经极度绝望。显然，此时的质疑不合时宜，因为他质疑神的超凡能力以此激起神的怒火。普罗塔哥拉被指控为无神论者，同时被勒令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
伯里克利本来会保护他，但此时他已去世。普罗塔哥拉虽然是科学家，但对殉道不感兴趣，于是他逃跑了。
不幸的是，在驶往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失事。他可能溺水而亡，因为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惨遭雅典人迫害的另一个人是道格拉斯。其实他并不是哲学家，只是个青年作家。因为在一次官司中没有得到神灵的佑护而对神灵心怀不满。他苦思冥想很久，最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四处游走，以亵渎的语言大肆诋毁受希腊北部敬仰的圣仪礼。他的胆大妄为使他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这个可怜虫竟然得到机会逃脱。他逃到科林斯继续诅咒奥林匹斯诸神，最后他因为肝火太旺而死去。
希腊人不能容忍其他学说的偏见愈演愈烈，其闻名于世的案件就是法庭冤死苏格拉底。
历史对此有详尽记载。只要谈及世界依然没有改变，古代雅典人心胸并不比后人宽广多少，人们必然会拿出苏格拉底案件作为希腊人顽固不化的力证。但是今天，经过对该案十分详尽的研究，我们会清楚了解更多，这位才华横溢而又常常触犯众怒的演说家，把毕生心血贡献给了公元前 5 世纪盛行于古希腊各地的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
当时，平民仍然坚信天神的存在，苏格拉底就把自己说成是天神的唯一代言人。雅典人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精灵”（即内心深处的声音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应该做什么），但人们很清楚地知道他对周围人坚信天神的理念持否定态度，对传统秩序也嗤之以鼻。这位老人最终死于政治屠刀之下，而他的神学观点（尽管官方为了说服大家而牵强地将其作为加罪之词）实际上与审判的结果几乎毫无关系。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家里子女众多，收入微薄，他负担不起读书的学费。当时大多数哲学家都很现实，讲授一门课经常索取 2000 元的报酬。况且，在年轻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知识和研究没用的科学事实简直是白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只要一个人不断培养自己的信念，没有几何知识也无关紧要，要拯救灵魂，也不一定要认识彗星和行星的自然规律。
这位鼻梁塌陷、衣衫褴褛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辩论，晚上则耐心静听妻子的唠叨（他的妻子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不得不给别人洗衣服，而丈夫把谋生看作生活中最无关紧要的小事）。苏格拉底是个可敬的老兵，多次参加战争和远征。他还是雅典参议院的前议员，在同时代的诸多教师中，只有他因为信仰被判处死刑。
为了弄清楚事情的原委，我们必须了解当时雅典的政治情况，苏格拉底到底付出怎样的艰辛以至于推动了人类知识与进步事业的发展。
在苏格拉底漫长的一生中（他被处死时已年逾七旬），竭力告诫人们，他们正在虚度时光，太多的时间被浪费在空虚的欢乐和徒劳的胜利上，为得到几个小时的虚荣和满足却白白挥霍伟大而神秘的神赐与恩典。他完全相信人类的崇高使命，因此挣脱了旧哲学界设置的所有束缚，他比普罗塔哥拉走得更远。普罗塔哥拉教给人们：“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声称：“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终极尺度；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人类自己。”
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的慷慨陈词（准确地说，法庭上共有500 名精通文墨者），他的演讲，对任何听众来说，不管他们是否持同情态度，都是一场鼓舞人心、通俗易懂的精彩演讲。
这位哲学家争辩说：“世界上谁都无权命令别人应该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自由思考的权利。”他继续说，“如果一个人问心无愧，有自己的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可，没有金钱、家庭，甚至没有住所，他也会取得成功。但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并且不受官方干预。”
遗憾的是，这个被告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了不合时宜的演讲。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富人与穷人之间及主人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苏格拉底是温和派，他既看到政体双方利弊，又试图找寻使所有理智人士满意的折中方案。这样一来，自然任何一方都不欢迎他，仅仅因为当时双方势均力敌，无暇顾及他。
公元前 403 年，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并驱逐贵族派，苏格拉底也就注定厄运难逃。
他的朋友得知此事，建议苏格拉底趁早离开这座城市。这是明智之举。
苏格拉底的对手和他的朋友一样多。长达大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担任“口头评论家”的角色，是个聪明绝顶的大忙人。他热衷于曝光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社会之栋梁的人的伪装和文化骗术。结果，在希腊东部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早晨讲到的一些趣事，到了晚上全城便无人不知。不少关于他的戏剧开始上演。他被捕入狱时，全希腊人对他一生中的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之中。
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比如那位出名的粮贩子，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只因通晓神的旨意而且在针对苏格拉底的起诉中最为卖力）无疑确信他们审讯苏格拉底就是在为社会做重大贡献，为城市清除“知识界”中的所谓高度危险分子，一个只能教导人们懒惰、犯罪和不满的人。
有趣的是，纵使在这种环境中，苏格拉底竟然以精湛的辩论才能使陪审团的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释放他。他们提出苏格拉底只要放弃辩论、争吵、说教等恶习，不再干涉别人所偏爱的东西，不再用没完没了的疑问去纠缠他们，就可以得到赦免。
但苏格拉底拒绝接受。
“决不！”他声称，“只要我良知未泯，只要我内心微弱的心声还在敦促我前进，并让我为人类指明真理之路，我就会向遇到的每一个人阐释我的理论，绝不顾虑任何后果。”
法庭别无选择，只能判处这个囚犯死刑。
苏格拉底被缓刑 30 天。一年一度去提洛岛朝拜的圣船尚未返航。按照雅典法律规定，在此期间不准行刑。这位老人在囚牢里平静地等待了整整 1 个月，他琢磨如何改进他的逻辑体系。尽管他有许多逃跑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此生并未虚度，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累了，想离世而去。直到临刑前，他还在和朋友们交谈，努力将自己的真知灼见传授给他们，力劝他们要把心思多用在精神世界里而不是放在物质世界上。
之后他喝下毒酒，卧于床上，所有高深的讨论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
一段时间里，他的门徒被狂怒的群众吓坏了，认为离开以前的活动场所是明智的选择。
不过一切都平息以后，他们重操旧业开始公开讲学。这位德高望重的哲学家死后的 10 多年里，他的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
与此同时，雅典也遭受痛苦的煎熬。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结束 5 年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获得最终的胜利。这完全是体力击败智力的胜利。不用说，好景肯定不长。斯巴达人从没有写下一句流芳后世的话，也没有对人类的知识宝库做过一点贡献（只有军事战术方面是例外，这些战术至今在足球比赛里依然被使用）。斯巴达人认为，敌人的围墙已被推倒，雅典的舰队所剩无几，他们已经大获全胜。但是，雅典人的智慧从未消失。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10 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重新云集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海军将领再度率领联合舰队出战了。
虽然伯里克利的付出没有得到同代人的欣赏，却使雅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就如公元前 4 世纪的巴黎。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想让孩子接受时髦的教育，即使让孩子参观一下位于雅典绿荫丛中的学校也不胜荣幸。
现代人很难正确理解在古代社会里被看得至关重要的生存问题。
在异教文明的死敌——早期基督教的影响下，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道德沦丧的家伙。他们随意崇拜不伦不类的天神，余下的时间则大摆宴席，喝掉整桶萨莱诺酒，听埃及舞女的甜言蜜语。即使奔赴战场，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契亚人也只是为调剂生活和追求刺激。
当然，无论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商人和战争贩子数量都很多，罗马的数量可能更多一些。他们敛财聚福，对苏格拉底在法官面前阐述的伦理道德不屑一顾。正是因为这些人非常富有，人们被迫退步忍让。但这不足以说明这些人在社会中为何备受尊重，被推崇为当时文明的化身。
我们发掘埃帕菲罗迪特的别墅，他曾经帮罗马皇帝尼禄把罗马帝国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聚敛大量财富。这个老投机商用不义之财建起一座拥有 40 间房屋的宫殿，看到这些废墟，我不禁摇头叹息：“实在是太腐败了。”
接着我们坐下来阅读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他曾经当过埃帕菲罗迪特的家仆。进而读过他的书，我们却觉得这是在与一个古今稀有的高尚而热情的灵魂交流。
我知道，人们喜欢关起门来对自己的邻居或邻国评头论足，但切莫忘记，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和埃罗菲罗迪特斯一样，是他所处时代的典型代表。2000 年前人们向往美好事物，和当今的我们没有任何不同。
毫无疑问，他们追求的美好事物与当今我们所追求的肯定迥然不同。当时的概念基本是欧洲思想的产物，与东方毫无联系。但是，我们的祖先，所谓“野蛮人”把圣洁视为他们最崇高的理想，他们慢慢发展出一种生活哲理，并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如果我们认为心地善良、衣食俭朴、身体健康、收入合适是幸福美满生活的保证，那么，也不妨认可他们的哲理。他们对灵魂的归宿不太感兴趣，只认为自己是一种具有智慧的哺乳动物。他们谈及天神，相当于我们如今经常使用的“原子”“电子”“乙醚”一类的词汇一样，万物的起源得有个名称。因此，爱比克泰德说宙斯就像欧几里得在解题时用的 x 和 y 一样，只是一个未知数，含义可大可小。
他们认为，人类最感兴趣的是生活，其次才是艺术。
因此，按照苏格拉底创造并经常使用的推理方法，他们研究丰富多彩的生活，并取得了非凡的硕果。
有时他们热衷精神世界的完美，并因此走到荒唐的极端，这确实是件憾事，不过人无完人。但在古代众多学者中，柏拉图是唯一一个拥有绝对完美精神世界而鼓吹不宽容学说的人。
众所周知，这个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是传播苏格拉底思想的实际执行者。
他把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思考过的一切汇集到一起，编成对话，当之无愧地称为《苏格拉底福音书》。编纂工作完成后，他开始研究老师理论中的一些晦涩模糊的观点，并撰写一系列精彩优美的文章加以阐述。最后，他多次演讲，使雅典人有关正义和真理的观念越过希腊边界，扬名四海。
他尽心尽力于所有传播思想的活动，其忘我精神简直可以与圣徒保罗匹敌。不过，圣徒保罗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四处奔波，不辞辛苦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每个角落。柏拉图却从未离开过他舒适的花园座椅，而是世界各地的人特意前来拜见他。
世家出身和财富加身的背景允许他如此行事。
首先，他是雅典人，他母亲的血统可以追溯到索伦。
其次，到了法定年龄他就继承一笔足以维持生计的财富。
最后，他的雄辩之才闻名遐迩，任何获准在柏拉图学园听他授课的人，即使只听几次讲课，都会心甘情愿，不辞辛劳来到爱琴海聆听教诲。
至于其他方面，柏拉图的经历与同时代许多青年人极为相似。他服过兵役，但对军事毫无兴趣。他喜欢户外运动，是一名摔跤和田径运动的能手，却又从未在比赛中获得过奖项。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人一样，他花很多时间去国外旅行上，像他的外祖父（著名的索伦）一样，柏拉图曾跨越爱琴海，在埃及北部做过短暂访问。不过回国后，他就再也没有外出旅行。随后长达 50 多年的时间，在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景色宜人的花园的树荫下，他一直传授学说，“柏拉图学园”因此而得名。
起初柏拉图是数学家，后来逐渐转向政治，并在这个领域里成为现代政治体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坚定乐观，坚信人类在逐步进化。他对学生说，人的生命逐渐从低级向高级过渡，世界从美好的形式逐渐孕育出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中酝酿美好的思想。
这些理念写在羊皮纸上很动听，但当柏拉图努力把理念变成具体原则，并为他理想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他对追求真理和公正的渴望和热情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不顾其他。自此，他的共和国一直被空想乌托邦的建设者推崇为“人类完美无缺的最高境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共和国都精确折射出一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这些人享受着稳定的个人收入带来的舒适生活，他们喜欢出入政治圈，对下层社会极其不信任，唯恐下层社会的人们忘记自己的“地位”而企图分享只有“上流社会”才拥有的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西欧中世纪学者中享有盛名。举世闻名的《理想国》被他们握在手中，成为向宽容精神开战的强大武器。这些博学之士有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柏拉图理论形成的背景与他们生活的 12 世纪、13 世纪毫不相同。
比如，依照基督教教义，柏拉图根本算不上是一个虔诚的人。他鄙视祖先们崇拜神明，把他们看成马其顿的乡巴佬，粗俗不堪。他曾为特洛伊战争编年史中记载的有关神明的丑恶行径深感耻辱。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复一日地坐在橄榄树下沉思，他对家乡各个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渐感愤慨，他看到了旧民主理想的彻底失败。对于普通公民来说，信奉某种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不然他想象中的理想国就会立即陷入混乱状态。于是他坚持主张模范社会的立法机构应该为所有公民制定出行为规则，而且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必将受到相应的惩罚，或处决，或监禁，或流放。这一主张听起来好像是对不久前苏格拉底曾为之奋斗的宽容精神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彻底否定，其实柏拉图的本意也是如此。
苏格拉底接近普通民众，柏拉图却惧怕生活。为了逃避令人厌恶的丑陋世界，他躲到自己臆想的王国中。当然，他也清楚自己的梦想根本无法实现。在小城邦各自为政的时代，不论是想象中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都已成为过去。集权统治的时代已经来临，整个希腊半岛很快会并入辽阔的马其顿帝国，从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沿岸。
然而，征服者的铁蹄尚未践踏到古老希腊半岛上自由独立的城邦时，已经诞生了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衰败的希腊民族。
当然我指的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在那个时代，他已经通晓众多尚不为人知的事情，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了丰富内容。他的著作成为智慧温泉，此后的 50 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都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丰厚的智慧，而无须绞尽脑汁钻研纯理论的知识。
18 岁时，亚里士多德告别家乡马其顿，前往雅典的柏拉图学园学习。毕业后，他周游各地讲学。直到公元前 336 年，他才回到雅典并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一座花园里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学校很快以“亚里士多德园”闻名世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前来求学。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不赞成在城内多建学校。那时雅典城邦开始丧失其传统的商业重镇地位。大批精力旺盛的市民移居到亚历山大港、马赛以及其他南部和西部的城市。留守的人不是太穷就是太懒，他们是老一辈自由民中最墨守成规的余部。这一派人与共和国荣辱与共，他们反对柏拉图学园里发生的一切。在柏拉图去世的十几年以后，他最著名的门生竟然重返故土，公开讲授关于世界起源和神明威力有限的学说，尽管还不为人所接受。老保守派的人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地咒骂他把城邦变成了思考自由和亵渎信仰的场所。
如果这些保守派一意孤行，就会迫使这位门生背井离乡，但是他们选择理智地克制。因为，柏拉图的这位名徒是当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并非找几个雇来的流氓打手就能随意赶出城邦的无名小辈。虽然他两眼近视，但他不仅是一位以饱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的绅士，他还是马其顿国王御医之子，和王子们一起接受教育。另外，他刚一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王子的家庭教师。他和年轻的亚历山大相伴相随整整 8 年之久。因而，他赢得了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情谊和保护。而且，当亚历山大前往印度前线视察期间，掌管各省的首领们对亚里士多德格外关照，唯恐有人伤害这位帝王的挚友。
然而，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立即陷入险境。他记起苏格拉底的遭遇，他不愿厄运降临自己头上。像柏拉图那样，他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但是尽人皆知，他厌恶政府的民主形式，他怀疑普通百姓的自治能力。当他看到汹涌的怒潮席卷雅典，赶跑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他便穿过埃维亚湾，来到卡尔希斯。数月之后，马其顿人再次征服雅典并惩罚了叛乱，而亚里士多德在此之前已经离开人世。
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无处可寻指责亚里士多德对神不忠的事实背景，不过，一般来说，在一个业余演说家无处不在的国度，他的活动必然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之所以不得人心，与其说是因为散布使雅典遭受宙斯严厉惩罚的骇人邪说，倒不如说他得罪了对他偏见很深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
不过，这并不重要。
城邦各自为政的日子濒临结束。
不久之后，罗马人继承亚历山大在欧洲开创的疆域，希腊从此变成众多省份中的一个。
于是一切争执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在许多事情上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自由思考，只要不质疑既定的政治原则。罗马政权之所以从远古时期就能保持繁荣安定，靠的就是这些原则。
西塞罗同时代人的思想与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推崇的理想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老一代领袖人物把宽容建立在某些理念之上，这些结论是他历经几代人的认真实践和反复思考才总结出来的。而罗马人对探讨不以为然。他们对身体力行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注重行动，轻视高谈阔论。
假如异国人宁愿下午坐在古老的橄榄树下，讨论统治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罗马人是很欢迎的。
但如果异国人的知识可以付诸实践，就会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哲学讨论，连同歌舞、烹调、雕塑和科学一类的东西最好还是留给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人去做吧。仁慈的丘比特创造他们，就是让他们去摆弄那些正统罗马人无暇顾及的东西。
罗马人要全力以赴不断地扩大疆土，训练足够的外籍步兵和骑兵来保卫边疆行省，巡察连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他们通常耗费很大精力，在数以千计的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维持和平。
当然，荣誉的桂冠属于受之无愧该称号的人。
罗马人工作细致，创建了一套完善的统治系统，时至今日，这个系统依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表示服从罗马统治者规定为数不多的行动准则，就可以享受很大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他们可以信仰一个神，也可以信仰十几个神，甚至崇拜供奉有各种各样神的庙宇，这都无所谓。但是，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宗教，在这个世界级的大帝国里，所有人都必须谨记，“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这样一条原则“待人宽容如待己”。无论何种情况，都不得干涉邻居或国家内陌生人的事情，即使偶尔认为自己信仰的神遭到亵渎，也不必向法官讨个说法，正如提比略皇帝在一次重大纪念活动中所说：“若诸神要求惩罚亵渎神明之人，诸神自会处理。”
依靠这句随意的宽慰之言，法庭就拒绝受理所有类似案件，人们没有必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拿来对簿公堂。
如果一群卡帕迪西亚商人在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他们有权继续信仰自己的神，并在哥罗西镇建造庙宇。同样，哥罗西人搬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区居住时，他们也一定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信仰自由。
人们时常争论，罗马人之所以能够摆出至高无上的超然的宽容姿态，是因为他们对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以及其他所有在拉丁姆地区之外的野蛮部落都同样蔑视。这或许是事实，我说不准。但是，500 年来，宗教上的全面宽容一直在欧洲、亚洲、非洲的文明和半文明的绝大部分地区得到维护。罗马人发明的治国艺术——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摩擦，收获了最大限度的实际成果。
在很多人看来，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到来，彼此宽容的情况将永远延续下去。
但没有东西可以永存，尤其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更是如此。
罗马征服了世界，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罗马帝国年轻战士的白骨被留在无数的战场上。
近 500 年以来，在罗马帝国有多少社会精英把才华浪费在管理从爱尔兰海延伸到里海的庞大殖民帝国中。
最终，恶果到来。
仅凭一城邦之力统治整个世界实在难以长久，这个勉为其难的事业使罗马人身心疲惫。
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罗马人厌倦了生活，失去了生活的热情。
他们已经拥有了曾经渴求拥有的住宅、游艇和马车。
他们更拥有全世界的奴隶。
他们无所不吃，无所不见，无所不听。
尝遍天下美酒，踏遍各处美景，阅遍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各色美女。他们的图书馆拥有世界上所有文字的藏书，他们家的墙上挂满了最精致的画卷。用餐时有世界上最优秀的音乐家为他们演奏助兴。孩子们有最好的老师，老师也教授最有用的知识。但结果是所有的美味佳肴都如同嚼蜡，所有的图书都变得兴味索然，所有的美人都失去了魅力，甚至生存本身也是一种负担，很多人宁愿选择一个体面的机会离世而去。
剩下唯一的安慰办法只能是对未知和无形世界进行思考和臆想。
然而，古老天神已经死去，聪明的罗马人不会轻信那些儿歌中所唱的丘比特和密涅瓦的故事。
于是，伊壁鸠鲁派、斯多噶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他们宣扬仁爱、克己、无私和奉献的人生美德。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过于空泛。芝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在街头书店都能找到，书中的观点令人着迷。
但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学说缺乏罗马人所需要的营养，他们开始寻求一种“情感”作为精神食粮。
因此，纯哲学的“宗教”（如果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有意义的高尚生活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确是一种哲学色彩很浓的宗教）只能满足小部分人，而且这些人基本都属于上层社会，他们从小受教于出色的希腊老师，并得益于个别授课带来的好处。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些冠冕堂皇的哲学不值一文。他们的思维也发展到了这样的高度，认为许多古代神话都是粗俗愚昧的祖先编造出来的幼稚产物。但是他们不能与知识丰厚的人相比，因此否认上帝和诸神的存在。
于是，他们行动和形式上崇敬共和国官方认可的神，背地里却把真正的安逸与快乐寄托在某个宗教行会之上。最近两个世纪以来，这种神秘的宗教组织在台伯河畔的古城中颇受欢迎。
我前面用的“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受到启示的”人的集会，这群人不得把最神圣的秘密泄露出去，他们必须对教会的真正成员才知道的秘密做到“守口如瓶”。这种秘密就像大学兄弟会的咒符一样，将行会会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 1 世纪，行会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是个教派而已。如果希腊人或罗马人（这里请原谅时间上的小混淆）离开长老教会加入了基督教科学教会，便会告诉邻居说他参加“另一个行会”去了。“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这些最近出现的词汇，在当时还无人知晓。
如果你也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弄清楚罗马发生了什么，就请在下周六买一份纽约报纸，任何报纸都行。你就会看到四五栏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 10 多个国家引进的新的教旨和新秘密教会的公告，这些公告旨在给人们提供健康、富有和灵魂得到永恒拯救的希望。
罗马和我们的大都市一样，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外来和本地的宗教。因为它与世界各地联系紧密。从小亚细亚北部覆满青藤的山上传入的对自然女神西布莉的崇拜，弗吉尼亚人就把她尊为所有天神之母。他们对神母的崇拜形式往往是一些不合乎礼仪的、肆意的情感表达方式。因此，罗马当局不得不强迫关闭神母庙，最后还通过了一项严厉的法律，禁止大肆宣传鼓励在公众场合喝得酩酊大醉以及出现其他丑行的宗教信仰。
埃及，这块自相矛盾又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土地创造了 6 个奇怪的天神，俄赛利斯、塞拉皮斯和伊希斯这些神的名字在罗马时代就像阿波罗、得墨忒耳和赫耳墨斯一样广为人知。
至于希腊人，几个世纪前，他们就创造出抽象真理和基于道德行为法典。现在，他们又给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人提供闻名的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俄尔普斯和阿多尼斯的神秘教会。从公共道德的角度来说，这些神明中没有一个不是饱受质疑的，但颇受欢迎。
腓尼基商人光顾意大利海岸已达千年之久，罗马人熟知他们信奉的最高神太阳神巴尔（耶和华的大敌）和他的妻子阿斯塔特女神。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中心为女神建造一个祭坛，这使他忠诚的臣民大为震惊。这个令人敬畏的女神在争夺地中海霸权的长期斗争中被迦太基城官方选定为该城的保护神。她在亚洲和非洲的庙宇都被毁灭之后，又以备受尊敬的基督教圣徒的身份重返欧洲。
但是，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神，他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头的罗马边境线上，每一堆残砖破瓦之下都有他的破碎雕像。
他就是伟大的米特拉神。
据我们所知，米特拉本是司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里海低地平原的先人一直膜拜米特拉。那时，我们的祖先占据了这块神奇的土地并定居在山峰峡谷之间，这里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欧洲。在我们祖先眼里，米特拉是一切善的创造者，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完全靠的是米特拉的恩赐，他们坚信统治者只能依靠他的万能意志的恩典才得以施展权力。虽然米特拉早已不复存在，连名字也被遗忘，但是从中世纪以来，圣人头上的光环提醒我们，崇拜米特拉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早在基督教问世的千年前就开始了。
尽管米特拉长期深得人们的崇拜，还要准确了解他的一生却十分困难。其原因如下，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憎恨米特拉神话，远超过对普通神话的憎恨。他们把这个亚洲神看成最大的劲敌。因此，他们竭尽全力毁掉一切能使人们记起他的东西。他们很成功。所有米特拉的庙宇都被销毁得荡然无存。在罗马盛行 500 年的宗教——像今日美以美会（1844 —1939 年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该会属于基督新教的一个较大的宗派——卫斯理宗）和长老会在美国盛行一样，历史记载上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不过，当时还没有发明炸药，所以不可能彻底夷平建筑物，人们通过勘察一些遗迹和亚洲古地得到的资料，填补了历史的空白。现在，有关这个有趣天神及其代表的对象，我们都掌握了相当精确的资料。
米特拉的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米特拉神秘地从一块岩石中诞生。当他躺在摇篮里，附近的几个牧羊人就过来膜拜，还送礼物哄他开心。米特拉在孩提时代就经历了各种怪异冒险，其中很多故事让我们联想到颇受希腊孩子们欢迎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的事迹，不过，赫拉克勒斯生性残暴，而米特拉总是处处行善。有一次他与太阳神进行摔跤比赛并且战胜了太阳神。作为胜者的他慷慨大度，和太阳神成了手足兄弟，以致人们常常将他们两人混淆。
当万恶之神降旱灾于大地欲毁灭整个人类时，米特拉向一块岩石射出一箭，顿时水喷涌而出，干裂的大地得到滋润。阿赫里曼（罪恶之神的名字）想借此引发洪水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米特拉闻讯后，马上告知人类造一艘大船，载上亲属和家畜，把众生从毁灭中拯救出来。直到最后，他都在竭尽全力把人类从各种愚蠢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中拯救出来。他升入天国，永远掌管正义和公正。
凡是想成为米特拉信徒的人，必须通过一种仪式——吃一些面包和酒做的圣餐，以此纪念米特拉和他的朋友太阳神一起用过的著名晚餐。此外，他们还必须接受圣水盆的洗礼，做很多我们现在丝毫不感兴趣的事情。这种宗教形式早在 1500 年前就彻底消失。
一旦成为米特拉的信徒，所有信徒一律平等。他们在同一个烛光明亮的祭台前祷告，齐唱一首圣歌，一同参加每年 12 月 25日纪念米特拉生日的节日聚会。而且他们在每周的第一天禁止做一切事情，来纪念伟大的天神。现在，我们称这一天为礼拜日。这些信徒死后，尸体要摆放整齐等到最后复活之日的降临，届时好人得到公正的报答，恶人则被丢进永不熄灭的烈火之中。
五花八门的神秘宗教取得的成功和罗马对米特拉的崇拜，这一切表明人们对宗教非常感兴趣。实际上，罗马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一直都在寻找能够满足普通百姓情感需求的东西。
公元 47 年，发生了一件事。一叶扁舟离开腓尼基，驶向波哥城——前往欧洲陆路通道的起点。船上的两个乘客没有携带任何行李。
他们是保罗和巴纳巴斯。
他们是犹太人，但其中有一个人拿的是罗马护照，通晓犹太族人之外的世界。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航行。
基督教踏上了征服世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