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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
斯昆海德安置营（Skoonheid Resettlement Camp），1995年春
坤（//Eng）一刻也闲不下来，不是做针线，就是拿鸵鸟蛋壳做珠子。她把珠子穿成精美繁复的饰品卖给白人农场主。她还在棚屋后的沙地上开辟了园子，种上蔬菜，常常照料。安置营在干旱的沙漠里，只有坤能让沙地里长出蔬菜来。
坤是我的邻居，她是朱特瓦布须曼人
（Ju/’hoan Bushman）。有时天气热得做不成什么事，我只能躲在树荫下打盹，便会想入非非：如果坤这样的布须曼人和我出身一样，将会怎样？我觉得坤定会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衣着光鲜，精力充沛，令人赞叹艳羡。可现实中，坤住在卡拉哈里沙漠
（Kalahari）东部的安置农场，每日为生计操劳。她的衣衫尽是拼凑起来的破布——经她精心缝缀。
坤是数千朱特瓦人的一员。20万年前，现代人类甫一出现，朱特瓦人的祖先就开始在这一地区狩猎、采集。100多年前，白人士兵、农夫和官员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枪支、钻井泵、铁丝网和牛群，将这片沙漠据为己有。此后，卡拉哈里沙漠这一带的朱特瓦人和其他布须曼族群要想活命，就只能为白人农场主干活儿。可在农场主看来，朱特瓦人百无一用，是个累赘。坤所在的安置营现在住着200多个朱特瓦人。这地方本是个牧牛场，不久前政府将此地改造成安置营，坤和她的族群方才迁入。
安置营里头的人大多心满意足地坐等救济粮送上门来。其实救济粮的发放从来都拖拖拉拉，也从来都难以让人饱腹。可坤和他们不一样，她总是忙忙碌碌。某天午后，我与她坐在一起，忍不住问她为何如此卖力地干活儿。
“昆塔（/Kunta），我的孩子呀，我看你一向聪明，难道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坤唤着我的朱特瓦名字昆塔，反问道。
我不由得对她说，一年来她总是笑我蠢得难以置信，我看不透其中原委也在情理之中，故此还得请她多多解释。
坤语速很快，说话好似机关枪，突突突地冒出一连串啧音和辅音。朱特瓦布须曼人使用的昆语（!Kung）不仅含有大量啧音，还有很多气息婉转的送气音、声如咆哮的咽化音，此外尚有鼻化音和喉塞音，音调也起伏多变，语音复杂至极，堪称世界难懂语言之最。我为学习昆语，舌头和耳朵都颇受磨难。当时，我已基本掌握了发啧音的方法，但昆语表达仍不熟练，便请她用南非荷兰语
（Afrikaans）解释缘由。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卡拉哈里地区工作，发现当时朱特瓦人大多能说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
“他们就是一群懒汉！”坤提高了嗓门，“他们根本不明白，可现在不一样了，要生活就必须努力工作。”
坤从小所受的教导便是努力工作乃是美德。在她小时候，父母在农场做工，她就竭力适应农场的生活。当坤蹒跚学步时，父母分道扬镳，而且母亲还执意把她和弟弟带到另一个农场。此后不久，母亲突然过世，坤和弟弟辗转到了第三个农场，成了白人农场主两个孩子的玩伴。农场主的孩子平时在首都上学，回到农场时倍感无聊，于是几个孩子就这样玩到了一起。农场主很和善，却看不惯好吃懒做的人。而坤恰好不是这样的人，她精力充沛，不玩耍的时候就打理各种家务。
“我从小便爱干净，做事也有条理，”坤说道，“擦地板、擦家具、掸灰尘、洗衣服、做女红、熨衣裳等，这些都不在话下。我干活卖力，便有旧衣服、旧鞋子穿，也从没挨过饿。昆塔，我在农场学会了如何工作，也了解了白人如何生活。”
“但安置营里的布须曼人还是老脑筋，只会坐等曼杰提
（manketti）的果子从树上掉下来，或者盼着谁能碰上好运气，打只扭角羚（kudu）或大羚羊回来。”想到肚子里装满野味的情景，她便笑了起来，从我手中抢过抽了半截的香烟。
她猛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烟圈，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继续说道：“他们愿意等待，相信新政府会照顾大家，故此不必为食物发愁。他们也一直满腹怨愤，抱怨饿肚子，抱怨食物不够吃，就这样吵来吵去。可是就算挨饿，他们也相信总会有卡车送来食物，不愿干活。昆塔，你是知道的，食物不可能一直送来，你就等着看吧，总有一天他们会饿死的。但我不一样，因为我靠劳作养活自己，这是我从白人那里学到的道理。”
在我看来，坤对其他布须曼人的评价有失偏颇。安置营里并非所有人都两手一摊，穷困潦倒，只等着政府有限的救济粮。其实，和世界上所有人一样，斯昆海德安置营的朱特瓦人也受不了无聊的生活，受不了依附他人的无力感。许多人依靠酒精获得片刻安慰，借以忘记痛苦和饥饿。可酒精除了带来短暂的快乐，也滋生了暴力事件。有些人偷偷潜入白人的农场，猎取疣猪、禽类和跳兔（springhare），要是运气够好，还能逮到大个的羚羊；有人成为偷窃牲畜的老手；有人则因害怕农场主的猎枪和恶犬，只好出卖劳力，以在农场看管牛群、建造栅栏为业。在横穿沙漠的宽阔碎石路上，总有他们勤奋奔走的身影。但总的说来，谋生的出路非常有限，剩下的人别无选择，只能坐着等待。
如果坤知道我这么想，必定会骂我。关于她“懒惰”的邻居们饿得肚子咕咕作响却又总是坐以待毙这件事，个中原委，我和坤看法不同。我认为，布须曼人的贫困，既非因为懒惰，也不完全是命途坎坷。从他们的行为之中，可以窥探到其父母祖辈遗留下来的传统。白人来到此地定居之前，那便是布须曼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在大萧条最为窘困之时，远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人仍然坐等坚果从树上掉下来，静候长着巨大弯角的扭角羚踏上猎人埋伏的小路。而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在此时提出了一个经济问题。时至今日，这个问题非但未曾解决，反而愈演愈烈，越发复杂难解。布须曼人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解决这个日益迫近的经济困局则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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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冬，大萧条越发严重，欧美经济了无生机。一年前，股票市场崩盘，凯恩斯损失惨重，此时仍然忧心忡忡。也许为了说服自己危机会马上过去，凯恩斯发表了一篇颇为乐观的文章，题为《我们孙辈的经济前景》（
The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
凯恩斯在该文引言中写道：“我撰写此文……并非为审视现在，预测未来，而是要让自己把目光放远，插上翅膀飞向未来。”
凯恩斯的翅膀带他飞向的未来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迦南
（Canaan）圣地：未来是个技术革新、生产力提高、资本长期增长的“应许之地”，人类将进入“经济极乐”（economic bliss）时代。未来，每周人们只需工作15小时，其所有的物质需求就都能得到满足。人类不再埋头追求金钱和财富，将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获得更有意义的快乐，比如艺术、哲学、音乐、宗教和家庭。
凯恩斯并不确定人类是否能适应如此闲适的生活，但他相信待到孙子辈时，除非发生战争或天灾，人类定能实现如此盛世。他写道：“据我估测，100年后，不断进步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将提升至今天的4—8倍。”
凯恩斯成功预言了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核能、廉价塑料、通信和数字革命，各种创新层出不穷，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这些变化无不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称，1945—2005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但凯恩斯每周只工作15小时的设想未能实现——过去50年中，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平均工作时间从每周40小时，下降到每周30—35小时。这个降幅远低于个人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现代美国工人每周只需工作11小时，其生活水平就可与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相当。
其实，凯恩斯对此工时缩短的滞后早有预见。他认为，努力工作、创造新财富是人类的本能，要减少工作时间，最大障碍也是这种本能。故此，生产力和技术提高后，人们的工作时长并不会立刻减少，工时缩减会滞后于生产率的提升。
凯恩斯感叹道：“为生存而斗争……始终是人类最主要、最紧迫的问题，迄今为止仍然如此……人类天性的进化，包括所有的冲动和最深刻的本能，都是为了解决经济问题，这个道理再明白不过了。普通人的习惯和本能经由无数代人进化而来，数十年内想要放弃以适应新的生产力恐怕并不容易。”现在看来，凯恩斯的“恐怕”一词，或许用得太轻了。
凯恩斯精于投资，大萧条之后，个人财富迅速恢复，他却尖刻地批评为财富而求财富的人。在凯恩斯看来，要实现他描绘的经济乌托邦，人们放下贪念是关键所在。“迷恋金钱，贪慕财产，本质上是种疾病。这种病态和人类的其他恶习一样，半是犯罪，半是病症。若是遇见有人贪财之症发作，只能不寒而栗地交给精神病医生处置。”
凯恩斯的担忧不无道理。但倘若他活到今天，可能会发现人类根本无法克服追求财富的天性，发现自己当初的估计过于乐观。生产力固然增长了，可新事物也层出不穷。凯恩斯没有预见到，人类如此乐于消费自己创造的新事物。他还低估了一件事——（至少在物质层面上）没活可干的时候，人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创造出新的工作来。凯恩斯本以为经济学是理性的科学，面对上述问题，人们会从整体上做出理性的选择。故此一旦经济盛世来临，除了极少数不正常的人会“对金钱孜孜以求”，总的来说，人类将“享受富足”。凯恩斯也并未预见到，人类沉迷工作，竟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当前全球经济模式以资本增长为核心，可谓目光短浅。生产和消费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人类制造的垃圾也越来越多。凯恩斯虽对这一经济模式贡献颇丰，但恐怕也早在无意之间为环境恶化推波助澜。
其实，世界民族之中，经济最为落后的狩猎采集社群早已找到凯恩斯梦寐以求的应许之地。现代智人的历史不过20万年，每周工作15小时便是其间的常态。要是凯恩斯了解布须曼人的生活，对人类经济困局规模之大、成因之深刻，自会有一番新的认识。
凯恩斯自然无法超越其时代。他逝世30年之后，布须曼人的生活方式才为人所知。凯恩斯在世之时，定会觉得原始人掌握的技术太过简单，他们对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积累又一无所知，怎么可能解决他提出的“经济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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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狩猎采集社群并没有为生存做持久的挣扎和奋斗。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芝加哥大学是自由市场经济学派的大本营，这里的经济学家们都激烈地批评凯恩斯主义。
但这回对凯恩斯主义泼冷水的并非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而是研究狩猎采集社群的人类学家。当时，全球自成一体的狩猎采集社群已然为数不多，相关研究也是人类学的冷门方向。那年4月，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相聚芝加哥大学，举办了一场学术会议，并分享了采集自全球各狩猎采集部落的数据。当时的春天异常寒冷，凛冽的寒风将窗户吹得哗哗作响，参会学者热切的交谈却回荡在整个走廊之中。
这场会议影响深远，堪称人类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重要会议。会上发布的研究结果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也获得了公众的热切回应。当时，全球笼罩在“冷战”对峙的阴影下，同时，比“冷战”更冷的冰激凌
也流行起来，成为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的象征。此时的世界一片单调落寞，民众对新鲜事物充满渴望，故此人类学研究的冷门成果吸引了大众的注意。
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只有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社群兴趣浓厚——借此了解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前的生活方式。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普通民众对狩猎采集社会的了解，还停留在动画片《摩登原始人》
（
The Flintstones
）的水平，或者如以石器时代为故事背景的电影巨作《公元前一百万年》
（
One Million Years B.C.
）中描述的。那部电影中，拉蔻儿·薇芝
（Raquel Welch）身着皮草比基尼，成了经典的性感形象。
当时人类学家大多认为，狩猎采集社群数量稀少，堪称“活化石”。这些社群为了生存，必须和匮乏的物质生活做不懈的斗争。如果到了20世纪，这些狩猎采集者仍然坚持古老的生活方式，只能说明他们与世隔绝，周围尽是难以穿越的雨林、沙漠、海洋或连绵不绝的冰雪、苔原，无法接触到农业和工业创造的伟大变革。
参加芝加哥会议的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花费了数年时间，从全球各地搜集到最新的实地数据。研究表明，狩猎采集社群的生活并非以前所想的那般险恶，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
年轻的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博沙·李
（Richard Borshay Lee）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组织，而且在会上做了一场最有分量的报告。此前李刚从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边境地区返回美国，在卡拉哈里地区的朱特瓦布须曼人社群中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朱特瓦布须曼人在与世隔绝的卡拉哈里沙漠生活了数万年，学界视之为狩猎采集社群的典范。李的会议论文题为《狩猎者如何谋生：稀缺资源的利用方式》（
What Hunters Do for a Living, or, How to Make Out on Scarce Resources
），他挑战了此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卡拉哈里沙漠的朱特瓦人（当然也可推及其他狩猎采集社群）长期食不果腹，生存难以为继。李的论文指出，自然状态下的朱特瓦布须曼人的生活并没有那么艰辛，也谈不上野蛮，寿命也不像学者们想的那么短。
李分析了朱特瓦人摄入和消耗的能量，指出朱特瓦人适应了其生存的环境，除了打猎之外，还采集野生水果、坚果和蔬菜，日子过得还“不错”。李的结论是，朱特瓦人付出了相对少的劳动就过上了满意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朱特瓦人每周只要花费15小时就能获得所需的食物和营养。此外，他们每周花费15—20小时在那些勉强可以称为“工作”的家庭活动上。要知道，1966年美国工人刚刚开始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除了购物、打扫和修剪草坪等家务之外，成年人平均每周需要工作约36小时。与之相比，朱特瓦人的数据就显得非比寻常。
尚有参加会议的学者考察了其他地方的狩猎采集社群，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李的数据最为详细，而且朱特瓦布须曼人生活在全球最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之中，故此李的结论也最能让人信服。李认为，如果布须曼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都能过上好日子，那么其他生活在更富饶环境中的狩猎采集者肯定也能享受到类似的，甚至更好的生活。
当年，李并未过多阐释其结论的潜在意义。在他看来，能推翻一个流传甚久、已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已经足够。事实上，其研究之影响已远播于学术圈之外。毕竟长久以来，人们坚信现代智人只有通过才智、创新和劳作才得以脱离早期恶劣的生存状况，一步步地演进至今。而今，这个观点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最终，另一位参会的学者马歇尔·萨林斯
（Marshall Sahlins）阐述了上述发现的意义。萨林斯是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初级教授（junior professor），也算得上是芝加哥会议上的异类。当时，他虽是锋芒初露的学者，但对狩猎采集社会兴趣平平。萨林斯思想激进，又对经济学颇感兴趣。当时他正好读到一篇有趣的人种学论文，该文介绍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狩猎采集群体，其观点也与公认的主流相左，认为狩猎采集社群的生活并非困苦不堪。故此，萨林斯也来到芝加哥大学参会。
萨林斯对芝加哥会议的所见所闻很感兴趣，尤其被李的报告吸引。在芝加哥会议成果的基础之上，萨林斯尝试打破古典经济学这种“忧郁科学”
（dismal science）的禁锢，将狩猎采集社群从旧观念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萨林斯理论思想的发展紧紧围绕一个新的观念，即以狩猎采集社群自身的标准来看，他们生活“富足”。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当前，人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和创新才能实现富足，那么狩猎采集社群自认的富足又意味着什么？
萨林斯指出，“狩猎采集社群并没有为获取食物马不停蹄地辛劳奔波，他们断断续续地获取食物，闲暇的时间很充裕，劳动得比我们少，人均年白天睡眠量比任何别的社会形态都多。狩猎采集社群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我们少得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案例。”
狩猎采集社群获得基本的食物和有限的物质文化，便会满足，甚至乐在其中，这让萨林斯感到特别不可思议。他指出，狩猎采集社群的物质欲望很低，有限的技术和不太费力的劳动即可让他们满足，这正是他们的幸福之道。萨林斯分析道，狩猎采集社群获得幸福的方式很简单，他们从不觊觎未曾拥有的东西。换句话说，狩猎采集社群不受奢望的束缚和驱使，故此容易满足。萨林斯把狩猎采集社群称为“原始富足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称其经济方式为“原始富足”（primitive affluence）。这两个术语朗朗上口，准确地概括了狩猎采集社会的状况。
原始富足（即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的理念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梦”鼓吹资本力量和工业发展，尤其倡导民众通过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劳作，缩短个人物质渴望和有限财富之间的差距。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
（counterculture movements）席卷美国，萨林斯运用这场运动的口号将狩猎采集者描述为精通“通往富足之禅道”（Zen road to affluence）的大师。在萨林斯口中，狩猎采集者虽然“生活水平低，却享受着无与伦比的富足”，他们似乎并不在意物质财富，与自然和谐相处，成员彼此平等，社会关系简单，没有奴役关系。看起来，要是有人能像布须曼人这样成为“生活在当代的人类祖先”（our contemporary ancestors），便能远离尘世纷扰，整天生活在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
般的欢乐氛围之中。
狩猎采集社群是人类进化的起点，这个观念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狩猎采集社群的生活方式契合人类本性。理查德·李指出，直至1万年前，狩猎采集社群的生活方式“依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
，故此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必定有狩猎采集者的影子。现代灵长类动物学之父舍伍德·沃什伯恩
（Sherwood Washburn）曾说：“要了解人类的起源，我们必须明白男人是狩猎者，女人是采集者。”
狩猎采集生活也和当代关注的其他问题有所呼应，如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和平运动和反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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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的“爱之夏”（summer of love）嬉皮士运动
期间，原始富足观念的影响跨出了学术圈，引发了公众的注意，这本就不足为奇。原本，欧美被塑造成人类的先锋，将引领世界走向更宏大、更美好的未来。但当时的反主流文化创造了一套听起来让人信服的理论去挑战这种传统的观念，原始富足便为这场反主流运动所用。
但是，与所有为大众所熟知的学术观念一样，原始富足从此有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概念为西方民众运动注入了新能量，如保护原住民运动和环保运动，时至今日，这些运动依然充满活力。有人厌恶西方的消费文化，探寻激进的替代方案，原始富足则成为他们灵感的源泉。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了两本有关布须曼人的著作，促使原始富足的概念进入大众的视野。第一本著作是劳伦斯·凡·德·普司特（Laurens van der Post）的《卡拉哈里的失落世界》（ The Lost World of the Kalahari ），出版于1958年。第二本是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的《与世无争的人》（ The Harmless People ），出版于1959年。这两部书成为有史以来最为畅销的人类学书籍，至今仍被不断重印。
这两部著作都以抒情的方式描绘了布须曼人的生活。书中的生活方式既神秘遥远，又引人入胜，仿佛远在天边，却又近在咫尺。凡·德·普司特眼中的布须曼人是务实的神秘主义者。他们既是灵魂猎手，又是求雨的巫师，拥有生杀予夺的力量。但书中错误百出，满是荒唐的见解，奇思和幻想也都毫不掩饰。普司特根本辨不清复杂的布须曼族群和语言。书中所述布须曼人的宇宙观、社会组织、狩猎习俗和生活方式均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甚至很难想象普司特的有生之年，这本书竟躲得过批评和审查。普司特笔下的布须曼人，不过是一张无声的画布，任其将自己对世界的想法描绘上去。可是，普司特写作的技巧确实高明，这才让这部作品久盛不衰。
相比之下，《与世无争的人》更符合事实。作者伊丽莎白的父亲劳伦斯·K.马歇尔（Laurence K. Marshall）是美国工业巨头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的创始人之一。磁控管发明后，雷神公司拿下了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的合同。“二战”期间，雷神公司依托该技术为盟军生产了大量雷达设备，并将之投入战场。战争结束后，磁控管技术又被雷神公司用在了另一个不太起眼的设备上，从而发明了微波炉。对公众来说，微波炉可比雷达有用得多。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马歇尔已经积累了充足的财富。他放下工作，花费巨资，带着家人开始了长达10年的探险和度假。
马歇尔一家的目的地，是纳米比亚（当时还叫“西南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之中的尼耶（Nyae Nyae），非常偏远。当时传闻此地有“野生”的布须曼人出没，马歇尔一家便欲到此记录野人的生活。10年之中，他们曾多次前往尼耶，时间最长的一次，在那里住了18个月。一开始，马歇尔想要雇用一位人类学者做向导，但并未找到合适的人选，于是他的妻子罗娜（Lorna）担任了这个职责。罗娜很适合做人类学研究，后来成为20世纪最受尊重的民族志学者之一。但马歇尔家的孩子伊丽莎白和约翰显然比母亲更出名。约翰从事电影工作，伊丽莎白则长于写作。她撰写的《与世无争的人》甫一出版，便成了畅销书。如果说普司特的书中满是抒情的幻想，那么伊丽莎白作品的魅力则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这种由真实经历产生的亲密感，也反映了罗娜在民族学研究上的严谨精密。
伊丽莎白和普司特的作品大获成功之后，《时代》（ Time ）杂志受芝加哥会议启发，在1969年7月刊上以《原始富足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为题，发表了一篇有关布须曼人的专题报道。
“想象一下，有这么个社会，每周工作时间很少超过19小时，人们把物质财富当成负担，大家的财富水平也都不相上下，”作者欣喜地写道，“失业率倒是很高，有时甚至达到40%，不过失业的原因倒不是好吃懒做。大家都认为，只有体格健全的人才应该工作，可一旦生活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也就不必再继续工作。此外，那里的食物相当丰富，易于采集，人们和平相处，自在生活，过着幸福稳定的日子。”
“这等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不出所料，公众的兴趣重新点燃了学界对狩猎采集社群的兴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大批人类学青年学者争先恐后地寻找“新”的狩猎采集社群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巨轮滚滚向前，很多狩猎采集社群已经改变了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人类学家想要寻找“真正的”狩猎采集社群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跋涉于北极苔原，探路于赤道森林，行进在非洲沙漠的腹地。所有这一切，都为找到仍然与世隔绝的族群，探寻狩猎采集社群原始的生活状态。而非洲南部的各个布须曼社群，则持续不断地接待着一拨又一拨奇奇怪怪的人类学者。这些学者主要来自美国，也有英国、加拿大、德国、葡萄牙、南非、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学者。仅哈佛大学卡拉哈里研究小组（Harvard Kalahari Research Group）就先后派出过11名研究人员，前往理查德·李研究的朱特瓦社群开展实地考察。从某种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人类学家探索“失落世界”的最后时刻。
接下来的20年里，所有散布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须曼社群都享受、经受、忍受着不速之客的造访。人类学者架起相机，带着笔记本，用无休止的提问包围了研究对象。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除了再次证实李的发现之外，便是探究布须曼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除了亲属关系、宇宙观念等传统人类学选题，还有植物知识这样的新课题。例如，有学者研究布须曼人萨满习俗的效用、布须曼人“严格”的平等主义（fierce egalitarianism），还有研究关注布须曼人对物质财富的明显蔑视——在布须曼人看来，物质不过是确定社会关系的手段。再后来，学者们还热衷研究布须曼人如何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种种挑战。
一方面，原始富足的乌托邦愿景激发了《时代》杂志编辑和读者的无穷幻想；另一方面，现代布须曼人的生活现实却日益严峻。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的矛盾越来越无法弥合。卡拉哈里正经历着快速的变化。在那里工作的人类学者也孜孜以求，试图将自身在朱特瓦人等布须曼社群的所见所闻和《时代》杂志塑造的天堂乐土整合在一起。
不过学术界向来追求新鲜的思想，标新立异的见解往往更受青睐，被反复重申的旧识则毫无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原始富足的观念也已成为“既定观念”，结果很快就要“失宠”。一些人类学家提出质疑，认为狩猎采集社群想要满足温饱，付出的劳动远超理查德·李等学者的测算。还有人认为，李研究的布须曼人实际上不是独立的狩猎采集社群，而是成熟政治经济体系里面破产的农夫，故此李采集的原始数据存在问题。这个政治经济体系以牲畜为主要支付手段，覆盖了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及其边缘地区的所有族群。以哈佛大学的卡拉哈里研究小组为代表的人类学者也遭受了批评，有人认为他们没能正确理解布须曼人与该地区其他族群的历史关系。公元后的2000年间，南部非洲的某些地区不断受到放牧民族的殖民，对这一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考古和历史证据表明，有些放牧民族曾长期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地区，早在19世纪就有商路经过此地。而以往的学者则认为这一带与世隔绝，直到20世纪中期方才开始与外界接触。
这些批评不啻一盆冷水，浇灭了流行文化对原始富足的种种浪漫幻想。其后不久，学界发生了一场“卡拉哈里大辩论”（Great Kalahari Debate）。原始富足的批评者与拥护者一样，常常过度阐释自己的案例。理查德·李等学者认为，反对原始富足的学者牵强附会，编造数据，以论证自己的观点。两派的争辩旷日持久，甚至演变成领袖学者间的人身攻击，最终酿成持续近10年的个人宿怨。而双方始终争执不下，没有定论。直至世纪之交，遗传学家的研究才为这场持续了近20年的争论画上句号。他们发现，朱特瓦人隔绝于世的程度比以往研究者的设想更甚，将朱特瓦人看作贫穷的牧民根本就站不住脚。
这场论争最大的危害是让人类学者忽视了原始富足假说最有价值、最吸引人的部分，而将注意力转移到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布须曼人等狩猎采集社群难免有陷入饥馑和贫困的时候。有些布须曼社群（如生活在卡拉哈里中部的布须曼人）也并不如学者所想的那样完全与世隔绝，只有部分布须曼人的社群完全与外界隔绝。然而，这些事实并非问题的关键。布须曼人带给我们的启示正在于其应对匮乏生活的轻松态度。他们深谙生活之道，从不纠结外面的草地是否比自家的更绿。鉴于卡拉哈里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外面的草地无疑更绿，但布须曼人依然定居在这里。
原始富足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表明凯恩斯提出的“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这一物种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而是直到人类祖先放弃了觅食生活，成为农民开始生产粮食之后方才出现。从漫长的人类历史看，凯恩斯所说的“经济问题”不过是相对较近的现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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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非洲布须曼人的故事浓缩着一部现代智人的历史。故事要从智人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首次出现讲起，一直延续到农业革命及之后的漫长岁月。布须曼人的故事并不完整，由考古学、人类学和新兴的基因组学研究的成果如碎片一般拼凑而成。这些支离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向我们展示了狩猎采集社群如何成为凯恩斯经济乌托邦的载体，同时也揭示了农业出现之后，人类如何受“经济问题”困扰，以至于被其左右了命运。
纳米比亚的朱特瓦人是个特别的布须曼族群，是布须曼故事的核心。在朱特瓦人的语言中，Ju指“人”，/hoan意为“真实”，合在一起的“朱特瓦”（Ju/’hoan）便是“真实的人”或“真正的人”。
现在，全球有8000—10000名朱特瓦人，其中约2/3生活在纳米比亚，其余的就居住在国境线另一边的博茨瓦纳。两国的边界从北到南将卡拉哈里沙漠一分为二。朱特瓦人只占南部非洲布须曼总人口的10%左右，却是本书的主角。一方面，在所有布须曼人社群之中有关朱特瓦人的资料最为丰富，恐怕在20世纪人类学研究的所有狩猎采集群体之中也难以找出第二个与之比肩；另一方面，纳米比亚有一南一北两个朱特瓦人社群，经历和遭遇截然不同，能充分反映狩猎采集社群与外界接触的某些重要特征。
北部朱特瓦人居住在尼耶，可说是最为与世隔绝的布须曼社群，直到20世纪中叶才为外界所知。故此，无论是劳伦斯·K.马歇尔的探险队，还是理查德·李的重要研究，抑或是许多其他人类学研究，都将北部朱特瓦人作为重点对象。马歇尔和李研究朱特瓦人的早期成果就细致入微地记录了这些狩猎采集者独特的生活画面。马歇尔的探险结束后，外界的探访者纷至沓来，狩猎采集社群的生活经历了巨变，许多后续研究记录下朱特瓦人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此外，尼耶的朱特瓦人对世代居住的相当一部分土地保有着实际控制权，故此在纳米比亚布须曼人中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现在虽然有些成员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但尼耶的朱特瓦人社群仍然延续着狩猎采集的传统。而这样的狩猎采集社群在现存的布须曼人群体中已然不多。
南部朱特瓦人也称克肖基西人（=Kxao//eisi），和尼耶朱特瓦人关系密切，使用相同的语言。虽然他们与尼耶的北部朱特瓦人有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但两个社群在近代的遭遇迥然不同。20世纪初，南部朱特瓦人成为殖民侵略的受害者。马歇尔夫妇踏上旅程前往尼耶之时，大多南部朱特瓦人已被抢走了土地。殖民者视他们为“丛林动物”，强迫他们接受驱使和奴役。
在人类现代历史上，朱特瓦人经历的巨变速度之快可谓前所未有。他们本来是关系密切、与世隔绝的狩猎采集社群，转眼却沦为边缘化的少数民族，在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中挣扎求生。快速的变化令朱特瓦人倍感困惑，却也给了他们特殊而短暂的双重视角去洞察这个现代世界。朱特瓦人和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却又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但又被排除在外，无法充分参与其中。他们的心智还停留在狩猎采集生活的阶段，身体却已卷入了现代化的滚滚浪潮。
尽管有时会让人不适，但这种双重视角生动地展示了觅食文化和生产文化（如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双重视角还揭示了时间观念如何塑造我们的经济思维。为什么我们对名人和领导力如此着迷，却又乐见他人登高跌重？为何只有自己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才会强烈地反对不公？朱特瓦人的视角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珍视的是什么，为何要珍视以及如何珍视这些事物。朱特瓦人的视角也让我们思考该如何理解富足、满足和成功，如何定义发展、成长和进步。今天，我们坚信工作决定了生活的节奏和意义，定义了我们的身份，最终让我们具备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而朱特瓦人揭示了当代经济行为和文化观念（如我们对工作的理解）实际上不过是人类从狩猎采集社群过渡到农耕社会的遗存，这一视角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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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卡拉哈里的缘分始于1992年。当年，我自告奋勇成了一名志愿者，参与了博茨瓦纳的一个小型布须曼人发展项目。当时的我一无所知，恐怕没有帮上什么忙，反而添了很多乱。但3个月的志愿服务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在分别的时候，我答应会尽早回来。后来，我果然以博士生的身份再次深入布须曼人社群。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布须曼人在博茨瓦纳的族群中地位最低，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们。当时，博茨瓦纳发现了两个全球储量最为丰富的钻石矿藏，政府也在积极反腐败，所以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但是钻石财富的受益者主要是博茨瓦纳的优势族群，而布须曼人则被看作落后的“原始人”，甚至他们的存在都让国家蒙羞。
博茨瓦纳政府很有些家长式作风，该政府以布须曼人的发展为工作重点，决定将尚在“丛林”生活的布须曼人“安置”到更为集中的定居点。定居点的布须曼人将享受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和学校教育等其他公共福利。时任博茨瓦纳总统费斯图斯·莫哈埃（Festus Mogae）在2002年的一番讲话颇能代表这种官方立场。莫哈埃指出，布须曼人是“石器时代的生物”，“要是再不改变，就会像渡渡鸟一样灭亡”。由于博茨瓦纳政府对外界的批评很敏感，因此不愿接受人类学家入境进行田野调查。故此，我实地开展博士研究的申请并未获批。
如此一来，我只好转向纳米比亚。
1990年3月，纳米比亚结束了长达20年的解放战争，摆脱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并获得了独立。其后5年间，仿佛半个世界都欢聚在这个新生的国度。来自全球各地的援助工作者、外交官和慈善组织纷纷涌入，欢呼雀跃，热情洋溢地投入工作，这让其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一改往日寂寥沉闷的形象。1994年，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我向纳米比亚政府递交了田野调查的申请，并顺利获得了批准。
我的目标是寻找一个人类学家尚未研究过的布须曼人社群。于是，我向东进入了纳米比亚的奥马海凯区（Omaheke Region），来到斯昆海德，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斯昆海德是个新建立的“安置农场”（resettlement farm），用以安置因种族隔离制度失去土地的布须曼人。当时，白人农场主和赫雷罗（Herero）牧民占领着奥马海凯全部的土地，只有在斯昆海德，朱特瓦人方能独立生活。
抵达斯昆海德后，我结识了朱特瓦人克阿克艾·弗雷德里克·朗曼（!A/ae“Frederik”Langman）。克阿克艾自学了读写，有个大家庭：妻子叙安娜（Xoan//a）、4个子女及其配偶，还有孙辈。一大家子共用一个火堆，我则在他们的火堆旁边扎了营。一个月后，叙安娜给我起了个朱特瓦名字“昆塔”，因为他们的长子也叫昆塔，但生下来没多久就夭折了。
奥马海凯的朱特瓦人大多有两个名字：一个南非荷兰语名字，如弗雷德里克·朗曼（Frederik Langman）；一个传统朱特瓦名字，如克阿克艾（!A/ae）或昆塔。最初，农场主们读不出朱特瓦人的名字，便给他们起了南非荷兰语名字。时间久了，朱特瓦人便将这些名字用作姓氏。与农场主、政府官员打交道时，朱特瓦人就用南非荷兰语名字；但在社群内部，他们只用朱特瓦名字称呼对方。
狩猎民族一般在起名上格外用心，名字背后往往有一段故事，许多美洲原住民便是如此
。朱特瓦人则不同，大约只有150个常用名字。只要有10个朱特瓦人凑在一起，就可能有几个人同名。朱特瓦人认为，名字的联结甚至超越了直接的生物学关系。我叫昆塔，那么所有叫昆塔的人，比我年长的就是祖父，比我年轻的就是孙子；所有叫克阿克艾的人，年长的就是父亲，年幼的就是儿子；所有叫叙安娜的人都是我的母亲或女儿。
朱特瓦人的亲属和姓名关系可分为两类——“玩笑”关系和“尊重”关系，两者都蕴含着一整套明确的期望和义务。顾名思义，玩笑关系比尊重关系更有意思。父母、姻亲属于尊重关系，而玩笑关系则是同名关系，例如祖父母、孙子女、舅甥等，所有同名的人都是玩笑的亲戚，依年纪称为“祖父”（!U’n!a’a，即朱特瓦语“大名”）或“孙子”（!Uma，“小名”）。玩笑关系颇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建立了玩笑关系的人，常有粗俗的戏谑、快活的调侃，这一关系也可用于公开表达爱意。尊重关系则要认真对待，彼此的义务清晰明确，藐视义务则会招来别人的指指点点。
朱特瓦人的上述关系，使个体能在各处找到“亲戚”，在不同的游群（band）之间轻松流动。来访的人类学者只要不是个遭人厌弃的混蛋，在朱特瓦社群中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便都有了朱特瓦名字，到哪个族群都会受到热情接待。
有了朱特瓦名字后，直到1996年返回英国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除了以斯昆海德为大本营开展工作，还在奥马海凯四处探访，甚至去了更远的尼耶。所到之处的朱特瓦人，对我都十分热情。
离开斯昆海德13个月后，我又返回了纳米比亚。此后20年里，我在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各处游历，布须曼所有主要的社群，都留下了我工作的足迹。例如，郭克韦克霍伊人（G/wikhoe）所在的博茨瓦纳卡拉哈里中部野生动物保护区，海阔姆人（Hai//om）所在的纳米比亚埃托沙国家公园。多年来，虽然我探访了一个又一个布须曼人社群，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但与奥马海凯、尼耶的朱特瓦人始终保持着联系，关系也越发密切。我始终没有忘记，1994年初到纳米比亚之时，是他们接纳了我这个异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