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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化史上灿烂的巨星。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而《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公认为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
一八八七年六月，法院检察官柯尼拜访托尔斯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控偷了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因此被判四个月监禁。陪审人员中有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发现罗扎丽原来是他的亲戚家的养女。几年前他客居彼得堡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姑娘怀孕后被赶出门来。后来姑娘生了孩子，孩子送进育婴堂，姑娘沦落为妓女。那青年良心发现，想方设法同女犯会面，并请求柯尼予以帮助，表示愿意同女犯结婚以赎罪。不幸那女犯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
这故事使托尔斯泰很受震动。他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小说。
他于一八八九年动笔。一八九五年完成第一稿。但他很不满意，认为小说容纳现实生活的广度和透视生活的深度都不合要求。后来又不断地探索、重写，先后六易其稿，到一八九九年才写成。前后历时十年之久。
托尔斯泰在这十年中参观了许多监狱，到法庭旁听，接触了不少囚犯、法官、狱吏，到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断地深入观察和认识现实生活，深入地思考。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所得，融汇在艺术形象之中。实际上他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全部融汇在这部作品之中。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
评论家也都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代表作。因为这不仅代表托尔斯泰的最高艺术成就，而且容纳了托尔斯泰对待社会、人生的全部思想，包含了他的全部先进思想，也包含了他思想中所谓的缺陷。
《复活》写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精神的复活，主要是聂赫留朵夫精神的复活。小说中多次写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聂赫留朵夫大学时期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勃、有美好追求的青年，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后，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兽性的人统治了他，精神的人被压制了，沉睡了。他第二次见到玛丝洛娃，以及后来的七八年，便是兽性的人统治着他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将她抛弃，而使她沦落到后来的悲惨地步。直到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回想当年，抚今追昔，良心发现，精神的人苏醒了，渐渐战胜兽性的人，精神的人终于复活了。
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旦苏醒，他对一切的感觉都不同了。他常常有羞愧的感觉。他在玛丝洛娃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她的苦难是他造成的；他在农民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他的贵族生活靠的是农民的血汗。他感到自己又卑鄙又可耻。他感到自己一贯的所作所为是这样，感到自己这一阶层许多人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精神的人一旦复活，他就开始从全新的视角观察社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事实上，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故事只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纽带，而大量篇幅写的却是聂赫留朵夫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聂赫留朵夫对待一些社会重要问题的见解和态度怎样呢？
对待土地问题：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和水、空气一样，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地主不能继续霸占土地，必须把土地交给种地的人。怎样交法？聂赫留朵夫先后采取了两种做法：一种是交给农民去种，收取很低的地租；另一种是交给农民，地主不收取任何代价，只是让农民按土地质量拿出一些钱作为农民集体的公积金。他认识到，地主无权收取任何地租，所以认为后者更合理。
对待整个贵族阶级的态度：贵族阶级的人自认为是上等人，然而聂赫留朵夫看清了贵族阶级是肮脏的，其生活趣味是卑劣的。他认为真正的上等人是劳动者和革命者。他认为自己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也是卑劣、可耻的。他不但有这样的认识，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放弃土地，不要仆人，离开阔绰的家，搬进公寓，抛弃贵族生活。在思想上、行动上都背叛了自己的贵族阶级。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的聂赫留朵夫是这样，托尔斯泰本人也是这样。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高龄离家出走，突患肺炎死在阿斯塔波沃小站，以最决绝的态度表明了自己背叛贵族阶级的立场。
对待封建官僚制度：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的事到处奔波求情，从而展示了形形色色官僚的嘴脸。他们残忍暴戾，嗜血成性，背信弃义，口蜜腹剑，麻木不仁，贪赃枉法，而最可怕的是，有些人本来是善良宽厚的，一旦当了官，就不得不变得麻木、残忍起来。而且势必结成一伙，官官相护。这就不是若干人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官僚制度问题。在接近结尾时出现了一个彗星式的无名老头子，主张不要皇上，不要任何当官的。
对待宗教：认为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愚弄人民、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他赞成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平等的教义，认为教会的许多做法都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小说中对官办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接近结尾出现的无名老头子就说，各人相信自己的心灵，就不分什么教什么派了。这就是主张凭良心办事。上帝就在每个人心中。
对待法律和监狱：依照聂赫留朵夫的看法，监狱里的罪犯，一部分是根本无罪的，一部分是因为精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水平，如革命者、罢工者，还有一部分是犯了罪的，可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大。所谓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指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犯罪”。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这样说的：“法律哩！他们先把所有的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
对待革命者：聂赫留朵夫认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人，精神道德面貌高于一般水平。他本来因为革命者采取恐怖手段，所以对革命者有些反感，可是接触之后，才知道政府对他们太残酷，他们不得不采取恐怖手段。他最敬爱的克雷里佐夫，本来是个又斯文又和善的大学生，可是目睹残酷的现实之后，变成了民意党破坏小组的组长。
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聂赫留朵夫都表现出当时先进的观点。
聂赫留朵夫精神的人复活的过程，也是深刻认识社会和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塑造的美好女性形象。她原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被聂赫留朵夫诱奸怀孕后，被主人赶出门来，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沦落为妓女。因为想起过去的事太痛苦，就尽量不去想，浑浑噩噩，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遭诬陷，进监狱。直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她还习惯地把他看作风月场上的男人，对他媚笑，向他要钱。但正是这次见面，使她回想起过去，她精神的人也苏醒了。她的可贵的品性一次次表现出来。除了第一次见面要的那十个卢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要过。她总是在关心别人。每次见到聂赫留朵夫，都要求他为别人的事奔走。她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却不同意跟他结婚，因为她认为这对聂赫留朵夫不是幸福，而是一种拖累，她不愿接受他的牺牲。后来她在政治犯的影响下，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最后嫁给政治犯西蒙松，正是为了使聂赫留朵夫得到完全解脱。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女子，宁可离开一个贵族老爷，嫁一个服苦役的政治犯，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玛丝洛娃的精神的人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达到了崇高、完美的境界。
然而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不同，她只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美好形象，却不是托尔斯泰的代言者，不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
《复活》卷首引用了几段《圣经》，结尾引用更多些。结尾与卷首所引《圣经》内容大致相同。有些评论家便认为这是本书主旨，是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归宿，认为这反映了托尔斯泰空想、反动的学说内容，诸如“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等。其实不应该这样看。引用《圣经》是有针对性的。为的是要世人爱护、怜恤有罪的和无罪的罪犯。请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不应当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里的“弟兄”“迷路的羊”“同伴”显然指的是罪犯。用意是很清楚的。
接近结尾时像彗星一般出现的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确切地说，聂赫留朵夫只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无名老头子才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老头子的话是极其深刻和犀利的。在这样一部书的结尾，作者是应该有一番结论性的话要说的。怎样说呢？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一个人物来说呢？通过中心人物聂赫留朵夫，如果说得太露骨、太激烈，也许不符合人物性格，也许会引起审查机关注意。因此他设计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一闪而过的、“疯疯傻傻”的无名老头子。借老头子之口，对宗教、法律、监狱、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批判。研究托尔斯泰思想的人，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人物的。
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具有高超的艺术性、高度的真实性、深厚的人性。《复活》正是在这几方面都达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
关于艺术性，不少评论者都提到《复活》中使用的对比手法。是的，托尔斯泰最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开卷便写美好的春天，接着便写监狱的景象；当玛丝洛娃被押去受审时，聂赫留朵夫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聂赫留朵夫穿着干净衬衣坐在头等车厢的丝绒软椅上说笑，玛丝洛娃在凄风苦雨中跟着车厢奔跑；柯察金娜夫人一行往右一拐，朝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往左边走，朝三等车厢走去。举不胜举。此外，托尔斯泰的心理描写技巧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这种技巧被称作“心灵的辩证法”。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是用直叙的方法写出的，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却不是直叙，而是通过言语、表情写出的。不论使用哪种方法，作家都将主人公丰富而多变的心理活动写得十分合理，十分自然，十分细腻。
尽管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然而真正如实地描绘现实的作品是不多的。因为历来统治者都喜欢歌功颂德，忌恨揭露黑暗、丑恶面的作品。托尔斯泰却凭自己的胆识和良心，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官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群众的实质。《复活》写成后，当时的审查机关大加砍削，删节超过五百处，如描写监狱祈祷的两章，全部删去，只留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就这样，发表后还是触怒了教会。教会宣布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
《复活》中表现出深厚的人性，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不是有口皆碑。多少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弱点，认为他所表现的人性是与阶级性相悖的。这是过去理论界“左”的思潮的一种表现。其实，聂赫留朵夫作为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代表，对待不同的阶层是爱憎分明的。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也是厌恶的。在《复活》第二部中写到，聂赫留朵夫乘车赴下诺夫哥罗德，有意避开柯察金公爵一家人，不坐头等车，而坐三等车，跟普通劳动者在一起。他和普通劳动者交谈之后，心里感到无比舒畅。他“看着这些人干瘦而强壮的四肢、粗糙的土布衣服，看着他们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中间，感受到了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严肃性趣和苦乐”，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等社会”。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的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情趣”，就感到厌恶。可以说，聂赫留朵夫不但在理智上认识到应该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恨统治阶级，而且在感情上完全站到了劳苦大众一边，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
可见，托尔斯泰宣扬人性，不是否定阶级性，而是反对兽性。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也就是人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人性的人经常与兽性的人较量。当兽性的人占上风时，人性的人就被压抑了；等到人性的人复活了，兽性的人就败退了。在具体的人身上是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中何尝不是这样？
《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
文学以情感人。《复活》正是充满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恶，对革命者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无怪乎《复活》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而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不朽名著。
力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