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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学时期

(一)

11岁对于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那一年,我来到了巴塞尔,进入了文理中学学习。因此,我告别了那些乡村的小伙伴,走入了“更大的世界”。在巴塞尔,看起来有许多权势地位比我父亲大得多的人物。他们住豪华住宅,乘豪华马车,并能讲出一口温文尔雅的德语和法语,同时,就连他们的子女,也是衣着光鲜,举止不俗,腰包鼓鼓,并成了我的同学。我听到这些同学眉飞色舞地谈论着去阿尔卑斯山度假、去登苏黎世附近的雪峰、去看广阔无垠的大海等情景。他们这些经历简直让我目瞪口呆,于是,在我的心头涌动着惊奇、羡慕甚至是忌妒的情绪。我仰视着他们,就好像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灵,来自那无法企及的雪山,来自那遥不可及的海洋。对比之下,我首次意识到了我家的贫穷。我的父亲只是个乡村穷困的牧师,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穷牧师的穷儿子。我穿着露脚的鞋子,袜子打湿了也没有可以替换的,这样还得在学校里一坐就是6个小时。于是,我开始换个角度重新审视我的父母,逐渐明白了父母的辛苦甘甜。特别是,开始对父亲十分同情,但奇怪的是,对母亲的同情反而少得多,可能是潜意识中,我总觉得母亲比父亲强势的原因。然而,当父亲一旦向母亲发脾气,我就又总是站到了母亲这边来。其实,在父母的争执中,必须让我明确站位的情形,对我的成长是不利的。为了能从父母的冲突中解脱出来,我不得不充当仲裁的角色,不得不评判父母之间的是是非非。这使我本来就脆弱的心灵更加脆弱,人格和自尊也忽而膨胀,忽而收敛。

在我9岁的时候,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孩儿。父亲激动而兴奋地对我说:“今天,你多了一个小妹妹。”而父亲的话让我很意外,因为此前我一点也没察觉。我看到只是母亲比平时躺在床上多了一些,但我根本没注意,我只是觉得,她之所以卧床,只不过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而已。父亲把我带到母亲的床前,她正抱着一个看着令人很失望的小家伙:一张脸红红的,就像老年人的脸似的布满了皱纹;而眼睛紧紧闭着,就像一只瞎眼的小狗似的;背上长着一根根红褐色的长毛,难道她是猴子变的吗?我感觉很迷惘,心想:刚生下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子吗?听到大人们模棱两可地说:婴儿是鹳鸟送来的。于是,我就想:那么,小猫小狗的崽儿们是怎么来的呢?那可是一生就是一窝崽儿,鹳鸟需要来回飞多少次呢?那么,母牛生小牛犊呢?我可真是想象不出,鹳鸟是如何用嘴叼来一整头小牛犊的。我依稀听农夫们说过,是母牛产下小牛犊,而并不是鹳鸟叼来小牛犊。很显然,这样的说法,只是说给我听的一个故事。因此,我确信,母亲肯定是又做了一件不应该让我知道的事。

妹妹的突然降生,让我模糊地产生了一种疑惑,也使我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变得更加敏锐了。随后,母亲做出的一些反常举动也证实了我的猜测,我猜:肯定有某种令人后悔的事与母亲的这次生育有关。虽然,我没有对这个事件大伤脑筋,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对我12岁时的一段经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母亲有一个很烦人的习惯,就是每当我出门赴约时,她总是会追出来在我后面大声地唠唠叨叨。其实,出席这样的活动,涉及我在公开场合的形象和尊严,因此,我早已经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并把皮鞋擦得锃亮了。然而,母亲却在大街上喊:“不要忘了代我们向他们问好,你擦擦鼻子,你带手绢了吗?你洗过手了吗?”天哪!因为这些在公开场合的露面,对我来说事关重大,为了自尊和虚荣,我已经尽可能地要呈现出一副无可挑剔的形象了,可就这样依然被母亲将我的自卑暴露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在去赴会的路上,我感觉很自信,同时,由于穿上了只有节假日才穿的服装,所以自我感觉很隆重、很高贵。然而,当一到达人家的房前,情形就不同了。对那家人的豪华住宅所显示出来的权势地位的恐惧压倒了我。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巴不得能有地缝就钻进去。当我按门铃时,就是怀着那种自我渺小的感觉。房内响起的铃声,在我听来,就像敲响了丧钟似的。于是,我更加畏首畏尾,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此前母亲的那些喋喋不休的唠叨,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在我耳边,与铃声一起响起的是:“鞋脏,手也肮脏,没有带手绢,脖子还黑黑的。”当然,出于一种叛逆心理,我不代父母转达敬意,或者举动也表现得害羞和笨拙。如果情况实在糟糕时,我就会想想我藏在阁楼上的秘密,让自己体面地平静下来。因为,每当我处于无助的境地时,我都会记起那个我独自拥有的小人、石头的秘密。

我已经无法回想起,在自己的孩提时代,是否曾经想过所经历的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是:耶稣、穿黑长袍的耶稣会会士、穿着长衣戴着高帽站在坟墓边的人们、草场上坟墓般的洞穴、地下神殿的阳具,以及阁楼上独属于我的那个文具盒里的小人等。应该说,我所经历的事件之间是有着某种联系的可能性的。我的内心藏有两大秘密:梦见男根形象神的梦是我的第一个大秘密,雕刻小人是第二大秘密。同时,我隐约地感觉到,那块“灵魂之石”与独属于我的那块石头之间也是存在着某种关系的。

直到现在,当我在83岁写回忆录之时,其实,我也没有完全明白自己最早的记忆之间的关联。早年的记忆,仿佛是地下的一株株根茎各自抽枝发芽,又仿佛是在同一条潜意识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车站。虽然我越来越不可能与“我主耶稣”建立良好的关系,但我却始终记得,从11岁开始,关于上帝的概念就开始令我十分关注了。我喜欢向上帝祈祷,这令我很满足,因为,我觉得这种祈祷和内心的感觉是不矛盾的。上帝不仅没有因为我的不信任而变得错综复杂,而且,他也不是个穿黑袍的人,也不是画上的“我主耶稣”,因为,画上的耶稣打扮得过于华丽,而人们对他的亲密实际上是假装的。相反,其实,上帝是一尊独一无二的神,据说,人们不可能对上帝给出任何恰当的评价。虽然他类似于一个非常有权势的老人,但我听说了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大致意思是:“别刻任何雕像,也别做任何比拟。”因此,对待他就不能像对待不是“秘密”的“我主耶稣”一样地那么亲密。于是,我顿悟到:这与我在顶楼上的秘密有某种类似之处。

我开始逐渐地对学校产生了厌烦的情绪。因为学校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而我宁可把时间花费在画战争场面和玩火等上面。宗教课是无法言说的枯燥无味,而数学课则更让我感觉害怕。老师讲,代数是一个自然天成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我甚至都不知道数字为何物。它们不是花,不是动物,不是化石,说白了,它们就不是可以能被想象出来的事物,而只是计算出来的数字。最令我迷茫的是:这些数字又由字母来代替,而字母又意味着声音,由此推理出,数字是可以听得见的。然而,奇怪的是,我的同学们却能够驾驭它们,说它们确实是不言自明的。没人能告诉我数字是什么,而我又无法将我的问题症结讲明白。因此说,没有人能理解我的困难,但我必须得承认,我的老师是试图给我讲明白的,老师将奇特的运算尽量用比较好理解的语句来量化,从而达到让我明白的目的。于是,我终于明白了,这种运算是一种缩写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帮助下,可以借助缩写公式表示许多数字。

然而,虽然明白了这一点,但并没有让我对此产生兴趣。我认为,整个事物完全是东拉西扯。我心想,数字为什么由声音来表述?那么,同样,可以用a代表苹果树,用b代表梨树,用x代表问号。对于我来说,a,b,c,x,y,z等字母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就像苹果树一样,并不能准确向我解释清楚数字的实质问题。而最令我生气的是这样一个定理:如果a=b,b=c,那么,a=c。按理来说,根据给出的定义说明a与b完全是两回事,那么我想说的是,既然是不同的,a也就不能与b相等,更不用说与c相等了。如果是一个等式,那么a=a,b=b,就行了。这样的等式是我能够接受的,可是说a=b,这在我看来就完全是个谎言和骗局了。还有,老师公然背离他本人对平行线的定义,声称它们在无穷大时相交,这样的说法同样使我愤怒了。在我看来,这是我不能也不愿意参与的愚蠢骗术。我的智商,在道义上抗拒着这些个自相矛盾之处,而这些又促使我永远拒绝接受数学。一直到年事已高,我都固执己见,假如我像其他同学那样,能够毫不纠结地接受a=b、太阳=月亮、狗=猫,诸如此类的定理,那么,数学就会把我拉进不知深度的无底洞,而直到我83岁时,我才会意识到被欺骗到了什么程度。我始终有一个谜团:既然我能够正常进行运算,可是为什么一直不能弄明白数学的问题呢?特别是,我也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对数学在道德层面提出了质疑。

我只有在用特殊的数字值替代字母并经过验算时,才能够理解数学中的方程式。对于数学课上的学习,我是通过抄录代数公式,并记忆在黑板上的特殊字母组合,才多少取得了一些进展的。可是,这点进步是不够的,因为,老师不时说道,“在这儿我们写上这样的表达式”,边说边在黑板上写出几个潦草的字母。我不能领会这些字母的来龙去脉,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这样写,我唯一能看出,这样的运算步骤,能让老师得出满意的答案。我被我的不理解吓到了,这使我再不敢问任何问题。

可以说,上数学课完全是对我的折磨,相对来说,我发现其他的课程还算是容易的。由于我有良好的视觉记忆,因此,不仅长期能把数学课蒙混过关,而且总成绩单上还常常得高分。然而,对失败的恐惧以及面对着周围的世界所产生的渺小感,让我不仅讨厌自己,而且还产生了一种绝望感,这足以让我对学校兴味索然了。另外,我还以自己力所不能及为理由请求免修绘画课。虽然这让我很高兴,因为,我因此而赢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但是同时我也备感失落,这是因为,其实,我是还有点绘画天分与灵性的。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从实质上来说,那完全是我自己的感觉。我只能描绘那些能够激发起我的想象空间的事物,而我却只能盲目地临摹希腊诸神的原画,而当临摹得不好时,老师就认为,我需要临摹那些更加自然的、写实的事物,于是,我就把画着一只山羊头的画摆在我的面前临摹。当然,对这个作业我始终是一筹莫展,最后导致完全彻底地失败了,由此,我的绘画课也就此终结了。

1887年,我12岁,这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年。初夏的一天,上午放学后,大约在12点,我站在大教堂的广场上,等待着同路的一位同学一起回家。突然,我被一个男孩儿猛地撞了一下,由于猝不及防,我的身体一下子失去平衡,向前倒去,头部重重地落到了马路牙子上。这一下磕得可不轻,我感觉耳畔嗡嗡的,眼前金星闪烁,然后,在接下来的半小时内,整个人都感觉一直头晕目眩。然而,在我突遭撞击的那一瞬间,一个念头闪过大脑:“现在你再也不必上学了。”其实,我只是一部分失去了知觉,但我却刻意在地上多躺了一会儿,这主要是出于对袭击我的人进行的报复。然后,我就感觉有人把我抱起来,并且被送到了附近的一户住着两位未出嫁的老阿姨的家中。

从此,我落下了一个病根,那就是:每当我需要上学的时候,或者是父母让我做作业的时候,我就眩晕和昏迷。于是,大约有半年时间,我不用上学了,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去郊游。我可以一发呆就几个小时,可以到林中、水边去玩耍,更可以去画画。于是,我开始一页页地画着各种漫画,我也开始画战斗的情景、狂暴战争的场面、遭到攻击和焚烧的古老城堡。甚至,一直到现在,我在入睡前,头脑中还不时闪现出不断地移动和变幻着的稀奇古怪的面具,面具下面的面孔,有些是我熟悉的却是已经死去了的人的脸。总之,我可以投身于一个神秘的世界里,在那里,有树木、水塘、沼泽、石头、动物,还有父亲的藏书室。然而,尽管如此,我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丝丝的苦痛,我感觉我离世人越来越远了。无论我是游荡、收藏东西,还是阅读、玩耍,似乎都是在浑浑噩噩中虚度着光阴,因此,我并不快乐。我莫名地有一种要从自我中挣脱出来的感觉和冲动。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了,只是对因此给父母带来的忧虑和烦恼感到有些歉意。他们找了好多医生来为我治疗,然而,对我的病,医生们都是一筹莫展,最后,只好让我到温特图尔市的亲戚家去度假。这座城市恰好有一个火车站,点燃了我的兴奋点,让我陶醉其间,但是,当我返回家之后,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有一位医生诊断我得了癫痫病,我当时就明白癫痫病发作时是什么样子的,心中就暗笑这位医生纯粹是胡说八道,但是不明就里的父母更加担心了。有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到家中来做客,他们坐在园子里,而我就藏身在他们后面的灌木丛中。因为好奇心的驱使,我就想偷听他们在聊什么。于是,我就听见客人问我的父亲:“你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父亲长叹一声,答道:“唉,简直烦透了,医生诊断不出他的确切病情,只是怀疑是癫痫病。如果不能治愈那就太糟糕了。我破费点钱财没关系,可这孩子以后如果不能自食其力那该如何是好呢?”

我如听到一声炸雷一样。这就是与现实的冲突。“啊,你必须用功了!”我猛然醒悟。于是,从那一刻起,我变成了一个严肃而认真的孩子。我蹑手蹑脚地溜进父亲的书房,取出我的拉丁文语法书,开始集中精神用功。十分钟后,我的昏厥又发作了,我差点从椅子上摔落,然而,过了几分钟后就觉得好些了,又接着用功。“见鬼,我才不要晕了。”我心想,继续坚持。这一次过了十五分钟才发作,然后也像第一次那样过去了。“现在,你必须得真的用功了。”我给自己鼓劲坚持着,在一个小时以后,第三次又发作了,我仍然坚持着不放弃。这样,我又坚持学习了一个小时,最后,我感觉我已经克服了昏厥的发作。我一下子觉得比前几个月好多了,事实上,昏厥从此再也没有发作。从那天起,每天我都学习拉丁文语法书和其他教科书。几周后,我返回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昏厥也再没有发作。似乎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彻底消失了!于是,我明白什么是神经病了。

我的记忆逐渐恢复,然后,我清晰地回忆起了这一切发生的全过程,那是我自己导演的不光彩的一幕。因此,我从未真正对那个把我推倒的同学生气。我清楚,其实他是被教唆的,确切地说,是被我的噩梦般的阴谋驱使的。我想,这样的事再也不能发生了。一方面恨我自己,另一方面我也感到很羞耻,因为,我自己损害了自己,自己愚弄了自己。这不怪别人,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是那个该死的逃兵!从那时起,我再也受不了父母为我而忧心,或是以同情的口吻对我说话了。

无疑神经病又是我的一个秘密,而且是个可耻的秘密,还是挫败。然而,它却诱导出了我一丝不苟的勤奋与刻苦。从那时起,我开始认真地学习,当然不是为了装模作样,而是为了自己的将来着想。我每天五点钟按时起床学习,甚至,有时是从凌晨三点学到七点,然后再去上学。

致使我误入歧途的是我对孤独的偏爱和对寂寞的陶醉。我感觉大自然中充满了神奇,我想埋首其中。每块石头、每株植物,总之,所有的一切似乎都生机盎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想融入大自然的灵魂深处,远离尘世。

大约在同一时期,我还有另一段重要经历。从我居住的许宁根小镇前往巴塞尔上学的路上,有一回,走着走着,突然间,我觉得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把我从浓密的云雾中拽出来。我立即意识到:我还存在着!仿佛在我的身后有一堵雾墙,但在那堵墙后却没有我。也就在这时,我遇见了我。而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存在着,但只是事儿发生在我身上,而我却不是我。现在,我清楚,我是我自己,我还存在着。原来是对我这么做,现在是我要这么做。这个经历十分重要而新颖,这是我身上的“权威”。奇怪的是,此时和在我神经机能症发作的那几个月里,我对阁楼上关于宝藏的一切记忆都丧失了,不然,我也许就会注意到,在我的权威感和那宝藏之间的某种关联。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我对阁楼上铅笔盒的一切记忆都已消失了。

那时,我被邀请与在卢塞恩湖边有一栋房子的一家人一起去度假。令我高兴的是,那栋房子就建在湖边,并且带一个船库和一支划艇。房主人允许我和他儿子开这条船,但是却严厉警告我们不得鲁莽行事。然而,不幸的是,我早就知道开船、划船,都是需要站着的。因为在我家居住的许宁根镇的护城河里就有这样一条船。因此,我们在这条船上面尝试了各种鲁莽之举。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船尾,用一只桨将船划进湖水里。房主人觉得我这种做法,简直是太过分了。他吹口哨把我们叫回来,结结实实地把我骂了一顿。我低着头不敢吭声,因为我明知道,我所做的正是他严令禁止的,所以他的教训完全是对的。但是同时,我又觉得义愤填膺,这个胸无点墨的结实的乡下粗人竟然敢侮辱我。这个我,不仅成年,而且重要,是权威,是一位有职有权的人物,是一位老人,是一位令人尊重与敬畏的对象。然而,对照现实是如此的古怪,我突然有些犹豫,因为我猛地想到了一个问题:“哎呀,你究竟是谁?你的反应就好像说明只有鬼才知道你是谁似的!然而,你明明知道他是完全正确的。你还不到12岁,还是个学生,而他不仅已经是一位父亲,而且还是一个拥有两栋房和好几匹骏马的富豪。”

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我其实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其中:一个是学生,他对数学一窍不通,完全没有自信;另一个是重要的、有权威的、不可小觑的男人,比这个房主人还要有势力、有影响。他是一位生活在18世纪的老人,脚穿扣形装饰鞋,头戴着白色假发,乘着一辆高轮遮篷的轻便旅行马车,用弹簧和皮带悬挂在两个后轮之间。

我以前还有过一次奇特的体验。当我们住在许宁根小镇时,有一天,一辆从黑树林驶来的绿色古老的马车经过我的家门。这辆马车简直是个真正的古董,四轮遮篷的样式仿佛是直接从18世纪开出来的。我见到它时却非常激动:“就是它!终于遇到了,它的确是来自我的时代。”我好像认出了它,因为它与我在自我想象中乘坐的那一辆是一样的。于是,一种奇特的恶心涌上来,就好像我的东西被人偷了似的,或者好像是我被欺骗了,欺骗了我可爱的过去。马车是过去的一件文物!我难以述说在我身上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强烈地震撼了我,是渴望、怀旧,或者是一种相遇,它只是说:“是的,就是它!是的,就是它!”

我还有一次指向18世纪的体验。那是我在一个姨妈家里,见到了一个18世纪的小塑像,那是一件由两个彩色人物组成的赤土陶制品。其中一位是斯蒂克尔贝格尔医生,他是18世纪巴塞尔的一位老幼皆知的名人。另一位是闭着眼睛、伸着舌头的一个女病人。这里有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天,老斯蒂克尔贝格尔正要路过莱茵桥,正在这时,这位多次麻烦他的女病人突然冒了出来,又是唠唠叨叨地一直不停地诉苦。老斯蒂克尔贝格尔便烦躁地说道:“是的,是的,你肯定是哪儿不舒服了。请伸出舌头,闭上眼睛。”女病人遵命照做了,而老斯蒂克尔贝格尔却乘机走开了。女病人就那么一直伸着舌头闭着眼睛站在那儿,成为人们的笑谈。

小雕像上的老医生脚上就是穿着扣形装饰鞋,说来奇怪,我认定那鞋是我的,或者像我以前穿过的鞋。这个信念让我发狂:“这就是我穿过的鞋!”我能够感觉得到这鞋穿在我脚上的感觉,但是却说不出这种奇怪的感觉是从何而来的。我为什么属于18世纪?在那时,我时常把1886年写成1786年,并且总是带着莫名其妙的乡愁。

在卢塞恩湖边小船上做的恶作剧以及受到了责罚之后,我开始将那些似乎互不相关的事组合成一幅画面:我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两个人。这幅画面让我觉得困惑和沉重,最后,得出的结论令我失望,现在我就只是个小学生,他受到的惩罚和他的举止,应该和他的年龄相称。那另外的老人必定是荒诞的,我感觉,这或许与我从父母和亲戚那里听到的我祖父的事有关。然而,这也挨不上边儿,因为,生于1795年的祖父也是生活在19世纪,并且,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去世了。我不可能和祖父是同一个人的。当然,这些思考大多是朦胧的、模糊的、梦幻的。我也不记得当时我是否知道传说中的歌德与我的亲戚关系。我认为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我确信我是从别人的口中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的。也就是有讨厌的传言说我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

除了数学和绘画之外,我还有第三个失败的科目,那就是我从一开始就讨厌的体操。我不能忍受别人规定我如何做动作。我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去练毫无意义的杂耍。再者,童年的那次事故,给我留下了胆怯的后遗症,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克服这种胆怯,并且这种胆怯还潜在地与我对世界的不信任联系在一起。世界虽然是美丽而令人渴望的,却充满着模糊而不可预知的危险。因此,我总想预先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人,托付给了什么人?难道这也与曾经抛弃我几个月的母亲有关吗?当我的神经性昏厥又开始发作时,医生禁止我练体操,这正合我意,然而,我摆脱了这个负担,又吞下了另一个苦果。

同一年(1887年),一个美丽的夏天的中午,我走出学校,走向大教堂广场。天空湛蓝,阳光灿烂,太阳照射在大教堂的屋顶上,使得新铺的瓷砖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美景征服了我,心想:“世界是美好的,教堂是美丽的,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他端坐在遥远的蓝天上一个金色宝座上面……”突然此时,我的思绪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让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目瞪口呆,只清楚:“不要再想了!某种可怕的东西正悄然到来,那是一种我不愿想,甚至不敢靠近的东西。然而,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会犯下大罪。那么,什么又是大罪呢?谋杀吗?不,绝不可能。大罪是反对圣灵的罪,是不可饶恕的。犯了大罪要遭天谴、下地狱。我是父母视若掌上明珠的独子,如果我要受到永生的惩罚,他们肯定很伤心。为了父母,我也不能干这种事。我千万不能再去胡思乱想了。”

可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哪!在从学校回家长长的一段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尽力让自己去想别的事情,但是我的思想,总是情不自禁转回到美丽的大教堂和宝座上的上帝方面,于是,我仿佛受到电击似的,再次将思想引到别处。我反复告诫自己:“别想它了,千万别再想它了!”当我回到家时,显得很疲惫。妈妈看出了我的不对劲,便问:“在学校又搞出乱子了吗?究竟又出了什么事?”为了让她安心,我老实说没出什么事。其实,我心里确实想过,要把我的胡思乱想向母亲和盘托出,也许这样对我会有好处,但是如果我这样做了,那我就得把心里所想的却根本做不到的事,全都说出来。我放弃了说出此事的念头,并设法尽可能地掩盖形迹,而我这位可爱的母亲完全没有起疑心,也无法知道,其实我已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并已经一脚迈进了地狱。

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那个我不想再去思考的问题,再三再四地想要冒头,而我奋力抵挡,不让它出来。后来的两天,我受尽了折磨,然后,母亲就断定我病了。我忍住了想要说出心事的诱惑,此时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我说了,父母会很伤心的。

第三天晚上,我更加痛苦难当,似乎再也无法忍受了。好不容易才眯了一会儿,便又醒了,于是,又接着想大教堂和上帝。差一点我就一直想下去了!我反抗,但反抗越来越弱。我惊惧得全身冒冷汗,然后,我便从床上坐起来,睡意全消。我的心在呐喊:“现在得想,一定得想,一定要先想出个答案来。我为什么要去想我不知道的事呢?肯定的,我自己并不想去想,然而,是谁要我去想的呢?是谁逼迫我去想那些我既没感觉又不想知道的事的呢?这个可怕的想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另外,为什么受折磨的那个人是我呢?我本来是想赞美这个美丽世界的,我也为有此天赋而对他心存感激,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去想那些恶毒的事呢?甚至我连这恶毒的事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绝不应该随便向这一想法靠近,因为这便意味着我得冒立即去想它的危险。我并没有想干这件事,可它却像噩梦一样砸到我头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虽然我没去干,却还是发生在我身上。这是为什么呢?无论如何,这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按照上帝创造我的方式而来的,也就是说,我是按照我父母的样式而创造出来的。或者说,也许,这是我父母想要的吗?然而,我慈爱的父母是绝对不可能有一丝丝那样的想法的。他们是绝对不会有这种歹毒的想法的。”

当我发现我的想法极为可笑之后,我便想到了我的仅从画像上认识的祖父母。他们是那么和蔼可亲又严肃认真,这足以驱散我想将错误归罪于他们的任何想法。然后,我就在心里,把所有我不认识的祖先想了一遍,于是,就想到了亚当和夏娃,然后,决定性的想法就随之而来:亚当和夏娃是最早的人类,他们无父无母,他们是由上帝直接创造的,上帝有意想让他们成为那个样子,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上帝所创造的那个样子,所以,他们无法知道他们为什么各不相同。他们是完美的,因为上帝只创造完美,可是他们还是犯了罪,做了上帝不愿意他们去做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上帝不想让他们做这件事,他们原本是做不出这种事的。很显然,这是受到了蛇的诱惑,而蛇是上帝在创造他们之前就已创造了的,显然,这就是为了让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犯错。其实,无所不知的上帝已事先安排好了一切,为的就是使人类的始祖不得不犯罪。因此,他们所犯的原罪,那原来就是上帝的本意。

这样的想法使我立刻从痛苦的折磨中解脱出来,现在我知道:是上帝亲自把我放进了这种境遇之中。刚开始,我并不知道上帝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我不再去想祈求明示了,因为上帝并没有考虑我是否乐意,就把我安置在这个固定的位置上,并且还扔下我不管不问。因此,我得亲自弄明白上帝的意图,并自己找到一条出路。然而,到了这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么,上帝到底要什么?是做还是不做?我不仅先要查明上帝的意图,而且还得立即查清楚。”当然,按常理,避免罪孽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一直在做着的事,不过我清楚,我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我彻夜不眠,精神萎靡,心力交瘁,已经把自己束缚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但同时,除非我知道了上帝的意志和意图,否则我可不想善罢甘休,因为我坚信:上帝是这个终极性问题的提出者。然而,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有可能是魔鬼在捉弄我呢。那时,在我的精神世界中,魔鬼只起着微小的作用,并且无论如何,与上帝相比,魔鬼都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大概当我从迷雾里钻出来并且意识到自我的那一刻起,上帝的合一性、伟大性和超人的威严性,便索引在我的想象里。从此,我心中的其他疑问烟消云散,只剩下上帝对我进行的考验,以及我对上帝的正确理解了。毋庸置疑,我终将被迫让步,但我不希望自己一直不清不楚,因为这事关我永生的灵魂救赎:“上帝知道,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可他就是不来拯救我。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本来可以轻松地消除我无法抗拒的冲动,然而他显然并不想这样做。也许,上帝是在考验我的忠诚与顺从呢?通过违背我个人意愿的事、违背我所信仰的宗教的事、违背他订下的戒律的事,来检验我吗?这可是非同小可,因为我惧怕永生被打入地狱。也许,上帝希望看看我能否服从他的意志呢?这极有可能就是确切的答案,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极有可能是错的,因为我对这种事情是不敢相信自己的推理的。我必须再次从头到尾把它仔细思考一下了。”

于是,我再次彻底想了一遍,然而,得到的结论却是同样的。“很显然,上帝是要我拿出勇气来。”我想,“如果真是这样,而我又经受住了考验,那么,他就会把天恩和启示赐给我了吧!”

于是,我便鼓起勇气,就像是准备去赴汤蹈火一样,然后,就在我眼前,出现了那座大教堂,蔚蓝的天空上,上帝就高高地坐在他那金色的宝座上,远离人间,而从上帝的宝座下面,有一块硕大的垃圾坠落下来,落到大教堂亮闪闪的新屋顶上之后四分五裂,并把大教堂的四壁也砸得稀碎。

就这样,我便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然后,那降临在我身上的就不是意料之中的惩罚,而是恩惠了,并且随之而来的,是从未体会过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快乐。于是,我喜极而泣,感恩戴德。既然我已经屈服,上帝便向我显露了智慧和善良。我便也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通透感,以前所有想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也都明白了。甚至,我还体会到了我的父亲体会不到的上帝的意志。他以充分的理由和根深蒂固的想法而反对它,而这也正是他从未能体验到的天恩奇迹,而天恩是可以治疗一切并使一切变得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一直把《圣经》的“十诫”当作他的行为规范。虽然他也信仰上帝,但却只是以《圣经》所提示的方式和别人所指导的方式来信仰,然而他并不清楚,在上帝的《圣经》和教堂之上,还站着一位,既无所不能又自由自在的鲜活的上帝。他呼唤人们来分享他的自由,并且逼迫人们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无条件地执行上帝的命令。在他考验人们的胆量时,无论多么的神圣,上帝都不会受传统约束。因为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他会注意在对胆量进行的种种考验里,绝对不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如果遵从了上帝的意志,那么便可以肯定所走的路是正确的。

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去想他们不愿意想的事。上帝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搞清楚他们是否顺服。而上帝也同样要求我做某种事,某种以传统的宗教为理由使我不能拒绝的事。由于我顺服了,所以我才获得了天恩。当有了这种体会以后,我便明白上帝的所谓恩惠是什么了。重要的是,我必须完全服从上帝的摆布,除此之外,其他的事都不重要。否则,我就是愚蠢而任性的。从那时起,我开始真正地有了责任感。对于我来说,关于上帝为什么要弄脏大教堂的问题,是很可怕的一种想法。于是,我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一种阴暗而可怕的秘密味道。而这个秘密笼罩了我的整个人生,让我变得沉默寡言了。

于是,我感到更自卑。我想:我不是个魔鬼就是个蠢猪,我是受人唾弃的。然而随即,我便开始翻阅《圣经》,很愉快地读着上面关于法利赛人和收税官等的章节,然后,竟然有了重要的发现:受人唾弃的往往是被上帝看中的人。如此,使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不诚实的管家受到了表扬,并且左右摇摆的彼得竟然被委以传教的重任。

由此,我的自卑感更加重了,而在我看来,上帝的天恩也越发地不可理解。我似乎从来就没有过自信。有一次,母亲对我说:“你一直是个好孩子。”然而,我怎么也没有搞清楚母亲话中的意思。我是一个好孩子吗?这让我感到很新奇。因为,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愚蠢的技不如人的人。

上帝和大教堂的经历,让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大秘密,就好像我一直在说天上有落石,而终于有一块落到我的手中一样。然而,事实这却是一种羞耻。被我撞破的是恶的、坏的东西,但这却又是一种荣耀。有时,我有一种不吐不快的冲动,但却不明白我究竟要说什么事。我很想搞明白,别人是否也有过类似的体验,然而我在别人身上,却一直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因此,我便觉得,我既入了上帝的法眼,又得不到恩宠;既受到了诅咒,却又得到了祝福。

我从没有公开讲述我的秘密经历,包括我梦见的地下庙宇里的男性生殖器和我所雕刻的小木人等,这种事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实际上,一直到我65岁时,我才讲了关于梦见生殖器的事。也许,我和我妻子讲过一些其他经历,但是这都已经是我晚年的事了。因为,从小我便知道这是一个禁区,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跟别人说起的。

我的整个青春期的行为,都可以用这个秘密来解释。它让我产生了无法忍受的孤独感。多少年来,我最大的成功,就是我抑制住了想要把这个秘密向别人倾诉的冲动。因此,可以说,我与世界的关系是预定好了的,甚至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与以前一样是一个孤独的人,因为,我不仅知道一些事,而且还要把别人不懂的,甚至是根本不想知道的事加以暗示。

我母亲的家族中,有6个牧师。我父亲的家族中,不仅我父亲本人是牧师,而且父亲的两个兄弟也是。因此,我便时常会听到有关宗教的谈话、神学的讨论和布道的演说等。而每当此时,我便心想:“是的,是的,这都对。然而,我那个秘密怎么办呢?它也是上帝赐予我的。虽然你们对此毫不知情,你们也不知道这是上帝逼着我做的错事和恶事,以体验他的恩惠。”他们所讨论的一切完全没有意义。我心道:“万能的上帝呀!一定会有某个人对此明白一些,或者在某处一定会有真理存在的。”于是,我在父亲的藏书室里翻箱倒柜地找,只要一找到与上帝、三位一体、精神、意识有关的书,我便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我囫囵吞枣,饥不择食地反复阅读,然而,收获不大。于是,我便情不自禁地想:“他们也不清楚。”我也读了父亲的《路德圣经》,然而很可惜,在《约伯记》中的传统训导式解说,却让我无法深入阅读,不久便对此书失去了兴趣。如果说,我在它里面还是找到一丝安慰的话,那就是在第九章第30—31节:“如果我立即用雪水清洗自己……那么您就把我投进烂泥坑里。”

后来,母亲告诉我,我那时常常看起来无精打采。其实,正相反,我那时是因为这个秘密在绞尽脑汁。每当我坐在那块石头上时,内心就极为平静。而每当我想到自己就是石头,就不再纠结和怀疑了,我想:“石头是稳定的,也没有想要述说的冲动,千百年来,亘古不变,而我却是一种稍纵即逝的存在,即便是有万种风情,也如喷发的火焰,悠然闪亮了,又很快熄灭了。”我是各种情感的集合体,而我身上的另一个个别的却是永恒不变的石头。

(二)

那时,我还对父亲所说的一切产生过怀疑。一听到他说关于上帝赐予天恩的话题,我便会联想到我的体验和经历。父亲所讲的都是陈词滥调,就好像是在讲一个道听途说的而自己却不相信的故事。我想帮他,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另外,羞耻感也阻止我告诉他我的体验和经历,或者也不想干扰他已经先入为主的成见。一方面,我感觉是我年纪太小的原因,另一方面,我还担心“第二人格”权威感被唤醒。

后来,当我18岁时,我开始与父亲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且总是想侧面地让他了解天恩的奇迹,以此来帮助他缓解心中所纠结的苦痛。我坚信,如果他遵循了上帝的旨意,一切就会变得好起来了。然而,遗憾的是,每次我们的讨论总是不欢而散。讨论的内容刺激并伤了他的心。他常常说:“哎,说什么屁话呢?你总是在思考,没用。关键的不是去想,而是要信仰。”于是,我心想:“错,错,错,必须得经历了才能明白。”然而,我嘴上却说,“请你把信仰给我吧!”然后,他就会耸耸肩,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开了。

我开始结交一些朋友,当然,大部分是与那些家世普通的腼腆型男孩儿交往。于是,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提高了。在以后的几年里,甚至,我的成绩在全班名列第一。然后,我就觉察到,成绩比我低的同学,也许是出于忌妒,都在抓住每一次机会想尽力追上我。这就让我觉得很扫兴,因为,我憎恶一切的竞争,如果有人想玩竞争性的游戏,我便会退出。于是,从此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名列全班第二,这就让我感觉很愉快。由于我不想参与竞争,这就让完成学校的作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完成作业也变成了一件很讨厌的事。有不多的几位老师对我表现出了特殊的信赖,所以我对他们一直心怀感激。我特别怀念我的拉丁文老师。他是一位大学教授,是一个很睿智的人。由于父亲的指导,我6岁时就会拉丁文。于是,当拉丁文老师派我去大学图书馆帮他借书时,我便在返回的路上,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一边走一边扎进书里,高兴地读起来。

大多数老师都认为我既蠢笨又滑头。学校一旦出了乱子,我首先就成了被怀疑的人。如果有人吵架,就认为是被我挑唆的。然而实际上,只有一次吵架和我有关,而正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一些同学对我的敌意。有7个人设伏并对我突然发动攻击。我当时15岁,已经长得又高又壮,并且血气方刚。面对攻击,我火冒三丈,抓住了其中一个人的双臂,把他转起来,并用这个人的两条腿将其余的6个人打翻在地。老师们知道了这件事,我模糊记得好像我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罚。然而,我一战成名,从此,没人理睬我,但也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了。

我不仅有对手,并且总是受到无端的指责,这虽然出乎我的预料,但却也觉得不难接受。每一件指责都刺激着我,而我却无法为自己辩驳,因为我对自己了解得实在是有限,并且即便是有限的了解也是矛盾重重,因此,扪心自问:我确实无法否认对我的任何指责。在良心上,我总有一种负罪感,并意识到了潜在的错误。因此,我对别人的指责十分敏感,而所有的指责都多少击中了我的要害,打到了我的痛处。虽然被指责说做了的事实际上我并没有做,可是我仍然觉得我是有可能会做的,甚至我还列了一张表,上面写满了各种借口,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我真的做了错事,反倒会觉得轻松了,因为在此时,我至少能了解自己在哪里问心有愧了。

当然,我通过外表的冷静来弥补内心的惶恐,或者确切地说,不用强行去操作,缺陷便自动愈合了。于是,我发现自己有罪,但又希望自己是清白的。在灵魂深处,我一直知道自己是有两重性格的人。第一重人格,我是父母的儿子,这个我上学,虽然不十分聪明,却也是专心致志,用功学习,特别是比许多男孩儿穿得要整齐干净。第二重人格,我是个成年人,确切地说是个老人,这个老人多疑而不轻易相信人,又与世隔绝,然而,他却接近大自然、地球、太阳、月亮、天气等一切事物,特别是他接近夜晚、睡梦以及“上帝”等各种事情。在这里,我把“上帝”加了引号。因为,我与大自然一样,虽然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却都被上帝撂在了一边。谁也不能说服我的是:虽然说“按照上帝的形象”来有所创造,却为什么只用在了人身上,我认为,实际上山河湖泊、花草树木以及各种动植物,远比人更能彰显出上帝的本质,而人类,虽然身上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但却内心卑鄙、爱慕虚荣、假话连篇、自私自利……所有这些,据我本人,也就是据我的第一种人格,据那个1890年的中学生来看,实在是太熟悉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领域,那里就像是一座神殿,进去的人都发生了改变,并且由于在幻觉中获得了整个宇宙而心生感动,惊叹不已,甚至是达到了忘我的地步。在此生活着的“另一个人”,他清楚上帝是隐身的、具有人格的,但同时又有着超乎人格的秘密。在此,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与上帝分开,是的,就宛如人的灵魂与上帝共同期冀着天地万物一样。

我在此所陈述的每一个句子,都是我当时从未意识到的东西,但我的的确确强烈地预感到了它的存在。每当这个时候,我清楚我就是我,我就是那真正的我。只要我一人独处,我便会逐渐进入状态,因此,我喜欢寻找“另一个人”,即第二种人格的宁静与孤独。

第一种人格和第二种人格互相作用与反作用,但是“分裂的人格”却与医学上的精神分裂症无关。相反,这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特别是第二种人格极其重要,总是竭力想占据内心深处腾出来的一切地方。第二种人格虽然具有典型性,但却很少有人能洞察得见。大多数人的理解力,是领会不到自己也是具有第二种人格的人的。

教堂逐渐变成了我的烦恼地。因为,在那里,竟然有人敢大声喧哗,(我情不自禁地想说无耻)宣讲上帝,讲上帝的旨意和布道行为,并劝诫会众应有哪些感情并相信哪种秘密。然而我清楚,这种秘密是最深奥的、最内在的,同时也是一种无法用一个确切的词来表述的。最后,我只能推断:没有人会了解这个秘密,甚至牧师也不能,因为,没有人敢在众人面前公开泄露上帝的秘密,也没有人敢用陈词滥调去玷污这些只可意会却无法言传的感情。另外,我确定,用这种方式去接近上帝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有切身的经历,这种天大的恩惠只赐予不折不扣地遵守上帝旨意的人。这一点虽然也得到宣扬,但从来都只是假设,并附加着要使上帝的旨意通过这种假设为人所知。而我却觉得这是最含糊与最不可知的事。探讨上帝的旨意似乎是一种责任,我虽然没有做,但需要我这样做时,我一定会去做的。第一种人格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它时常让我觉得宗教戒律正在被用来代替上帝的旨意。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感到十分吃惊,同时,我发现其中唯一目的,竟然是要完全不必去领会上帝的旨意。于是,我的疑心一天比一天加重了,而我觉得父亲及其他牧师的布道词,都令人难堪了。我周围的所有人似乎仍然把这些莫名其妙的、含糊其词的话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没有动一下脑筋就囫囵着接受了这些错误百出的说法,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预知了所有的人类历史、上帝的确创造人类之类的;上帝要禁止犯罪,并且要用地狱之火来惩罚他们,而人类却仍然还是犯罪,等等。

很奇怪,有好长一段时间,魔鬼没有在我的思考中起作用了。我便认为魔鬼不过是用一条铁链锁起来的看门恶狗。除了上帝,别人无须对这个世界负责任,然而,我很清楚,上帝是太可怕了。每当听到父亲感情充沛地在布道词中请求“仁慈的”上帝、上帝爱人类、人类对上帝回报以爱时,我的疑心和焦虑就增强了。我便怀疑:“他确实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吗?他会把我这个他的儿子,像以撒一样,用刀杀死用来当作人祭吗?他会把我交给不公正的法庭,让他们把我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吗?不,他肯定做不到。所以,他是执行不了上帝的旨意的。就像《圣经》中表明的,上帝的旨意是极其可怕的。”因此,人类受到告诫:必须得服从上帝而不是人类。显而易见,这种话只不过是随便或者无心地说说罢了。事情很明显,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会怀着一颗敬畏之心认真地对待了,就会仅仅是因为对威力无边的上帝的惧怕而如此做了,因为上帝是会把旨意强加给孤立无援的人的,就像强加在我身上一样。装作清楚上帝旨意的人也许估计到了他已经驱使我做了什么吗?无论如何,在《圣经·新约》里,却没有发生类似的事。在《圣经·旧约》,特别是《约伯书》这本里,有可能会让我眼前一亮,然而,可惜的是在当时我却对此不太了解。在当时我正接受着坚信礼的课程,而在其中我没有听过类似的指导。当然,当时是涉及了令人敬畏的上帝,但却是被当作不合时宜的“犹太式”,并且很早就已经被仁慈的上帝与基督的福音所替代了。

我年幼时种种体验的象征性及那种形象的狂暴使我极为沮丧。我自问道:“谁是那样说话的呢?是谁这样不要脸,这样赤裸裸地展示其阳具,而且还是在神龛里?是谁使我认为,上帝就是以这种令人讨厌的方式摧毁了其教堂的呢?”最后,我自问道,这是否就是魔鬼所干的呢?一定是上帝或魔鬼才会这样说和这样干的,对此我是深信不疑的。我感到绝对地肯定的是,发明这种思想和形象的绝不会是我。

这些,便是我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体验。它使我恍然大悟:我必须负起责任,我的命运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我自己。我碰到了一个问题,我必须亲自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是谁把这问题强加到我头上的呢?对此谁也无法给我以解答。我知道,我必须从我最深处的自我那里找到这个答案,知道在上帝面前的就只有我一人,并且知道上帝独自就这些可怕的事情问了我。从一开始,我便有一种命中注定感,仿佛我的生命是命运赋予我的并必须加以接受。这使我内心有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我从来无法对自己证实它,它却向我证实了它自己。我没有拥有这种肯定性,它却拥有了我。谁也夺不走我的这种信念:我被责成去干上帝要我去干的事而不是去干我想干的事。这给予了我力量,使我敢于自行其是。我往往有这种感觉,在一切具有决定性的事情上,我便不再是杂处于众人之中,而是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了。而当我处身“彼处”,不再是孤独一人时,我便处身在时间之外了,我属于好几个世纪,而彼时作出回答的他便是那向来就存在的,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他。永远存在的他就在那儿。与“另一个人”的这些谈话是我最为意味深长的体验,一方面是流血的争斗,另一方面则是至高无上的欣喜若狂。

自然喽,我无法与任何人谈论这些事情。大概除我母亲之外,我不知道还有谁可以与之进行交流了。她似乎也像我自己那样,沿着有点相似的思路去思考的。但我很快注意到,在交谈中,她不是我的对手。她对我的态度最主要的是一种仰慕,而这对我却不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便把这些思想独自放到了自己的心里。总的说来,我更喜欢这样,我独自一人游戏,做白日梦或独自在树林里漫步,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秘密世界。

对我来说,我母亲是个十分仁慈的人。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动物性的温暖,饭菜做得美味极了,对人十分友好且生性愉快。她个子长得很高大壮实,热心听别人说话。她也喜欢说话,话匣子一打开,话便像泉水一样快活地泼溅而流。她有一种显然的文艺天赋,情趣高尚并有一定深度。但是这种天赋却从未能适当发挥,而一直深藏于一个仁慈、肥硕的老妇人的外表之内。她极为好客并十分富有幽默感。她保有一个人所必须具有的所有传统性观点,但在无意之中,她的个性有时便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这种个性是出人意料般地有力:一个城府深沉、脸相威严的人物,拥有无懈可击的权威性——而且做事毫不犹豫。我确信她拥有两种人格,其一是不抱恶意并富有人性,其二是神秘诡谲。这另一种人格只是不时有所显现,但每次显现都出人意料,使人害怕。此时,她便会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起话来,但她说的话却是针对着我并往往击中要害,于是我便吃惊得闭嘴不语,一声不响。

这种情形发生的第一次,我记得大约是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邻居十分富有。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一个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男孩,另外两个则是他妹妹。他们是城市人,衣着打扮的方式往往使我觉得古怪可笑,特别是在星期天时——脚穿专利皮鞋,衣服上有白色褶边,手戴白手套。甚至在周日时,这几个小孩也涂脂抹粉,头发梳得油光水亮。他们喜欢摆出他们所喜欢的架子并急于与我这个穿着皱巴巴的裤子,脚上的鞋子破了几个洞,双手肮脏的粗鲁倔强的男孩子隔得远远的。我母亲进行比较后对我所作的训诫使我极为恼怒:“嘿,你瞧那些漂亮的孩子,多么有教养和彬彬有礼呀。看看你的举动啊,真像个小傻瓜。”这种训诫使我感到受了侮辱,于是便决定给那个男孩儿一顿痛打。我确实这样干了。他的妈妈气坏了,便急忙赶到我家,就我的暴力行为大吵大闹了一场。我母亲可吓坏了,教训了我一场,而且声泪俱下,说话时间之长和感情的激动是我以前所没见过和没听过的。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犯了什么过错,相反我对自己却感到很高兴,因为在我看来,我到底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村子里这位陌生人所造成的不协调的情形作了补救。我对母亲的激动深为慑服,于是便带着负罪感退回到我家那架古旧的古钢琴后面我那桌子旁,开始玩起我的那些砖头瓦块来。好一阵子,房间里一片寂静。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到了她那靠窗的座位上打起毛线来。然后我便听到她低声自言自语起来,从偶尔听到的一些话里,我听出她是在想着这件事,只不过现在却是另一种观点了。突然间,她大声说起话来:“当然了,一个人绝不应该生那么一大堆狗崽子呀!”我立刻意识到她是在说那几个“沐猴而冠”的人。她最喜欢的兄弟是个猎人,他养了好些狗,并且总是口不离养狗哇、杂种狗哇、纯种狗哇及狗崽子之类的话。使我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我意识到了,她也认为这几个令人作呕的小孩儿是些劣种的小狗,因此,对她给我的责骂实在不必按表面的意思来看待。但是甚至在那种年纪,我也知道必须完全保持冷静而不应扬扬自得地表露出来:“您明白,您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她会愤慨地批驳这种想法说:“你这个令人讨厌的孩子呀,你怎么敢自称知道有关你母亲的这种事呢!”从这件事里,我得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一定有过更早的、性质相似的体验,只不过我现在记不起来就是了。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我对宗教的怀疑日益增长的时候,出现了另一件事,显示了我母亲具有两重性。一天,我们围桌而坐时,谈话转到了某些赞美诗曲调的单调沉闷,也提到了修订赞美诗集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母亲喃喃低语道:“啊,您,我爱中之爱,您,可诅咒的至福。”就跟在过去一样,我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并尽量小心,免得高兴得叫起来,但是我还是感到胜利了。

在我母亲的两种人格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还是小孩子时便经常做些有关她的忧心忡忡的梦的缘故。白天,她是个可爱的母亲,但到了晚上,她便显得成了不可思议的了。然后,她便像那些预言者之一,这种人同时又是一种奇异的动物,像是熊穴里的一个女祭司。富有古风而又无情,像真理和大自然那样无情。在这种时刻,她就是我叫作“自然精神”的代表。

我也有这种好古的天性,而在我身上,它是与我的天赋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并不都是愉快的——即把人和万物按其本性来加以看待的天赋。在这里或在别处,当我不想承认知道某一事但在心底里我却十分清楚事物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时,我便乐于让人欺骗我。在这种情况里,我就像是一只狗——你可以欺骗它,但它最后却总能闻出被藏起的东西来。这种“洞察力”是基于本能的,或者说是基于与其他人进行“神秘的分享”的基础上的。它就犹如在一种没有人参与的感知行为中,有一只“背景性的眼睛”在观看着。

这种事情我直到后来很晚的时候才认识到,当时,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到了我的身上。比如说,有过这样的时候,这时我会详细地叙述某个人的生活故事,但这个人我实际上却并不认识。这事发生在我妻子的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对新娘及她一家我完全一无所知。在喜宴过程中,我坐在一个长着长长的美髯的中年绅士的对面,有人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律师。我们俩人热烈地谈起了犯罪心理学的问题。为了回答他提出的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我编造了一个故事来加以说明,其间再润饰以各种各样的细节。我正讲着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注意到这个人的脸上出现了十分异样的表情,接着我们这桌子上的人便全都不说话了。我感到十分尴尬,于是便止住不说了。谢天谢地,我们开始吃饭后的水果了,于是我赶忙站起来走进了这饭店的休息室里。我在那里的角落处坐了下来,点起一支雪茄烟,尽力搜索枯肠把刚才的情景从头想了一遍。这时候,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个客人走了过来,带着一脸责备的神色问道:“您怎么竟犯了这样可怕的不慎重的过失呢?”“不慎重?”“对呀,就是您讲的那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全是我编造的呀!”

使我感到惊愕和可怕的是,我讲的正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的故事,准确得连所有细节都毫厘不爽。就在这个时刻,我还发现,我这时却连这个故事的一句话也记不起来了——甚至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未能把它回想出来。在其《自我启示》里,佐克描述了相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在一个小旅店里,他竟能够揭发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说他是个贼,因为在他内心里的眼睛,看到了这次偷窃的全过程。

在我生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突然知道了一件我确实毫无所知的事情。这种知识仿佛像我自己的观念那样来到我的脑海里。我母亲也有这种情形。她自己在说着话,但她自己却并不知道;它就像是掌握着绝对权威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所说的恰好与情境相符。

我母亲往往认为,我的智力远远超出了我的年纪,于是她便像对待大人那样跟我说话。很显然,一切她不愿意跟我父亲说的事,她都会跟我说,因为她早就把我当作她的密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向我和盘托出了。就在我大约11岁时,她透露了与我父亲有关的事,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绞尽脑汁,最后终于决定,我必须跟我父亲的某个朋友磋商磋商,这个人我从旁人的口里听说过,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我没跟母亲打个招呼,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便进了城,到这个人家里造访。给我开门的女仆说这个人出门不在家。我既失望又沮丧,于是便转身回家。但正是出于上天的恩惠,他才没有在家的。不久之后,我母亲又提起了这件事,而这一次,她给我描绘的却是十分不同且远较温和的情境,于是整个事情便烟消云散了。这使我深有感触,于是便想道:“你竟相信这件事,可真是个大傻瓜,由于你愚蠢地信以为真,差点没弄成了灾难。”从那时候起,我便决定把母亲说的话一分为二地看待。我对她的信任严重地受到了影响,而这便是从此阻碍我把我内心深处的秘密告诉她的缘故。

但而后又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此时她的第二人格钻了出来,于是她在这种情形所说的一切便十分真实,真实到令我颤抖的地步。要是我母亲能就此不变,那我本可有个妙不可言的交谈者的。

对于我父亲,情形却很不同。我本来乐于把我宗教上的麻烦事摆到他的面前来征求他的意见的,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原因是我觉得,我事前就知道了他会出于对本职的尊敬而不得不作出的回答。我对此所做的假设的正确性不久之后便得到了证明。我父亲亲自对我进行有关坚信礼的教导,这使我厌烦得要死。一天,我随便地翻着教义问答,希望找到除了读来感伤、往往难以理解且枯燥无味的对我主耶稣的描述的某种东西。我偶然翻到了有关三位一体的那一段。这里面有某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体性同时又是三位性。这个问题迷住了我,原因是它有着内在的矛盾性。我如饥似渴地等待着我们触及这个问题的时刻。但当我们进行到那里时,我父亲却说道:“我们现在翻到三位一体处了,不过我们跳过去算了,因为我自己对此确实也是一无所知。”我敬佩我父亲的诚实,但另一方面,我却感到甚为失望,于是便自言自语道:“问题就摆在这里了,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并且不屑对之加以思考。那么我怎么可以谈论我的秘密呢?”

我试着在某几个我认为是善于开动脑筋的同学中试探了一下,但却徒劳无功。我唤不起任何的反响,而且还起了反作用,他们的麻木不仁使我与他们疏远了。

尽管十分厌烦,我却尽最大努力去不加理解便加以相信——这种态度看来合我父亲的胃口——并为自己作好了领圣餐的准备,对此我还寄予了最终的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纪念性聚餐,某种对我主耶稣的周年性纪念活动而已。耶稣是在1860年前去世的。尽管这样,他却遗留下了某些暗示性的话,如,“拿起来吃吧,这就是我的体”。其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圣餐面包时,应觉得像是吃的是他的体,而这说到底,原来却是他的肉。同样,我们要喝的葡萄酒却原是他的血。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再明显不过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便把他结合进我们的身体里去了。这在我看来实在荒谬得难以置信,于是我便肯定地认为,在这种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极大的神秘,而我是乐于在领圣餐过程中参与这一神秘的。对于圣餐,我父亲似乎评价极高。

像习惯的做法那样,教会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做了我的教父。这是一个友善而沉默寡言的老人,是个车轮制造匠,在他那个车轮铺里,我常常站着看他摆弄车床和手斧的高超技巧。现在,他来了,由于穿着大衣和戴着高帽子而变得正经严肃,他把我带到教堂,而我父亲穿着他那已为我所熟悉的教袍,站在祭坛后面,念起《公祷文》的祈祷词来。在铺着雪白的白布的祭坛上,放着几个大碟子,里面放满了一小片一小片的面包。我看得出来,这面包是从我们那位面包师那里弄来的,他所烘制的各式面包在味道上一般来说是淡而无味的。酒从一个大白锡酒壶斟进一个白锡杯里。我父亲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口酒——这酒我知道是从酒店买来的——然后便把杯子递给其中一个老人。所有这几个人都站得笔直,脸上神情严肃正经,但就我看来却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心急如焚地继续看着,但都看不出也猜不透在这几个老人身上会出现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其气氛也像在教堂举行的所有其他仪式如洗礼、葬仪等一般无二。这给我的印象是,这里这时所举行的仪式是合乎传统且是正确的。我父亲看来也只是主要关心按照规定从头到尾执行这一仪式,而他加重语气念出的和说出的一些合宜的话也同样是这一规定的一部分。对于耶稣死去到现在已过去了1860年一事却不置一词,而在所有其他纪念性宗教仪式中,耶稣去世的日期却是着重点明的。我看不出有什么伤心或快活之处,与对之加以纪念和庆祝的这个人的非同寻常的重要性相比,我觉得这次圣餐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贫乏无味的。与世俗的宴会更是无法比拟。

突然间,该轮到我了。我把面包吃了下去,正像我所预料的,其味淡而无味。至于那酒,我只吸了一小口,味道既淡又酸,显然不是上等酒。接踵而来的是最后的祈祷,仪式结束后人们鱼贯而出,既不神色消沉,也不快活得红光满面,而是一脸“唔,就是这样”的神色。

我与父亲一起步行回家,心里深深意识到我正戴着一顶黑色新呢帽,穿着一件黑色新礼服,这件衣服已经开始变成我的大衣了。这是某种加长了的夹克,在臀部处分开成小小的两翼,在这两翼中间是一个口袋的开口,我可以在口袋里塞上一条手绢——这在我看来是个已长大成人、男子气十足的表示。我觉得在社会地位上得到了提高,而这便意味着自己已被接纳进男人的社交圈里了。那一天是星期天,当天晚饭的饭菜也比往常显得更丰富。我可以整天穿着这件新衣到处走来逛去了。但在别的方面,我却感到心里空空,不知道自己有何感觉。

在而后几天中,我只是逐渐地恍然大悟,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已经到达宗教点拨的顶点,本来希望会发生什么事——是什么事我可就不知道了——结果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知道,上帝是不会给我启示那非同小可的事情的,比如说大火或非尘世的光明之类的事情;但这次的仪式却见不到丝毫上帝的形迹——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当然了,谈到过他是肯定的,但这只不过停留于口头上的话便是了。在其他人那里,我看不出有什么极大的绝望、无法抑制的兴高采烈和天恩的大量赐予,这一切在我看来是上帝本质的构体。我细察不到“内心交流”“结合”“与……变为一体”的丝毫迹象。与谁呢?与耶稣吗?但他却不过是个在1860年前就已经去世的人哪。为什么一个人要与他结合成一体呢?人们称呼他是“上帝之子”——因此只是半神,跟希腊神话里的英雄没什么两样:那一个普通人怎么能与他结成一体呢?这就叫作“基督教”,但它却与我所体验到过的上帝毫无关系呀。另一方面,很清楚,耶稣这个人,的确与上帝有关系,他在客西马尼和在十字架上曾感到过绝望,因为他一向教导人们说,上帝是个仁慈可爱的父亲。那时,他一定也看到了上帝的可怕。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淡而无味的面包和酸人牙齿的葡萄酒来进行这种可恶的纪念性礼拜,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慢慢地我才弄明白了,这种交流对我来说可真是一种毁灭性的体验。它证明是空空洞洞的,而且远不止此,它还证明是一种完全的失败。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参加这种仪式了。“啊,这根本不是宗教,”我想,“这里没有上帝,教堂是一个我不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没有生命,那里有的只是死亡。”

对于父亲,我产生了一种驱之不去的极为强烈的怜悯感。一下子之间,我明白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悲剧性。他为之奋斗的是一种其存在他无法加以承认的死亡。他和我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渊,我也看不出有可能在其上架起沟通之桥,原因是它奇大无比。我那亲爱而慷慨的父亲过去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让我自主,并且从来不强迫我服从于他;这一回,我可不能把他推入这种绝望和渎圣罪之中啊,因为要有此感,就得有过上天的恩宠的体验才行。只有上帝才能这样做。我可没有这样的权力,那将是不人道的。我觉得,上帝是不人道的,这便是他的伟大性,一切人世的事情都妨碍不了他。他是仁慈的,又是可怕的——二者同时存在——因而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而每一个人为了拯救自己,自然便竭力躲避这种危险了。人们只是单方面地依恋其爱和仁慈,但因为恐惧,他们就必定会成为诱惑者和毁灭者的牺牲品。耶稣同样也注意到了这个,因而他便教导说:“主哇,指引我们,使我们不受诱惑吧。”

我与就我所知的教会和这个人类世界结合成一体的感觉被彻底粉碎了。在我看来,我已遇到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我所设想的并构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唯一有意义的联系的宗教观解体了,我不可能再分享这普遍的信仰的欢乐了,而是突然觉得自己卷入到了某种不可表达的事情之中,卷入到了我那秘密之中,而这种情形我却无法与任何人分享。这是很可怕的,而且还是——这是最糟糕的——卑劣的和可笑的,是魔鬼对我的愚弄。

我开始陷入了深思:对于上帝,一个人应该怎样看待呢?关于上帝及大教堂的想法并不是我发明的,在我3岁时所做的那个梦就更是这样了。一个比我的意志更加强大的意志把这二者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该让自然来承担这个责任吗?但自然亦不过是造物主的意志而已。把这归咎于魔鬼也没有用,因为它也是上帝的造物。只有上帝才是实在的——他消除了地狱之火及不可言叙的天恩。

至于圣餐仪式的失败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是我个人的失败吗?我极为认真地为其做了准备,亦希望能得到天恩和顿悟的体验,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发生。上帝并没有到场。由于上帝的缘故,我突然发现自己现在已与教会隔断了,跟我父亲及其他任何的信仰隔断了。只要他们所有人仍代表着基督教,我就永远是个局外人。这种认识使我很是伤心,并使我入大学前的那些年月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三)

我开始转向我父亲收藏的相对地显得有限的图书室——那时候这个图书室似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在那里搜寻能够给予我有关上帝的知识的图书。开始时,我只找到了些述及传统观念的图书,但这些却不是我所要找的,我要找的是思想独立的作家所写的书。最后,我无意中找到了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此书是1869年出版的。显然,这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提出的是他个人的观点。我从他那里懂得了,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的行为,这种行为存在于人所建立的与上帝的关系之中”。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我认为宗教是上帝作用于我身上的某种东西;这是一种上帝方面的行为,对此我只能屈服,因为他是强者。我的“宗教”不承认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因为有谁能与如上帝那样的、人们知之甚少的东西产生关系呢?我必须更多地了解上帝,好与他确立起一种关系。在比德曼书中“上帝的性质”那一章里,我发现,上帝表现自己具有“可以按照类似于人的自我来加以理解的人格:包含整个宇宙的、独一无二的、完全超尘绝俗的自我”。

对于《圣经》,就我所知,这一定义似乎是合适的。上帝具有一种人格,他是宇宙的自我,就像我自己是我的心灵和肉体存在的自我一样。但在这里,我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说到底,人格显然意味着个性。是呀,个性是并非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说,它包含着特有的属性。但是上帝要是一切,那他怎么会仍然具有一种可以分辨得出的个性呢?另一方面,要是他确有一种个性,那他只能是一个主观的、有限的世界的自我而已。此外,他能有何种个性或何种人格呢?一切均取决于这一点,因为除非一个人能知道这个答案,否则他便无法与上帝建立起一种关系了。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抵制感,抵制按照我的自我来进行外推这一方式来想象上帝。这在我看来实属狂妄至极,要是还不算是彻头彻尾的渎圣的话。我的自我在任何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甚为难于把握的。首先,我知道,它具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即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其次,在这两个方面里,我的自我是极为有限的,受制于自我欺骗、错误、心绪、感情、冲动和罪孽的各种可能性。这种情形所遇到的失败要远多于胜利,它是幼稚的、爱好虚荣的、自私自利的、轻视他人的、贪婪的、要求别人的爱的、不公正的、敏感的、懒惰的、不负责的等。使我大失所望的是,它缺少我所羡慕和忌妒的别人身上所具有的那许多的美德和才华。这怎么可能就是我们据之以设想上帝的性质的那种类似性呢?

我热切地查找上帝的其他特征,结果发现它们全都被开列了出来,根据我从坚信礼中所得到的教导来看,其方式也为我所熟悉。我发现,按照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帝的超尘绝俗性最直接的表达是(1)否定性的,他不为人所见到,等等;(2)肯定性的,他居于天堂,等等”。这可真是灾难性的,因为我脑海中马上就产生出渎圣性的想象,这种想象是上帝直接或间接地(就是说通过魔鬼)来强加到我的意志上的。

第一百八十三条告诉我,“上帝的超世绝俗性相对于道德世界来说”就在于他的“公正无私”,这种“公正无私”不只是具有“明断性”,而且还是“其神圣存在的表示”。我本来希望,这一段能谈到给我带来了这许多麻烦的上帝的阴暗面的某些东西:他的喜欢报复性,他那给人带来灾难的愤怒、对利用其全知全能来创造的造物的不可理解的行为;由于他那全知全能,其造物的种种缺陷他一定也是深有所知的,但他却以把他们引入歧途为乐,或至少是以考验他们为乐,尽管他早已知道他所作的考验的结果了。的确,上帝的个性是什么呢?有这种行为的一个人我们该怎样说呢?我实在不敢把这个问题一直想到底。然后,我又读到,尽管上帝“本身即已自足且除本身之外一无所求”,但他还是“出于自己的满意”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作为一个自然界,他已以自己的仁慈而充实之,而作为一个道德世界,他则希望以自己之爱而充实之”。

最初,我对含义令人难解的那个词“满意”深思再三。对什么满意或是对谁满意呢?显然是对这个世界,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工作并认为这很好。但这一点正好是我永远无法理解的。肯定无疑,世界是无限地美丽,但同时它又使人十分可怖。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人口很少,也没有多少事情发生,“年老、疾病和死亡”比起别的地方来,人们体验得更深刻,在细节上更具体及更显眼。我尽管还没到16岁,我已看到了许许多多人和畜生生命的现实,而在教堂和学校里,我则听到了足够多有关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腐败的事儿。上帝最多只能对天堂感到“满意”,但那时他便已处心积虑,为使天堂的荣耀与欢乐不要为时久长,便在其中安放上那条毒蛇即魔鬼。他对此也觉得满意吗?我觉得肯定的是,比德曼并没有表示这样的意思,而只是以进行宗教教导所特有的粗心大意的方式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连他自己写的全是废话甚至也觉察不出来。正如我所看出的,假定上帝不管怎样却意在创造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一个一种造物吞噬另一种造物的世界及一个生命只意味着有生就必有死的世界,并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然而他大概在人和飞禽走兽的这种不应得的痛苦中并不感到有任何此种残酷的满意感。“奇妙的协调”或自然法则在我看来更像是通过可怕的力量来制服的一团混乱,而沿着其早已确定的轨道运行的“永恒的”星空则显然更像没有轨道或意义的、各种天体乱飞乱撞的一大堆东西。因为没有人真的能看得见人们所谈到的各种星座,它们只是些武断的图形而已。

对于上帝以其仁慈充满整个自然界的说法,我既不理解也不甚为怀疑。这显然是这些观点中的又一个观点,是只许相信而不许以理性度之的。实际上,要是上帝是至善的,那么他所创造的世界,却为什么如此不完美,如此腐败,如此可怜巴巴的呢?“显然它是受了魔鬼的感染并被投进了混乱之中。”我想。但是魔鬼也是上帝的一个造物哇!我只好大读特读有关魔鬼的书。他看来到底显得极为重要。我再次打开了比德曼论基督教教义的那本书,给这个急需解答的疑问寻找答案。忍受痛苦、不完美和邪恶到底有什么原因呢?结果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这对我来说可真是完蛋了。有关教义的这本沉重的巨著结果不过是些出自想象的胡话,更糟糕的是,它是一个骗局或者说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愚蠢,而这种愚蠢的唯一目的则不过是为了掩盖真理而已。我感到幻灭了,甚至还感到了愤慨,并再次为对父亲的怜悯而觉得痛苦,因为他已成了这种邪教的牺牲品了。

但在某个地方及在某个时候,一定有过像我现在所作的那样寻求真理的人们,他们合理地进行思考,不希望自欺欺人并拒绝接受这个世界的现实使人伤心的看法。大约就在这时候,我母亲,或者说是她的第二人格,突然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些日子你一定得读读歌德的《浮士德》呀。”我们家正好有某种歌德集的版本,我于是把《浮士德》找了出来。它像一种产生奇效的奇香那样沁入我的肺腑。“这里,”我想,“终于有某个严肃地把魔鬼加以对待甚至还与他订下可怕的契约的人啦——是与具有能力挫败上帝的计划并使世界臻于完美的敌人订下契约的人。”我对浮士德的行为感到懊悔,因为照我的看法,他不应该那么片面,那么易于上当受骗。他应该更为聪明和更有道德才对。他那么毫不在乎地拿自己的灵魂打赌是多么幼稚呀!浮士德很明显是有点儿空谈。我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该剧的分量和意义主要在于靡非斯特这一方面。要是浮士德的灵魂果真进了地狱,那也不会使我难过。他是罪有应得呀!我并不喜欢末尾处“魔鬼受骗”的做法,因为说到底,靡非斯特一直是很了不起的而不是个愚蠢的魔鬼,而他被傻里傻气的小天使所骗,对他来说也显得不合逻辑。在我看来,靡非斯特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意义上被骗的:他没有得到他曾被答应过能获得的权利,因为浮士德这位显得没有什么个性的家伙把他这一骗局一直进行到来世。不可否认,到了那时,他那幼稚便显露出来了。但正如我所理解的,他是不配享受洞悉那伟大的神秘的指引的。我倒是愿意让他尝一尝那炼狱之火的滋味。就我看来,真正的问题是在靡非斯特方面,他的整个形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此外,我模模糊糊地觉得,他还与各种本源的神秘有联系。不管怎样,靡非斯特及末尾处的上帝的指引,对我来说一直是接近我那意识世界的边缘的一种奇妙而神秘的体验。

最后,我终于证实了,曾经有过或一直有这样的人,他们理解邪恶及其具有的无穷威力,还有就是——这是更为重要的——在使人从黑暗和苦难中解脱出来时它所起的神秘的作用。在这一方面,在我心目中,歌德便成了一个预言者。但是我却不能原谅他通过单纯的诡计,通过小施欺骗,便把靡非斯特打发掉了。对我来说,这太富神学气了,太轻率了,也太不负责了,我深感遗憾的是,歌德竟也堕落到去使用这种狡猾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来使邪恶变得无害。

在阅读该剧时,我发现,浮士德还多少算是个哲人,尽管他厌恶哲学,他显然还是从中学到了对真理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接受的态度。直到现在,我实际上还未听说过有关哲学方面的事,于是,一个新的希望萌发了。我想,也许会有对这些问题一直在冥思苦想的哲学家,他们可能就这些问题能给我以启示。

在我父亲的图书室里没有什么哲学家的著作——他们因为进行思考而成了可疑的人——因此我便只好满足于克鲁格的《哲学科学通用词典》了,此书是一本1832年的再版书。我一头钻进了有关上帝的条目。使我很不满意的是,它始于对“上帝”(God)这个词作词源性的解释,说这个词“不可争辩地”导源自“善”(good)这个词,意指“最高的存在”或“完美”。它继续说道,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上帝的观念的固有性也是无法证明的。然而后者在人的方面却是先验地存在的,如果不是在实体性上有任何潜在的存在的话。在任何一种情况里,我们的“智力”一定“在其有能力生发出如此崇高的一种观念前已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了”。

这种解释实在使我吃惊得目瞪口呆。这些“哲学家”出了什么差错呢?我实在纳闷。显然,他们对上帝的了解只不过限于道听途说而已。然而,神学家们在这方面却有所不同,他们至少确信上帝是存在的,尽管他们对他所作的表述是自相矛盾的。这位词典编辑者克鲁格在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个人成见太多,因而很容易看出他是乐于断言说,他是极为相信上帝的存在的。那么他何以如此直言不讳呢?为什么他要装出这个样子,仿佛他确实认为,是我们“生发出”了上帝的观念,而要这样做首先就得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呢?就我所知,甚至赤身裸体地在原始森林里四处游荡的野蛮人也有这种观念。而他们肯定不是“哲人”,会坐下来“生发出上帝的观念”的。我就从未生发出过有关上帝的观念。当然,上帝是无法加以证明的,因为比如说,一个蚀衣蛾虽然吃的是奥地利产的羊毛,它却怎么能够向别的蛾子证明奥地利是存在的呢?上帝的存在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证明。我是怎么得出有关上帝的确然性的呢?人们告诉我各种各样有关他的事情,但我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一件事能使我心悦诚服。我的观念并不是从那里来的。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观念——就是说,不是从思考中得出来的。它并不像是想象有某种事情,经过思考而得到确认,然后便对之加以相信。比如说,有关我主耶稣的一切我便向来加以怀疑,并从来不确实相信,尽管这给我的印象远比上帝的还要深刻,因为上帝往往只是含糊其词地加以暗示而已。何以我就得把上帝作为理所当然的呢?为什么这些哲学家们装出一副样子说,上帝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他们生发出来与否都可以的任意的假设呢,而实际上上帝的存在却极为易懂,易懂得就像一块砖头掉到你头上一样?

我突然间明白过来,上帝——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最为肯定和最为直接的体验之一。说到底,我并没有捏造与那大教堂有关的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啊。相反,它是强加在我身上的,而我便不得不以最恶毒的方式来思考它,后来,那种获得天恩的无法表达的感觉便在我身上出现了。对于这些事情我是根本支配不了的。我慢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哲学家们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因为他们竟有上帝是一种假定,是可以加以讨论的这样古怪的看法。我觉得极不满意的还有,这些哲学家们对上帝的可怕行为却既没有看法又不做任何解释。在我看来,这些是值得哲学加以特别注意和考虑的,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问题,构成了一个我认为神学家们是极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使我更觉失望的是,我发现哲学家们显然也没有听说过它。

因此,我便转向了另一个引起我兴趣的题目,也就是关于魔鬼的词条。我读到,要是我们认为魔鬼一开始就是邪恶的,那我们便会陷入显然的自相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我们便会落到二元论里。因此,我们最好假定魔鬼最初被创造出来时原是一个良善的生物,只是由于骄傲才堕落了。然而,正如这一条目的作者所指出的——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被加以指明——这一假设预先假定存在有它企图加以解释的邪恶,亦即骄傲。至于其余的造物,他继续说道,邪恶的起源是“无法解释的和无法说明的”——这对我便意味着:像神学家们那样,他并不想对此加以思考。有关魔鬼及其本源的条目,同样证明是无法给人以启示的。

我在这里所作出的叙述是我一系列思想和观念的发展变化的总结,这种情形延续了好几年,时有较长时间的中断。它们只是在我的第二人格之内发生,并且严格地是属于私人性的。我未经我父亲的许可便偷偷地利用起他的图书室来进行这些研究探索。时不时地,我的第一人格公开地阅读格斯塔克的各种小说,还有便是译成德语的英国经典小说。这时我也开始读起德国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些经典性作品。在学校里,这些作品的易懂明显之处,老师却对之加以吃力不讨好的解说,不过这却并没有使我失去兴趣。我阅读的范围很广泛,也没有目的性,戏剧、诗歌、历史均读,后来连自然科学的著作也读。读书不但有趣,而且是一种很好的、很有益的娱乐和消遣,使我得以从第二人格的先入之见中解脱出来,因为第二人格正在越来越深地使我陷入悲观沮丧之中。在宗教问题的王国里,不论在哪里,我遇到的是大门深锁,吃尽了闭门羹,而要是真的碰巧有某道门打开了,我却对其门后的货色感到失望。别的人似乎全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在我认为肯定无误的事情方面,我却感到完全孤立。我比以往更想与人交谈交谈,但却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共同的话题;相反,我反而在别人身上觉察到了某种敬而远之感,某种不信任感,某种提心吊胆感,因此我便只好欲言又止。这种情形,也很使我感到沮丧。对此我不知如何去办才好。何以没有人有与我相似的体验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学校的教科书对此只字不提呢?具有这种体验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我绝不认为我自己可能疯了,因为就我看来,上帝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实,甚至尽管这两个方面使我的感情受到压抑也还是如此。

我觉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被迫成为某种对人有威胁的东西,因为这便意味着受孤立,而这对我来说是更为不愉快的,而我也较以往更为经常地和不公平地成了替罪羊。此外,在学校里还发生了一件事,更增加了我的孤独感。在德文课方面,我成绩平平,因为在科目内容上,特别是德语语法和句法方面,我是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我对之又懒又烦。其作文题目在我看来常常显得浅薄或愚蠢,于是我的作文不是东拉西扯,就是矫揉造作。我的成绩在中等上滑来滑去,而这对我却很有好处,因为它合乎我不想引人注目这一总的倾向的胃口。总的说来,我同情出身穷人家庭的同学,因为他们也像我一样,来自默默无闻之处,我喜欢的是不太聪明的同学,但同时又对他们的愚蠢无知往往极为不快。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某种为我深深地渴求的东西:在他们的淳朴里,他们看不出我身上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我的“不同寻常”逐渐开始赋予我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相当可怕的感觉:我一定是拥有排他性的气质,对此我虽然毫无意识,却使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远远避开。

在这些先入之见中,下面一件事却像炸雷那样在我头上炸响了。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就这一次,我对这个题目产生了兴趣。因此,我便劲头十足地开始写了起来,写出了就我看来是精心写作的和成功的一篇作文。我本希望这篇文章至少能得九十多分——当然不是一百分,因为那样便会使我显眼,而是接近一百分的分数。

我们那位老师喜欢评点我们的作文的优劣。他评点的第一篇是全班成绩最好的那个男生写的。那是自然的。接下来的是其他一些人的作文,我等着提到我的名字,可是等了又等,却白等一场,我的名字还是没被提到。“这不可能,”我想,“我的那篇竟差到比不上他提到的那几个可怜虫的作文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简直“不宜参加竞赛”吗?而这便意味着受孤立和以极为可怕的方式来引人注意了。

当所有文章都评点完后,老师停了一下。然后,他便说道:“现在,我还有一篇文章,是荣格写的。它是写得最好的,我本应打它个一百分。但不幸的是,这却不是他写的。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你给我坦白!”

我猛地站了起来,既感震惊而又火冒三丈,大声说道:“我不是抄来的!我费了好多麻烦才写成了一篇好作文呢。”但老师却对我大声嚷道:“你撒谎!你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文。谁也不会相信的。唔,好了,你是从哪里抄来的呢?”

我赌咒发誓说我被冤枉了,但是没有用。那老师坚持他的看法并吓唬我说,“我要告诉你:要是我查出了你是从哪儿抄来的,你就得被开除学籍。”然后,他便转身走了。我的同学们向我投来了令人难堪的目光,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心里说:“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提出抗议,可是却无人理睬。

我感到,从现在起,我被打上了犯罪的印记了,而且,本来有可能使我摆脱与众不同的所有道路也全被堵死了。我深感沮丧和受了侮辱,发誓一定要对这位老师进行报复,而要是后来真有机会的话,以强力进行报复的事也就发生了。可是说到底,我怎么能够证实,这篇文章不是抄来的呢?

一连好几天,我心里翻来覆去总在想着这件事,再三再四地得到结论说,我是无能为力的,愚蠢而盲目的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给我打上了说谎者和骗子的印记。现在,我认识了许多我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事——比方说,当我父亲问及我在学校的表现时,其中有个老师便说:“呀,他只是一般就是了,但是他很用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时便明白了。他们认为我相对地显得笨和浅薄,那确实并不令我感到不快。但使我冒火的是,他们竟认为我会骗人,而这便等于在道德上判了我的死刑。

我的悲愤就要失去控制了。而后,发生了某件事,这件事以前有好几次我在自己身上就已注意到了:内心突然间寂静起来,仿佛一道隔音的门把一间吵吵嚷嚷的房间给关上了。它犹如一种冷漠而好奇的情绪突然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自问道:“这到底正发生了什么事呢?好吧,你激动了。当然了,那老师是个白痴,他不了解你的本性——也就是说,并不像你了解得那样多。因此,他就跟你一样是不可信赖的。你不信赖你自己和其他人,而这就是你与那些天真、淳朴和易于被人看透的人站到了一边的缘故。一个人对事物不能理解时,他就会变得激动起来。”

按照这些既不偏颇而又不动气的考虑的指引,我心里又袭来与那一系列想法相类似的思想,在我并不愿意去思考那不许思考的观念时,它却极为有力地铭刻在了我的心上。在那时,尽管我无疑仍然看不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之间有什么差别,尽管我仍然声称第二人格的世界是我个人的世界,但在背景的深处,我却总是感到,除了我自己之外,还包括有某种东西。仿佛由一片星星和无边无际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广袤的世界触到了我,或者说仿佛一个灵魂不为人所见到那样地进入了房间——这是一个死去很久的人的灵魂,这个人虽已死去,但却不受时间限制地永远存在着,一直存在到很遥远的将来。这类人的结局往往笼罩着一圈指导精神(numen)的光环。

当然了,在那时,我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我也无意把我现在的意识状况归因于当时并不存在的某种事情上。我只是想表达那时我所具有的感觉并借助我现在所懂得的事情来说明那个朦胧的世界就是了。

刚才所描述的那事过去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同学便给我起了个外号“亚伯拉罕大爹”。第一人格是无法理解其原因的,因而便认为这是愚蠢的和可笑的。然而在背景的某处,我却觉得,这个外号却是击中了要害的。对这一背景所作的一切暗示对我来说都是痛苦的,因为我看得越多,我对城市生活就越熟悉,我下述的印象也就愈加强烈:我现在慢慢知道凡是真实的东西是属于另一类事物的,不同于我在其间长大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不同于那乡下,那些河流和树林及在一个小村子里的那些人和动物,它们沐浴在阳光下,上面有风吹着,有云彩飘飞,为黑夜所笼罩并在黑夜里会发生某些事。它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上帝的世界”,是由他所安排的并使之充满了秘密的含义的地方。但很显然,人们并不懂得这一点,而且甚至连各种动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它的知觉。比方说,在母牛那悲伤的、失神的神情里,在马那逆来顺受的两眼里,在狗的忠心耿耿及其对人类的极度依赖性里,而且甚至在选择房屋及粮仓作为其居处及狩猎场的猫的那自信的步伐里,这一点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人也像动物那样,并像它们那样无知无觉。他们低头向地上看或抬头向树上看,就是为了看出有什么可以加以利用和用于什么目的,他们也像动物那样,群居、结对成双和争斗,但却看不出来他们是栖息在一个统一的宇宙里,栖息在上帝的世界里,栖息在一切已经生育出来和一切都已经死去的一种永恒里。

因为它们与我们相类似并像我们一样不知不觉,因此我热爱所有的热血动物;它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灵魂,而且,我想,与它们在一起,我们便具有一种本能性的理解力。我们全都体验过同样的快乐与悲伤、爱与恨、饥与渴、害怕与信任——所有这一切都是生命的本质性特征,所不同的只有语言、更敏锐的意识及科学。而我虽然像一般人一样对科学表示敬佩,不过我还是看出了,它会造成对“上帝的话”的疏远和背离,从而导向动物所不会有的堕落。动物是可爱可亲的和忠诚的,永不变心并值得信赖。

我并不认为昆虫是严格意义上的动物,而我认为冷血型的脊椎动物则是在向下通向昆虫的途程上的一个相当低等的直接阶段。在这一类别里的各种造物是可供观察和收集的实物,只是些奇珍而已,是异己的和不属于人类之列的,它们是非人类生命的表现形式,更接近于植物而不是人类。

“上帝的世界”在地球上的表现形式始于植物的王国,以此作为一种与之直接进行沟通的方式。这就犹如有人从上帝的肩膀上方进行偷看一样,而造物主上帝自以为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便做起玩具和各种装饰品来。另一方面,人和严格意义上的各种动物,均是上帝身上的一些儿,只不过独立了出来就是了。这就是何以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动并选择他们的居处的原因。植物则注定得待在原地,不论这地方是好是坏也得如此。它们不但表现出美,而且还表现了上帝的世界的观念,而它们本身则没有意图也没有偏向。特别是树木,它们是神秘的,而且在我看来是直接体现了生命的不可理解的含意的。由于这种原因,树林就是我认为最接近于其最深含意的地方,也是最接近其激起人的敬畏的作业现场的地方。

当我逐渐熟悉哥特式大教堂后,这种印象便得到了加强。但是在这里,宇宙的无穷性、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纷乱、非人格化的目的与机械法则的纷乱,均被石头包裹起来了。这包含着而且同时又是存在的深不可测的神秘,亦即精神的体现。我朦胧地感到我与石头有着密切关系的是在这二者的神性,在死物和活物中的神性。

正如我已说过的,在那时,具体而系统地阐述我的感觉和直觉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了,因为它们全都以第二人格的形式出现,而我那主动的和具有领悟力的自我却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并被融合进属于千百年的那个“老人”的范畴中。我以奇怪的不假思索的方式体验到了他及其影响力,当他出现时,第一人格便会淡薄到近于不存在的地步,而当自我愈来愈甚地变得与第一人格一般无二并左右了这情景时,那老人,如果到底没有被忘掉的话,这时便显得像是一个遥远而又并不真实的梦了。

在我16岁和19岁之间的年月里,使我陷入了困境的迷雾慢慢消散了,我沮丧的思想状态也有了好转。第一人格显现得越来越清晰了。学校生活和城市生活占去了我的时间,而我所获得的更丰富的知识则逐渐渗入了或压制住了那直觉的预感的世界。我开始系统地探究起我有意地拟定的各种问题了。我阅读了一本哲学史简论,这样,我便得以对在这方面被加以考虑过的一切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使我大为满意的是,我的许多直觉竟有历史上的类似物。最重要的是,我被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及柏拉图的思想所吸引住了,尽管这些思想的论述带有苏格拉底式的冗长感。他们的思想很美并有学术气,像画廊里的各种图画一样,但显得有点遥远。只是在梅斯特·埃克哈特的著作中,我才感到了一股生气——这并非说我懂了。经院哲学家们使我觉得冷冰冰,而圣·托马斯那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唯理智论在我看来则要比沙漠还更没有生气。我心里想道:“他们全都想通过逻辑的各种把戏来强迫某种东西呈现出来,而这东西他们并没有权力得到并且并非真正懂得。他们想要给自己证明这是一种信仰,然而实际它却是体验方面的事儿。”他们在我看来显得像是那种听说有大象存在但却从未见过一只的人,而且现在还竭力想通过辩论来证明:根据逻辑,这样的动物是一定存在的而且形体也像它们实际上的那样。由于明显的原因,18世纪的批判性哲学最初根本引不起我的兴趣。在19世纪的哲学家们中,黑格尔由于他作品中的语言既盛气凌人而又不流畅,使得我也只好敬而远之,我对他带有明显的不信任感。在我看来,他显得像是禁闭在其词语的大厦中并在其牢笼中夸夸其谈的一个人。

但是我的求索最后获得了一个大发现,它就是叔本华。叔本华是第一个提到这个世界的痛苦的人,这种痛苦触目惊心地就在我们周围,他还提到了混乱、情欲、邪恶——所有这一切其他人均似乎从未注意到过并总是极力使之纳入那无所不包的协调和可以理解性里。在这里,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人,他敢于认为在宇宙的基础里,并非一切都是向善的。他既不提造物主的全智全仁的天意,也不提宇宙的协调和谐,而是率直地指出,在人类历史那充满悲伤的进程及大自然的残酷无情里,潜伏着一种带根本性的缺陷:创造世界的意志带有盲目性。这种情形不但为我早期对因有病而慢慢死掉的鱼、许多狐狸、冻僵了或饿死的鸟儿所作的观察所证实,而且还为掩盖在鲜花盛开的草地里那无情的各种悲剧所证实:蚯蚓被蚂蚁折磨致死,昆虫互相把对方撕成一片片等等。我与人所打的交道也教会了我远非只是相信人性本善且正直等许多事情。我因为对自己知道得太清楚了,因而便懂得了,实际上我只是逐渐地在把自己和动物区分开来。

叔本华对世界所作的阴暗的描述得到了我毫无保留的赞同,但是他的解决办法却为我所不喜欢。我敢肯定,由于使用了“意志”这个词,他实际上便意味着指的是造物主——上帝,并且等于说,上帝是盲目的。我因为从经验中知道,上帝并不会因为不敬他的行为而生气,相反,他甚至可能还鼓励这样做呢,因为他乐于唤起的不光是人的光明而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方面,而且还乐于唤起人的阴暗性和邪恶性,因此,叔本华的观点并不使我感到苦恼。我认为这是一个为事实所证实了的定论。但他下述这样一种理论却使我大失所望:理智只消面对那盲目的意志及其形象以促使它改变过来。意志竟然是盲目的,那它到底怎么能看得见这一形象呢?而且即使它能看得见,但形象既然能随心所欲且毫发不爽地显现自己,那它为什么因而就应会被说服并改变自己呢?还有就是,理智是什么呢?它是人的灵魂的一种功能,不是一面镜子,而只是一面镜子无穷小的一小片,跟一个小孩儿拿在手里对着太阳的一小片差不多,可他却希望用它把太阳照得花了眼。使我不解的是,叔本华对这样一个理由不充分的回答却竟然感到满意。

由于这个,便促使我更彻底地研究他,对于他与康德的关系,我的印象也越来越深。于是我便开始读起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来,其中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我的辛劳获得了报偿,因为我发现了叔本华哲学体系的根本性缺陷——我就是这样认为的。他犯了一个致命性的过错,即把一个形而上学的主张人格化了,他还犯了赋予一个单纯的本体——一种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以各种特性的过错。我是从康德的知识论那里认识到这点的,而知识论则使我获得了,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比叔本华那“悲观的”世界观甚至还要大的启发。

这种哲学上的发展从我17岁时起一直延续到我就读于医学院之后的一小段时期。我使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改变。以前,我一直胆小羞怯,充满了不信任,苍白瘦弱,而且显然健康状况不稳定;而现在,我却开始对所有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求知欲,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并动手去追求它。我也变得明显地不那么落落寡合,而是喜欢与人交谈了。我发现了,贫困对人并无妨碍,也远不是产生痛苦的主要原因,有钱人的孩子并不比衣衫破旧的穷孩子有什么优越性。幸福与否有着远更深刻的原因,而不是取决于一个人口袋里装有多少钱。我结交了比以前还要多的更要好的朋友。我觉得脚下的土地更坚实了,甚至还敢鼓起勇气公开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我很快就发现,这却造成了误解,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后悔。因为我不但遭遇了别人的白眼和嘲讽,而且还遇到了怀有敌意的反驳。使我感到吃惊和狼狈难堪的是,某些人认为我是个吹牛大王、装腔作势者和骗子。以前指责我欺骗的说法又再次死而复生了,只不过这一回形式比较温和就是了。这一次,依然还是跟一个引起我的兴趣的作文题有关。我认认真真写出了作文,费尽心机地对文章加以润饰,结果却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里是荣格的一篇作文,”那老师说道,“它的确写得文采飞扬,不过却是粗心大意地一挥而就的,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对它并没下什么认真严肃的功夫。荣格,我可以告诉你,态度如此不认真,在生活里可是行不通的。生活需要严肃认真和自动自觉,需要勤奋用功。你看某某的作文,他没有你那种文采,但他是诚实、认真并且是花了工夫的。这才是在生活中走向成功的道路。”

这一回我的感情所受到的伤害不像第一回那样严重,因为不管他怎么说,老师对我的这篇文章还是印象很深的,并且没有指责我是文抄公。我对他的责备进行了反驳,但他却以这样的评论作结道:“《诗学》认为,最优秀的诗歌是把创作的辛劳加以掩盖的诗歌。但你的作文却无法使我相信这个,因为这是轻率地一挥而就的,其中没花什么力气。”我知道,我那文章还是有些别有见地之处的,但是这位老师却懒得费心加以讨论就是了。

对于这事我感到有点痛苦,但我那些同学的怀疑却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因为他们威胁说要像从前那样孤立我,使我像从前那样垂头丧气。我绞尽脑汁,极力想弄清楚我到底干了什么事以致引起他们污蔑我。经过仔细的打听我才发现,他们之所以讨厌我,是因为我经常对我自己可能也不懂的事情加以评论或进行暗示。比如说,我假充懂得点儿康德和叔本华或甚至那时我们学校尚未开设的古生物学。这些令人震惊的发现向我表明了,实际上,所有受到热烈争论的问题是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的,它们如同我最隐蔽的秘密那样,是属于“上帝的世界”的;对于这,你最好只字不提。

从此以后,我便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在我的同学间提到这些深奥难懂的事情了,也不再在我所认识的成年人中提及这些事了,因为我知道,不管与谁交谈,难免不被人认为是个牛皮大王和骗子。在所有的事情中,我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我虽设法阻止但却无法克服自己内心上的分裂,即我内心被分成了两个世界。由于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使得我只好从日常的一般生活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到那无边无岸的“上帝的世界”。

“上帝的世界”这种说法,在某些人听来可能显得感伤,但对我来说却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形。一切超人的事物都属于“上帝的世界”——耀眼的光线、深渊的黑暗、无穷的空间和时间的冷漠与无动于衷、命运机遇的无理性、世界的神秘古怪等。

(四)

我越是年岁增大,我父母和其他人便愈益经常地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方面我尚未有清楚的想法。我的兴趣把我引向了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我被科学所强烈吸引,因为其真理是建立在事实上的,另一方面,我又为与比较宗教学有关的一切所迷住了。在科学方面,我主要被动物学、古生物学及地理学所吸引;在人文科学方面则为希腊、罗马、埃及及史前考古所吸引。当然了,那时候我并未认识到,这种最为广泛的学科选择是多么符合我内心的一分为二的特性了。科学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具体的事实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性背景,而在比较宗教学中使我感兴趣的则是精神性问题,而这则还牵涉到哲学。在科学里,我忽略了意义的因素;而在宗教学里则忽视了经验主义的因素。科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第一人格的需要,而有关人的或历史的研究则为第二人格提供了有益的教导。

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被拉来扯去,好长一段时间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作出决定,我注意到,母亲娘家一家之主的舅舅,这位巴塞尔圣·阿尔班教堂的牧师,正在朝神学的方向轻轻地推着我。有一次,当他与他的一个儿子——他几个儿子都是神学院学生——讨论有关宗教的一个问题时我正好一直坐在桌子旁边听着,我那不同寻常的专心致志的样子被他注意到了。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神学学者,他们与大学那令人头晕目眩的学问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知识比我父亲还要丰富。他们的这类谈话绝对不会给我留下他们关心的是实际经验这样的印象,他们所关心的当然只是有似我的体验的那种体验。他们所谈论的只限于《圣经》本文里所叙说的那些教义性观点,所有这些观点显然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圣经》里有着太多仅能勉强令人相信的奇迹故事了。

每个星期四,我便上大学预科的高中里听课,这时我便可以在我这位舅舅家里吃午饭了。我对他很是感激,因为不但午饭不错,而且还机会难得,可以偶尔在吃饭时听到一次成年人的、明智的和理智的谈话。发现任何这种事情到底有所存在对我来说实属一种极为奇妙的体验,因为在我家中的环境里,我从未听到过任何人就学术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候我也想与父亲严肃地谈谈话,但遇到的却是不耐烦和急忙作出的躲闪,这实在令我不解。直到后来几年,我才慢慢知道,我那可怜的父亲是害怕进行思考的,原因是他也为他内心的各种疑问烦透了。他要躲进自身里面去,因此便信守信仰是盲目的做法。作为恩赐,他实在无法加以接受,因为他要“通过斗争来赢得它”,要痛苦地费一番功夫来强迫它到来。

我舅舅和表兄们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历代教皇的教规与教义及现代神学研究家们的各种观点。他们似乎安全地置身于一种不言而喻的世界秩序里,在这种秩序里,尼采的名字根本不被提起,而对雅各布·伯克哈特则只勉强地给以赞扬。伯克哈特是“自由派”,“一个十分过火的自由思想家”,我因而猜到,在事物的永恒的秩序里,他站立得却有点歪斜了。我知道,我舅舅从不怀疑,我与神学相隔遥远,而我对于不得不使他失望深感遗憾。我从来不敢把我的问题摆到他面前,因为我知道得太清楚不过,这会给我引来多大的灾难。我也不说什么来替自己辩护。相反,第一人格却很快走到了前头,于是我的科学知识,尽管仍然很贫乏,却彻底为当时的科学唯物主义所浸透。它只是痛苦地为历史的见证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牵制,而在我周围,后者却显然没有人能理解。因为尽管我那神学家的舅舅及表兄们以赞扬的口吻提及康德,但康德的原理只用来使反对性观点名声扫地,却绝对不会用到自己一方的观点。关于这个,我也是不置一词的。

因此,当我与舅舅及其一家坐到桌子旁吃饭时,我便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由于我有习惯性的犯罪意识,这些星期四对我来说便变成了不吉利的日子。在社会安定、精神适意的这个世界里,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了,但同时我又如饥似渴地汲饮那偶尔滴出的使理智得到激励的点滴甘泉。我自觉不诚实与可耻,于是我便对自己承认说,“对呀,你是个骗子;你说谎,你骗对你怀有好意的人。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与理智均具有确实性的世界里,他们根本不懂得贫困,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受雇佣的职业,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上帝本人可以把一个人从他那秩序井然的精神世界里揪出来并使他遭万人唾骂等,这一切均不是他们的过错。我没有办法向他们解释这一点。我必须自己背上这个黑锅并学会忍受它。”但不幸的是,直到目前,我的这种努力尚未获得什么重大的成果。

随着这一道德冲突的紧张程度的增加,第二人格对我来说便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和令人讨厌了,而我也不再为自己掩饰这一事实了。我尽力想消除第二人格,但这也未能获得成功。在学校和在朋友面前,我可以忘记他,而在我学习科学时他也会消失不见。但一到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或去乡下时,叔本华和康德便又猛烈地返回到我头脑里,这时,同时回来的还有“上帝的世界”的威严壮丽。我的科学知识也构成了它的一个部分,并使这大画布上布满了生气勃勃的各种色彩与人物。这时,第一人称及其有关选择一种职业的忧虑便沉浸不见;这是我在19世纪最后十年期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当我从过去许多世纪的远征返回到现实中时,我便会随身带来一种不适感。我,或者说第一人格,生活在此时此地,并且迟早总得形成一种他希望选择什么职业的确切想法。

有好几次,我父亲与我进行了严肃的交谈。他说,我拥有学习我所喜欢的任何东西的自由,但我要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那我应该不要选择神学。“成为你所喜欢的什么人都行,但不要做神学家。”他加重语气说道。到这个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某些事情可以说也可以干,而且还不会受到说短论长的非难。我经常尽可能地不上教堂,也不再参加圣餐仪式,他也绝不会责备我了。我离教会越远,我越感到好受。我所想念的唯一事情是那管风琴和那合唱音乐,但当然不是“宗教界”。“宗教界”这个词对我毫无意义,因为经常上教堂的人比起“俗人”来,在我看来实在算不上属于什么“界”。后者可能不那么有德行,但在另一方面来说却是更正派的人,他们感情自然,更为合群和欢快,心肠更热情并更真诚。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父亲说,我没有一点儿想成为一个神学家的意思。但我仍然在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继续摇摆不定,主意不决。二者都有力地吸引着我。我开始意识到,第二人格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他那里,我超越出了此时此地的范围;在他身上,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千眼宇宙中的一只独一无二的眼,但却不能如地上的石子那样经常移动。第一人格反抗这种被动性,他不想闲得无事,但在目前,他却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显然,以后会发生什么,我只好等着瞧了。要是有人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就会习惯地回答说:“语言学家。”表面上是这样说了,但暗地里,我却喜欢有关亚述和埃及的考古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业余时间里我却继续学习哲学和科学,在假期时就更是如此了。每逢这时,我便在家与母亲和妹妹度假。我跑到母亲那里,抱怨说“我烦透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假期现在成了我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这时我便可以不受拘束,一个人自得其乐了。此外,至少在暑假期间,我父亲不在家,因为每到这时,他便会像往常那样到萨克森度假去了。

只有一次发生过我也到外地去过一事。当时我14岁,由我们那位医生作了预约,于是我便被送往昂特列布希进行治疗,希望我那时好时坏的胃口及当时不稳定的健康状况能有所改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一人处身于陌生的成年人之间。我住在一位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既可怕但同时又是引人入胜的冒险经历。我很少能见到这位神父,而他的那位管家也说不上是一位使人吃惊的人,但却动不动就发火。没有发生对我有一点儿威胁的事。我由一位年老的乡村医生监护,他开设了一家旅社式疗养院供各式各样康复期的病人入院治疗。这群病人可谓五花八门,有农民、下级官员、商人和几个来自巴塞尔的很有教养的人,这几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化学家,其荣耀已达顶点——获得了博士称号。我父亲也是个哲学博士,但他只是个语言学家和语音学家而已。这位化学家对我来说是个迷人的新发现:这里终于有了一位科学家啦,他也许就是那些懂得各种石头的秘密的人中的一个。他仍然是个年轻人,他教我打槌球,但他一点儿也没有给我他是个知识可能极为渊博的人的感觉。而我还过于不好意思,过于不善言辞和过于无知,结果什么也没有问他。我尊敬他,觉得他是我所遇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已洞悉大自然的种种秘密,或至少洞悉其中一些秘密。他与我同坐一桌吃饭,吃的是与我一样的饭菜,偶尔也与我谈上那么几句话。我突然感到进入了成年人的更为庄严的领域。这种地位的上升由于我被许可参加为寄宿者所安排的各次郊游而得到了证实。在这些偶尔进行的一次外出旅行里,我们参观了一个造酒厂,主人还请我们尝了尝样品酒。用诗歌的文字来表现就是:

可是现在送来的却是忘忧,

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美酒。

我发现这各种各样的小杯子很有启发性,我飘飘欲仙,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意识状态。再也不存在什么内部和外部,再没有什么“我”和“他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也不见了,谨慎和胆怯无影无踪了,天和地、宇宙和在其中爬行、飞翔、转动、上升或落下的一切,全都变成一体了。我原来是丢脸地、快乐无比地、凯旋般地喝醉了。我仿佛沉没进一片极乐至福的冥想的汪洋里,但因为波浪的猛烈起伏,便只好使眼睛、双手和两脚紧贴着一切坚实的物体以保持平衡,我只觉得街道在起伏,房屋和树木在摇摆。“太妙了,”我想,“不幸的只是多喝了那么一点点。”这种体验却落了个相当痛苦的结局,但不管怎么说它却是一种发现,一种美和意义的征象,只是因为我愚笨才把它破坏掉了。

在那里疗养即将结束时,我父亲便来接我了,于是我们便一起到卢塞恩旅行——真是快乐极了!——我们坐上了轮船。这样的东西我以前还从未见过。蒸汽发动机的动作我怎么看也看不够,可是突然之间,却有人告诉我们说维茨诺到了。一座大山向下俯瞰着这个村子,我父亲这时便向我解释说,这就是里基,一条嵌齿铁路向上一直铺设到那里。我们来到一个小火车站,那里停靠着一个世界上最古怪的火车头,其锅炉是竖着安放的,倾斜的角度显得很古怪。我父亲在我手里塞进一张车票,说道:“你可以独自一人坐车,一直坐到山顶。我就在这儿等着,两个人都坐太贵了。小心点千万别摔下来了。”

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我就站在这座大山脚下这儿,这山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座山都高,并且与我那遥远的童年时所见到的火红的山峰十分相近。确实,到了现在,我差不多是大人啦。为这次远足,我买了一根竹杖和一顶英国骑士帽——对于一个世界旅行家来说,这可是最合适不过的物品了。而且现在我就即将登上这座奇大无比的山了!我不知道哪个更显巨大了,是我呢还是这座大山。这辆奇妙的机车大声扑哧扑哧地喷着气,晃动起来并咔嚓咔嚓地响着,一直把我拉到令人头晕目眩的山顶,在这里,我眼前显现了种种崭新的深渊与变化无穷的景象,到了最后,我站到了空气十分稀薄的峰巅,放眼向无法想象的远处望去。“对呀,”我想,“这就是它,就是我的世界,就是那真实的世界,就是那秘密,在那里没有老师,没有学校,没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在那里一个人可以无求于人而存在。”我小心谨慎地沿着小路行走,因为周围有巨大的悬崖峭壁。一切都显得十分庄严,我觉得,一个人登上了这里,就得谦恭有礼,沉默无言,因为他已处身于上帝的世界了。在这里,它是有形的现在。这是我父亲曾经送给过我的最好和最珍贵的礼物。

这种情景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使得此后在“上帝的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被完全抹掉了。但在这一次旅行中第一人格又具体显现出来了,他所留给我的印象使我终生难忘。我仍然看见了我自己,长大了而且独立了,头戴一顶硬挺的黑色帽子,手拿一根贵重的手杖,坐在一间气势极为华贵的宫殿式大饭店的草坪斜坡上;这样的大饭店,在鲁塞纳湖边还有很多。或者,我就坐在维茨诺市美丽的花园里,坐在一张小巧的、覆盖着白布的桌子旁边,喝着早上的咖啡,头上则是洒满了阳光的带斑条的天篷,同时还吃着新月形面包,面包上涂满了金黄色的奶油和果酱,设想着可以占满这漫长的夏日的各种远足计划。喝过咖啡之后,我可以镇定地、不激动地并以不慌不忙的速度,慢慢踱到一只轮船上,这条船便载着我驶向戈哈德和这样的大山的山脚,而这些山的山峰上则覆盖着皑皑白雪,银光闪烁。

以后好几十年,每当我由于工作过度而想找到一个休息处时,这种形象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一再指望能见到这种壮丽景象,但却从未如愿以偿。

这是我的第一次意识历程,过了一年或两年之后,我又做了第二次这样的旅行。我被同意前去看望我那在萨克森度假的父亲。从他那里我获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他与那儿的天主教神父交了朋友。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大胆行为,我不禁暗地里敬佩起父亲的勇气来。在那里,我参观了弗鲁埃利的隐修处和克劳斯修士的圣物,后者此时已被宣扬说已经升天了。我弄不清楚,天主教徒们怎么会知道他已处于一种至福至乐的境界的。也许他还在四处游荡并告诉人们是这样的?我对当地的这位守护神印象极深,我不但能够想象如此全心全意地献身上帝的一种生活是可能的,而且甚至还能理解它了。但我这样做时,心里却不禁打了个寒战,并且还产生了我不知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怎么会一生下来就注定有一位圣者来当丈夫和父亲呢,而我父亲特别喜欢我显然不就是他的过错和缺陷吗?“对呀,”我想,“有谁能跟一个圣者生活在一起呢?”他显然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便只好去当隐士了。尽管这样,他隐修的小屋距他的家还是不是那么远。我想,这个主意倒是不错:让家里人住在一间屋子,而我则住在与之相隔一段距离的小屋里,屋里摆着一堆书和一张写字台,还生着一堆明火,可以烤几个栗子吃吃并用一个三脚架吊个锅煮汤喝。作为一个神圣的隐士,我再也无须上教堂去了,相反倒有一个供自己使用的小教堂了。

我从这隐修处漫步向山上走去,一路上陷入了沉思之中,正当我要从左面下山时,一个年轻姑娘的苗条身影出现了。她穿着当地人的服装,长着一张漂亮的脸庞,跟我打了个招呼,一双蓝蓝的眼睛显得很友好。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的事情似的,我们一起向下面的山谷走去。她年纪跟我相仿。因为除了我的表姐们外,我什么姑娘也不认识,因此我便感到十分尴尬,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话才好。于是我便犹犹豫豫地解释说,我是在这里度一两天假的,我在巴塞尔准备升大学的高中念书,以后想进大学学习之类。当我正说着时,一种命里注定的奇怪感情袭上了我心头。“她就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我在心里想道,“而她很自然地跟我一起向前走,仿佛我俩是天生的一对似的。”我斜着看了她一眼,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既害羞又羡慕的混杂表情,这使我狼狈起来并有点感动。我思忖道,莫非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我在这儿碰见她只是偶然?一个农家姑娘——这可能吗?她是个天主教徒,但也许她那位神父就是那个我父亲与他交了朋友的人?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我当然不能跟她谈什么叔本华和意志的否定之类的事了吧?然而,在任何方面,她显得并不邪恶。也许她那位神父并不是穿着黑色道袍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的耶稣会会士呢。但我也不能告诉她,说我父亲是个新教的神职人员。这可能会吓坏她或得罪她的。而至于谈哲学,或谈魔鬼,都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魔鬼比浮士德重要,而且歌德还使后者成了个易于上当受骗的人。她仍然居住在属于天真无邪的遥远的国土内,可是我却一头扎进了现实之中,扎进了造物的威严壮丽和残酷之中,听到这些她怎么受得了呢?我们之间矗立着一堵无法穿越的厚墙,我们之间无法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我感到很伤心,于是便把心里的想法压了下去,把话题转向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话题上。她要到萨克森去吗,天气真不错啊,风景多美呀,等等。

从表面上看,这次相遇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从内心里看,它却有很重的分量,因为它不但好几天在我心里萦绕不去,而且还像路边一座神龛那样,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那时候,我仍然处于那种幼稚的状态,认为生活是由单一的、各不相关的各种经历所构成。因为有谁能发现命运之线竟会从克劳斯修士一直连通到这位漂亮的姑娘那儿呢?

我这个时期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互相矛盾的思想。首先,叔本华和基督教就无法互相一致起来;再者,第一人格也想从第二人格的压制或忧伤中把自己解放出来。感到沮丧的并不是第二人格而是第一人格,是在第一人格仍然忘记不了第二人格的时候。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对立双方的互相冲突,我一生中第一个系统的幻想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逐渐的,而且就我所记得的,它还有其根源,植根于使我激动不已的一次体验。

有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呼呼刮着,把莱茵河刮得波起浪涌,白沫飘飞。我上学的路正好沿着河边。突然间,从北面驶来了一条船,船上张着一张很大的主帆,顺风向莱茵河的上游驶去。这在我的经历上是某种全新的东西——莱茵河上的一条帆船!这给我的想象插上了翅膀。如果它不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而是整个阿尔萨斯都成了一个大湖,那我们便可以有各种帆船和大轮船了。这时,巴塞尔就成了一个港口;这就几乎跟住在大海边一样美妙了。然后,一切便都会有所不同,而我们也就会生活在另外一种时间里和另外一个世界里了。那就会没有这间高中,没有上学所走的这一长段路,而我便会长大并能如愿以偿地安排我的生活了。湖中会兀立着一座山或一块大石头,由一狭窄的地峡与大陆相连,地峡被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运河上架着一道木桥,通向两侧是高塔的一道大门,门内是建筑在四周斜坡上的一个很小的中世纪城市。岩石上矗立着一个防卫森严的城堡,上有一个高楼,一个瞭望塔。这就是我的家。在城堡里面,没有美丽优雅的大厅或任何富丽堂皇的迹象。房间全都很简朴,木板镶嵌,但很小。里面有一间不同寻常的吸引人的图书室,值得知道的一切的有关图书你都可以找到。里面还有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武器,城堡上还架着大炮。除此之外,城堡里还有一支由五十个武装人员组成的卫戍部队。这个小城市有几百个居民,由市长和元老所组成的市议会治理。我自己则是治安法官、仲裁人和顾问,只是时不时地在开庭的场合才露露面。在朝向陆地的那一边,这个小市镇有个港口,港内停靠着我的一只双桅快船,船上装备有几门小炮。

这整个布局的关键及存在目的在于城堡上的塔楼的秘密,而这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种想法像电击一样来到我心中。因为在塔楼内部,从雉堞到有拱顶的地下室是一根铜柱,或者说是一根像人的手臂那样粗的沉甸甸的电缆,这根铜柱在其顶部处分叉成很多极细小的分枝,就像树冠一样——或者更恰当地说——像一条主根及其许多小根头朝下倒了过来伸向天空一样。这些小根从空气中吸收某种不可想象的东西,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后沿着这根铜柱导到地下室。在这地下室里我有同样难以想象的一种装置,某种实验室,我就在这实验室里用铜根从空气中吸取的神秘物质来制造金子。这实在是一种奥秘,我对于这种奥秘的性质既没有也不想形成任何的观念。对于这种炼金过程的性质,我的想象力也不想为之费心思。这种想象只是圆熟地并有点紧张地回避开这实验室里实际上在进行着的事情。实验室里面还有一种禁忌:一个人最好不要对之加以深究,也不要问从空气中萃取的是什么物质。正如歌德在提到母亲们时说的:“甚至连提及她们,也会使勇者沮丧。”

当然了,“精神”对我来说意味着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不过在心底里,我并不认为它跟极纯净的空气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这些小根所吸收并输送到铜柱去的是一种精神性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地下室里变成了黄澄澄的金圆,于是便变成了可见的了。这当然并非念咒施符的法术,而是大自然的一种可敬的和极为重要的秘密,这种秘密究竟怎样使我领悟的我是不知道的,并且还得掩盖起来使市议会的元老们也无从知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得连我自己也不让知道。

以前我上学和放学所走的这一段又长又腻烦的路,现在开始几乎是极为愉快地缩短了。几乎是一走出学校大门我便进入了那城堡,城堡里的社会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市议会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作恶者受到了惩处,争端作出了仲裁,大炮也开炮射击。快船的甲板清理好了,船帆扯起来了,于是这条船在和风的吹送下小心地驶出了港口,然后,当它从那岩石背后驶出来后,便转舵一直向西北方向驶去。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已走到家门口,这一段路仿佛只走了几分钟似的。我像从毫不费力就把我送回了家的马车上下来一样,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这种甚为令人愉快的消遣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然后我才讨厌起它来了。这时,我便觉得这种幻想很愚蠢和很可笑。于是,代替这种白日梦的,我便开始用小石子、泥土和灰浆建筑起城堡和防卫森严的炮台来——胡宁根要塞,这个要塞当时还完好无损,于是,便成了我的一种样本。我研究了有关伏班的一切可以到手的防御规划,这样便使我很快就熟悉了各种各样的防卫技术。我又从伏班转到现代的各种防卫方法,然后便尽力用有限的手段来建造各种不同类型的防卫模型。这事占去了我的所有空闲时间有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于自然科学和具体事物的知识稳步地增多起来,这当然是以牺牲第二人格的利益为代价的。

对于现实的生活只要我还是知之甚微,我想,对它们进行考虑那是毫无意义的。谁都可以异想天开,但具有实际知识却又是另一回事了。我父母同意我订阅一份科学期刊,结果我便兴趣盎然地读得着了迷。我搜寻并收集了在我们那朱拉山脉所能找到的各种化石,还有一切可以到手的各种各样的矿物,此外还有各种昆虫及猛犸和人的种种骨头——猛犸的骨头是在莱茵兰平原的沙砾坑里找到的,而人骨则是从靠近胡宁根地方、下葬时期是1811年的群葬墓里弄到的。各种植物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却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之所以被植物所吸引是出于一种我无法加以理解的原因,是出于它们不应被拔起来而被晒死这样一种强烈的情感的。它们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只有在生长和开花结果时才具有意义——一种潜藏着的秘密意义,上帝的一种想法。应该对它们敬畏地看待并以哲理式的好奇来对它们加以沉思默想。生物学家对它们所发表的看法是很有趣的,但那不是根本的东西。然而这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却无法给自己加以解释。比如说,植物与基督教或与神的意志的否定是如何发生了关系的呢?这可是我无法加以深究的事。它们显然带有天真无邪的神的情态,而这最好是不要去加以破坏。通过对照可以看出,昆虫是变性的植物,是花和果实,它们转而用腿和长足到处乱爬,或用像花瓣那样的翅膀四处乱飞,整天忙于啮食各种植物。由于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它们便受到大量杀灭的惩罚,六月甲虫和各种毛虫便是受到人们这种讨伐的主要目标。我对“所有生物的同情”是严格地只限于热血动物的。在各种冷血的脊椎动物中唯一例外的是青蛙和蛤蟆,原因是它们与人有某些相似之处。 eH9b/X1p92Vy51m2/AHcxbSLm5IF1veEpBCx1D84dmsMLYgzwJEFyI2VAjBB2m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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