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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理者，民营企业家是企业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掌舵人。相对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于企业家管理才能给予的较高报酬，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管理报酬尚未充分体现其管理才能对财富创造的关键作用，社会上对企业家管理作用的认知也不充分。只有推动全社会对企业家才能，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作为管理者的贡献和报酬给予充分认可和评价，才能激励中国民营企业家更加积极地投身经济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营企业如果没有意志坚定、目光远大、能力卓越的管理者，就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立足，无法实现其目标，更不要说成为市场经济的强者。民营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洞察、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对各种要素的组合、对战略方向的前瞻、对制度文化的建设，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使利润趋于下降，“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转而去“亲自经营实业”
，可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亲自经营实业的资本家就是企业家。
马克思认为，这种亲自经营实业的企业家“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
；企业家会在管理经营中精打细算，“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消耗”
。可见，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对企业家的能力也有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时代，工厂生产正在广泛地取代手工业生产，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需要专门的才能，对这一点马克思是不可能忽视的。尽管马克思更多是从一种复杂劳动的角度去研究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并且认为与资本所有权相分离的产业经理是“我们工业制度的灵魂”
，但马克思对价值创造过程的研究也让读者感觉到，作为传统型企业家的资本家具有一种组合生产要素的才能。因为，只有将投入的货币资本、劳动力、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这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才能，正是企业家才能的具体体现。
企业和企业家概念的根源，来自人类的一种宝贵品质，就是锐意进取、追求成功。有人考证过，中文的企业、企业家均源自日语，而日语中这些概念则是来自西方语言中的enterprise和entrepreneur等词。在西方语言中，enterprise有承担风险、接受挑战、敢于朝向某个目标的含义；entrepreneur最早是指军事探险者，后来是指“某项事业的实施者”。
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企业家应当具有他自己行业透彻的知识，具有预测生产和消费的广泛变动的能力，他必须能谨慎地判断，大胆地承担风险；他也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同时企业家要对一切事务实行总的掌握。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很好地描绘了企业家的人格特征。他认为，企业家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企业家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企业家会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
从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加强烈、生动和充满活力的企业家才能，这些管理才能和重要品质是普通人难以具备的，但却是民营企业家成功所不可或缺的。
中国民营企业家具有在困难环境中生存、突破和发展的能力。联想创始人柳传志曾说，鸡蛋孵小鸡的最好温度是37.5℃～39℃。1984年创办联想的时候，当时的环境温度是42℃，太高了，大多数的鸡蛋孵不出小鸡，只有生命力非常顽强的鸡蛋才能孵得出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概还有40℃，也不是很好，但已经不错了，已经有大批的鸡蛋能孵出来了，但还是要生命力比较顽强。柳传志表示，民营企业家不能等温度适应了再去“孵”，那样会永远失去机会，而是要主动去研究怎么提高自身的生命力，以使自己能够在环境温度高一点儿的时候，依然能孵出小鸡来。
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中国的市场环境特别复杂，民营企业市场化运作所需要的文化和舆论氛围一度非常稀薄，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规则很模糊，政策经常调整，利益格局多变，中国民营企业家从出现开始就面临着困难的环境，他们的确在不断地主动提高自身的生命力，在常人难以适应的市场环境中创业、发展。
中国民营企业家具有敏锐发现商机的能力。福耀集团在创业之初只是一家生产水表玻璃的乡镇小厂，当曹德旺得知一块汽车玻璃售价可以达到几千元，马上就看到其中的机会，开始寻找技术、人才进入这个新的领域。马云一接触到互联网就发现它的巨大潜力，郭广昌在创业之初以国内尚属空白的市场调查为起点，他们都能在事物还只有一个苗头甚至还处在潜藏状态的时候就看到其中的机会，抢先投入就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都具有敢想敢干、将想法立刻付诸实践的性格，具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能力。牟其中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在听到苏联解体后有意出售图-154飞机的信息后，通过周密的策划，将日用品换飞机的计划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这种敢作敢为，能够将普通人眼中不可能的事情办成的决心、信心和勇气，在很多民营企业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中国民营企业家必须具备协调方方面面和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创办企业不只是简单的生产和销售，而是要和社会上方方面面打交道，处理好、协调好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对利益格局和人性的深刻洞察，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难题时，就难以推动和解决。一度被很多人认为“赚钱容易”的房地产行业，其实需要解决大量涉及融资、拆迁、规划、环评、限购政策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和居民、地块原主、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销售中介等方方面面打交道，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可能导致工程停工或者销售暂停，带来巨大的损失。实际上不只是房地产行业，任何一个领域的创业者都会面临同样的难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的民营企业家，才能在市场上生存和发展。
民营企业家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打不垮的心态，以及在压力、挫折和失败面前仍然坚持不懈的意志和品质。失败和挫折是民营企业发展道路上的家常便饭，那些遇到挫折就灰心丧气的人会在创业竞赛的第一轮就被淘汰。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说，创办英伟达要比他预想的困难一百万倍。当时如果意识到创业将会多么痛苦，将会忍受什么样的挑战、尴尬和羞耻，明白有多少问题需要解决，就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想去创办一家这样的公司。黄仁勋说，这就是企业家的超能力，他们在不知道创办和经营一家企业有多难的情况下，还是勇敢去做了这件事。企业家的创业技巧之一就是必须让自己相信这并不难，尽管事实上它比想象中的要困难多了。
中国民营企业家也经历着同样的困难、挫折和心理历程，他们不断给自己打气、鼓劲，甚至“洗脑”，让自己相信这并不难。雷军也在一次演讲中坦诚地表示，面对挫折、失败，他也迷茫过、动摇过，甚至放弃过，但无论如何，他都让自己保持信念：“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必须具备善于“推销”和说服别人的能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不仅要善于对外向客户推销自己的产品、企业，还更要善于对内向员工、投资人推销自己的愿景、理念和理想。这些“推销”不仅是语言表达和口才能力的体现，还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高度认同和坚定信心。创业团队并不都是目标一致、信念相同的伙伴，怎样说服、组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强迫”这些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目标、不同性格的人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这也是对民营企业家管理能力的巨大挑战。
以上这些能力和品质的获得，既有先天性格和禀赋方面的原因，也是后天成长、熏陶和教育的结果，但在整体人群中，具有这些能力和品质的是少数人。要让这些少数人充分运用和发挥好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相关品质，不仅需要宽松的环境，也需要为他们的管理才能提供充足的管理报酬。
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蕴藏在十亿中国人民中间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随着对民营经济发展限制政策逐步放开，中国也涌现出了非常具有活力和创造精神，愿意承担风险、创造奇迹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在短短几十年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任正非、王传福、马云、马化腾、张一鸣、汪韬等中国民营企业家各自创办的民营企业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全球企业家的舞台上，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影响力。只要提供适宜的创业经营环境，中国的企业家人才将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厂长经理只能说是领取管理工资的管理者，而不是企业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哪怕是生产针头线脑的家庭工厂，也面临着本钱从哪里来，原料从哪里来，产品销售给谁，忙不过来的时候到哪里找帮手等问题，这样的家庭工厂创办人，也是“将一切生产要素结合的经济行为者”，才是企业家。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将节衣缩食积攒的有限资金转化为创业资本，实现了高速增值，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实现了财富创造能力提升。
例如，服装加工是民营经济进入最早、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1994年中国就成为全球最大的服装出口国。199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机电产品出口国，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背后都是对民营企业放开市场的结果。
民营钢铁企业2001年时粗钢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10%左右，到2012年这一比例超过50%,2020年达到63.21%,2022年在大力压减粗钢产能的背景下，民营钢铁企业粗钢占比仍然达到60%，成为支撑中国工业、建筑业等产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从质量来看，中国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没有停下管理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山东石横特钢、河北普阳钢铁和江西方大特钢等民营钢铁企业的吨钢利润、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已经超过很多大型国有钢铁企业。
民营汽车企业长期在主要由合资品牌占据的市场夹缝中求生存，创业早期的长城汽车因为民企身份产品上不了目录，上不了牌照，几乎遭遇毁灭性的打击。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民营汽车企业的环境有所好转，吉利、比亚迪、长城、奇瑞等民营汽车企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长期受人诟病的“中国马路上跑的都是外国品牌车”的现象开始转变，比亚迪秦、吉利帝豪、长城哈弗等车型成为很多中国消费者的选择。
同时，吉利在跨国并购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2010年收购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100%股权（包括知识产权）,2017年收购马来西亚宝腾汽车49.9%的股份和跑车路特斯51%的股份，2018年收购戴姆勒约9.7%的股权，成为其最大股东。另外，民营汽车企业已经占据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90%的份额，并且在高端车市场站稳了脚跟。
在智能手机行业，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可以与苹果、三星等国际厂商展开强有力的竞争。2022年中国市场份额最高的前五大智能手机厂商除了苹果，都是vivo、荣耀、OPPO、小米等中国民营企业，而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上，前十大厂商除了苹果和三星，其余都是中国民营智能手机企业。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大企业的总经理、CEO，尽管不是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大股东，但他们却能够获得令人瞩目的高薪酬，例如汇丰银行的CEO年薪接近700万英镑，AMD总裁苏姿丰（Lisa Su）在2019年的总薪酬为5850万美元，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的年薪酬达到了7.7亿美元。与中国的企业家薪酬相比，这些企业家的薪酬收入的确高出很多，这是否说明了中国对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报酬定价偏低呢？
如果说民营企业是一架财富创造机器，那么民营企业家的管理才能和品质就是这些机器的驾驶员，如没有企业家的管理在要素组织、开辟市场、企业管理、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这架机器就会停转；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的管理活动，劳动者的劳动和工程师的创新成果就无法变成产品和服务，抵达消费者。
第一，民营企业家作为要素组织者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一些资本和人才密集度高的行业，筹得足够的资金，找到优秀的人才，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小米的创始人雷军就曾经感叹，“创业要有烧不完的钱”，雷军不仅将自己前期创业所得的资金投入小米，而且还需要寻找其他的投资者。在创立小米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找到足够的投资方，还需要为“软件+硬件+互联网”的独特商业模式搭建合理的技术和管理团队。雷军感叹，创业的第一年，80%的时间他都用来找人才，最终找到了谷歌工程院副院长、谷歌全球技术总监林斌，互联网新营销专家黎万强，工业设计大咖刘德，原摩托罗拉北京研发中心高级总监周光平，原微软中国工程院开发总监黄江吉和原谷歌中国高级产品经理洪峰等符合雷军设想的创业团队，为小米的成功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二，民营企业家是将技术创新成果市场化的最关键环节。汽车的关键技术是内燃机，计算机的关键技术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手机的关键技术是移动通信网络，这些技术的思想、模型和工程样机可能早就出现了，但是成为消费者普遍购买和使用的商品，就离不开亨利·福特（Henry Ford）、约翰·欧宝（John R. Opel,20世纪80年代IBM公司总裁，领导推出了IBM个人电脑并带领IBM成功占领了个人电脑市场的大半份额）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这样的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家也是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的主要力量，在4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也涌现了将VCD和DVD播放机推向全国的段永平（步步高）、胡志标（爱多），将电动汽车技术转化为市场热销产品的王传福（比亚迪），推动电子商务普及的马云（阿里巴巴）、黄峥（拼多多）和刘强东（京东），为十几亿人提供社交软件服务的马化腾（腾讯），以及在生活服务等领域做出大量创新的王兴（美团）、王卫（顺丰）、张红超（蜜雪冰城）等中国民营企业家。
第三，民营企业家是决定企业战略方向的指挥官。在企业发展的转折性关头，战略方向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必须在这里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带领企业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例如王传福在比亚迪的电池产品发展势头很好的时候，决定进军汽车行业，当时也有很多人质疑，一没有技术积累，二没有市场渠道，比亚迪凭什么能做汽车？但是事实证明王传福的眼光是远大而正确的，他从传统燃油汽车入手，掌握了汽车行业的研发、生产、营销等环节，再与比亚迪本身所擅长的电池、电机等技术相结合，使比亚迪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领域的执牛耳者。
第四，民营企业家是企业管理和组织形式的设计者。企业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不同特长、岗位、诉求和性格的人们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努力，向共同的目标前进，这就需要为企业设计适当的管理和组织形式。在传统工业社会中，有亨利·福特这样的企业家设计了流水线生产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曹德旺在承包了公社的玻璃厂以后，重新制定了员工的考核和分配制度，员工的积极性就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他将原来的固定工资改成按完成的数量与质量进行考核的双重标准，且上不封顶，工人由原来固定的8小时白班变成三班倒，工资水平从18元提高到了100元左右，比当时的县委书记的工资还高，这个办法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体制下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状况，产量与承包前相比翻了几番，这就是企业家作为组织和制度的设计师所发挥的作用。而华为通过“知识资本化”的方式使劳动、知识以及企业家的管理和风险的累积贡献得到体现和报偿，
这种先进的制度设计对华为的快速发展贡献极大。
第五，民营企业家率先引入、传播和践行了先进管理思想，对提升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做出了贡献。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技术创新成果，也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多数靠常识、经验从事管理工作，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民营企业家很快就感受到引入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经验的必要性。中国民营企业家以极大的包容性广泛地吸收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管理经验，积极参与管理培训，很多成功的老板重新成为中欧商学院、长江商学院的学子；ISO9000等标准化思想和体系、六西格玛和精益生产等质量管理方法，以及KPI等绩效管理措施逐渐进入中国企业并开花结果。在新经济领域，华为斥巨资邀请IBM提供集成产品开发（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 IPD）等战略咨询和流程改造，成为国内研发领域管理革命的标杆案例，IPD的思想和方法已经成为很多国内企业从事开发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而抖音等数字企业引入并践行的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目标与关键成果）管理方法为不确定性更强的软性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绩效考核管理思路和工具。在这些外来管理思想的激发下，中国民营企业家在自己的实践中也提出了中国本土的管理思想创新成果，如海尔的人单合一管理、阿里巴巴逐渐发展出的“合伙人+经济发展执行委员会”式的治理结构、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制度、比亚迪的品质文化建设、联想提出的“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以及“拐大弯”和“复盘”等管理理念，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升级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管理实践推动了中国整体企业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往往给予企业的管理者充分的管理报酬，但在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报酬并未得到充分认识，甚至有很多人不能客观地认识企业管理者的合法财富。
研究相关企业的历史就会发现，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是企业家付出心血、苦心经营的成果，甚至可以说企业与个人在很大程度上融为一体。例如，如果没有苏姿丰，AMD公司将深陷于收购显卡公司ATI和出售移动通信部门等“错着”所造成的经营困境而难以自拔，当时公司股价已经跌至最高价的1/10, CPU市场份额萎缩到不足10%，老对手英特尔CEO布莱恩·柯再奇（Brian Krzanich）断言：“这家公司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在苏姿丰的带领下，AMD将业务重点聚焦在打造伟大的产品、深化客户合作、简化业务流程三个方面，并将高性能计算和图形技术专注于游戏、数据中心和沉浸式平台这三大增长市场。正确的战略和有力的执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AMD东山再起，基于Zen架构的一系列新产品大获成功，甚至超过了英特尔的风头，市值从最低迷时的20亿美元左右增长到超过1800亿美元。如果没有苏姿丰，AMD可能已经被其他厂商收购而退出竞争舞台。作为CEO，苏姿丰在带领AMD公司创造巨大价值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获得的薪酬，是对她贡献的合理报酬。
在最新一期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排行中，排在前三位的通威股份副总裁李斌、三一重能总经理李强和董事长周福贵薪酬分别为8653万元、5497.89万元和4235.61万元，
与美国上市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2.53亿美元）, Alphabet（谷歌母公司）CEO桑达尔·皮查伊（2.26亿美元）、租车巨头赫兹CEO斯蒂芬·谢尔（1.82亿美元）相比有巨大的差距。
尽管两国公司在企业规模、薪酬结构、市场文化等方面有很大不同，这两组薪酬数据不是完全可比，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职业经理人薪酬与欧美发达国家管理人员薪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对于管理要素给出的定价还远远低于国际水平。
从年广九、陶华碧到柳传志、鲁冠球，再到沈文荣、梁稳根，一直到李东生、曹德旺，以及刘强东、马云、马化腾和任正非，这些优秀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招揽人才、组织研发、开拓市场，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贡献巨大。在这些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中，也包括他们的管理报酬。
不仅是阿里巴巴和华为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的管理者应当获得充分的管理报酬，中小微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也应当得到其应得的管理报酬。在中国的基层县城乡镇，只有当一个“能人”——他可能是本地的一个“不安分”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在外打工闯荡开过眼界的中年人，也可能是一个退伍军人或者返乡大学生——出现时，原本撂荒的土地、无事可做的劳动力才会被利用起来，银行信用社才会贷款、外界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才知道这里有需求，这个乡镇才会出现能赚钱的企业、能带来收入的工作和能销售到城市乃至全国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些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个体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肌体”，这些中小民营企业家当然也应当获得属于自己的管理报酬。如果不能给予合理充分的定价，就无法给管理要素提供足够的激励，长期来看不利于企业家才能的充分投入和释放，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繁荣。
苏姿丰、杨元庆、张小龙等企业高管并非企业的创始人或者大股东，他们获得的薪酬就是对其管理工作的报酬，这些薪酬标准就像一把尺子，衡量出了企业家应当获得的管理报酬。也就是说，那些身兼大股东与主要管理者于一身的企业家，他们的管理报酬可以向类似行业、规模和业绩的企业经理人对标，在他们所获得的总报酬中，应当有不小于这个标准的管理报酬。
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创立和运作涉及更加广泛和复杂的经济社会层面，对企业家的素质和才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更需要给予企业家才能充分的激励，推动更多企业家发挥管理才能，创造更多财富。
首先，民营企业家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环节。在工业社会，物质产品的生产能力是最重要的，而在基本物质需求普遍满足之后，怎样通过创新、创意来用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企业家更为重要的贡献。例如，当互联网时代来临，上网人群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宽带逐渐进入家庭，谁能知道该怎样利用这些资源，把它们变成财富？马云做到了，他用自己明确坚定的目标、百折不挠的态度和灵活机动的策略将技术、劳动、资本等要素创造性地组织起来，创造了淘宝和支付宝这样的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支付工具，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商家和消费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交易服务，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同样，马化腾、张一鸣和任正非也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通信技术领域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只有腾讯发明QQ和微信、字节跳动开发出抖音，华为开发出5G技术，这些新产品才能创造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如果没有这些企业家，计算机、服务器、宽带、移动网络和大量的程序员等资源，不可能自发地组织起来，这些新供给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自动地出现新的需求。
其次，民营企业家能否设计出有竞争力的组织和制度，往往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在数字经济和新经济领域，企业组织和制度的变革速度加快，能否适时而变，是民营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在马云、张勇、蔡崇信等企业家的主持下，阿里巴巴成立24年以来，已经实施了6次组织变革来适应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转型期和持续创新期的挑战。类似的大规模组织变革，也是腾讯、京东等大型民营企业应对客观和行业变化的重要手段。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自己不懂技术，不懂管理，只懂“分钱”，实际上就是说明了他能够通过建立良好的分配机制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华为的快速发展和顽强韧性。
最后，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必须成为先进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在工业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硬性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在相对弱化，而企业文化等软性管理力量的作用在上升，驱动高素质人才创造财富的，不仅是对物质报酬的追求，还是共同的目标、理念和文化。那些能够从优秀走向卓越的民营企业，都需要提出和发展独特有效的企业文化，来推动和支撑企业发展行稳致远。华为的成功就与任正非等企业家建立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任正非将自己定位为“文化教员”，他相信“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建立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提高产品、服务和管理的竞争力，才能战胜竞争对手”。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华为建立了包含“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坚持自我批判”“开放进取”“至诚守信”“团队合作”等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对华为在逆境中坚持发展、扭转不利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供满足新时代要求的管理要素的企业家，本身就是稀缺的，他们在财富创造中发挥的作用，更是一般员工和普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所无法替代的。充分认识、尊重民营企业家获得的管理报酬，不仅理所应当，而且是对企业家才能的有效激励，有助于激发更多的企业家人才投身创业创新，成为组织要素、创造财富的产业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