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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克罗斯（Cape Cross）位于纳米比亚饱受风暴摧残的大西洋海岸，此地的气味最为惊人。这气味在含盐的空气中沉重地游荡，深入你的鼻喉，然后顺着你的喉咙往下走。它充斥着鱼类排泄物腐烂的味道，腥臭刺鼻。这气味如此强烈，以至于你面前的风景都缩成了柔焦，把这气味的来源——8万只南非毛皮海豹的吠叫、咕哝、打架和放屁——压制成沉闷的白噪声。经过一段时间，人才能从呕吐的反应和逃离的欲望之中缓过神来，感官重新适应这里的环境之后，方才慢慢恢复。
如今要去开普克罗斯并不特别困难。你可以从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出发，通过公路抵达那里。沿途会先经过卡拉哈里地区西部边缘的霍马斯霍克兰（Khomas Hochland）山区，再穿过达马拉兰（Damaraland）的岩石平原，之后驶入一片沙漠，穿过沙漠便可看见广阔的海滩，最后海滩隐没于一望无垠的大西洋。海水翻滚着银霜似的海浪，狠狠拍打着西南非洲的西海岸。西南非洲600英里
的沙漠海岸线可谓非常单调，沿途常有船只因与急流斗争而遇险，这些船只撞上海水中隐蔽的沙坝，报废后锈迹斑斑，散落在岸边，故此这一海岸线现在常被称作骷髅海岸（Skeleton Coast）。开普克罗斯是海岸线上一个小小的海角，从北向南走海路而来的人可在此稍做休整，这也会打破沙漠海岸线的沉闷和单调。
葡萄牙探险家迪奥戈·康
（Diogo Cão）是首个航行至赤道以南非洲海岸未知水域的欧洲人。对他而言，开普克罗斯已然是天涯海角了。当年，康的舰队沿着西海岸连续航行了几星期，仍然看不到沙漠海岸线的尽头。于是，康命令船员向北返回刚果（Congo）。返航之前，他登陆开普克罗斯，在海角上竖起了一个10英尺高的发现碑
（padrão）。这个发现碑乃是石灰岩材质的十字架石碑，用以标记本次航线的最南端，也宣示着这片土地归属于葡萄牙国王。
1485年，康抵达开普克罗斯。他的这次航行标志着在第一次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对南半球海域的统治地位。当时，欧洲人越来越渴望贸易、名誉和国王的授权，也越来越期望进一步打破已知世界的边界。在上述因素的驱使之下，水手们将舰队开到此前无人涉足的地方。里斯本（Lisbon）的航海老手都期盼着船员们征服未知海域的消息，而店主、商人和小贩则渴望着舰队带回的新奇货物。无论宫廷还是市场，都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诸如神奇的国度、祭司王约翰
（Prester John）治下的神秘王国、超乎想象的财富珍宝。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故事往往夸大其词，但人们总是津津乐道。
康在开普克罗斯竖立的发现碑现已不在原处。1893年，即发现碑竖起约400年后，一名德国海军上尉由于想要个在骷髅海岸沿线航行的纪念品，就把石碑偷走并带回了德国，然后他把偷来的石碑安设于基尔（Kiel）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学院（German Imperial Naval Academy）。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Ⅱ）显然对这种肆意破坏的行为感到不快，便下令在原来的地方再安放一个发现碑的复制品。这个复制品上除了原来的铭文，还新加了德语铭文，以此昭示德国在此地的控制权，以防欧洲其他大国觊觎。
我们无法确定康抵达开普克罗斯后是否冒险进入了内陆。康是个坚定的探险家，对记录却不甚留意，并未留下充足的记录。他既然竖起了发现碑，显然时间比较充裕。说不定他还会走到开普克罗斯以北几英里的梅苏姆河（Messum River），沿着干涸的河床朝内陆走上一段路，看到了纳米比亚最高的山峰布兰德山（Brandberg）。布兰德山离海岸只有两三天脚程，山里有5万多幅岩画和岩刻，有些历史较短，但大多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故此可以断定，当康抵达开普克罗斯前布兰德山一带便有人定居了。每到雨季，布兰德山的原住民便会沿着河床，一路走到海边捕猎海豹，眺望无尽的海水。故此，虽然没有确切记录表明康的船员见过任何原住民，但原住民倒可能见过这些来自欧洲的不速之客。
康的好友兼对手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
（Bartolomeu Dias）首次记录了欧洲人和南部非洲原住民的接触。迪亚士受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King João Ⅱ）委托，追随康的脚步，意图寻找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贸易路线，寻找普雷斯特·约翰的踪迹。1487年8月，迪亚士率船队朝着南大西洋起航，他们的航程非常顺利，几个月后便越过开普克罗斯，往更南边的海域进发。
1488年1月，迪亚士的船队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但他的船队离海岸太远，并未发现雄伟的桌山
（Table Mountain）脚下还藏着天然良港。船队再次折向东北方向后，他们才在桌山往东100英里
的莫塞尔湾（Mossel Bay）一带登陆。登陆时，迪亚士的瞭望员发现海湾附近的海滩北面的草丛中站着一小群衣着暴露的原住民。相比在赤道附近遇到的非洲人，此地的原住民身形明显更小，肤色也更浅，他们还养着一群长相奇特的肥尾羊。迪亚士船队的供给日益消耗，船员不断患上维生素C缺乏病（即坏血病），内讧也越发频繁。因此，迪亚士决定在此处下锚，亲自带领一小队船员上岸去寻找淡水和食物。
草丛里的原住民自然对陌生的造访者十分好奇，却并未放松警惕。原住民心想：这些皮肤苍白、毛发旺盛的幽灵既然从海上而来也就该回到海上去。这些奇怪的陌生人居然操着一口原始的语言，这种语言没有啧音、爆破音和喉塞音，这些不合常理之处把原住民吓得着实不轻。再看500年后的今天，这些原住民的后代挤在破败的乡镇里，遭到白人警察驱赶，发出凄厉的哭声。他们的哭声也许会回荡到500年前，向祖先痛诉这些陌生人将会夺走原住民的土地和尊严，哭诉道定要把这些怪人赶回海里去。
当迪亚士的船员踏进海浪向海岸进发时，海滩上的原住民爬上了俯瞰海湾的山脊，向船员不停地射出长箭、扔出石头。迪亚士觉得还是谨慎为妙，不能冒失行事，便命令船员返回船上。迪亚士一边朝船队撤退，一边拿起了十字弓，射出一支弩箭，随之一个原住民中箭倒地。这便是南部非洲的血肉之躯和欧洲航海家的首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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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和南部非洲原住民的“初次相遇”（如迪亚士的船员和莫塞尔湾原住民的冲突）往往悲情动人，这不过是因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明白这样的初遇预示着何等苦难的未来。迪亚士与原住民在莫塞尔湾的“初遇”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标志着智人谱系的两个分支分离逾10万年之后，再次相聚。但是，迪亚士和原住民之间除了交火并没有任何交流。非要说这次冲突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和影响的话，那便是未能为双方日后的交往奠定友好的基调。
欧洲人和南部非洲科伊桑人的第二次相遇发生在“初遇”的10年以后。此时，为了开辟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
（East Indies）的新航路，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船队从欧洲出发，试图绕经南部非洲前往印度。规模不大的达·伽马船队穿越了赤道，经历了无数场热带风暴，最终在领航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圣赫勒拿湾（St. Helena Bay）。圣赫勒拿湾位于好望角西北100英里的海岸线上，是个荒凉的天然海湾，海滩的土地非常干旱。达·伽马一行在海湾停泊了8天，进行必要的休整，然后继续向东航行。一天，船员们正要清洗和修补舰船时，达·伽马接到报告，岸边出现了一群“皮肤黄褐”的人。相比船员们熟悉的西非原住民，这里的原住民身材更矮小，肤色也更浅。
圣赫勒拿湾的原住民和迪亚士在莫塞尔湾遇到的原住民不同，他们并不认为达·伽马的船队会带来危险，相反，他们还向船员们挥手致意。达·伽马认为这些原住民颇有善意，便派出几个小队上岸取水，寻找食物，其余船员则留在甲板上，负责修整船只。
达·伽马派出的一支岸上小队竟然以匪夷所思的方式与原住民进行了跨文化交际。他们绑架了一名前来欢迎他们的原住民，把他塞进一艘划艇，偷偷运到达·伽马的旗舰“圣加布里埃尔”（São Gabriel）号上。不过，船员们显然还是想给这个俘虏留下善意的印象，所以当俘虏刚一上船，达·伽马就命人对这个不知所措的土著人热情招待，细心照顾。
这个土著“囚犯”对绑架的侮辱也毫不在意，他还颇享受在漂浮的“牢房”度过的短暂时光。达·伽马的船员将他送回陆地，数小时后便有“十四五个当地人”靠近岸上的葡萄牙人，似乎想要享受类似的待遇。达·伽马的意图显然不是招待客人，而是获取贸易和利润。在达·伽马眼中，贸易能超越文化和地域的限制，是普世的交流手段。但是，这里的原住民实在没有贸易的价值，这让葡萄牙人颇为失望。原住民对达·伽马的肉桂、丁香、小珍珠和黄金毫无兴趣，只觉得达·伽马带来的铜尚且不错。于是，葡萄牙人便拿铜向当地人换来了装饰贝壳、“狐尾”拂尘以及“原住民用的避孕套”。
达·伽马认为此地没有贸易机会，沮丧之余便决定继续向东航行。于是，水手们动手将货物装回小艇，准备运回到船队的其他3艘船上。在这期间，有个船员临时决定要跟着当地人到陆地上转转。
船员和当地人朝着内陆走了几英里，又决定返回海滩。在返回的途中，几名当地人一直跟在他身后护送。可待他赶到海边时，岸上小队的其他成员已经出发了，小艇在汹涌的海浪和急流中破浪前进，眼看就快抵达停泊在海湾的舰队。落了单的船员害怕自己被丢下，通过疯狂地向小艇喊叫挥手来引起同伴的注意。小艇上的船员显然看到了他，却误以为他正在呼救。出于担心同伴的安危，船员们立马调转船头冲向海岸去救他。这时，原住民发现架势不对，也马上向驶来的白人投掷长矛，然后撤向内陆。在4名船员受伤、达·伽马也中了一箭之后，船员收到了起锚的命令，便立即驶离了海湾。
历史研究永远不会揭示迪亚士的船员遇袭的确切原因，也搞不清达·伽马的友好招待为什么无法获取原住民的信任。两次遭遇都以海边的冲突结束。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达·伽马在圣赫勒拿湾海滩上遇到的原住民对有利可图的贸易漠不关心。直到20世纪，在南部非洲其他的狩猎采集社群中间，也都能看得到这种冷漠。沮丧之余，达·伽马得出结论，这一带的原住民十分危险，不必费劲和他们开展贸易。此后来到圣赫勒拿湾的探险者也证实了达·伽马的这种看法。在欧洲人看来，在通往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航程之中，好望角不过是个歇脚的地方而已。但达·伽马并不了解，他在海滩上遇到的原住民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和自己的截然不同。或许，原住民坚信其所处的环境自会给他们提供所需的一切，故此剩余产品毫无意义，贸易也完全没有必要。达·伽马也不了解，原住民对经济基础的短期满足感。原住民显然也是机会主义者，任何来自上天的意外馈赠都会让他们欢欣鼓舞。但满足原住民经济需求的前提是他们的需求极少，且极为容易满足。达·伽马更不了解，原住民不必辛勤劳作，便能获得生活所需，他们甚至和葡萄牙最慵懒的贵族花在享受生活上的时间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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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伽马的航行预示着整个南部非洲的科伊桑人将迎来难以想象的变革时代。当首支葡萄牙船队出现在好望角的海平面时，有些人的变革时代便开启了；而另外一些人的变革时代则始于欧洲殖民者越过好望角逐渐向北扩张之时。但是尼耶朱特瓦人的变革时代则始于1951年马歇尔家族探险队的到来。
到19世纪50年代，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即今南非）以北的卡拉哈里地区，尚未受到殖民者侵扰。居住在卡拉哈里盆地的布须曼人仍然全面维持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这是因为当地不利于农耕的干旱环境恰好成了布须曼人的保护伞。直到20世纪，他们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才难以坚持下去了。深井泵等新技术的出现让古老的地下水库可以采掘利用，随后，卡拉哈里沙漠也向农民敞开了大门。如此一来，哪怕是生活在最偏远的沙漠腹地的布须曼人，也在过去100年间经历了其祖先从未想到的变化。目前，卡拉哈里沙漠大部分地区已被其他族群占据。此外，南部非洲尚有的10万余布须曼人也未能完全依靠狩猎和采集生存下来。1998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请我主持一项重大的跨国研究计划，调查世纪之交南部非洲布须曼人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调查报告揭示了诸多严酷的事实，让人颇为沮丧。例如报告显示，布须曼人是南部非洲发展状况最差的民族，只有不足10%的布须曼人仍然保有自己传统的土地或拥有土地使用权。报告还显示，布须曼人在生活上普遍都遭受了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大多数布须曼人只能在新型或传统农场充当农奴，方能勉强维持生计。此外，布须曼人有十分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还常因贫穷患上各种疾病，并逐渐恶化而致残。他们在贫困与边缘化的死亡旋涡之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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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航海和经济转型的宏大叙事中，迪亚士和达·伽马在海滩上遭遇的冲突，不过是滚滚时代洪流的一个小小注脚。探险家们的航程重塑了世界。达·伽马去东印度游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意外发现美洲，这两件历史大事遥相呼应，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催化剂，也被后世誉为经济全球化的“宇宙大爆炸”（Big Bang）。此后，全球由一系列离散的经济体逐步转变为单一、复杂、多层的经济体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
（Adam Smith）宣称，达·伽马的远航和哥伦布“发现”美洲是“人类历史最伟大、最重要的两件事”。
这个观点后来也一直被广泛接受。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是否是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推动力，这个问题尚存争议。但今天说全球化已成事实，不会有争议。同样，若说建立在劳动力交换、贸易、创造财富、积累财富、财富循环和财富消费基础上的一系列特定经济行为具有普遍性，也不会引发争议。
达·伽马构想出通往东方的航线，启程登上圣加布里埃尔号，不过发生在500多年前。此前20万年，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就已出现。从这个更为宏大的时间尺度看，人类历史轨迹中的另外一些时刻则显得更为重要。“新石器革命”便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人类祖先从狩猎采集者转变为农民的重大时刻。自此以后，那个“经济问题”也随之产生并始终困扰着我们，今天也依然如此。
从狩猎采集经济到农耕经济的转变固然意义深远，但我们也要明白，在现代智人20万年的漫长历史中，90%以上的时间与商业资本主义、农业毫不相干。在漫长的岁月里，狩猎采集才是人类唯一的生计。如果衡量可持续性的最终标准是经得住时间考验，那么狩猎采集便是人类史上最可持续的经济方式，科伊桑人则是成就最高的狩猎采集社群。如果将狩猎采集视作一种经济体系，其成功不容置疑。现代智人走出非洲，占领亚洲、太平洋群岛、澳洲，并最终占领美洲之时，便成了狩猎采集者。
很难想象，达·伽马航程开启的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时间竟能超过科伊桑人的狩猎采集经济的持续时间。对于气候变化的前景预测，有些人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人类已越过了逆转局势的临界线，且不可避免地走上崩溃的道路。一切都为时已晚，我们只能诉诸内心的诺亚（Noah），寄希望于方舟出现。但话说回来，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建立了宗教组织，其教义大多涉及末日预言。农业固然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人口数量的增长，但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农业社会面临的许多危险，狩猎采集社群亦无法想象。例如，牲畜可能携带病毒导致传染病暴发，农业歉收引发大规模的饥荒。人类具备的某些特质使我们拥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但这些特质也在我们的身体里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却又时刻压抑对此的认识。或许人类对末日降临的思索也不过是表达这种认识的方式罢了。
人类无法放下的末日预言，不过是从觅食者转变为生产者之时遗留在心中的隐忧。当前，在农业化、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三个进程的共同推动中，人类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这也使压抑在我们心中的危机感愈来愈强烈。
持续500年的经济增长和工业进步带来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这个代价不仅凸显了达·伽马航程的历史意义，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我们都是大航海创造的全球化世界的产物。明白了这些，达·伽马在海边遭遇的便不再是个小小的冲突，不再是全球化的宏大历史之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注脚，而是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或许，达·伽马在海边遇到的原住民身上“古老”的智慧能让我们解决一些新问题；或许，我们能像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祖先一样，学会满足于少量的简单需求；或许，我们可以借此逃离无限增长和快速膨胀的毁灭旋涡，拥抱凯恩斯想象的经济乌托邦。在这么漫长的历史中，如果人类都以狩猎和采集的方式生活，那么所有人身上都该留存着一些狩猎采集者的本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