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文艺复兴

这已不是泰戈尔的加尔各答。1861年他出生于此的时候，这座城市正在张开发现的眼睛，急于建设一切。

它既是英国人的城市，也是孟加拉人的城市。在1857年印度兵的悲壮起义后，英国人正式接管了印度，连德里象征性的莫卧儿王朝也不再需要了。而加尔各答是新的权力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

大多数印度精英欢迎这一举动，明确的“印度民族意识”仍在昏睡中。这块辽阔的大陆上，有着众多的种族、宗教、语言、阶层，他们彼此通商、交战，却从未具有共同意识。加尔各答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孟加拉语地区的一部分，至于对更广阔的印度属性的意识，则相当淡薄。

英国人到来的一个多世纪，这种意识逐渐苏醒。除去贸易、工业、铁路、机关枪和压迫，英国人也带来了欧洲的思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启蒙精神。一些殖民者还表现出对印度传统的极大热忱。东印度公司的威廉·琼斯成立的“亚细亚研究会”，探讨印度的文化、宗教、语言、历史。琼斯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

整个18世纪，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的启蒙思想家，或许彼此争执不休，却都在试图建立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主张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主张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等威胁，还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这场运动内容庞杂，彼此矛盾，但其核心内容却由一位德国人清晰定义：“启蒙，就是要勇于运用你的理智。”它要把人从各式各样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人不应受到宗教、专制政府、陈规陋习的压抑。思想家们也被一种乐观情绪鼓舞，他们对理性抱有充分的自信，也相信能获取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

这种热忱、理性与知识，经由这些殖民者，也来到印度，刺激了加尔各答最活跃的头脑、最自由的心灵，他们也要清理传统，反抗蒙昧。与欧洲同道不同，他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他们要追溯、塑造自己的传统，赢得文化上的自尊，还要参照新的标准，来批判传统本身的弊病。发现世界与自我发现总是并行而来。

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纳特·泰戈尔，就是这股浪潮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地主，也知道如何把财富变成生活的趣味与社会变革的力量。他是“亚细亚研究会”的第一个印度会员，也是印度第一座现代学院的主要赞助者，还是拉姆·莫汉·罗易（Ram Mohan Roy）的挚友。

罗易是个伏尔泰式的人物，精通波斯文、阿拉伯文、孟加拉文，最终沉醉于英国的启蒙精神。在他的强烈呼吁下，延续多年的“殉葬”制被废除。他还富有象征性地死于布里斯托（埃德蒙·伯克也死于此），当时他正为德里的莫卧儿王朝出使英国。德瓦卡纳特·泰戈尔在1846年病逝于伦敦。他们那代人还没有遭遇民族主义的煎熬，心无芥蒂地吸纳世界的养分。

在泰戈尔成长时，启蒙的种子已经成长。在加尔各答，再没有谁比泰戈尔家族更能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生活。泰戈尔的兄弟中，有的是玄妙的数学家，有的创办轮船公司，他们在自己的宅院里编辑杂志、朗诵诗歌、编排舞剧，还带着不戴面纱的妻子周游全国。加尔各答的新思想人物大都是他们的朋友。

旧世界的美妙之处也从未失去。“我出生的加尔各答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上嘎嗒嘎嗒的出租马车，掀起滚滚烟尘，车夫的鞭子不停地抽打骨瘦如柴的马背。那时候没有电车、汽车、摩托车，工作也不像现在这样忙得让人透不过气，人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政府机关的职员在出门之前，从容地吸上几口水烟，而后嚼着蒟酱包去上班……”泰戈尔在回忆录里写道。

城里没有煤气灯，也没有电灯，人们遵循着自然的节奏。黑暗令一切都倍感神秘，在人们心中仍活跃着魔鬼和精灵的故事。古老史诗《罗摩衍那》被一代代人讲述，孩子们热衷于倾听强盗与怪兽的传说。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泰戈尔享受着充分的爱与关注。密切又紧张的人际网络，激发他对人性的理解。少年泰戈尔在屋顶上、走廊里、房间里，在黑夜的寂静与幻想中，在最新一期的《孟加拉之镜》与古老的梵文诗篇里游荡。

我很难在泰戈尔的童年记忆与眼前的加尔各答之间建立联系。胡格利河仍从容不迫地流淌，人们仍跳入河中洗澡，大街小巷仍飘着各种油炸食品的香气，其中肯定有他最喜欢的炸甜豆包。但如裹入毯子的浓重夜色早不见了，电力不仅驱赶了神秘，也赶走了闲暇。即使到了夜晚十点，马路仍挤满了汽车，工人卸下卡车上的面粉袋，在街旁的小摊上讨价还价，孩子想必很少在听大人们讲述传说了。

一个现代印度早已觉醒，其结果却喜忧参半。它既融合了广阔的地区，又分裂了另一些地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都曾是模糊的印度概念中的一部分，如今却都是独立国家，彼此间仍有紧张的冲突。

泰戈尔曾经担忧过这种可能。他总结过19世纪以来印度觉醒的过程：先是宗教改革，然后是文学运动，最终是民族运动。拉姆·莫汉·罗易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他自己是第二阶段的中心人物，而第三阶段则以甘地为精神领袖。

1921年的一幕显示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过渡，它正发生在泰戈尔故居的两层小楼前。这一年的9月6日，甘地前来拜会泰戈尔，他期望诗人能给他正在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注入新的动力。自1915年从南非归来，甘地就成为新的民族情绪的象征，他似乎找到了重建民族自尊、抵抗英国殖民者最有效的方式。

从拉姆·莫汉·罗易、德瓦卡那纳特·泰戈尔一代开始的自我追寻，走到了另一个关键时刻。在文化复兴之后，是民族主义与政治觉醒。1905年的“爱国运动”，标志着新阶段的到来。英国的印度总督寇松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的举措，激起了本地人的反抗。泰戈尔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编写歌曲、发表文章，替民众表达他们受伤的情感。但在这场运动后，社会情绪日趋激进，人们不仅厌恶英国人的统治，甚至要驱逐关于英国人的一切。

泰戈尔为这新的情绪深感不安。他也知道，印度的这种激进情绪并非独有，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他相信民族主义不过是对虚荣与权力的渴望，它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丰富理解。

在甘地到来时，他感觉到了这股狭隘之火在印度熊熊燃烧。当他与甘地在屋内会谈时，一群激动的民族主义者正把从商店里抢来的英国制造的衣服堆在院中空地上，似乎烧毁英国货才能表现他们的爱国热忱。

甘地需要泰戈尔的支持。1912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是第一个赢得这样殊荣的亚洲人。世界性的声誉对印度的抵抗运动至关重要，印度人与英国人的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唯有唤起广泛的同情。泰戈尔仰慕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却没准备接受他的抗争方式。甘地是个坚定的信徒，泰戈尔则天然是怀疑者，警惕一切支配性的、未经反省的力量。

在这次历史性却远非投机性会面的最后一刻，甘地请求泰戈尔也拿起纺纱车，以此象征对英国纺织品的抵制。但泰戈尔委婉地拒绝了：“我可以纺织诗句，可以纺织歌曲，但亲爱的甘地，对于你宝贵的棉纱，我会弄得一团糟。”

对他来说，这不是对英国殖民者的抗争，而是一种拒绝现代文明的褊狭。土制的纺纱车，不仅没有经济意义，也是另一种逃避：“纺车无须任何人思考，人们只是无休止地转动属于过时发明之物的纺轮，几乎用不着判断力与精力。” UArgWJi683a5AZfPzdd4LDumIOpQUMTmMBzqzr+9W/jvhfXXeSoh73MeISPwIK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