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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已经站在了创新和全球竞争的最前线：在通信、芯片、人工智能等领域，走在创新前列并与国际巨头展开竞争的是华为公司、科大讯飞等民营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正与特斯拉在全球抢占市场份额的是比亚迪和蔚来、理想、小鹏等民营“造车新势力”；在锂电池领域，民营企业宁德时代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36%；在光伏领域，隆基绿能等中国民营企业保持着全球两大主要赛道的电池效率冠军地位；在互联网领域，Temu、CapCut、Tik Tok、Shein等来自中国的App常年占据美国下载排行榜前列；在生活服务领域，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发展出来的O2O（Online to Off line，线上到线下）模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有大量的民营企业活跃在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的创新赛道，同样为中国经济提供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在新时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也遇到了挑战，如赶超式创新阶段临近尾声，“无人区”创新方向不明，逆全球化现象加剧，创新的外部环境出现不利变化，创新门槛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资源和创新人才均不足，等等，导致部分民营企业对创新出现畏难情绪。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全社会对民营企业的创新贡献及其报酬的评价偏低，对除了芯片等卡脖子技术之外的其他各种创新认可度不高，甚至对商业模式创新持否定态度等社会舆论氛围，也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只有让全社会对民营企业的创新贡献有更充分的认识，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创新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推动提高创新报酬，才能推动民营企业更多地投入创新活动，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民营企业在我国社会研发投入占比达78%，集中了全社会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创新的“顶梁柱”。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卓越代表，华为公司从固定电话程控交换机开始，坚持在通信领域持续投入，不断跟踪国际产业发展的最新进展，逐渐从跟跑者变成5G技术领域的全球领跑者，带动了国内数千亿元的相关投资，推动工业互联网等相关领域快速发展。在遇到美国打压的情况下，华为坚定扩大研发投资不动摇，3年研发投资超过4400亿元，终于在高端芯片、鸿蒙操作系统、ERP软件、基础数据库等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让美国的制裁措施落空，还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创造了很多的基础性创新成果，2023年9月，华为成功推出Mate60 Pro手机，打破了美国的严密封锁，大大地提振了中国经济的信心。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从生产电池开始介入新能源产业，在全面掌握了传统汽车生产技术以后，将电池、电机、电控技术与汽车技术结合起来，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领军企业。比亚迪研发的刀片电池技术、超级混动技术、“易四方”四电机驱动技术、八合一高效电驱总成技术、汽车超柔性生产制造技术等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同时比亚迪还在车规级半导体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企业，拥有从芯片设计、晶圆制造、模块封装与测试到系统及应用测试的全产业链一体化研发生产能力，其IGBT芯片和SiC器件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除了比亚迪，宁德时代在电芯、模组、电池包、BMS等各细分领域均拥有多项核心技术，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电池的全球领跑者。在光伏领域，隆基绿能从2021年到2023年，先后14次刷新太阳能电池效率世界纪录，是目前硅太阳能电池转换最高效率26.81%的缔造者。
在家电行业，中国企业年新增专利数量从2010年的45355件，增长到2020年的348922件，增幅达669%,2022年中国的家电专利申请量占全球家电专利总申请量的67.34%，其中民营企业的贡献厥功至伟，在全球家电行业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10的申请人中，有海尔智家、美的集团、海尔空调、九阳股份、老板电器等5家中国民营家电企业，其中海尔成为行业专利占比超过60%的冰箱创新之王。
在互联网和信息产业，阿里集团不仅打造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而且在云计算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时就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研发资金，阿里云成为全球领先的云计算技术平台，不仅能够应对自身电商平台58万笔/秒的交易处理需求，而且为铁路12306订票系统提供技术支持，解决了春运等高峰时期网站崩溃或交易延迟的问题，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被授予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两项国家大奖。
由“80后”民营企业家张一鸣创立的抖音集团已经实现了国际国内双轨运营，凭借其独特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内容推荐”技术，国内版抖音软件用户数超过8亿
，国际版Tik Tok软件日活跃用户数超过10亿
；拼多多的海外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旗下的Temu App在2022年圣诞假期的购物旺季全美下载次数达1300万次，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应用程序之一。
来自中国的Tik Tok、Temu、CapCut、Shein等App常年排在美国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排行榜前列，这些创新的软件成果全都来自民营企业。
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研发投入前1000家的民企研发费用总额达1.08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38.58%，占全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50.16%；同比增长23.14%，增速比全国高8.5个百分点，比全国企业高7.9个百分点；平均研发强度为3.00%，同比增加0.14个百分点，比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0.56个百分点。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民营企业研发投入”榜单上，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浙江吉利、美团、蚂蚁科技、比亚迪、京东、小米、宁德时代等企业位居前10，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大于10%的500强企业有8家，较上年增加2家；占比在1%～3%的企业数量为130家，较上年增加12家；占比在3%～10%的企业数量为78家，较上年增加4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10的公司名单中，华为、腾讯、OPPO、vivo、百度等民营企业占据了一半的席位。这些事实和数据都证明，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中国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和“顶梁柱”。
在创业过程中，民营企业面临着比国有企业更高的要素成本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降低成本获利的空间越来越小，只用通过创新才能杀出一条血路，在市场上生存和发展。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家创新、创业的动机，更多来自强烈的事业心和自我实现的愿望，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创业更多是出于一些“非享乐主义”的动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创办企业往往是为了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等等。
中国民营企业在创业创新过程中，没有行政垄断权，更没有垄断资源优势，要想在市场上生存、发展，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生存的压力和发展的渴望，推动民营企业不断尝试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爱拼才会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创新过程中，自筹资金、自主决策并自行承担创新的成本和失败的风险，为自己的经营结果负责，随时根据市场需求、技术可能和消费者口味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展开创新活动，因此拥有足够大的创新空间。绝大部分中国民营企业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没有国家信用担保，没有财政资金支持，直面市场风险，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甚至企业家多年奋斗的成果付诸东流，因此必须将高度的冒险精神与高度的谨慎决策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创新赛道上的胜出者。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原动力，就是不甘人后，立志将中国产业发展推向世界高端的产业愿景和家国情怀。例如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就曾表示：“国家需要什么，比亚迪就生产什么。”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也曾说：“如果让中国的一个产业成为全球引领者，仅有一家企业‘风光无限’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理论研究、材料、技术应用、设计、生产制造及产品应用等全产业链实现技术超越，才能构建起该行业在全球的引领地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曾表示，“随着中国即将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将加快，我们不仅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要走向世界，肩负起民族振兴的希望”“华为要在技术上努力达到很先进、为人类提供最尖端服务的目标”。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是在“模仿”“抄袭”中发展起来的，没有创新的能力，也没有创新的动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创造一种世界上原本不存在的产品或者服务，可能带来很大范围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从而对行业甚至整个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我们称之为“原发创新”。原发创新的确需要深厚的技术积累、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乔布斯发明iPhone就是一个成功的原发创新案例，这一原发创新甚至改变了全球的产业格局。然而，中国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将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出现的原发创新移植、复制到本国、本地区的跟随式创新，对于推动生产力的提高、改善人民生活也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营企业通过承接国际转移的产能和订单，逐渐学会生产服装、家电和汽车等工业品，为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为下一步的创新打下了基础。例如，联想从电子产品的贸易开始，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生产商，尽管它没有像iPhone那样的重大原发创新，但从为中国市场带来个人电脑这一创新产品，以及为中国电脑产品找到国际市场这两个角度来说，联想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创新企业。
更重要的是，在长期跟随式创新的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家也培养了自己的创新能力，逐渐从跟随式创新向原发创新转变。例如，比亚迪从模仿日本企业生产电池开始，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电池生产和研发能力，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企业之一。同时比亚迪还从传统燃油汽车入手，逐步建立了燃油汽车到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研发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王传福作为企业创始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名技术专家出身的企业家，王传福高度重视技术开发，认为“只有掌握核心技术，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只有战略先人一步，跨入高门槛行业，才能赢得发展优势”。
由于比亚迪在电池、电机、电控、芯片等新能源汽车关键基础领域持续研发，还邀请了国际知名的设计师进行外观、内饰设计，大大提升了产品的设计水平和定位。通过研发、设计、品牌等关键领域协调发力，比亚迪不仅是国内新能源汽车销售冠军，而且名列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第一名。国产品牌乘用车能够定出100万元以上的单价，并在两天内预售超过1.3万辆，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但比亚迪推出的仰望U8新能源汽车做到了。
巴菲特的老搭档、伯克希尔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向《财富》杂志如此描述他眼中的王传福：“这家伙简直就是爱迪生和韦尔奇的混合体，可以像爱迪生那样解决技术问题，同时又可以像韦尔奇那样解决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儿”。
实践证明，只有那些重视创新，敢于在研发上投入并不断总结经验提升研发能力的企业，才能成为市场上的常青树。华为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常年在10%以上，在遭受美国全面制裁的情况下，2022年研发投入超过1600亿元，占全年收入的25.1%，处于历史高位，10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接近1万亿元。持续的投入获得了丰厚的回报，2012—2022年，在遭遇外部制裁和打压的情况下，华为的营业收入从2202亿元增长到6423亿元，净利润从156亿元增长到356亿元，其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创新。
除了技术和产品创新，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中国民营企业家在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方面的创新都走在了全球前列。
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等技术出现以后，美团、饿了么等中国民营企业将这些技术组合起来，推出了生活服务App，把消费者与遍布大街小巷的餐厅、超市以及家政服务公司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生活服务消费模式，这也是一个重大创新。据中金公司2022年7月2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同城零售：巨头交汇，渗透率有望速度提升》统计，2023年中国零售O2O平台交易规模预计将超过3500亿元。
4G和5G网络出现以后，通过移动互联网传输高清晰度的视频已经不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直播平台，面对面的网络视频直播成为可能。在视频直播技术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在抖音和快手等平台上推销商品（直播带货）、可以传授知识（直播教学）、可以表演歌舞演奏等才艺（直播演出），甚至可以招聘员工（直播招聘），这些新做法为传统服务找到了新的业态，也是一种创新。随着人工智能、AR/MR等虚拟现实技术和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发展，未来很多的服务还可以用新的技术再发明新的业态，因此业态创新的空间非常广阔。
2012年初，深圳大疆公司创始人汪韬将直升机的飞行控制技术，运用到德国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定型的电动四旋翼无人机上，并将数码相机的功能嫁接进来，推出了小精灵Phantom一体机，成为一台“会飞的相机”，由此彻底打开了四旋翼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创新空间。大疆无人机将电影级别的航拍成本降低到普通人可以承受的水平，高山、峡谷、大厦、海洋和沙漠腹地等以往需要用直升机并花费高昂成本才能拍摄到的景色，普通人运用无人机就可以轻松拍摄，创意摄影摄像成为大疆无人机的最主要应用场景。除创意摄影摄像之外，大疆无人机的很多行业应用场景都是用户自己找到了工具与工作之间的新连接点，从而推动了行业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创新。从创意摄影到植保、消防、巡检、搜救……大疆与用户一起展开应用场景创新，创造了无人机行业的全球第一，大疆目前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已经超过80%。
新体验是创造软价值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米哈游和养元饮品都是产品创新与体验创新相结合的成功范例。米哈游创业的起点只有10万元，前身是上海交通大学三名研究生蔡浩宇、刘伟和罗宇皓在宿舍里成立的游戏工作室。作为二次元游戏资深爱好者，三位创始人既懂得怎样用文化打动游戏玩家的情感，也深谙如何运用科技手段提供流畅完美的体验。米哈游的系列游戏作品都大量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元素，同时还在卡通渲染技术、动作捕捉数字技术等领域拥有数百项专利，《原神》甚至成为苹果公司展示iPhone硬件性能的样本游戏作品。国外专业玩家也认为，《原神》有着极为出色的战斗系统，同时其开放世界所呈现出的探索感是非常优秀的。自2020年9月发售以来《，原神》全球累计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0亿美元，2022年全球总收入名列第三位，目前米哈游公司来自海外的收入超过60%。
在“六个核桃”面世之前，消费者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并不存在。1997年，在基本没有核桃资源的河北衡水，从衡水老白干集团生产处长岗位下海创业的姚奎章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核桃乳企业，并且在短短几年内就做到了销售额近百亿元的规模，成为当地纳税第一的民营企业。“六个核桃”出现以后，“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成为脑力工作者和学生在疲劳时的自然联想，建立起了大脑营养饮品的“国民级”产品群体认知和数亿人规模的认知群体。目前创造出“六个核桃”的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发展核桃种植面积超100万亩，精准扶贫惠及原料产地农户逾十万户，带动了上游罐装、钢材等饮品包装和材料行业，下游上千家经销商等产业环节共同发展，创造出植物蛋白健脑饮料的新需求、新蓝海。
在熊彼特看来，如果停止创新，也就丧失了企业家的身份。他曾经说过，“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来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讲的阶级”“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一直在绞尽脑汁地进行创新活动，他们不仅符合广义企业家的概念，也符合熊彼特所说的狭义企业家的概念，创新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灵魂。
由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较短，使得中国民营企业一方面具备极强的创新动力和创新勇气；另一方面在技术积累、人才储备、资本充足和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把握方面，还存在不少的短板，甚至在经济下行阶段出现了创新意愿减退的现象。高度重视企业家的创新报酬，激励民营企业家的创新意愿，对于激发中国经济活力，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有很强的创新动力，但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产业转型发展、个体条件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当前也正在面临创新方向不明、创新能力不足、创新资源不够、创新人才缺乏、创新机制不灵等多方面的挑战，甚至出现了创新意愿减退的现象，其深层次原因值得高度重视。
第一，走过赶超式创新阶段，“无人区”创新方向不明。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民营企业主要开展“跟随式创新”，创新方向非常明确，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成果，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使之成为本土的创新成果。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制造业的绝大多数领域已经与全球先进水平并跑甚至领跑，数字经济等新经济领域同样以“跟随式创新”的模式打完前半场，后续正在进入任正非所说的“无人区”，空间有多大，方向在哪里，都需要企业家自己去探索。
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曾说：“中国企业若要突破原有的技术固化藩篱，就需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敢于超越的勇气，尤其在面对新技术方向和路线选择时更要审慎而行，谋定而后动；同时，在技术战略上要有长期的战略定力，勇敢迈入技术创新路上的‘无人区’。”
第二，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改革开放40年，正好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40年，中国不仅获得了发达国家的产能转移、技术转移，而且在加入WTO之后获得了全球的广阔市场，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面临着比较友好的创新环境。当前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外源性技术供给减少，地缘政治、贸易战和出口对象国的通胀等因素导致市场需求不确定性上升，外部创新环境已经大不如前。
第三，创新门槛提高，民营企业创新资源不够。工业化阶段的创新资源主要是技术和资本。在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创新的门槛较低，外源性技术供给充裕，对资金的需求也较少，很多大企业起家时的投资不过数十万元。进入新时代，创新资源更加多元化，所需技术的数量和难度大幅提升，创新所需要的资金规模往往需要以千万甚至以亿计，普通民营企业难以通过自身积累或筹措达到这种规模。另外，新形势下创新还需要流量、数据、算法等新资源，目前不仅外源性技术供给存在“卡脖子”，数据资源也掌握在政府部门和少数头部企业手中，流量资源由少数平台企业控制，算法掌握在少数大企业和技术专家手中，对于一般民营企业来说，创业的门槛大大提升，而资源的可得性明显降低。
第四，面向未来的创新人力资本不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已经建立了与工业化基本配套的教育体系，随着高校扩招，中国的理工科人才培养规模全球第一，工业化人才供给充沛。进入新经济时代，创新不仅需要工程师，还需要程序员、架构师、设计师甚至编剧、导演和心理学家，同时新经济创新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个人经验、情商甚至感受等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而这些人才需求与目前的教育体系尚不完全匹配，高素质人才往往已经被头部创新企业“一网打尽”，普通民营企业面临着严重的创新人才荒。
大疆创新CEO汪韬在2016年全国“双创”周活动上发言称，他在创业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需要具备真知灼见的优秀创新型人才，他们应该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能在创造性工作中找到突破口。而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文化，还没有足够涵盖这方面的智慧。即使是一流大学取得优秀成绩的人，走向社会也要经历重新洗牌，导致新的创新活动需要不断去重复低级的去伪存真过程，造成很大浪费。
第五，民营企业对创新掌控能力不够。工业化阶段创新要求的能力，主要是在加工自然资源的过程中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能够掌握创新的规律和方法，每个省、每个市甚至每个县都可能涌现办厂、搞运输、开超市创业成功的企业家。而面对在新经济领域创新的任务，大多数民营企业在无人区生存、探索、找到出路的能力明显不足。很多民营企业家能够解决“从1到10”的问题，但是对于“从0到1”的问题就束手无策；能够解决实体店的销售问题，却对线上销售如何增长智穷计拙。
当大量民营企业家用工业时代的“攻关”“突击”方式搞研发却面临一次次失败，用创办工厂的模式在新经济领域创业却被证明行不通，用管理制造业的方式管理新经济企业却发现事倍功半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迷茫、困惑，生意越来越难做，创新意愿自然会下降。
中国民营企业家是人群中风险偏好最高的人群，也是承担压力最大的人群，更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组织者。我们给民营企业家的政策空间越大，自由组合生产要素的空间就越大，新供给涌现的可能性就越高，创造新需求的可能性就越高，整个经济体的活力也就越强。只有不断解决民营企业家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尊重、鼓励民营企业家去实现自己的创业和创新梦想，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经济活力；让新供给不断涌现，持续创造新需求，才能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
从技术方面而言，苏联在很多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二战”结束时，苏联几乎与美国同时开始对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而且有些方面的进展甚至稍稍快于美国。但苏联的科研成果都属于国家，且优先用于军工领域，发明这些成果的科研工作者得到的是荣誉和微薄的奖金。而美国的体制则相反，创新者能够通过将成果转化为产品，在市场上获得经济利益的回报，由此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反馈，循环继续推动产品和技术不断迭代、创新、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20世纪80年代通过的《贝多法案》就是“让创新者获取创新回报来激发创新动力”的一个绝佳案例。“二战”以后，美国对于科技研发的重视不断提高，政府用于研发的资金投入也不断增长，但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发现投入的资金的确换来了很多成果，但是与当时日本、德国的情况相比，这些成果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却不明显，很多成果没有转化成产品，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拥有2.8万个由政府资助而产生的专利，而通过专利使用许可用于生产的数量仅占5%。作为重要科研力量的美国高校在1980年以前每年获得的专利从未超过250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学校则更少。
1980年通过的《贝多法案》的核心是将以政府财政资金资助为主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发明者所在的研究机构，要求这些机构加快科研成果转化，鼓励社会资金转化这些科研成果，以促使科研成果的应用。
《贝多法案》使得创新者可以通过成果转化最大限度地获得创新报酬，这对于激发创新热情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有人总结认为，《贝多法案》实施以后，美国出现了三种现象，首先，科学家创业者开始出现，这些大学里的研究者用政府的经费搞研究发明，因为可以享受到专利的经济利益，不少大学教授还纷纷出来办公司，成为万亿级的富豪。这在《贝多法案》颁布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其次，博士毕业生们更愿意留在大学当教授，因为不仅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源源不断地输出最前沿的知识，而且自己也可以从中获益，名利双收。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成功创业后，有些成为连续创业家，部分则转化成为天使投资人，支持新的科技创业者，形成了“科学家—创业者—天使投资人—新的科学家”的“人才循环”模式。
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开始重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对于创新报酬的认识还不深入，我们有必要借鉴《贝多法案》的成功经验，让更多的创新者获得其应得的创新报酬，这是激发创新动力的根本措施。
我们前文曾经分析过，创新有原发创新，也有跟随创新；有产品创新，也有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体验创新、场景创新等，这些创新成果能够获得多大的报酬，应当由市场来决定，而不应当人为划分创新的等级，来为它们制定不同的创新报酬。
对于大多数民营企业来说，自身的实力有限，决定了他们只能进行跟随式创新，而在服务业增速明显高于制造业的今天，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体验创新、场景创新等“轻创新”“软创新”的数量，肯定会比开发新产品等“硬创新”要多得多。
例如，蜜雪冰城并没有发明冰淇淋、奶茶和柠檬水，也没有发明连锁店这种经营方式，但蜜雪冰城用高效的供应链，实现了极致的性价比和每年新开店超万家的扩张速度。据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2019—2022年，蜜雪冰城的利润从4亿多元增长到近20亿元，创始人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又如，比亚迪在创业之初，也是跟在日本电池企业后面进行跟随式创新，但王传福抓住国内人工成本低的特点，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劳动力投入比例，替代昂贵的自动化设备，从而使得成本比日本产品低30%～40%，且性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这是“倒退”，但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管理模式和生产模式的创新。比亚迪这种创新获得了市场的肯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比亚迪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技术诀窍、生产工艺和创新原理，才能成为今天创造出“DM Ⅱ双模技术”“刀片电池”“双向逆变充放电”等原发创新、硬科技的创新巨头。
在新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创新报酬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形式和路径，不仅可以通过产品销售获得利润的方式获得报酬，还可以通过场景创新、体验创新的方式形成流量回报，也可以通过将专利、文学作品、戏剧形象等知识结晶IP化，然后进行再开发的方式多元化地获得回报，还可以通过公司估值、股票市值的方式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资本回报，等等。
正如江小涓所指出的：“企业家是一组富有冒险精神并实施创新行动的群体，愿意进行‘新的生产要素组合’（这是创新的本质）并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愈是新产业新产品新商业模式，投入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就愈强。因此可以说，在一个技术创新加速的时代，企业家才能要比所有权重要的多。因此，企业家带来的创新实践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这种才能和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在资本市场的加持下，创新成功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财富，这是对创新的奖赏。”
企业家作为生产函数变化的主导者，生产要素组合的创新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应当获得充分的创新报酬。
利润的来源，是经济学上一个长期探讨的话题。让·巴蒂斯特·萨伊认为，利润是对企业家所付出的劳动的报酬，而马歇尔则认为，利润是组织的报酬。从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来看，他们对利润的认识都有所深入，但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将利润作为企业家的“管理薪酬”，这不足以完全解释利润的来源。
设想在一个静态的经济体中，没有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料和新组织模式，厂家都用不变的技术生产他们一直以来在生产的产品，卖给一直以来都不变的客户，销售产品的总收入都会转化成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的收入，如工资、房租、利息等，最后剩下的就会是一个固定数额的“利润”，实际上这个超出成本剩余，只是厂家的“管理薪酬”，而不是真正的企业利润。
熊彼特使用“循环流转”来称呼这种静态循环。熊彼特认为，在循环流转中，一个企业的总收入（不包含垄断因素的收入）刚好足够与支出相抵。在这样的企业中，只有既不赚取利润又不遭受亏损的生产者，他们的收入的特征完全可以用“经营管理的工资”一词来加以表述。
我们一般所说的企业利润，也被称为“超额利润”，就是不仅扣除了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成本，还扣除了企业家投入资源的机会成本，也扣除了管理薪酬的剩余部分。“超额利润”的来源，是经济学上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但这些争论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关键，就是能否打破上述假设中的“静态”。
熊彼特进一步分析认为，只有实现了生产要素新的组合，才会有真正的“超额利润”
，有人甚至将由创新带来的利润称为“熊彼特利润”。
爱迪生发明电灯、福特发明T型车、吉列发明刀片、乔布斯发明iPhone，以及马云创立淘宝和阿里云、马化腾带领腾讯发明QQ和微信、华为研发5G技术和麒麟芯片……创新是通过创造新的产品、服务、模式，创造出新的需求，获得新产品（服务、模式）的定价主动权，由此获得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创新能够带来的竞争优势也会被同行的模仿和竞争对手的进一步创新削弱和抵消，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创新是一个需要不断投入、不断取得成果、不断经受市场考验的持续的过程。
创新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提升；通过创新来获取利润的企业，不但能够获得利润回报，而且在创新过程中增强了企业自身的能力；通过创新来创造社会财富的企业，还能够收获正面的社会声誉；社会整体在创新的推动下不断进步，创新带来丰富的产品、增长的财富和不断普及的技术，可以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境遇，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丰裕和文明，因此，创新不仅是“超额利润”的来源，也推动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繁荣。
在乔布斯发明iPhone之前，世界上对iPhone的需求是零。
只有当乔布斯在大屏幕前展示着iPhone完美的外形、强大的功能、流畅的体验，当iPhone被摆在柜台里、拿在手中，它所代表的科技、时尚的趋势，才激发起了消费者的购买欲，创造出了对iPhone的需求，这是原本不存在的、新的需求。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也曾说过，在汽车大规模生产之前，如果去做市场调查，顾客们都会说他们需要一辆更快、更舒服的马车。只有当福特发明了流水线生产方式和T型车，将汽车的成本降低到普通工人都可以负担的水平，汽车才成为每个美国家庭都盼望拥有的“新需求”。由此可见，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带来新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还是新场景、新体验，各种新供给都可以像苹果智能手机一样，创造出N倍于自身的新需求。而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产业，往往会形成库存或产能过剩，一个单位的供给，只能创造出1/N的需求。所以，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新供给占比高，总需求增长率就会加快；反之，如果老化供给占比高，总需求增长率就会变慢。
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包括下列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形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不断破除旧的生产方式、创造新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不断地从内部进行革命突变”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这种创新驱动的增长也被称为“熊彼特增长”，与分工带来的“斯密增长”和要素投入增长带来的“库兹涅茨增长”并列，代表着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
《共产党宣言》曾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后的全球财富创造：“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
工业革命早期的企业家们，要征服自然力，采用机器，在工业和农业中应用化学，使用轮船、铁路、电报等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开垦新的大陆，让河流能够通航，将大量的人口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人们还要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在马克思晚年，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酝酿，在他去世60年后，第三次工业革命兴起，这两次工业革命创造的财富一次比一次巨大，而企业则是三次工业革命中财富创造的主要力量。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约翰·凯（发明飞梭）、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埃德蒙·卡特赖特（发明动力织布机）、拉罕·达比（发明焦炭炼铁法）、亨利·科特（发明熟铁搅炼法和轧钢机）等发明家，他们的技术在被企业采用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根据测算，1760—1830年，英国经济人均产值增长量的2/3以上都应归功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劳动力和资本的集中。
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一批将发明家与企业家两种角色兼于一身的创业者，在电力、电气、石油、石化、冶金、汽车等领域创立了一批企业，其中有不少是至今仍然活跃的百年老店，例如美国的爱迪生创立了通用电气，亨利·福特创立了福特汽车，约翰·洛克菲勒创立了标准石油公司，安德鲁·卡耐基创立了卡耐基钢铁公司，德国的维尔纳·冯·西门子创立了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弗里德里希·埃贝尔斯创立了巴斯夫公司，卡尔·本茨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三轮汽车，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四轮汽车，戴姆勒公司与奔驰公司合并成立了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革命，由企业家推动创新活动来创造财富的特点更加明显。例如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硅谷地区，发明晶体管的科学家威廉·肖克利创办了仙童公司，由仙童公司离职的8个创业者又分别创办了自己的半导体企业，其中涌现出了英特尔、AMD等世界级的芯片公司。而比尔·盖茨创办微软、乔布斯创办苹果公司、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办谷歌公司等案例更是为大家所熟知。
经济史和企业史都说明，创新是企业创造财富的主要驱动力，而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应当让他们获得创新的回报。
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就是从服装、家电到汽车、住房，再到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产业，层出不穷的各种新供给不断创造新需求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几轮相对中国市场而言的“创新潮涌”，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家电等耐用消费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20年之前的房地产，2000年到2010年的互联网，以及2010年以后持续至今的移动互联网。这几次创新潮涌基本都是以民营企业为创新主力，分别涌现出了海尔、美的、绿城、龙湖、阿里巴巴、新浪、百度、美团、抖音等代表性企业，这些企业在创新潮涌期间获得了相应的超额利润，业绩表现明显优于其他行业。
每当经济陷入低速增长的困境时，往往是新供给带领经济走出低谷。1997—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但正是在这个时期，第一代互联网企业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用网络改写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经济衰退，但也是在这个时期，iPhone、3G/4G网络逐渐普及，让全球经济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移动社交软件、网约车、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短视频等新供给不断涌现，形成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例如，当很多人认为互联网产业的大局已定，很难有新机会时，张一鸣在北京知春路的单元房内创立了影响全球网络产业的中国产品——抖音。通过智能算法的推荐，让人与需要的信息匹配，辅之以视频与音乐的完美配合、简单易用的特效、字幕和剪辑工具，抖音在传统互联网企业已经把市场瓜分完毕的时候异军突起，目前国内版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经超过7亿，海外版（Tik Tok）日活跃用户数超过10亿，由此带动的娱乐、电商、教育等新需求正在日益增长。
当前，在房地产、家电、燃油汽车等传统消费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比亚迪、蔚来、理想等新能源民营车企正在快速成长；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创新领域，民营企业也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在餐食茶饮、文化娱乐等领域，也有很多民营企业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产品、模式和场景创新。只有推动供给老化产业的创新升级和各种新供给产业的持续扩大，持续推动供给结构升级，中国经济才能缓解长期增速下行压力，早日进入新增长阶段。
民营企业家不断打破旧的生产函数，创造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可以说创新是工业革命以来财富的重要源泉甚至主要源泉。作为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民营企业家获得创新报酬与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相比，只是一小部分。
市场机制实际上在奖励每个时代的创新企业家。有人将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卡内基、阿斯特、福特和摩根列为为构建美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商业大亨，他们是当时的创新者，分别代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石油、铁路、钢铁、船舶、汽车和金融行业，他们所应用的技术、创造的产品、开创的经营模式一次次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他们也成为自己时代令人称羡的超级富豪。“二战”以后，美国有代表性的创新如连锁零售、半导体、个人电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电动汽车，也都使他们的代表性企业家成为时代骄子，如山姆·沃尔顿（沃尔玛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和安迪·葛洛夫（英特尔创始人）、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拉里·佩奇以及埃隆·马斯克等，都是通过创新受到市场和时代的奖励，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家和财富拥有者。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热情更高。将连锁家电卖场开到全国的黄光裕、张近东，将电子商务做到全球的马云、黄峥，为大众提供优质线上购物体验的刘强东，为全球用户提供娱乐和社交服务的张一鸣，将中国电动汽车推向全球领先地位的王传福，为全球移动通信提供全天候优质软硬件支持的任正非，以及在新能源领域做出极致成就的李振国和曾毓群……他们获得的财富，主要应当归因于创新。
有人说，能够进行创新的只是少数企业家，因此也只有少数企业家能获得创新报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前文分析，少数企业家可以开展原发创新，更多的企业家可以开展跟随式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模式创新、场景创新、体验创新等新赛道上展开竞赛，甚至一家小吃店开发了新菜品、一家服装店重新装饰了店面、一个网络游戏又增加了新的道具和皮肤，都是一点一滴的创新。可以说，在竞争的推动下，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而创新报酬是市场和消费者给予他们的奖励。
如果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相比，这些民营企业家获得的财富的确要高很多，但如果因为这个差距就怀疑创新报酬的正当性，让创新的民营企业家对获取创新报酬心怀疑虑，无疑会抑制民营企业家的创新动力。即使是通过税收等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也不应当将创新收入作为调节的重点。
另一种不尊重创新报酬的现象，是对那些侵犯知识产权、抄袭、模仿创新成果的现象采取纵容的态度。由于抄袭者无须付出创新的成本，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创新的企业无法充分获得创新报酬，就被廉价的仿制品挤出了市场，这种现象对创新热情的打击也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要一个经济体充满创新的活力，就必须引导全社会更深刻地认识、尊重和保护民营企业家应当获得的创新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