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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理智地谈论“19世纪的报纸”。在19世纪30年代，“19世纪的报纸”开始转向独立的商业报刊，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都可以用“大杂烩”这一亮眼的词来概括。读者和记者都承认并重视启蒙运动的理想，即品行良好的报刊对于民主进程至关重要。他们为美国独特的新闻自由传统而感到自豪，并赞扬报纸为读者提供实用知识改善生活的作用。 ［1］ 但是报纸也发挥一些其他作用，其中只有一部分与民主、自我完善甚至是现实有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报纸的读者经常有意识地、愉快地消费骗局、恶作剧、谎言、欺诈、笑话、嘲弄、虚假以及关于当前事件及时且真实的信息，并自己决定所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报纸是一种有商业价值、对消费者友好的产品，随着这种概念逐渐超越便士报的定义，并且传播范围不局限于东部最大的城市群，既想赚钱又想获得影响力的编辑越来越多，他们在厘清读者、广告商和新闻主题之间应有的关系。一些报纸继续专注于为精英读者服务，牺牲广泛影响力来获取知名度。一些报纸的所有者变得富有、知名且有权势；一些报纸则将磨损的铅字小心使用到几乎难以辨认的程度，用订阅量换取柴火、土豆或鸡蛋。有些编辑则利用一切可能的技术，尽可能扩大发行量和影响；有些编辑知道每一位订阅者的名字，也知道他们的阅读品味。有些则保持他们早期的传统，与政党在资金和意识形态上维持紧密关系；有些报纸的存在只为推进一项事业，从禁酒、废奴运动到自由恋爱，或只把目光投向特定读者：非裔美国人、德国人、妇女、切罗基人或卫理公会教徒。一些有良知的编辑对新闻收集组织进行广泛监督，另一些则倚在他们简陋办公室的椅子上，大批抄袭其他碰巧看来的报纸材料。很多读者定期一天或一周看两份、四份甚至更多报纸，但其他读者则坚持或只忠于一份报纸。
在这片新闻报纸丛生之地，新闻标准看起来并不特别标准。新闻批评确实很盛行，特别是敌对报纸在专栏中相互攻讦。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记者保持正直或严谨，那就是担心他们的错误或小聪明会在竞争对手的专栏中遭到嘲笑。报纸上被称为“新闻”的东西应该与现实有明显关系，编辑应该不受错误的影响（不管那些影响是什么），记者应该普遍具有进取心，但除了这些想法之外，在19世纪末之前，并没有什么广泛接受的“新闻规范”明确规定如何做新闻。记者没有受到任何强烈或有凝聚力的专业意识驱使，或受到任何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约束，要求他们进行客观或公正报道。 ［2］ 事实上，对于报纸上那些非“新闻”的东西，还有那些占据地方报纸、社区报纸和宣传报纸专栏大量空间的东西，规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更为严肃的报纸，不断发展的便士杂志以及不断增加预算和人员的大城市报纸，在制定标准上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美国内战是新闻业的分水岭，也是政治的分水岭，因为记者竞相为读者提供及时而准确的生死新闻，这也是读者渴望知道的。战争结束时，少数来自重要报纸的记者发表了回忆录，试图塑造他们的公众形象，并解释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和独特之处。 ［3］
为胸怀抱负的新闻工作者所编写的长篇手册，最早汇编于1889年。根据行业新杂志《记者》（ Journalist ）上的专栏编撰，手册提议对规则和协议应有共同理解，认为这将对行业有益。然而，T.坎贝尔·科普兰的《新闻工作的阶梯》（ Ladders of Journalism ）用更多篇幅讨论实际问题，而不是道德或哲学方面的问题。坎贝尔·科普兰详细描述了新闻编辑室典型职位的工作：如何管理编辑、电报编辑、戏剧评论家、校对员。他写了一章关于“技术术语”的内容，还有一章关于正确标点符号的内容；他告诫记者不要过度饮酒，不要接受礼物，也不要自负；他建议小镇报纸的编辑去教堂，“在世俗和精神方面对其都有好处”。在这本115页的手册中，“准确”和“准确性”这两个词出现了六次，与“整洁”和“整洁性”出现的次数完全一样。 ［4］
但是，即便是在19世纪，一些记者、他们的读者和他们所写的人物都在努力树立管理信任的条款，包括信任的获取、给予、保留和丧失，对于许多报纸读者来说，可信性是一个次要问题。尤其是四页的“乡村周报”，是较小或较偏远城镇的标配，那里很难每周都有足够新鲜原创的新闻填补专栏内容，读者习惯于在专栏中寻找智慧的碎片。这些专栏满是布道、诗歌、地方方言撰写的幽默小品、荒诞故事、连载小说、旅行者的信、笑话、高谈阔论以及大量广告，从快速致富计划到神奇的万能补药，再到无处不在的巴彻勒染发剂，保证染出来的颜色“不会滑稽可笑”，这些广告听起来就像荒诞不经的故事一样神奇。 ［5］
读者完全明白，一些以真相形式呈现的内容可能是为了戏谑而不是提供信息，其他内容则根本不是为了看起来真实；读者完全习惯于在一个版面上看到一系列严肃、幽默、重要和具有挑衅性、冒犯性、优越性和商业性的项目，并对相信哪些内容做出最佳判断。人们理解、接受并乐于知道，报纸所提供的内容远比新闻多，有时远比真相少。他们明白，阅读任何一份报纸都要持续管控好自己的期望，并调整对所读内容真实性的推测。相信与否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即使是新闻正式呈现的内容，也常常会标记上星号。乡村报纸的编辑完全没有隐瞒他们收集新闻片段、选入专栏新闻的方式：窃取新闻。或者说他们把新闻汇总起来，遵循广泛且完全可接受的传统，正如那句老掉牙的笑话，“剪子的归剪子”
。
［6］
他们会争购任何能找到的外地报纸，无论是通过与其他编辑正式交换，还是通过旅行者和邻居的非正式捐赠，并将任何他们认为重要、有趣、滑稽或奇特的东西复制到自己的专栏中。这条新闻是否准确，则不一定在考虑范围内。
一些编辑否认以任何方式承担责任，明确甩开权威的责任，把证明的责任交给读者。“把关”的任务被定义为“有特殊责任和能力决定什么是新闻”，这种把关现在看来对于“有关新闻机构在公共领域独特地位的主张很重要” ［7］ （我们决定；你们阅读）。什么是新闻？尽管19世纪的编辑也接受了做出该决定的任务，但是对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不一定包括决定什么是真实的。纽约州北部的一位编辑，因为“心怀恶意”的船长在“咖啡馆的闲人”中传播假新闻而深受困扰。这位编辑在1809年提醒他的读者：“我们总是以其原本的样子呈现外国报道，我们不对其正确性负责。” ［8］ 这样的免责声明与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上轻描淡写的开场白不同。便士报上的免责声明标志着骗局式的商业雄心；而1809年的声明则代表编辑坦率承认，自己并不比读者知道得更多。
还有一些报纸使用了老套标题“如果是真的就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微妙地表达了“我们并不确定”的含义。即便是严肃的报纸，也可能用这个标题把一条新闻标为占位符号，将其归为独家新闻，但如果后来证明新闻内容是错的，则先发制人地甩掉所有责任。1863年12月22日，《纽约先驱报》头版刊登的文章就是如此，这篇报道是关于三艘联邦装甲舰被遗弃在查尔斯顿港。像所有报道内战的都市日报一样，《纽约先驱报》面临非常激烈的竞争，在率先发布新闻的光荣和被误解的尴尬之间不断徘徊，尤其是关于可能来自远方甚至来自敌后的情报。在这种情况下，报纸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提醒读者来自里士满报纸的报道可能不是真的，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两天后，该报愤愤不平地将其以前的爆料称为“完全的谎报”）。但是，当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编辑报道，弗吉尼亚州的一家报纸引用了伊利诺伊州一位男子的来信，该男子声称从一位军事信使那里听说，盖恩斯将军的部队在洛克河上惨败给美国印第安人，这位编辑的标题“如果是真的就很重要”表明，他并不打算赌上自己的农场来证明他了解的事情就是真相。 ［9］
读者很难评估远方新闻和二手新闻的准确性。本地新闻对他们来说很容易判断。一对学者研读了数千封信件和日记，探索在美国内战前，新英格兰人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印刷文字，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很多关于当地报纸报道出错的投诉。但这些事情通常是投诉人所熟悉的事情，比如一位年轻女子因为她的舞会礼服描述错误而恼火，一位父亲非常清楚自己的儿子没有死于霍乱。 ［10］ 当你目睹事实，就很容易评估其真实性。
然而，19世纪后半叶，地方报刊的一些常规特征使评估报纸真相的任务变得复杂。例如讲述突然死亡、棒打鸳鸯、认错爱人的情感故事——可以称为伤感故事、小报故事前身或者就是老掉牙的故事，经常连续数月在各家报纸之间复制。他们经常将事实附上，但却是以弱化事实的形式，用缩写的名字和地点。故事传播得离发生地越远就越难理解，或者不管事件过去多久，日期仍标注“上个月16号”。经典的例子就是肯塔基州艾伦县的寡妇的故事。故事说她姓布兰肯希普，但没有给出她的名。布兰肯希普夫人在1867年的某个秋日去洗衣服，几分钟内就失去了她的全部三个孩子，两个被蛇咬死，一个淹死。 ［11］ 尽管故事充满了大量对于孩子们最后时刻的详细描述，但这一场景根本不可能有人目睹。不过，这些虚构的修饰对那些愿意接受故事的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读者之所以接受，无非认为这是一位母亲痛苦情感的真实表达，或者是隐喻（或虚假）多于准确性的戏剧性故事。
对读者而言，每周信息简报可能带来另一个挑战，这些汇总信息在标题“杂闻”或“最新电报”之下。简报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消息，这些消息通常没有来源，普通人往往不可能自己去核实，而且经常只是匆匆一瞥，而消息背后明显有更大的故事。例如，1868年3月21日《印第安纳州温森斯西部太阳报》［ Vincennes (IN) Western Sun ］的读者没有理由怀疑“维多利亚有12个孙子”，如果他们定期读报纸，甚至可能知道这个维多利亚是英国女王。但报纸却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来支持粗糙的报道，该报道的专栏标题是“据报道林肯夫人没疯”。而在同一专栏的下方，有这样一条信息：“老鼠不能生活在阿拉斯加，因为老鼠洞被冻住了，也不能生活在圣托马斯，因为洞被地震震坏了。”读者是否会因为这些信息都出现在报纸上，而认为这些内容同样合理呢？或者他们会在心里将有关老鼠和女王的信息分为可疑和真实两类吗？
对于一些区域性报纸来说，偏远地区的读者是假新闻——或者如其创作者所标榜的“荒诞故事”的愚弄对象。“荒诞故事”是美国特有的体裁，在美国口述文化中根深蒂固，与落后偏远地区和西部地区密切相关，在那些地区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病症），象征着传说中的边疆桀骜精神，并强调其与枯燥且挑剔的东部地区的文化差异。荒诞故事的意图和期望是强调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的鸿沟，那些知道和不知道的人之间的鸿沟；他们诱使受害者陷入轻信的窘迫，同时奖励无知者以愉悦的优越感。 ［12］
马克·吐温就是典型的西部故事编造者，19世纪60年代，他在青春岁月里，作为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地方记者，创作了很多“奇谈”和恶作剧，包括“卡森附近的血腥屠杀”“混血舞会”和“石化人”——一具被冻结的尸体，只有最谨慎的读者才会注意到尸体摆出了侮辱性姿势。 ［13］ 但是，吐温声称自己欺骗读者的言论被夸大，与此同时，他在俄亥俄州出生的同事威廉·莱特，又名丹·德·奎尔，却巧妙地在虚假和可信之间取得平衡，在从纽约到旧金山的几十家全国和地方报纸和杂志上，编造了惊人自然现象的虚假报道。在他现存的文件中，一些东部知名科学家的来信被精心保存下来，他们恳求一睹他笔下七英尺高的山地鳄鱼和无眼热水鱼的风采，每封信都有一段注释，可能是德·奎尔本人写的，对这位“被兜售报道”的“教授”感到好笑。 ［14］ 在西部，无眼鱼的故事是一个荒诞故事，目的是逗乐而不是欺骗；只有在东部，它才是假新闻。
虽然骗局、玩笑和彻头彻尾的假新闻在乡村报刊各项专栏中最为常见，但即使在更严肃的大都市日报中，假新闻也会偶尔出现。然而，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其中一些是别有用心的，就像便士报时代最早期关于月球望远镜和气球航行的报道，这些报道实际上是一场游戏，用来挑战读者辨认笑话的能力。例如，詹姆士·戈登·小贝内特臭名昭著的“野生动物骗局”至今仍为人所知，但现在的读者往往无法领会这个故事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