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南方

一

“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绿装，无数的杨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变成了一个迷人的奇境，”埃德加·斯诺开篇写道，“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临行前，我意外地翻到这本《红星照耀中国》。它声名显赫，我却从来没产生过兴趣。我多少觉得，埃德加·斯诺过分单纯，但这个下午，我却感觉到了那种久违的阅读带来的怦然心动。

那是1936年，他已在中国生活了八年，厌倦了北京封闭、充满特权的西方人生活：“……饱食终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的城市的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他决定深入内陆，去探索真实的中国，去了解一群不为所知的共产党人的作为，他们可能是改变中国的力量。

他的语言比我想象的美感得多，在形容陕西的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时，他写道：“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一样触目，随着阳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

他的观察也让人过目难忘，“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毛泽东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在“中日淞沪战争中，中国农民就在炮火交加之中也毫不在乎地继续种他们的田”。他还有敏锐的感受力，他说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这不再是一本记录了史料、猜测的历史书，它让我躁动。像七十年前一样，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容易迷失自己——玻璃幕墙大厦、个人博客、星巴克咖啡馆，比昔日厚厚的城墙、园林建筑更容易将真实的中国脉搏隔离在外。

我也厌倦了坐在咖啡馆，依靠二手的新闻、汉学家的作品来评论自己的国家，像是被困在抽象的观念世界，对于那些具体的肉体、生动的表情、黄土、森林与河流缺乏感性的认识。每过一段时间，成为一名行动者、游荡者的愿望，就会冒出来。

二

离开北京四天后，我最终到了爱辉，它是这次旅行的真正起点。我为自己设定的旅行路线是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一个是东北角，濒临俄罗斯，另一个是西南角，离缅甸不远。

如果在这两点间画一条直线，它就是中国地理的分水岭。这条线的东部占国土面积百分之四十三，却居住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西部为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七，人口却不足百分之十。它也是民族的分界线，汉族人居住在线的东南，而西部则是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还有其他民族。

地图上的爱辉—腾冲线，是历史地理学家胡焕庸的发明。它解释了中国的拥挤与人口的压力。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的划分。这条线上的城市与乡村，与正被传颂的中国经济奇迹的故事没有太多关联。

我没有期待的那么兴奋。我缺乏耐心地参观完爱辉博物馆，里面尽是俄国欺压中国的故事，他们抢占我们的领土，屠杀我们的人民，掠夺我们的女人与财产，有时，你也不禁沮丧，为何我们总是处于劣势，似乎除去康熙皇帝，我们从未打过一次胜仗。1975年，它刚建立时叫“反修博物馆”，那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距离珍宝岛战役仅仅六年，谁能想到仅仅二十年前，中苏关系还密切得像是一家人，共同缔造社会主义阵营来对抗资本主义。

爱辉只是个小镇，除去博物馆与黑龙江，就再没可看的东西了。我在镇上一户老太太家里睡了一觉，她爷爷一百年前住在黑龙江对岸，是江东六十四屯那场屠杀的幸存者。他拉着马尾巴回到了黑龙江的这一侧。新故事正掩盖住旧伤痛。

爱辉属于黑河市，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贸易是它的缔造者。我的朋友朱秀峰1992年来到此地时，正流行着“南深北黑”的说法。南方的深圳因香港而腾飞，而黑河则因濒临俄罗斯而繁荣。期望没变成现实，深圳一飞冲天，黑河连“半飞”都没发生。

俄罗斯的皮毛与中国的轻工业品，是彼此的需要，最初的蜜月之后，相互欺骗摧毁了信任，贸易衰落了。很难说双方谁更应该指责，多年的不信任再度爆发出来。

边境的感觉没那么显著，黑河和其他小城似没太大区别，只是店牌下面多了俄语的标志，售货员会讲俄文，夜晚街道上多了一些拿着酒瓶子的俄罗斯男女。黑龙江宽阔、深沉、神秘，但是站在黑河的江边花园眺望对岸，除去建筑更稀疏，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就像是从长江北岸望着南岸。这是多么可怕的感受，似乎你跑出了上千公里，就是为了再度印证所知的一切，似乎黑河市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雅宝路。

在江边，我们遭遇了一场未遂的斗殴。两个喝多了酒的年轻人，找茬和我们打一架。我很为自己的怯懦汗颜，绕过了他们的拳头。当地的朋友还劝我尝试俄罗斯姑娘的风情，在那些红色灯光的房间里，只需要两百块，就可以抚摸她们引人遐想的臀部。除去异国的风情，不管这些姑娘多么落魄，她们还是白种人，似乎还有一种特别的权力，引发中国男人的征服欲。在一顿午餐上，一位当地的历史学家给我讲他的宏论：如果中国想在未来与俄国的较量中获胜，中国男人应该更多地前往俄罗斯，那里男女比例失调，可以让更多的俄国女人生下中国后代。

三

当郝秀荣笑起来时，你依稀可以猜测她四十年前的模样。她会把头半低下，用手捂住嘴，好像她又讲了什么不好意思的话。

她已历经岁月沧桑，身体枯瘦、头发花白，牙齿掉了大半，神情却仍带有少女式的羞涩。

我们坐在她家堆满木柴的院子里，前厅里不时传来稀里哗啦的麻将声，风偶尔掠过，她那轻薄的丝绸裤子与衬衣就微微抖动起来。

“我没什么后悔的，住在这里挺好的，”她坐在我对面说，“有时回哈尔滨，反而觉得人太多、车太多”。这个院子在三池子南岸的一个渔村。五大连池位于黑龙江省松嫩平原的北端，因五个大小不等、彼此相连的火山湖得名。黑色的凝固熔岩石、高矿物质的湖水、沉睡的火山口，它是中国东北著名的风景区。

郝秀荣在渔村中拥有特殊的特殊。“她是知青，一直没回去，可能知道得更多。”渔村里黑龙宫道观卖香火的一位大婶对我说。她骑着摩托车载我去见这位村中的“历史性人物”。

穿过一长串的烤鱼摊位，来到了村中的一排平房前，其中一些是小饭馆——旅游业越来越成为村民们的主要收入。郝秀荣家的天顺活鱼馆尚未开张，她从一张麻将桌旁站起来，走过来和我们说话。

1963年，她来到五大连池，那一年她十九岁。她一直生活在哈尔滨南岗区的铁道旁，在五个姊妹中排行第二。她从哈尔滨铁路一中毕业后，还在松花江派出所短暂地工作过。

五大连池地区景色虽好，却贫穷荒凉，而她则成为第一批前来支援建设的三十多名城市青年之一，他们都来自哈尔滨，都响应了党的号召。

“那时候的路可不像现在这么好走，”她回忆说，“我们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北安，接下来没有车了，只有搭大轱辘，也不知换了多少次才到这儿”。大轱辘是拖拉机，在乡间泥泞的道路上，它缓慢却畅通无阻，突突地喷出浓烟。

她最初被分配到的村子是第三池子的北沿，被划分到十三连。城市姑娘开始学习打鱼、补网、种地。她和同伴们像是被移植的草木，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成长，其中很少有人确信，他们还会回到城市。

青春的欢乐很快就盖过了忧伤。“我都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有劲头，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只要一听说农场放电影，就会结伴撑船从北岸到南岸。”郝秀荣回忆时，青春风采复活了。

到了1967年，全国性的上山下乡开始了，从北京、上海、天津涌来了更多的年轻人。他们一起学习种大豆、养猪、捕鱼，他们一起聊天，打牌，在月光下的湖边散步，交朋友，谈恋爱。

郝秀荣就是这样嫁给了生产队的小队长，他是本地的农民。他们很快就有了孩子，先是一个，然后又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一名家务熟练的农村妇女。1970年代初，郝秀荣一家从北岸搬到了现在的渔村，那时它是十连队。

知青运动在1970年代末走到尽头，郝秀荣早已习惯了乡村生活，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回到城市，她留了下来，她的新家庭已是六口人，实在不太容易再搬迁了。

她没带太多的遗憾，她的乐天性格帮助了她。她不怎么为外界的变化所烦恼。两个儿子就在村子里打鱼，就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个女儿在哈尔滨当工人，是当地政府安排的，算是对这个知青家庭的补偿。女儿似乎不怎么喜欢城市的喧闹，而经常想回到湖边的老家。

似乎多谢我们的到来，郝秀荣又回忆起《野火春风斗古城》，哼唱起《七十年代老歌》中的老歌。“那真是个好时候。”她淡淡地说，没多一句解释。她一心要留我们吃晚饭，或者明天再来吃午饭，她的女儿要从哈尔滨来看她，一家人又可以暂时地团聚了，距离十九岁懵懵懂懂地来到这里，四十四年过去了，她对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后悔。

五大连池的故事已经改变，没人在意知青的故事。池子里的水也不再那样清澈了。池子边新建的酒店正将污秽排入池水中，工厂也正在威胁它的水质。郝秀荣有些惋惜地说，白鱼、红尾鱼再也看不见了。

四

抵达伊春时，是傍晚七点。步行街上人群稀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

在等待本地的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放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断句停顿。不知疲倦地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杂食的街头小店，都是如此。

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步行街旁的楼房墙面斑驳，墙皮脱落已久。步行街上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报时音乐是《东方红》。

我被带回到了三十年前。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六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食堂里供应黏稠的米汤与因用碱过多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被共同的纪律塑造。它不是自由生长而是移植来的，不同的性格、家庭、梦想、口音与口味，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伊春洋溢着这种气氛。它位于黑龙江东北部，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生产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岗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就像大庆产生了模范石油工人王进喜一样，马永顺是伊春的象征，他是个不知疲倦的伐木工人，他们都有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

孙铁军是那股豪情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这算得上伊春的贫民窟。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九点的伊春，空气清新，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所有北京的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地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感觉得到毛孔的呼吸。

孙铁军出生于1954年。四岁时，他随全家搬到伊春市。他的父亲曾是志愿军的一员，战争结束了，作为退伍军人，父亲被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当业务员。这座人造城市居民分成两类人：林业的、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他们服务。但他们的界限随着时间迅速模糊。

1969年，铁军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他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的工序，每月挣三十三块。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被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圆木。1977年，他结婚了，伊春则迎来了她最繁荣的年代，中国正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里拥挤着来自全国的代表。各地政府、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派人前来，都想获得木材。

“到处都是外地人，什么人他们都要，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有工作。”铁军的母亲也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她为志愿军丈夫生了四个儿子。此前，她一直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作为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属，每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元的补助。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1993年。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没人控制的盗砍盗伐，令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需要封山育林；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积压了两代人的管理失调，要在一年中解决。

孙铁军对此有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而非仅仅他个人的挑战，结果仍令他吃惊。“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三口人全部下岗了”。除去自己，他的妻子、女儿——分别在林场的财务科和保卫科工作——也下岗了。

二十五年的工龄最终以一万八千块钱作为了结，他的整个青春就值这么多。令铁军耿耿于怀的是赔偿数字的笼统，他这样将近三十年工龄的工人，和那些工龄只十年的工人，没太多区别，似乎相隔二十年的人生其实毫无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说，“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

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十五年过去了，他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突然间，他要负责一家四口的生活，要交纳养老金、医疗保险金。在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中，没有他熟悉的路线图。他病倒了，一年后才逐渐恢复。像很多代的中国人一样，当面临社会的震荡时，亲戚、朋友、同学所缔结的网络开始发挥作用。他先是在山东游荡了九个月，依靠最初朋友的介绍，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新生活不安定，却让他呼吸到从未有过的自由空气。

“我一口气跑了很多省份，那些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哪里有活干，我就去哪里。”他的足迹从山东到了湖北，从四川到了新疆，从广东到了福建，他重操开车的老职业，在葛洲坝开铲土机，在攀枝花卸货，在新疆参与修路。

伊春的经济没有起色，甚至更糟了。被包围在两座小山之间的市中心的商业区不再有从前的繁华。五十年前，退役的士兵、年轻人涌到这里创造一座新城，三十年前，人们涌向这里，寻找木材与机会，现在本地的年轻一代外出打工，下岗家庭经常全家迁走。

铁军的女儿在一家小商店卖书包，每月六百块的工资是家里的主要依靠。她的丈夫在大连工作，每年见面的机会不多。他们六岁的女儿在屋里跑来跑去，一直想打断我们和她外公之间的谈话。

孙铁军觉得自己衰老了。那些游历令他大开眼界，却没带来太多的经济回报，他在为每年要交纳的一千七百元社保基金发愁，听说它要涨到两千一百元。他还被胃炎、肝炎、胆囊炎所困，即使如此仍要不时去开长途货运，经常连续很多天日夜兼程。

铁军的家里干净、整洁，狭小空间里的一丝不苟，显示出他强烈的自尊。这自尊挽救了他，他知道自己那些下岗的同事中，很多因为长期的积怨而一病不起。两个月前，他又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不过五十岁出头。“死得都让人心寒了。”他说。

墙上挂着的那把蝴蝶牌吉他，记载着他灿烂而浪漫的少年时代。他曾是个音乐爱好者，当年这把三十几块的乐器让他成为聚会的中心，他向少男少女们弹奏《游击队之歌》。但琴弦好久都没被拨动了，以至于他忘记了如何调音。

五

一旦上路，你就意识到之前的理论准备是多么可笑，具体、散漫、鲜活的人、物与场景很快占据了你。除去孙铁军、郝玉秀，我还在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和元宝村的王村长讨论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工业化问题。元宝村是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的原型，它也经常被视作“中国土改第一村”。我记得王村长穿一条浅蓝色牛仔裤，条纹的、颜色暗淡的白T恤掩盖不住脸庞、脖颈、手臂上发红的黑皮肤，脸部尤其突出，那是日晒和勤劳工作的证明。我喜欢他的脸，在不经意时，上面流露着某种庄严感。

我在小城依兰停留了一晚。我所住的金岛宾馆还兼营洗浴中心，楼道里暗红色的灯光传递着廉价的色情味。在中心的商业区，照例是那一家接一家的店铺，蓝色、红色、绿色的不同面积的店铺牌，上面用黑体、宋体、隶书、美术字等各式字体书写着店名、服务范围和电话号码，人们急于在给予的空间里塞进所有的信息。县城在中国社会的区域划分中地位尴尬，它失去了村镇的宁静和人与人之间相对紧密的关系网，却也没获得城市的自由与丰富。这是座古老、充满掌故的县城，12世纪时，两位皇帝宋徽宗与宋钦宗正是从开封被掳掠至此，从一国之君变为阶下囚，他们大部分时间坐在一口井里，像猪一样被供养，他们发呆，学会忍受屈辱。城里修建了石砖城墙，把这当年的屈辱转化成观光业。在依兰的牡丹江畔，我还遇到了一场意外的死亡，大批围观者远远地看着江心裸露出的河床上的女尸，白花花的身体上一抹红色，好像是内裤的颜色。那是个清晨，人们几乎欢笑着谈论这个姑娘。

我路过了大庆，被它的傲慢所激怒。它庞大得没有边界，除去水泥路和楼房，似乎连一棵树也没有。我没有采访一个具体的人，觉得整座城市都是王进喜性格的延伸。他是毛泽东时代的模范人物，不顾生死地劳作，是中国石油自主的象征。在大庆郊区的茂兴镇，我却碰到了意外的温暖。一家餐厅的老板娘的身躯，让我想起了聂鲁达自传中的场景，在一个短暂的时刻里，我觉得东北与拉美不无相似，女人们都丰满、健壮、不拘细节，似乎在表明她们是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而非在精耕细作的南方成长的；她们用不着精心隐藏与修饰，只需要直接表现自己的生命力；她们不让你辗转反侧、左猜右测，却会用无尽的温暖包住你。可惜，我没有十六岁诗人的热忱，丧失了表达爱慕的勇气，什么也没发生。在小镇上一座寺庙里，我坐在一个破旧沙发上，昏昏欲睡，几只不安分的苍蝇在我四周飞舞，轻微地打破了那种黏稠的气氛。那是中午，除去三两个同样昏昏沉沉地卖香火的老人，寺庙里空空荡荡，不知那些僧人去向了何处。

从这里，我进入了吉林省。我对于白城一无所知。它位于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的交界处。它的名字很美，在蒙古语里是查干浩特——白色的城堡。名字还催生了我不恰当的想象力：这是一座草原之城，我将看到草甸在城市的中心生长，还看到芦苇荡中的白鹤。

但白鹤仅仅是门前广场上的雕塑，我住在吉鹤宾馆，旁边则是科尔沁宾馆，但真可惜，科尔沁草原还要向北一百公里。我看到了高大、豪华的法院、政府大楼，经过一家叫维多利亚的夜总会，一条步行商业街、连成一排的餐厅和练歌房。我看了拆迁的老房子，抗洪抢险的纪念碑，似乎已废弃一般的新兴工业园区，一个早已干涸的天鹅湖，一座空空荡荡的寺庙。在傍晚的广场上，人们在跳舞，但是敲锣的老人却面无表情。我看到历史或自然，空气中没有亢奋或不安、傲慢或愤怒，甚至一点小小的自得也没有。它重复着所有中型城市的节奏，在中国巨大的变迁中，它找不到自己的方位。“黑龙江有一种愤怒的情绪。”哈尔滨作家阿成对我说。黑龙江曾经为中国的建设作出贡献，如今却似乎被遗弃了，而到了吉林，愤怒也没有了，只有茫然。

我在酒店的商务中心买火车票，接待员是个子高挑的姑娘。她平坦的脸因为浓妆而略显苍白，嘴角上挂着显著的厌倦。

“白城没什么特点，就是风大。”她合起正专心阅读的书说。从侧面看过去，它该是罗伯特·清崎的《穷爸爸，富爸爸》。

“它真的对你有帮助吗？”我问。她嘴角的厌倦立刻消失了，转而变成了兴奋：“怎么没用，我虽然不能很有钱，但我看的这本可能帮我获得财务自由。”

“那么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创业呗！自己创业多好，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上班了。”谈话被一个前来打字的客人终止了，刚才还沉浸在“人人都可致富”的梦想中的姑娘，又回到了现实，那丝生动又冻结起来。旅途中，我总是碰到这样的女人：她们的容颜比周围人出众一点，却没出众到改变她们生活的程度；她们不安于现状，却又不知道，或者不敢打破生活的惯性。

六

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象的大得多——直接飞到了大同。

大同是煤炭之都，是驱动中国的主要动力，还是人道灾难的来源之一——矿难是不断发生的社会新闻。政府、矿主、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共生关系。一条人命变贵了但仍不值钱，它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大同还以“春情”著称，过去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了洗浴中心、娱乐城，它是北京的后花园——便捷、清洁、廉价。

在大同，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夜晚十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走，它拥挤得像星期日的王府井。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来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含着思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戴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点发茬。在本地，这是混得好的装扮。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广场三面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小型的人民大会堂，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最醒目的是“大同云冈旅游节”的横幅。云冈石窟、悬空寺从历史尘埃里站出来，帮助这座城市摆脱过度的资源依赖，连华严寺门口都有这样的横幅——“一切为了发展”。展览馆对面的雕像，是战国年代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九龙壁，以及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你来不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有效的游戏，在广场上把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头王”，一天能卖出三千个，每个月净赚十万元，真不知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我去看云冈石窟，那些佛像雕塑，那些被岁月、风沙、雨水侵蚀的石窟，流露着说不尽的沧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残损的佛像，在洞窟内散发着忧愁，但曾经它们蕴含着人们对于极乐世界的渴望。

站在公共澡堂门口，我看到远处模糊的石窟。这个小山丘上的澡堂，属于一家国营煤矿的矿区，它的外墙被刷成天蓝色。我贸然闯进，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推开门，透过腾腾的雾气，我看到了三种人，洗过的人是赤条条的白色，而没下水的人则是黑色的，还有半黑半白的，都抬起头，整整一分钟里，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没人问我来干什么。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奇特的。在不同的城市与乡村，你都会看到街角、房屋前正在发呆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麻木和空洞，生活的刺激与兴奋早已逝去，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生命终结那一刻。但是矿区却不同，他们或许更为悠闲，不下井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些无所事事的白昼肯定很无聊，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漠然的表情里却有着特定的镇定，适于被拍摄，那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质感。

接着，我前往老矿工的家，他刚刚退休。那是一片贫民窟式的房屋，依地势沿低矮的丘陵而建，六七十户人家，房屋前是一个宽而深的土坑，也是这个聚集区的垃圾场，零星的野草点缀在垃圾、荒土和乱石之间，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在两排房屋间的走道里碰到那位姓孙的老矿工的，他正拿着小板凳要到前面的空地上，那里是居民活动区，老人家们在这里下棋、打牌、扯闲天，而小孩子则在四处奔跑，大声叫着爷爷以吸引长辈的关注。

“我是1965年下矿的。”姓孙的老矿工讲述起他的故事。他的家由两个房间组成，两个大炕各自占据了主要的空间。他的老伴正在外屋的炕上缝被子，光线昏暗，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热情地把一个被茶垢染深了颜色的玻璃杯递给我，里面是新沏的茶水。里屋的窗台与炕上放着十几盆花，一面墙上挂着陈旧的挂历，上面是毛泽东的画像，对面墙上则是一个印有明星的手提袋。我和老孙盘腿坐在炕上，脚边是散落的扑克牌。

我几乎听不懂老孙的话，山西口音比我想象得复杂，我开始怀念东北段的旅行了，那里空气清新，东北话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愚蠢得要命：“第一次下井时，你害怕吗？”“怎么不害怕。”老孙说。

谈话进行得时断时续，经常是突然性的沉默，谈话信息也是碎片式的，你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十分钟后，老孙的老伴突然开始说话了：“不知道，就不要说！”她的声音穿过了两屋之间的窗口，入侵到这个屋的谈话中。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刚说出问题，他老伴的回答就接踵而至，和老孙的回答形成了一个此起彼伏的二重奏。她的出言是否定性的，以终止这场谈话为主要目的。“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她再三地重复这句话，双手仍在熟练地缝被子。她对我们的摄像机充满不信任，而且我们问起了煤炭工人的现状，他们的旧房子什么时候可以拆迁，这像是敏感问题。老孙一开始还苍白地辩解，显然，他的声音没有她的尖厉，也没有她富有权威感，时断时续最后变成了欲说还休。我们忍受了一段时间的静默后，最终离去，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打破了别人生活的平静。

这是个失败的采访吗？我通过书本来理解世界，在那里语言是富有逻辑的，当拖沓时，我就一跳而过，它的每个段落、每个章节都会指向某一个结论，或者拥有具体的意义。在旅途中，我只偶尔碰到富有逻辑性的表达，在大多数时刻，是思路不那么清晰的交谈者，他们用沉默、跳跃、离题来回答我，从不使用我习惯的书面语。

“你之前见到了太多的成功者。”同伴对我说。成功者的标志之一，是他们能够面对社会表达自我。但除去小部分的成功者，剩下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也需要表达，却被斩断了习惯性的方式。他们的沉默，他们迷离的眼神，还有他们低着头的小动作，可能比他们的语言更有效地诉说了自己。

我们前往可供游人井下探秘的矿井。已经六点，游览项目已经关闭。我们偷偷穿过了售票处，穿过了像北京地下通道一样的走廊，来到升降机前。这口井的一部分可供参观，但另一部分仍在作业。游人早已散去，我们看到三两个矿工正在等待下降。

“没什么危险的。”他们表情淡然地对我们说，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是厚厚的黑土。几个小时后，他们将在澡堂里再恢复成白色。在一分钟寂静之后，升降机的铁门突然咣当地打开，他们钻进去，又是咣当一声，铁门合上了，它突然下降，向深深的地下坠去。

七

我们的出租车刚停下来时，一个剃平头的小伙子就把头伸进来。这是大同市的一家娱乐中心，我们慕名而来——至少两个本地出租车司机推荐我们来，因为“适合你们这些年轻人”，它是“最典型的大同景观”……我和朋友对此充满好奇，我们的青春期开始得太晚，超过了三十岁却仍令人怜悯地有着十八岁的好奇心，我们仍想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女人……这在今日社会看起来唾手可得，每个城市、每个小镇都有那么多公然或半明半暗的色情场所，女人身体和饭桌、KTV、桑拿房一样，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是社会压力的排泄口，是改良热情的麻醉剂，大多数人对此司空见惯，以至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我怀疑，很多生意人已经不知道如果不带着客户去唱歌、去洗浴中心该怎么谈生意，就像很多报纸编辑不知道在搜索引擎出现之前是怎样找资料的……

这家娱乐中心拥有一个平庸的名字“鑫鑫”，它的霓虹灯招牌有几个荧光灯管坏掉了，所以“鑫鑫”这两个字是不完整的，本来应该有六个“金”字，却少了一个半。门口有点奇特，要先爬上十几级台阶，才进入正门，它的门口方方正正，格局像是老式的苏式建筑，就像是机关大院的办公楼，不知道它里面是否铺着我喜欢的被漆成红色的木地板。

我们试着像老江湖一样，带着有点厌倦的表情缓缓进门，仿佛我们早已历经沧桑，尝遍山珍海味，熟知各种新奇事物……一旦进了门，我还是立刻就被震惊了。

楼内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空间。一个面积不大的门厅，连着一条长廊，一个接一个房间分割了这长廊的空间。机关大院的办公室，筒子楼，医院，我那个时代的中学教室，都是这种格局。厅内和长廊，还有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到处都是人。暴露着双腿和肩膀的姑娘们坐在那里，她们在聊天、吃零食或干脆表情呆滞地干坐着，她们坐的是那种低矮的小凳子，有点像一群候诊的病人……还有一群油光满面的男人，这群人打上了我们时代的烙印，他们喜欢穿一种有领的条纹T恤，腋下夹着黑色的小皮包，那里面是钱包、手机。他们的脸上有一种发暗的红色、轻微的浮肿，那是夜生活与烟酒过度的表现。他们的表情通常有点自满和乖戾，但我知道如果遇到更有权力和金钱的人时，他们就会转化成过度的谦卑……

他们是经济变革中的小有成就者，成功给他们带来了小小的傲慢，也让他们付出了过多的身体和内心的代价。他们被一种褊狭、自以为是的世界观左右。

我们跟着这个小平头上了二楼，这里与一楼是同样的景象。然后我们左拐，钻进一间封闭的房间。这个大房间被分割成面积均等的两个，用木板隔开。我能记住的是带着拙劣刺绣的沙发，是暗淡的黄色，不知道它是暧昧的灯光所致，还是确实这么脏。那一排姑娘走进来时，我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我和同伴以社会考察的名义而来，内心都蠢蠢欲动。我们太虚伪了，太自以为是地矜持了，两个姑娘坐在我们身旁、并随时准备坐在我们的大腿上，我们却纵容大好时光悄然逝去，倒是她们的直接弄得我们无所适从，她们需要尽快地开始，尽快地结束，效率和金钱紧密相连。我们是她们最好、最莫名其妙的客人吗？足够慷慨，却什么也没发生。她们会特别记住我们吗？

八

灰尘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汗水，牢牢地粘在我身上，使毛孔难以呼吸。到处都在修路，到处都在鸣笛，到处都是闪烁的霓虹灯。

在漫长的时间里，临汾被称作平阳，是“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雷霍，西控河汾”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曾是北方工商业的重镇。它更著名的渊源是，这里是尧的诞生地，尧被公认为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他和另外两位继任者——舜和禹——构成了中国最初的统治史，代表了华夏的黄金时代。

我来到了山西南部，中原地带的中心。我这一代对“中原之地”耳熟能详，却很少意识到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它遵从的地理区域也先是东南沿海，或是江浙一带。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心来自沿海，而文化中心则一直在江南。历史变化总是沧海桑田，如今我们谈论的是上海、香港，谁还记得临汾、商丘与开封？但当华夏文明在后者兴起时，前者仍是杂草丛生的乱石堆。

整个上午，我都徘徊在临汾市区的尧庙广场。它激起的不是我对远古文明的幽思，而是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饱经战乱、天灾与人为纵火的尧庙当然早已消失，最多剩下断壁残垣、青苔野草。遗迹是个不断被修复的东西，中国的历史倾向于存留在典籍，而不是建筑之中。我们不喜欢帕特农神庙那种石头，而倾向于木头，它们美观、精巧，却经不起历史烟尘。眼前的尧庙是1998—2002年一连串扩建的产物，它不再是一座孤单的被祭奠的建筑，而变成了一片建筑群，被称作尧庙广场。它就像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公园，街口的杂货铺，建造者费力地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一个空间里，所有东西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廉价感。

我先是在观礼台的广场上游荡，它坐南朝北，正对着尧宫。它像是一个小型的“天安门”，殿内摆放着那种廉价的工艺品，它是“中国尧都民间艺术博物馆”。两个年轻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在同样微缩的广场上，摆放着几辆电瓶车，它们被分别塑造成济公、火箭的模样，花上五块钱，你可以在广场上“驰骋”一下。然后，我又在尧庙里消耗了一个小时，在那些仿明清的建筑中穿梭。那些懒散的管理员会突然走到你面前：“给先祖敬香吧，三十块的六十块的都有。”如果你拒绝，她就立刻恹恹地走回屋角的同伴那里，继续她们的聊天。这尧庙是她们的，不属于游客。

贯穿广场的尧都大道有四十米宽，两边的景区除去“天安门”，还有缩小的天坛，有尧舜禹三座宫门，有用水泥制成的立体中国地图（可惜福建、台湾等一些省份，表层水泥已经脱落）。广场建筑处处夸耀它的规模，二十一米高的汉白玉华表，长达百米的、花岗岩铸就的千家姓纪念壁——它不但是全国最大的，而且采用了长城造型，还有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三门鼎立象征了尧舜禹，主门十八米高，是“世界上最高最大之门”……

我在四十米宽的大道上走来走去，这并非特别节日，大道上空空荡荡的。我庆幸自己没有再花五十块门票去进那个华门，它四周飘荡的红旗早已褪色，丝绸的边角早已残破。摆设在尧都大道两旁的摊位和这些宏大的建筑一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此刻的精神世界。一个又一个摊位提供了每一座城市都雷同的消遣方式：汽枪打气球的游戏，小吃摊，盗版书籍与音像——在上面我看到的几乎全部是玄幻、武侠小说，还有一本余秋雨的散文，还有《我偷了二嫂》这样诱惑人心的光盘名称……那个微缩的天坛被命名为“幻觉动感の屋”，中文的“的”字被换成了“の”字，而且在说明里特意提及，游戏来源于“日本株式会社”，我甚至看到了一艘仿制的军舰矗立在华门前……一位叫刘群良的僧人还给我算了命，但是他的个人简介上却印着八卦图。“不管僧道，都要看八卦的。”他对将信将疑的我说，并确信我“天赋敏感，也可以预测未来”，只要付给他三万元，学习一年两载即可。我婉拒了这份“前途无量的工作”，付给他十元钱离去。

如此大规模的混杂仍让我有点吃不消。那位尧真的是我的祖先吗？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古代中国人的延续吗？一切变得容易理解，浩大的工程与历史情怀无关，它只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且它与“大跃进式”的坏品味相连——拜多年的标语化、好大喜功的美学观念所赐。

“旅游业是一个大蛋糕，关键是谁能将这块人人看好的蛋糕做大做强……”一份旅游手册这样写道，“我们的卖点就是四千五百年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手册的编著者则写道：“我们的先祖创造了太多太多的华夏之冠。如何将先祖们创造的‘无形资产’变为‘有形资产’，使华夏千古文明浓缩在尧都，浓缩在一处看得见、摸得着的艺术经典中……”离开尧庙广场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大幅广告牌是“纽约，纽约”和“台北新娘”的婚纱摄影。

九

一阵雨过后，天变得明澈，那辆现代汽车就在山路上行驶，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是清澈的山涧，河滩上布满了大小鹅卵石块，铁青色的岩石取代了黄土丘陵。

我心情舒畅，因为终于要离开北方中国了，我正在穿越的秦岭是北方与南方的地理分界线。南方气味在经过眉县的渭河桥时就已变得鲜明，我看了一家又一家的路边简陋饭店都以川菜告人，成都和重庆的力量陡然增强。西安则被遗忘了，仿佛我不再身处陕西，而进入了四川。行政划分相较于自然划分和历史习惯，粗暴、不堪推敲，权力总是可以战胜语言、山川、风俗。

我开始觉得潮湿，而旅行节奏舒缓下来，我变得松懈。在汉中的清晨醒来，隔壁的潮皇酒楼门口那个穿着紫色旗袍的年轻女人正擦着玻璃，满身的慵懒从旗袍侧面的开叉溢出来，马路对面的性保健品商店的门口张贴着这一路上我看到的最有创意的名字——“阿根挺”。

在路边摊上，我听着两个少妇的闲聊，其中一位过分浓妆，像是冯梦龙笔下的小家碧玉。“汉中女人好看，”一位西安朋友提醒我，“她们有点像陕北的女人，个子高，皮肤白”。

“为什么西安人都说汉中人小气？”我一边吃着辣椒炒蛋，一边插话。我的胃口终于苏醒了，从黑龙江到陕北，我受够了那种粗糙、没味道的饮食，四川的辛辣终于到来了。

这句话引发了两个女人的热烈情绪，她们开始将之前西安人对她们使用的形容词，都送了回去：“西安人哪有汉中人豪爽，他们做事才小家子气呢！”

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女人比男人更有力量，不知道那“阿根挺”的销量如何。载我前往勉县武侯祠的是个女司机，今年正好三十岁。她前额的刘海修剪得过分整齐，像一把精巧的刷子，而后面则长长地飘下来，她的脸苍白平坦，五官小巧，这使她看上去就像放大的樱桃小丸子。她的牛仔短裤真是短，以至于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时，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被她白晃晃的双腿吸引，忽略了她作为整体的存在。

“汉中男人太懒了！”我们谈话是这样开始的。一路上，我的攀谈水准很低，不外乎“本地人有什么特点啊”，“你对生活满意吗”，“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很少碰到对自己收入满意的人，总是“太少，不够花的”。

说话干脆的樱桃小丸子也是，她毫不掩饰对自己丈夫的嫌弃。“如果不是孩子，我早就离婚了。”这辆捷达车正驶在栽了两排整齐的高大冷杉树的公路上，而路两旁则是浅绿色的稻田，绿得让人心旷神怡。“如果你春天来，更美，都是黄色的油菜花。”她说。

她对于结婚十年的丈夫的主要抱怨是，他赖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里，每个月挣一千块，自己都不够花的，却不愿意到外面去闯一闯。她是个想得开的女人，喜欢在那家鹦鹉酒吧里喝啤酒，和朋友抽烟聊天，她喜欢北京、西安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后者的麻辣小龙虾给她的印象深刻：“汉中就没这种做法。”她给老板开过车，嫌钱少又不自由，然后就自己买了这辆出租车，准备开上三年挣些钱，再把车一卖，或许能在西安开始个小生意。她是个称职的投资者，不再开车载朋友了，即使会被他们讥笑“小气”，她还雇用了一个男员工，每月付他九百元，专门开夜班——闲置的出租车该是多么浪费。在家里的姊妹三人中，她是最不安分的，总是向往着更刺激的生活，要穿名牌衣服，要下馆子吃饭，要去全世界旅游，她也是最自立的一个——除了自己谁也没法依赖。

夹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汉中，的确仍旧散发着一股置身事外的气息。对于饱受大城市的节奏折磨的人来说，它悠闲散漫得如此迷人，而对于这位“樱桃小丸子”来说，它缺乏生气与活力。

速度正在致力打破这种状况，八百里秦川如今只需要六个小时的车程，西汉高速公路通车之后，则将缩短成三个半小时，“云横秦岭家何在”的感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远古景象。这也给“樱桃小丸子”带来了新的机会，她希望到时不再在市内挣那五块一趟的活儿，被别人包车往返一趟西安、汉中，或许就可以收入一千块。

来到武侯祠时，我是当天最后一位游人，空空的院落里，皮鞋踏在石砖地面上的声音响亮而清晰，我喜欢上了那棵玉兰树，甚至试着欣赏结构对称的古建筑，还有四四方方的院子，散布着青苔的石板路引人遐想，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剥夺了那美妙的传承，恨不得能就地坐下，抚琴一曲。对风景之爱，曾是中国文化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站在小小的阁楼之上，穿过一片玉米田，我看到了流淌的汉江水，一阵清风恰好迎面吹来，内心莫名其妙地充盈起来。

对诸葛亮的记忆主宰了这座小县城。我试着在西方传统中找到他的对应人物。他是那么机智，那么有操守，那么执着，却最终还是失败，充满了悲剧式的无力感。奥德修斯有他的机智吧，却比他更幸运，或者说更明智。中国人推崇诸葛亮，多少因为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性。从刘备到阿斗，他不怀疑既有秩序，甘心成为摇摇欲坠的秩序的维持者。

我对历史遥远和模糊的记忆在汉中被一点点唤醒。诸葛亮，马超，汉中王刘邦的拜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还有汉江。中国人的身份是从汉代开始的吧，因为汉朝，我们成为了“汉人”。

十

从汉中前往绵阳的公路，穿越了一座又一座山峰，一座又一座桥梁，我看不见窗外那些高山与谷地。大雨突然滂沱，雨打玻璃的声音短促有力，而窗外一片漆黑，迎面到来的汽车的前灯会短暂地打破这黑暗，提醒我车依旧在开往目的地，而非仅仅是钻入了无尽的黑暗。我闻到了那种神秘气息，其中甚至带了某种杀气，如果在此埋下一支伏兵，谁能进入富饶的成都平原？我在穿越蜀道，前往绵阳，富饶、拥挤的四川北部。

我觉得饥饿，疲倦，情绪低落，突然想到一切终将逝去，荣耀、爱情、雄心，友谊，还有生命。这些追问在城市明亮的灯光中很少浮现。我慢慢意识到自己是个浅薄之人，对于终极意义缺乏热忱，生命对我来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临时解决方案，我从这一处跳到另一处，不相信它通向某个特定的终点。

从汉中开始生出的懒散，如今潮水般地扩散。到了绵阳，懒散变成了懈怠，而旅行则变得像是观光。涪江旁是一家又一家的茶馆，那些软软的藤椅、五块钱一杯的绿茶，可以坐下喝上一下午。麻将声就像辣椒味道一样四处可闻，它们都给平淡的生活增加味道，也抵御那连绵的阴雨。

那家开元米线馆一早就被人群挤满了，店铺太小，十几张凳子不够坐，人们就端着大碗站在路边，我在碗里看到了颜色浓郁的红油汤，诱人而可怕。但这些身形秀气的本地人则在清晨刚刚醒来时就喝下一大碗，就像它仅仅是一杯茶，一杯牛奶，一杯咖啡。被这碗红汤米线诱惑来此的人形形色色，我看到了睡眼惺忪、脸面浮肿的男人女人，像是刚刚从欢乐、放纵的夜生活中脱离出来；白衬衣、斜挎细带黑色皮包的上班族，正尽力将碗端离身体远一点，然后探头去吃，期待他的白衬衫能逃过溅出来的油星。他的小心翼翼，不妨碍他吃米线的速度，筷子夹住滑腻的米线，灵巧地一卷，再上下掂两下，挥发了热气，然后送入口中。我像是在观赏一场晨间的杂技表演，并叹为观止：他的衬衫没溅上一滴油星。

十一

“三轮！三轮！”我喜欢听李仲贤在街道上这样喊叫。那是浓重的四川腔，音调大得出奇，仿佛不是从他瘦小的躯体里发出来的。雅安正下着雨，它已经持续了一整夜。我一下子就迷上了雅安，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城市的布局，不知那条横穿市区的河流叫青衣江，只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墨绿色山峰，和昏黄色路灯下湿漉漉的水泥路。

雅安在成都的西南，距离上一站的绵阳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它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区，著名的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由马匹、茶叶交易筑就的商业古道，也同样传播了文化、政治、宗教与爱情。

李仲贤熟知这些历史，五十五岁的他是地方志的编纂者。旅行中，我最喜欢碰到他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生长的土地充满热忱，熟知它的种种典故，而且愿意与人分享。他带着我去青衣江畔喝茶，叫来他的朋友，其中一位是本地作家廖念钥，在过去十年中，他写了八本小说，试图将雅安的历史命运串联起来。屋外的雨越来越大，青衣江水算得上奔腾向前，裹挟着山上黄得发红的泥沙，气势倒是让山西境内的黄河黯然失色。

茶馆内只有我们一桌客人，屋顶有点漏水，洗手间入口处一个水盆正滴滴答答地接着漏下的雨水，那个三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播放着一部香港枪战片。我倾听着这群本地知识精英的谈话，间或插入一两个问题。他们的四川口音浓重，我吃力地跟随着。

廖念钥的普通话好得多，他会有意识地照顾我，不过谈兴浓烈时，他们又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讲本地话。谈话的内容五花八门，我喜欢听他们说起民国年间的传奇，刘文辉、刘文彩和刘湘的故事，他们同属一个大家族，却又彼此争斗。这些故事经常让我想起《死水微澜》的气氛，新旧军阀、袍哥、教会争夺权力，但这些刀光剑影、枪炮火光却又立刻被麻婆豆腐、甜甜的井水、女人的胭脂发髻、小孩子的啼哭声掩盖住了。成都平原太安逸了，暴力和愤怒都被溶解了。

“我的父亲那一代真的不同。”李仲贤说。他的父亲毕业于南京大学，1948年时来到偏僻的西康省，成为一名法官，他拥有那一代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他真是那种读书人，即使老百姓把唾液吐他们的脸上，他们也会保持风度。”

当故事从民国转到当下时，气氛更加热烈了。像所有城市一样，雅安被过去三十年的变化弄得不知所措。廖念钥在他的小说里描绘他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幸运地考上了大学，为了能被分配回家乡不惜和不爱的人结婚。但当他们结婚生子，准备安于这一切时，更剧烈的变化发生了。没有机构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事实上，也没人再给予你安全保障，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来重新获得一切。这变化来得太快，年轻时他们谈论诗歌、理想，而现在得面对现实。在这股财富重新分配的热潮中，那些曾被他们瞧不起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暴发户，而他们自己则苦苦挣扎。

“那些国有企业被卖得太便宜，那是几代人积累下来的，突然到了一个人手里。”他们谈起一位千万富翁级的女性，她有几分姿色，当主动躺到本地一位高官的床上之后，特权折换成大笔现金。这种故事再普通不过了，各地都有类似的版本。

李伟是雅安的年轻一代，有着南方少年的瘦小，却很帅气，染烫过的黄发乱蓬蓬的，不大的眼睛很清亮。他才十八岁，却有着丰富的阅历，他当过理发师，成立过少年帮派，高峰时手下有一百多个小兄弟，他在藏区闯荡过，却因为拒付黑社会的保护费被打了出来。“我最崇拜陈浩南，他够义气。”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价值观。香港电影经常占据遥远的内陆城市的主要精神生活，从1980年代的《英雄本色》到1990年代的《古惑仔》，兄弟义气一直激励着这些少年。

但真实的情况是，它几乎从未发生过。李伟厌倦了小帮派生活，因为“其实根本不讲义气”。暴力是没有目的的，经常是为了打发时间，甚至为了一块钱、一个挑衅的眼神而打起来。两个人的冲突，会迅速转化成团伙的对抗，接着双方开始叫来更多的人。“雅安那么小，经常两边叫来的是同样的人，然后可能就不打了，”他说，“两个月前，我被其中的人拿刀逼着去打架，但到了那里看到被打的人我认识”。他对此深感厌恶，一直没有动手。但那次的斗殴没以和平收尾，双方都失控了，其中一位被扎成了重伤，肇事人都逃到了乡下。“他们不会报案的，”李伟解释游戏规则，“你要自己报仇，而不是靠警察”。

他的生活开始得太早，也因此厌倦得早。他说十三岁时就有了性体验，到现在已对姑娘没什么兴趣。如今，他是江边一家砂锅店的服务生。砂锅店老板的女儿爱上了他的好朋友。这个男孩也是瘦瘦小小的，更内向忧伤，他们是在成都做保安时熟识的，真想不出他们两个站在大门前，会有什么威慑力。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是雨后的下午，李伟出神地望着远处山上的信号发射塔，它看起来像是一棵千年老松树。“我一直想去看看，那到底是什么？”很多无所事事的下午，他都这样发呆。在他一旁，那一对小恋人正在相互挖苦，或许两年后他们就会结婚，将自己的命运和青衣江边卖砂锅的餐馆紧紧相连。

十二

张德藩打开张贴了尉迟恭、秦叔宝两位门神的木板门，站在我们眼前，他的蓝色西装整洁利索，面颊刮得干干净净，看得出，他不属于这个村庄。

“我们来找一位从台湾来的老人。”从张家坡的村口，我们开始一路询问。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只是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他的经历：他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在台湾度过了大半人生，如今又回到了他的故乡——云南腾冲市和顺镇的张家坡。

我从不了解中国远征军的故事。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来龙去脉，我们知之甚少，而国民党政权的作为则更像是历史的盲点。距离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整整七十年过去了，但我对于那场战争的主要记忆是几个孤立的年份、几场孤立的战役、几次骇人听闻的屠杀，至于战争的内在逻辑与细节——中国失败与胜利的原因、中日两国的真实国力对比、杰出人物和普通人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与怯懦——则几乎未得到探讨。我们总是在遗忘，似乎所有的苦难都仅仅是苦难本身，除去哀叹与控诉，无法转化成真正的精神财富，转化成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探求。

腾冲曾是明清的军事重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见证了中国与它的盟友美国、英国兴奋、悲壮、挫折重重的合作。1942年至1944年，中国军队在缅甸遭遇重创，几万人被困在深山密林中，迎接不必要的死亡；他们在印度重整旗鼓，补充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兵员，接受美国式的装备与军事训练，最终完成了对日反攻。腾冲建于1945年的国殇墓园记录了其中的一部分牺牲者，那些五十厘米高、二十厘米宽的小小墓碑，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既然他们生前就列队，那么死后也是如此吧。很多墓碑上的字迹经过雨打风吹已然褪色，只依稀看到“一等兵”“上等兵”的字样。

真实的战争比我想象的更复杂，除去勇猛、荣耀、爱国热忱，它或许更蕴含了恐惧、无可奈何。

张德藩的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毫无障碍地跨过门槛，脸上也没有太多的老年斑，他的反应称得上快速，看起来不过七十岁，唯一可惜的是，他基本失聪了，必须是他熟悉的人在他的耳边吼叫式地说话，他才略微听得清。他出生于1917年，和我们见面时整整九十岁了。

由于失聪，我们的交流很难展开，而且他依旧浓重的乡音我也经常听不懂。他当然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喜欢重复，似乎那是生命将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或是通过反复诉说曾经的遗憾，来平复内心长久的不安。

他就出生于这个老屋中，这幢房子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可以猜测出，这是个殷实之家。他曾是个青年商人，行走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腾冲一直就是中缅贸易的重镇，很多中国商人的大半时间生活在缅甸。他娶了一个气质端庄、眼窝深邃的中缅混血儿，是缅甸曼德勒市一家英文学校的老师，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他经历过日本人在1942年的到来，商人式的精明帮他回避了很多痛苦，当日本人进村时，他会事先准备好几个鸡蛋与番茄，当他们敲门时，他会一边主动递给他们，一边说自己是“良民”，他亲眼看到那些迟迟开门的邻居怎样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远征军开始反击日本人时，他已是个三十七岁的父亲，无意卷入其中，但战争却选择了他。他会说熟练的缅语，熟悉缅甸的山地与丛林，他先是成为了一名向导，然后被迫参军。战争中充满了意外，他和几位战友被大部队甩了出去，不知为何又卷入了缅甸的内战，他看着战友一个个死在身边……他算得上幸运，逃过一次次劫难，他记得一次夜间战友想拉他一起出门，他恰好不在，第二天那两位战友都死在了外面。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之后，他们这些残留的远征军老兵辗转泰国，前往台湾。他就这样来到台湾，成为挤满外省人的台湾岛上的一个陌生人，操云南口音，在一家理工学院里充当烧水的锅炉工人，他再没见过妻子，在台湾时他接到了她的死讯，而儿女们只有在大陆向台湾开放旅游之后才又见到。

“那是乱世啊，人命不值钱啊。”我记得他总是在说这句话，他总是提到他再未见到的第一任妻子，她那张魅力十足的黑白照片就在客厅的相框里，他的第二个妻子则坐在他身旁。你可以轻易感觉到，他所有的爱都给了死去的、在照片中光彩照人的那位年轻女人，而不是身边这个白发苍苍、皮肤干黄的老太太。

他带着我参观后院那个小花园，串串红正在盛开，那棵粗大的茶树穿过屋顶伸向天空，他指给我们看他新修的浴室，轻轻地抱怨说鱼缸里的金鱼为什么总是养不活……他热爱生活，并且期待别人倾听他的故事。他的弟弟也坐在房间里一直陪着我们。除去照顾他们的那位中年保姆，他的弟弟是这个房间里最年轻的人，今年七十三岁了，儿孙都不在家。偌大的院子里显得空旷，木制老房子和石板路上的青苔散发着久远的气息。有那么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甚至感觉到时间静静流淌。

当我要离去时，九十岁的老人恋恋不舍，说了很多遍“谢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或许我们应该留下吃饭，或是不久再来看他，他期望有人听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早已被岁月弄得残破不全，甚至彻底被历史遗忘了，但那些往事的悲欢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他需要把它们倾泻而出，并被别人知晓。

十三

离开腾冲的感受，就像到来时一样复杂。我斜躺在那个两米长、一米宽的铺位上，一页一页地翻着手上的书。灯光昏暗，人声嘈杂，窗外一片漆黑。从腾冲到昆明的夜班车，宣告我四十天旅程的结束。汽车在山路上行驶，穿越着高黎贡山、怒江。我觉得自己平躺的身体像是传说中飞翔的尸体，镇定而沉默地飞入无尽的黑暗。

抵达昆明后，那个陪伴我走了最后一周的旅伴将返回香港，她有着黑亮的长发、修长的手指，并和我一样喜欢Leonard Cohen的低沉嗓音。这段朦胧的恋情尚未展开，就要宣布结束。

我们的暧昧情绪，一直被包裹在没完没了的细雨中。我们在潮湿中参观远征军的墓园；坐在和顺镇安静的图书馆里翻阅老报纸；一边在路边摊上吃米线，一边看着雨水从屋檐淌下；在用火山石铺就的田间道路上散步，黑色火山石和浅绿色的稻田的和谐搭配像是出自安藤忠雄之手；我们还在著名的温泉大滚锅旁洗脚，品尝用地热煮熟的鸡蛋和花生，这里也是徐霞客那惊人的旅程的最后一站；我们也在潮湿中，熟悉彼此的皮肤和嘴唇。

她会和我讲起阳明山的温泉，台大的杜鹃花，还有杨德昌的电影和爱情。她来自台北，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母亲是外省人，外公是1940年代上海的一位知名记者，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家族历史足以追溯到清代中叶。

这是她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旅行。“在去法国读书前，”她在刚认识我时说，“我要知道大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她的台湾腔一听可知，她把三声的“法”，读成了四声。她总是恨不得把每个字音都发得字正腔圆，陈述中听不出轻重缓急。

她曾想坐着火车穿越中国，去倾听普通人的谈话、争吵，呼吸同样的空气，但立刻就被朋友的劝说终止了——火车上的秩序太混乱了，拥挤得甚至上不了厕所。

我猜她对中国大陆的感情，就像是奈保尔对印度的感受。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对于那辽阔、复杂的大陆有着强烈的渴望和好奇，他们和这片大陆既紧紧相连，又有着难以逾越的隔阂。

不要说来自台北的她，就是生活在北京的我，不也觉得自己就像是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的变化太剧烈、太迅速了，整个国家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她忘记了自己从何处生长而出。一路上，我看到了战争、政治运动、经济发展，如何将这个国家改变，抹平了地域差异，解构了原有的人际关系……余光中式的情怀反而在中国销声匿迹了，当方文山开始将唐诗宋词的意境置于流行音乐中时，它因为新鲜而风靡了整个中国。

在黑夜的长途汽车上，她侧躺在靠窗的铺位上，和我距离不到一米。她一直安静地盯着窗外，不知道她在那黑黢黢的夜色里发现了什么。偶尔，她的手会穿过这一米的距离，来寻找我的手，一言不发，她的手轻轻地滑过我的手背，延伸到我的小臂。我继续翻阅手上的这本《大国之魂》，是作家邓贤对1940年代的远征军的记录，一些段落让我过目难忘：“每逢阴雨天气或者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里，重庆的街道上就挤满各种各样黄皮肤的人群。他们好像洪水塞满河道一样浩浩荡荡在城市和乡村流动，永无尽头。他们中大多是衣衫褴褛的苦力和被战争夺去土地的农民，还有许多失业者和流落街头的学生，这些人的住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小棚子，用一两根木头支撑着，屋外流淌着令人作呕的污水和垃圾。我进过几处这样的房子，房子里没有床，主人和孩子在地上吃饭睡觉，但是他们照样活着！上帝，中国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他们似乎只需要一片菜叶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并且成群地繁衍后代。”

这是史迪威给他的上司马歇尔的信中所写到的，它在黑夜里让我难以入眠，想起两个月前所看的纪录片《南京》，几十万拥挤在南京的中国人根本无力保护自己，他们中最幸运的保住了生命，只是因为得到了那十几个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白人的帮助。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或许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刻皆是如此）充满了这种悲剧性时刻，个人根本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被动地接受所有安排。与此同时，他们发展自己的应对之道，他们对于环境的恶劣保持着惊人的容忍和麻木，对一切机会充满敏感，迷恋看得见的物质，对于死亡保持着一种无知的坦然……我们依靠的不是个人的成长，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群体，用源源不断的新生命来取代对每个人过分强烈的消耗。在一个家庭中，一个人的生命似乎在四十岁就停滞了，他要把希望全部押注给下一代了；在对抗日本人的战争中，成群成群的营养不良的少年充当了炮灰，他们甚至没有接受过像样的军事训练，没有足够的子弹；在1990年代东南沿海的那些工厂里，从内地来的青年男女，他们把十八至二十五岁这样的人生最黄金的时刻交给了高强度的工作，一旦超越了一定年龄，他们就自然被更年轻的人取代，只有很少的人从中获取了未来生活所需要的足够技能与金钱，大部分人则再度回归到旧轨道。

我想把自己的感慨讲给她听，却不知道如何开口。我似乎比她年长了整整一代，像是成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一代台湾青年。那是意识觉醒的一代人，一心要探究自己命运的由来，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激励着和压迫着，他们也有着自己明确的敌人，要为自由表达而奋斗。而到了她这一代，没有明确的黑白了，昔日的压迫都消散了，娱乐正在取代所有严肃的精神生活，她们关注自身的感受，要远远超越所谓的台湾命运。对身份认同的纠缠不清，才是令她真正困惑的。她对于政治的、经济的中国大陆没有太多兴趣，甚至充满了某种不信任，却对文化的大陆一往情深，她相信其中埋藏着她生命的密码。

但双方都面对着同样的中国传统和现状、记忆与现实。这一路上，我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它早已不再是史迪威眼中那个中国，但同样的，我看到了那惊人的惯性并未消退——我不能说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了一直期待的个人尊严。旅途中，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遗忘”，我们遗忘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所有人似乎都在生机勃勃、闹哄哄地生活着，却像是陷入了一场集体无意识，甚至连悲情都丧失了。

我回到北京两个星期了，她早已身在里昂。我收到她寄来的腾冲的火山石，夜晚那些记忆突然涌来，我想起在四十天里经历过的那些地方、那些面孔、那些意外的插曲。它们没有使我的头脑更清晰，我也没有寻找到分析中国社会的钥匙。但我感觉到，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更加浓烈了，我期待自己不仅是去分析它们，更重要的是感受它们…… /qtsYeQB3dAUkQiQEJ2byY5tI2cx2QWQn8jzn3viy8ZSXXoJqIEvlzJpaUyODY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