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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薄薄的红纸，被竹篾支架构造成一个长方体，底部开口的支架上是蜡烛台，点燃后，热气充盈灯笼，它开始上升。我一直想知道，在蜡烛燃尽前，它到底能飞多高。
这是除夕夜，江边公园到处是不断飞起的孔明灯，各种形态的烟花。我们在江边闲逛。正值枯水期，三分之二的河道变成了浅滩，剩下的长江水黑黢黢的，静止不动，一艘游船停在那里休憩。亮光来自一个夜晚捕鱼的老汉，他戴着矿工一样的帽子，头顶上有射灯，不知哪条孤独、好奇的鱼会上钩。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烟花、灯火、兴奋的人群。两个小时前，我抵达这座城市。对于它，我唯一的信息是三峡大坝修建于此。“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1912年的《海关贸易报告》如是描述。
宜昌的重要性不能与下游的武汉相比，它也没有工业城市沙市的活力。它的优势来自地理，它是长江三峡的入口。由此而上，宽阔的长江在山峰间收缩成窄窄的河道，在不到两百公里的旅程里，江水急速奔腾，一个接一个的浅滩、暗礁与明礁，只等船只的搁浅与颠覆。而江水与沿岸陡峭的山峰，交相辉映，又让几千年来的中国诗人沉醉不已。
我们离开了江边，在解放电影院周围闲逛，这是城市的中心区，酒吧、咖啡厅、舞池、K歌房云集。满街都是年轻人。大概和我们一样，对这传统节日心生烦闷。和一大家子吃吃喝喝、打麻将、相互拜年，这样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单调而乏味。新一代城市青年，不再饱受生活的磨难，没必要从家庭里寻找力量与安慰，给予回馈。他们在一种四处充满机会与诱惑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往往是家庭里唯一的孩子，各种爱向他们涌来。即使成年后，他们仍坦然、任性地将自身的困境分给别人，希望家庭为他们找工作、买房子。自由是想当然的，义务是陌生的。
这里最时尚的酒吧叫“糖果”。夜晚十点时，我们穿过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检门，进入了喧闹、迷离的气氛。一个袒露着柔软腰部的姑娘正在吧台中间的小空间里领舞，我喜欢她细长的眼睛和故作的冷漠，那画得过浓的眼眉，在昏暗、飘移不定的灯光下，竟也恰到好处。
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一场大雪的到来，几乎让这个国家的整个交通陷入瘫痪，从北京到广州，火车站挤满了等待回家的人。但这里的年轻人不想回家，也毫不担心那些想回家的人。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去看葛洲坝。这个工程在小学课本出现过，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我记不清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了。在网络上，我没查到原文，却意外地发现了《〈葛洲坝工地夜景〉说课》的文章，它应来自小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夜景，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火一样的劳动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伟大贡献。”文章写道，“全文以‘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想，表达了‘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我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堂，我们都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好奇、一无所知，一种世界观与美学观念就那样不费力地进入了我们的系统。文章有“中心思想”，值得赞美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你要形容夜色的美，可以说像“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如果你在赞美勤劳，那么他就像是“辛勤的小蜜蜂”。
我随着稀稀落落的人群进入，在褪色的宣传栏里，我看到了毛泽东的题词“赞成修建此坝”，保持着一贯的龙飞凤舞。
修建水坝曾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富兰克林·罗斯福1935年参观胡佛大坝时说：“我来了，我看了，我服了。”它也是一个失落民族找回自信的方式，尼赫鲁1954年看到楠加尔运河及巴克拉大坝时抑制不住豪情：
“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
五十年来，中国可修筑了若干大坝。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它有八座高十五米以上的大型水坝，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已增至一万九千座，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美国的五千五百座。
荒芜的长江边的货运小码头
葛洲坝的修建开始于1970年，中国亢奋而混乱，大坝的建设也并不顺利，直到1989年才最后竣工。参观路线只是大坝的一角。供通航的闸口紧闭，向闸口内望去，有一种意外的昏眩感。它那么深，混凝土的墙壁如此笔直，冰冷凝重得让人迫于呼吸，下部绿色的青苔是经年水泡的痕迹。发电区禁止游人参观，远远地望去，宽阔的水泥路似乎通向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被拦截住的湖水很平静，一些白色的塑料饭盒在水面漂浮。被刷成黄色的巨大机器不知何用。这道由水泥、钢筋、铁板构造成的庞然大物，毫不费力地截住了长江。
它取得了预期的发电效能了吗？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更壮阔的三峡大坝的预演，这个惊世工程在葛洲坝上游大约三十八公里处。
小王最终成了我们的司机兼导游，一百五十元，他用那辆年头过长的长安面包车载我们去三峡大坝。他得意地把通行证晃给我们看——有了它，你可以行驶在三峡工程的专用公路上。
他给我们讲解经过的桥梁和隧道，那条河流叫乐天，因为白居易曾在此露宿过，还有那条延伸山沟，那是备战备荒年代的兵工厂。我们还路过了中华鲟的养殖基地。
多年之前，我在电视新闻中见过它的模样，四位捕到它的渔民正抬着它，重新放生。它看上去足有三米长，丑陋而威严，庞大而骄傲。每年夏秋，它们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到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然后带着幼鲟顺江而下，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葛洲坝修建后，它们上不去了。
“它们拼命撞大坝，死伤很多，科学家不得不把他们都捞起来，放在那里人工养殖。”小王说。
水坝不仅截断了江水，也重塑了生态，中华鲟是受危害生物中最著名的一种。它也是真正的活化石，其祖先足以上溯到一亿年前。持续了一亿年的生活中断了。一位参观过养殖基地的朋友说，这些昔日的江中王者，正像猪一样被饲养着。
小王是葛洲坝的同龄人。他来自一个水利之家。在武汉学习水利的父母亲，把青春奉献给了丹江水库，它如今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他们从丹江来到宜昌，参与葛洲坝的修建，小王和两位哥哥的童年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成年后，三峡大坝是他们人生的机会。1994年到1997年，是三峡工程最繁荣的时期。“有十万人在工地上，”小王回忆时兴高采烈，“山西的新疆的四川的东北的，哪里人都有，他们都知道这里有几千亿的大工程，都希望承包工程，发大财”。发财的是少数，工程经过层层转包，经常让真正干活的人吃了大亏。那是个火热和混乱的年月，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聚集在此。
大坝已近完工，坝区寂静无人，空阔萧索。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这里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与度假村。管理者有一种孩子式的一厢情愿：旅游者将源源不断地涌来，参观这人造的奇景。
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小镇，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大坝的管理机构就设在那里。小镇被包裹进白色的瓷砖里。镇机关背后一座丘陵，前面对着长江，正符合中国的风水，背山向水，一辆车正停在门口。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人们聚在一起打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
我站在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作“太平石”，为纪念大坝而立，一位本地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十八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地矗立在江水中，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拴锚所用。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三点，阳光灿烂，水面泛起耀眼的金光。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腰上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是下游搬迁来的秭归新县城，老县城已被淹没。
三峡大坝没有期待的那样壮阔，它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毛泽东的诗句，“高峡出平湖”。我看到了它画卷般的美丽与平静，却不知道它隐含的情绪。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快艇上写满了俄文字母，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去，景物都像是蒙上了一层腾腾的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六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七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一直到八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九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快艇的数量不够，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拥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裹着黑夹克。“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对自己的儿子嘟囔着抱怨，年轻的情侣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着睡眠不足的样子。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有的旅客早晨六点就开始等车。
一位老人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五十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呼喊的声音最大，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后，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最终我们上了船。我在那裹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座椅上半昏半睡，耳边是三流港片的吵吵嚷嚷。
西陵峡在我这半梦半醒间就被掠过了。我对风景保持着惊人的迟钝，我的内心太杂乱，难以在千年不变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美。
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后，我来到巴东县。在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巴东没有太多的历史遗迹，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或是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还都机智诙谐，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记载简单乏味。一本历史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寇准）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我们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船停靠在码头时，要把头仰起六十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陡峭的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不知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十二层高建筑，三颗星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的喧闹之地。这座四十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七层高的楼房算得上是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
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紧邻政府、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丹阳”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它的领导者叫王丹阳，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富，是个传奇人物。”一位本地人对我说。他没受过正规教育，当过兵。他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商人到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再到俄罗斯的寡头，他们都分享着类似的精神。
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十三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并不老，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它们的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
因为三峡大坝，县政府先是建造了一座新城。但决策者发现，它的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不到十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刚修了不久的七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而真正的老县城，早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都被淹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他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他曾在这一带打游击。
我在新县城的广场上碰到小余。广场颇有几位卖气球的小贩，气球颜色与形状不一，都是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米老鼠……它们的色彩与工艺有一望可知的廉价感，倒是县城里的广告牌、店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都有一种粗陋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唇上留着柔软、随意的黑胡子，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镜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更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了。
或许出于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我们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家中过年。傍晚七点，他准时到了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十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这与其说是他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在酒店冷清的餐厅包间里，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听小余讲他的故事。1984年，他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十八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一千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各种可能性。
他还卖过仙人掌，骑三轮车替人运货，找不到工作时，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家里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们家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性支付的一万八千元安迁费，却被乡里干部变成了每月付五十元，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个整数，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分开给，就什么用也没有。”小余说。
他卖了半年的气球了。他以每个两块的价钱从宜昌批货，来到周边的小县城兜售，一般卖五块钱一个，他认为特别漂亮的，比如流行的米老鼠，可以卖到八块。每次出发前，他的小小行囊里除去很少的衣物，还有一个充气机，他用少量的化学药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制作出氢气，给气球充上气。
一周前，他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巴东县，他不认识任何人。他的生意不好不坏，他发现巴东人喜欢新奇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是他们没见过的，就会试一试，包括他的气球。
饭桌上都是男人，话题自然就引到女人身上。小余一下子变得动情起来。旅行时，我经常会碰到各色小镇青年，他们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着单调又丰富的社会阅历。县城与小镇的精神生活是匮乏的，他们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来填补，他们过早地学会抽烟、喝酒、赌博，在歌厅里扔掉童贞。他们在街道上呼啸而过，生命在此作了灿烂却短暂的停留，然后迅速、头也不回地奔向衰老，不过二十岁，却带上了暮气。
小余却相信爱情，他是个多情种子。在宜昌时，他先是陷入了一场不对等的恋爱，一个女大学生，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男女朋友，只愿意接受他的照顾，却很少给予回馈。他们的恋情注定走向终结，只等她毕业。然后，他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同事的老婆，一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喜欢和她谈话，偶尔的拥抱让他陶醉，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他还是被迫离开了工作单位。比起他节俭的日常生活，他对女人们过分慷慨。
即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几百元给女大学生购买生活用品。他还偷偷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裤，希望有一天能送给那个成熟女人。
在从宜昌前往巴东的长途汽车上，身旁一个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整整三个小时，他身体僵硬麻木，只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他记得她是在江苏打工，春节回家车票紧张，于是一直站在火车上。下车前，他对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说，可以替她们在宜昌买回程火车票，这样就不用再站回去了，让他遗憾的是，她们没相信他。在巴东的旧县城，他遇到了一个明眸善睐的少女，送给了她一个粉色米老鼠的气球。旧县城的生意不比新县城，他还是在这里连续待了三天，只想再碰见她。
吃过饭，小余提议到江边散步。沿着石阶而下，正是跨江大桥，一路上，我不停地看到这种通体白色的钢索桥，它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纯白竹叶虫趴在山峰之间，暂时地休憩。对岸的山已隐藏于黑暗中，山腰上闪耀的灯光。
小余诚恳地请我们吃路边的烤羊肉串，他还谈到了他在春风旅社里的另一个住户，是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过年时也未归家，他们孤单在外，有时一起在旅社的厨房里煮面条吃，打发寂寞时光。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他愿意给她打电话。他的自尊是淳朴的，他不想只占有，愿意提供帮助，回报我们的酒饭。
“在北京鞋垫好卖吗？”他突然问。我不置可否，看得出他渴望更大的城市，他甚至还提到了北京的奥运会，他说能去看一场比赛，是人生的一场梦。
因为蓄水，江面升高、变宽，流速减慢，泥沙沉浸到水底了，快艇像是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两边则是陡峭的山峰。上面生长着的树木在冬天萧瑟得灰黄，倒是与其下的岩石色调一致。山体的形状与颜色偶尔发生变化，有时是黑色平平的岩石，有时像是一串突然突出的鱼脊背斜插入江面，陡陡的山坡有时是零星的树林，有时是光秃的一片，当一片梯田突然出现时，就意味着一个小村落的出现。
远望像小小的火柴盒的房子突然聚集在山腰上，不出意外，还会有一道白线划过山腰，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有时，我盯着一个火柴盒，会看到一个红衣的小人从阳台上走回屋内。她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有时，刺眼的人工痕迹进入了眼帘。我看到了中国电信那蓝色的广告牌，岩石上刷着白底红字的方块：175米。当大坝彻底竣工之时，水面将达到这个高度，山峰又会变矮了一截，水面又将增宽，而那些山坡上的“火柴盒”又将消失一些。
当穿过那座橙色的跨江大桥时，巫山到了。
如果不是同伴提醒，我几乎就忘记了这是贾樟柯电影中引人注目的一幕。橙色的、像彩虹一样弯曲的大桥，连接了两座山峰，周围是墨绿色的山与水。
巫山的客运站大楼明确无误地显示，这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城市。大楼的外表还没来得及覆盖上瓷砖，仅以灰色水泥示人，钢筋支架上裹着绿色的施工网眼布，一架黄色的吊臂车孤单而骄傲地俯视着长江。墙壁上辽阔的长方形空缺在等待着玻璃，地面上则只有尘土和沙石，在售票大厅里，没有一张椅子，人们站着抽烟、蹲在地上发呆，给小孩子把尿。
我对于巫山的记忆始自“巫山云雨”这个词。十四岁，我知道了它是性隐喻，它在我青春期时孜孜不倦地不断翻阅的“三言二拍”里随处可见。那时候，性仍是禁忌，是困惑与兴奋的主要来源。“巫山云雨”是所有意向中，最朦胧、诗意的。我忘记了在年少时的那些情书里，是否引用过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么富有嘲讽意义，写出这样海誓山盟句子的人，是个滥情公子。
眼前的巫山县城与诗词中的巫山毫无关系。出租车沿街向上，这个新县城已经断断续续建了十年。县城的主干道被命名为广东道。
比起巴东县，巫山热闹、繁华得多。市政广场是城市中心，广场的布局像是三层水泥梯田。第一层的平地广场，是小吃的大排档与露天舞池，不同年代的流行曲彼此重叠。我也看到了小余所卖的气球，但米老鼠的那一款不是八块，只有五块。
再高一层是椭圆形的露天电影院，稀稀落落的人群正在看一部拙劣的香港警匪片。电影院旁则是一家接一家的台球桌、游戏厅、网吧、手机店。第三层是一家接一家的小商店，还有一个滑冰场。中午时，平台上面摆满了一张张绿绒或灰绒桌面的麻将桌，五块钱一杯茶，你可以打上一下午，不断有挑着凉粉的小贩经过，供玩者缓解饥饿，解解馋。
我从未体验过麻将的乐趣。一个小方桌，四个人，一百四十四张牌，就可以消磨掉无穷的时间。环境微妙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与思想。越到南方，人口就越密集，人们精耕细作，发明各种烹饪方法，能将普通的材料做得味美可口，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正是集大成者，每次把白菜叶放进红汤里，就经常想起一位外来者所写的：“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他们）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麻将似乎也是对密集人口的响应，它是一个在最小空间可以容纳最多人的活动之一。
夜晚，我沿着市政广场旁的石阶攀登，它被命名为神女大道。大道上没有神女的香气，只有一向横流的污水、果皮和塑料袋，垃圾堆旁则是一片大排档，油锅嗞嗞作响，铁板锅上的土豆块，散发出阵阵香气。
“新城好。”神女大道旁一家古董店的女人告诉我。她从前是旅行社的雇员，旅行社解散了，她就和丈夫合伙开了这家又卖兵马俑、又卖“文革”宣传画，还有辨认不清的三峡文物的古董店。“如果不是建新城，道路不会这么宽，也没有这么多商场，我们的房子也大些。”她的丈夫，一个圆圆脸的中年男子补充说。
我曾经是带着某种偏见来到三峡的。它太浩大了，超出了人力的驾驭，当试图以数字衡量得失时，那些难以量化的事物往往就被忽略掉了。你可以计算大坝的发电量，但是你该怎样计算人们看到家园被淹、迁移他乡，物种消失、植被破坏的损失呢？
我得到的信号是含混的。我没去乡村。那里的人是受影响最大的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耕种，突然失去了土地。城镇是受益者。他们会抱怨补偿太少了、属于他们的移民款被层层盘剥，但他们也乐于承认，若不是三峡大坝，他们搬不到体面的新城。对于老城，他们的感受和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同——老街道只意味狭窄、肮脏与拥挤，它没有太多价值。人们渴望的是“崭新”的世界，是霓虹灯广告牌、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还有被染成黄色的蓬松发型。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向回看。
“八成是好的吧。”在山顶上一座居民楼阳台上，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阳台下是建立在斜坡上的新城，蜿蜒的盘山公路、层次分明的楼房，是一座山城的典型景象。远处的长江，静止不动。“原来可能都没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宽。”这个男人说。他右手指着彩虹桥右边的望天峰，他的老家正在望天峰后，要坐上几十公里的汽车才能到。他所住的居民楼是两年前租下的，因为他的儿子在楼后的巫山中学上学。他的妻子在这里陪儿子念书，照顾儿子的生活，而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则在北京朝阳区做一名室内装修工。
“北京的活还是好找。”当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谈话的兴味变得更浓了。他还谈到了台湾问题、奥运会问题，因为它们都会对北京未来繁荣产生影响，而繁荣则直接关乎他的生计。
李家沟大桥下的土坑的地形，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你只要拿这个闪光灯，对着纪念碑，然后同时按这两个钮。”几分钟前，摄影师叮嘱我，他指着黑黢黢的远处，三峡移民纪念碑在那儿。
我顺着他的右手，只看到一片夜色。奉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李家沟大桥像是两种生活的分界线。在桥的这一边，是城市的休闲广场，一家又一家的餐厅、旅馆、舞场、商场连接在一起，霓虹灯管的店名，姿态夸张地吸引着过路人。在桥的这一边，却仍是一座待建的城市。我不知道，超过五十米的巨大土坑，是准备修建新的建筑，还是等待被填平。
我依稀记得《三峡好人》中移民纪念碑的形状。是这部电影促使我开始这次旅行的。导演贾樟柯向我描绘他在奉节五个月时间里的拍摄经历：“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一开始，我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到北京再回到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却也早已面目全非。”电影中还有一句过耳难忘的台词：“三千年古城要在两年内拆迁。”
这句话是今日中国的某种隐喻，变化宽阔、庞杂、没有规律、无视个人的意志，以至于人们要用镇定自若或麻木不仁来应对这种变化。在贾樟柯经常去的一家小餐馆的平台上，临江的围栏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老板娘神情淡定地站在台边上炒菜，她身后几步就是山崖，下面流淌着长江水。在电影中，三峡移民纪念碑像是个摆放歪了的俄罗斯方块，而非对那些移民的个人命运的纪念。在电影的最后，这个始终没有竣工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一样，突然飞上了天。
真实的纪念碑仍旧停在那里，仍旧裸露，像是在进行一场永远没有完成的告别仪式。我对着它按下闪光灯键，一道白光突然将它包裹起来，突兀在夜色里。不知在李家沟大桥的摄影师的镜头中，这一场景将如何再现。
第二天下午，晴朗多风。我参观了那个孤零零的白帝城。水位上涨，它变成了一座孤岛，它夸耀其历史足以追溯到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末年，但它最古老的建筑是来自民国年代。展览的主体由刘备与诸葛亮的壁画与人工雕像构成，他们代表着忠诚、信任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感。在中国旅行，你经常被一个接一个、不知节制的人造景观所包围。在山西时，当地的公司修建了一座木塔，宣称它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向每个游客收取一百元的门票。四川人修建了一座混凝土博物馆，说它就是大禹故里，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真实历史与民间传说相互混杂在一起，但它们很少像在此刻的中国这样边界模糊。我们毫不吝惜地搬迁、焚烧、拆毁、重建，或许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实在太丰富，没什么值得尊重与留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不介意是在真实的遗迹前还是人造的景观前，合影留念。
太阳已落山时，我在奉节的旧城闲逛，天色是忧郁的灰蓝色。江边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汽车轮胎、门板、砖头、钢筋、陶瓷马桶，似乎这座城市可以被拆卸的一切，都集中在这里。一群白灰斑点的小狗突然一阵风似的从坡上奔下来，激起尘土阵阵，然后他们相互撕咬着向远处跑去。垃圾场的帐篷中，有人在打麻将，一个中年妇女正抱着一捆白菜向露天灶台走去……从老城回到新城，我还路过了一场葬礼，人们散乱地挤在灵堂前，等待吃饭，气氛很是热烈，若不是那些花圈，我搞不清这是葬礼还是婚礼。
在这散漫的日常下，是弥漫的麻木。“这地方选得不好，很多地方在继续灌注混凝土，”我在李家沟大桥上遇到的小伙子说，“很多专家都已论证这地点有问题，但是领导还是决定建在这里”。
“你们不担心吗？”“不担心，大家不都住在这里？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呀。”这是一座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城市。我被一种强烈的荒诞感包围。我曾如此热爱这种荒诞，它为我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兴致盎然的视角。但荒诞却同时腐蚀了我的感受力，还有我的心。一种厌倦突然袭来。我不知这厌倦的原因。可能是城市里的噪声，千篇一律的商场与娱乐场所，丑陋的建筑，还有那些不痛不痒、难以深入的对话。
你会遇到小余那样的浪漫年轻人，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甘愿自我牺牲的装修工父亲，耐性、坚韧是一种常见的品质，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充满热忱地抓住每一次机会。但碰到的越多，我就越发现最初发现的喜悦感消失了，他们的命运都差不多，经常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对巨大的社会变迁感到无力，有过分投机的心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深深塑造了他们的内心——过少的资源与过多的人口之间有着难以消减的矛盾。席卷一切的狂暴的社会变化，除了响应、忍受，个人似乎别无容身之处。
有时我假装理解他们，试图富有同情心地看待这一切。但在更多的时刻，我则对那种空气中飘荡的麻木、精神匮乏感到无聊和愤怒。我担心自己变得嘲讽，用冷漠和厌倦看待眼前的一切。在内心深处，我也并不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走向新城区拥抱新生活的一家人
夜晚的航船穿越了黑乎乎的夔门，白昼它曾美得让我心神荡漾，而夜晚它高大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