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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点，太阳依旧灼人，我在乔治城（马来西亚槟城州的首府）已晃荡了一阵。中国街上的观音庙香火缭绕，一旁的小印度咖喱味袭人，一家休息的中餐厅里，一群老人在打麻将，清真寺祷告召唤声准时传来，离海岸越近，纯白的新古典建筑越醒目，它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偏好。
你很容易被这城市的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吸引。的确，这个位于马来西亚西北的岛屿，似乎就是为了这多元化而存在，它与马六甲、新加坡共同构成了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的最初交汇地，穆斯林与扩张的欧洲人也随即到来。
在19世纪前半叶，直到新加坡崛起前，槟城是英国人所设立的海峡殖民地最初的首府，一个繁荣港口。它也是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你看到那些高大的会馆、富丽的住宅，很容易想象中国人昔日的财富，这些财富还曾支援过中国。自1910年后，槟城取代新加坡成为同盟会的中心，孙中山曾多次到来。另一些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也曾至此。英俊的汪精卫还引来一位当地华侨女子陈璧君的爱慕，为他筹措刺杀醇亲王载沣的经费，并在失败后积极营救。
我也感到自己内心的变化。当我在2020年1月22日晚登上前往吉隆坡的航班时，仍未感到太多的紧张。是的，在武汉，新冠肺炎的病例已达几百起，各省市也开始出现。我首先感到的是愤怒，愤怒于一个庞大却一时失灵的机器，却并未觉得这个尚未被正式命名的病毒会带来多大影响。我估计，五天后返回北京时公众的恐慌或许已经减弱。十七年前，我经历过北京的SARS，并不觉得眼前的一切会比当初更困难。
次日下午，我坐在茨厂街旁的明乐咖啡翻看《新海峡时报》，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分裂。“医院可以应对冠状病毒案例”，前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Lee Boon Chye）这样对记者说。此刻，马来西亚尚无一起病例。我感到一丝轻松。这轻松从走进吉隆坡机场时就已开始，我很高兴扯掉了飞机上一直佩戴的口罩，它让人觉得窒息、压抑。机场内、街道上，没人戴口罩，这景象令你倍感轻松。这个墙壁破败、露出红砖，头上吊扇缓慢旋转，坐满要么闲谈或敲着电脑键盘年轻人的咖啡馆，尤其令人松弛。它让我想起青年时从未实现的梦想，背包周游世界，住在陌生城市的小旅馆，结识各色陌生人，或许还会陷入短暂的爱情。这一切似乎已经为时过晚，不过想一想，也有少许隐秘的欢乐。
我忍不住浏览微信朋友圈，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看到系统应对的迟钝、自媒体信息的碎片化，一种扑面而来的感觉是，在应对一场危机时，我们很难分辨信息源是否可信，更失去了描述现实的能力。若你不能清晰地描述、分析困境，又怎么能找到解决方案？将近十年，我们越来越生活在一种扭曲的语言中，专业媒体缺失。当“大象”占据了主要空间时，人们就缩在一个娱乐与消费的狭小领域里狂欢，它导致了思想与情绪的高度浅薄与轻浮化。人们或许更快地购买、支付，更快地点一份外卖、下载一部电影、对别人作出评论，但对表达的完整性、连贯性与逻辑，则丧失基本的追求。当语言变得碎片、单调、夸张时，思想与情感也随之变形。我自己或许也是这溃败的一部分。“非典”暴发时，我任职的报社每天都在召开会议、派遣记者，寻求更多的信息，做出分析与评论。它或许并不能一定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却是一种公共思想与意识的训练。如今，只有少数几家媒体仍坚持昔日的努力。
接下来的两天，我过着双重的生活。在清真寺的平台上闲逛，看着穿着白色制服、殖民风格犹存的酒店服务员将红色鞭炮挂起来，在唐人街一家酒吧里点上一杯“Chinatown Screwdriver（唐人街螺丝刀）”——这家酒吧是昔日的雪隆杂货行，孙中山曾到此串联华侨、募集资金，他是一把“革命的螺丝刀”，将那些散落各处的螺丝钉拧向革命的方向。他也是个全球旅行者。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生活于自己的强大惯性中，历史中常是由边缘人、外来者意识到它的困境，提供新的理解视角。在夏威夷、香港接受教育的孙中山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被他的演说所鼓舞、慷慨解囊的海外商人与劳工则切实地感受到身为中国人所遭受到的屈辱，他们渴望一个强大的中国，让他们可以依靠，甚至能提供尊严及荣耀。那时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与奥斯曼帝国一样，是另一个“病夫”。这疾病不仅来自政治制度的失败、文化的衰退，也来自真实的疾病——普遍吸食鸦片，嗜好赌博、缠足，皆是身体与心理的疾病。
吉隆坡比我想象的小且破败，双子塔则更如某种大型玩具。这感觉或许与东南亚世界与中国地位的戏剧性变化有关。仅仅二十年前，吉隆坡、新加坡、曼谷仍是富庶、先进、自由的象征，海外华人在跨国公司有着更高的职位，代表更国际化的风格；能去新马泰一游，是令人羡慕的出国体验，人们仍在乐此不疲地谈论着东南亚华人富豪的世界。如今，它们更像是中国人的后花园。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高楼更少、街道更窄、物价也更便宜，它们怎么能与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相比？即使对“中国模式”有所怀疑，你也深刻地感受到，自2008年起，中国的规模、影响力变成了时代的主题。学者们谈论着，历史的天平又摆了回来，一个复兴的中国让东南亚世界似乎回到了某种古老的体系，他们需要重新学会与巨人相处。
昔日英国人所建的老牌酒店，塞满了操着各式口音的中国游客，他们对墙上挂的那些老照片，以及刻意保留下来的爱德华时代风格没什么兴趣。我自己也是如此，即使再喜欢毛姆、彼得·弗莱明这样的旅行作家，我也知道自己难以成为他们的一员。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起，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也是智识与情感上的。你可以批判昔日欧洲帝国的残酷与掠夺，但他们毕竟留下另一种遗产。在加尔各答旅行时，我惊异地发现东印度公司竟产生出这么多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在开罗散步时，我读到法国人破译古埃及文、福楼拜关于尼罗河的动人游记……我也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些帝国扩张年代的一些杰出的外交官、银行大班、巡警，同时也是植物学家、业余人类学者与勤奋的日记作家。
相较而言，尽管我们的影响力在五个世纪前就遍布东南亚，不管是郑和、福建巨商或苦力，早已深深植入当地社会，我们却很少留下对当地社会更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即使是关于自己的故事。我前来的马来西亚，只能在中文世界找到对此零星的记述，而在英语世界，他们为你分析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宗教与政治、食物与自然。你信任这些分析，并非因为他们正确，而是他们的观察视角。或许，我也在潜意识地抱怨。在英帝国衰落前，倘若你是个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恰好也加入过某个俱乐部，你很可能就可以在半个世界畅通无阻，你总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区域的风俗、富有思辨力的个人，或许还有机会陷入一场莫名的爱情，再写出一本后人翻阅的著作。你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会拥有类似的一张网络，让他／她周游世界。你更难想象我们的驻外新闻、商业、外联机构，也能成为知识生产中心，把他们对于其他地域与文化的理解带回中国，丰富人们对于外界的认知。
饮着Chinatown Screwdriver，我陷入了沮丧。这个小小的唐人街，尽管带有近代中国的种种缩影，有着它自己的悲喜剧，见证着不同的时代浪潮，却几乎找不到关于它的任何详细记载。如今，海鲜餐厅里、服装摊位上是缅甸、孟加拉国的劳工，他们皮肤黝黑、工资低廉。在旅途中，你会一次次感到，我们似乎既不好奇于他人，也不关心自己，尽管对世界曾经、正在产生诸多影响，我们却忽视对此进行梳理与分析。
吉隆坡的景观只是我内心感受的薄薄表层，我的头脑与内心，完全被微信的世界占据了。消息一个接一个涌来，感染人数与扩散的地域数量迅速攀升，比疫情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失灵与混乱。在一连串最初的延误之后，终于开始激烈反应，启动了或许是截至当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封城。我也被一种无力感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