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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意外的旅程

“克莱尔学堂”,我嘟囔一声,仰头倒在后座,享受暂时的休憩。这是凌晨六点,我搭伦敦的早班车抵达剑桥,走出窄小车站,一头钻进出租车,宿醉令人疲倦不堪。

但,车没动。“克莱尔学堂”,我又大声说了一句,以为他没听清。与东京一样,剑桥的出租车司机也多是老者,白发苍苍或头发稀疏,威严与慈祥并存。

车仍未动。大概我片刻从晕眩中清醒,意识到此,拍了拍驾驶座。他转身看我,一张椭圆形的脸,鹰一样的鼻子,眼神平静,像是一部老电影里的管家。“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个词”,看我一脸茫然,他加了一句,“Please”。

是的,得体的表述应该是“Clare Hall,Please”。收到我的歉意之后,发动机启动了,他的冷峻也退隐了,开始絮絮叨叨。1979年,他刚从波兰来到英国,要努力学习这里的一切,包括无处不在的Please。我猜,他是那一批东欧移民之一,一心逃向一个新世界。意外的,他让我想起石黑一雄笔下的老式英国——一股落日余晖。这也是吊诡的一刻:在这个也曾饱受折磨的波兰人眼中,我也是某种新型的野蛮人吧,对传统、习俗缺乏体悟。

一些时候,我的确觉得自己像个“野蛮人”。来自一个古老文明,却常感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世界的迟来者,总为自己的学识、语言、口音,感到不安。是的,我是挂名于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的访问学者,难道研究中国要来到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屿?现代世界确是个从这个岛屿诞生,从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从达尔文到凯恩斯、罗素或奥威尔,他们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而我们毕生的精力,可能只是去理解他们。

我所属的克莱尔学堂(Clare Hall)是一所过分年轻的学院,晚宴(Formal dinner)也遵循民主之风,不用着长袍(gown),甚至没有高桌、低桌之分,你仍可以发现身旁坐着《剑桥中国史》秦汉卷的主编,试着给我解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或在寂寞的酒吧间偶遇一位波兰史家,纵情谈论东欧漫长的纠结……我最好的朋友安德鲁,面颊消瘦,白发苍苍,带着匈牙利口音,作为一位研究塞缪尔·贝克特的权威,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原来是那个样子。他还说起儿时如何与全家来到伦敦,父亲为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工作,自己又是如何喜欢上戏剧。我们常在图书馆的茶室一起喝咖啡、吃司康,分享一种局外人的亲密。

这正是我渴望的游历生活,在一群性情不同、际遇迥异的世人间,做一个游手好闲者,东听一句,西扯五分钟,所闻颇多,又不求甚解。这与他们的学识多少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波兰的出租车司机,与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戏剧史权威,对我来说并无分别,他们皆代表一种我不了解的人生。

这三卷本的游记,也正是这些偶遇之产物,它与国别、语言无关。在黑龙江旁的一所砖房里,我似醒非醒,听一位老奶奶说起海兰泡的惨剧;在仰光的街头,迎着夕阳饮下一杯啤酒,听到GoldenEye(电影《黄金眼》)的旋律;在特拉维夫,听见一个香港老板唱起《我为祖国献石油》;在槟城的阿美尼亚街上,追忆孙文的往事,还有亚历山大城的那个湖南厨子,他的小炒肉、西红柿蛋汤把我从埃及之行的苦闷中解脱出来;或是在横滨,关帝庙如何让我想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往事……

这些记述贯穿了十五年之久。我的写作也常在未遂的雄心与自暴自弃间摇摆。我曾期待如奈保尔书写印度一样,借由观察和行走写出文明之衰亡;也刻意模仿过简·莫里斯的敏锐,她那种即兴的深刻,总能击中人心;更多时候,我只将旅行视作阅读的伴随,是的,我显然更钟情的是书籍的镜像……

我未能变成自己期待的旅行作家,更离一个老练的旅行者相去甚远。我从未写出真正得意的旅行作品,也常憎恨于没直接投身于冒险之中,去彻底醉酒、拥抱一场真正的恋爱,或是完全置身于陌生人之中,并甘之如饴……

然而,这些偶遇塑造了我,令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随时可能滑入的偏狭,更一次又一次地确认,一种恒久的不安是所有力量的源泉。

2023年5月23日 RpH5ZVIt4/sihYG3BYRItVNuazjuAXn6l98YwT6oqyhKDAyfhT1Y7iXOznD6Ul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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