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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学堂”，我嘟囔一声，仰头倒在后座，享受暂时的休憩。这是凌晨六点，我搭伦敦的早班车抵达剑桥，走出窄小车站，一头钻进出租车，宿醉令人疲倦不堪。
但，车没动。“克莱尔学堂”，我又大声说了一句，以为他没听清。与东京一样，剑桥的出租车司机也多是老者，白发苍苍或头发稀疏，威严与慈祥并存。
车仍未动。大概我片刻从晕眩中清醒，意识到此，拍了拍驾驶座。他转身看我，一张椭圆形的脸，鹰一样的鼻子，眼神平静，像是一部老电影里的管家。“你是不是忘记了一个词”，看我一脸茫然，他加了一句，“Please”。
是的，得体的表述应该是“Clare Hall，Please”。收到我的歉意之后，发动机启动了，他的冷峻也退隐了，开始絮絮叨叨。1979年，他刚从波兰来到英国，要努力学习这里的一切，包括无处不在的Please。我猜，他是那一批东欧移民之一，一心逃向一个新世界。意外的，他让我想起石黑一雄笔下的老式英国——一股落日余晖。这也是吊诡的一刻：在这个也曾饱受折磨的波兰人眼中，我也是某种新型的野蛮人吧，对传统、习俗缺乏体悟。
一些时候，我的确觉得自己像个“野蛮人”。来自一个古老文明，却常感到自己是一个现代世界的迟来者，总为自己的学识、语言、口音，感到不安。是的，我是挂名于剑桥大学东亚研究系的访问学者，难道研究中国要来到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屿？现代世界确是个从这个岛屿诞生，从约翰·洛克到亚当·斯密，从达尔文到凯恩斯、罗素或奥威尔，他们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而我们毕生的精力，可能只是去理解他们。
我所属的克莱尔学堂（Clare Hall）是一所过分年轻的学院，晚宴（Formal dinner）也遵循民主之风，不用着长袍（gown），甚至没有高桌、低桌之分，你仍可以发现身旁坐着《剑桥中国史》秦汉卷的主编，试着给我解释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或在寂寞的酒吧间偶遇一位波兰史家，纵情谈论东欧漫长的纠结……我最好的朋友安德鲁，面颊消瘦，白发苍苍，带着匈牙利口音，作为一位研究塞缪尔·贝克特的权威，他第一次让我意识到，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原来是那个样子。他还说起儿时如何与全家来到伦敦，父亲为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工作，自己又是如何喜欢上戏剧。我们常在图书馆的茶室一起喝咖啡、吃司康，分享一种局外人的亲密。
这正是我渴望的游历生活，在一群性情不同、际遇迥异的世人间，做一个游手好闲者，东听一句，西扯五分钟，所闻颇多，又不求甚解。这与他们的学识多少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波兰的出租车司机，与一位来自布达佩斯的戏剧史权威，对我来说并无分别，他们皆代表一种我不了解的人生。
这三卷本的游记，也正是这些偶遇之产物，它与国别、语言无关。在黑龙江旁的一所砖房里，我似醒非醒，听一位老奶奶说起海兰泡的惨剧；在仰光的街头，迎着夕阳饮下一杯啤酒，听到GoldenEye（电影《黄金眼》）的旋律；在特拉维夫，听见一个香港老板唱起《我为祖国献石油》；在槟城的阿美尼亚街上，追忆孙文的往事，还有亚历山大城的那个湖南厨子，他的小炒肉、西红柿蛋汤把我从埃及之行的苦闷中解脱出来；或是在横滨，关帝庙如何让我想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往事……
这些记述贯穿了十五年之久。我的写作也常在未遂的雄心与自暴自弃间摇摆。我曾期待如奈保尔书写印度一样，借由观察和行走写出文明之衰亡；也刻意模仿过简·莫里斯的敏锐，她那种即兴的深刻，总能击中人心；更多时候，我只将旅行视作阅读的伴随，是的，我显然更钟情的是书籍的镜像……
我未能变成自己期待的旅行作家，更离一个老练的旅行者相去甚远。我从未写出真正得意的旅行作品，也常憎恨于没直接投身于冒险之中，去彻底醉酒、拥抱一场真正的恋爱，或是完全置身于陌生人之中，并甘之如饴……
然而，这些偶遇塑造了我，令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随时可能滑入的偏狭，更一次又一次地确认，一种恒久的不安是所有力量的源泉。
2023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