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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思想史，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明白，当代地图上的“中国”图景是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描绘出来的，并不是过去的“中国”。古代“中国”的版图一直在不断地伸缩移动，“什么是中国”的含义也在持续发生变化。
“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面。这尊酒器内壁底部镌刻的铭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这里需要稍加解释，“中国”的“中”字有“中央”的意思，“宅兹中国”大概就是周王居住在中原地区，具体说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因为周朝的国都建在此处。我们看“国”这个字，它的外围轮廓就像一个四四方方的框子，表示王者占据着一定范围的地理空间，当时周王能够管辖到的范围差不多也就洛阳周围这么一块地方，这说明当时所说的“中国”指的是洛阳周围一带，它代表着地理空间。那么现代“中国”为什么有约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呢？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详细地解释一下。
古代的周王朝主要是由姬姓和邻近的姜姓两个氏族构成。这两个氏族生活在西部地区。当时他们人数较少，被东部的商族人统治着，周武王讨伐商朝成功后取而代之，相当于少数人征服了多数人，心理上总感到不那么踏实，觉得应该弄明白自己究竟胜在何处，到底比商人优越在什么地方。经过一番思考，周人决定把历史倒推回去，与商朝之前的夏朝建立联系，声称自己是夏朝的继承人。
古代“中国”又称“华夏”，因为周人认为自己起源于“中国”，同时又是“夏”的继承人，于是把“华”字放在“夏”的前面，目的是表明夏朝文化优美典雅，就像一件华丽衣服上的装饰物一般绚丽耀眼。“华”被当作“夏”的修饰词，至少貌似比商人高明优越。我们现在可能觉得周人这么斤斤计较未免有些小心眼，但如果站在周人的角度考虑，仅靠这么一点人口居然战胜了强大繁盛的商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周人有意把祖先源流追溯到夏朝，充当起了夏朝文明的继承者，他们编排出夏朝比商朝优越的一些理由，在字面上故意营造周人的文化优越感，想借此提升本族的凝聚力。
那么，周人与商人比较，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按照大学者王国维先生的说法，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嫡长子继承制，嫡庶待遇有高低之分，次子得到的好处肯定相对比长子要少一些，这样的安排才能构成等差级别，只有在家庭内部首先建立起等级秩序，才能逐步推广到更远的亲戚圈子，最后一直延伸，推衍到君主和官吏，形成更为普遍的宗法制和君臣关系。我们常说的封建制度就是这么起源的。在商朝的统治秩序中，殷王只是相当于诸侯结盟的首领，双方没有严格的上下等级关系，周人打破了此前君主和诸侯相对平等的态势，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新秩序。第二条是建立祭天祭祖的宗庙体系，这就是后来屡次被孔子称道的礼乐制度。第三条是严禁同姓结婚。
周人既然拒绝同姓婚姻，要不断繁衍子孙后代就只好与邻居姜姓氏族通婚，姬、姜两个姓相互抱团生存，关系自然走得很近。亲属纽带依赖遗传链条维系彼此团结，所以流动性非常小，显得特别排外。周王有意把支子、母弟、甥舅等亲戚圈子划在“华夏”范围以内，而与姬、姜两姓关系的远近被设定成是否能成为“华夏”一员的主要参考标准，其余氏族都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周王相当于“华夏”集团的大家长，围绕血缘的亲疏远近编织出了一套辨别身份等级的礼仪秩序，这就是“周礼”的起源。周人既然自以为生活在“中央”，周王理所当然是这套秩序的核心权威，他发布的所有命令都是出于血亲乡谊的考虑。
周王作为姬姓族长，在夺取商朝土地之后，又当上了周朝政治首领，这样就同时拥有了家长和君主的双重身份，要处理的日常事务越来越多，于是开始发明一些管理办法，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把土地分配给一些近亲，让他们分别建立各自的小国家。周王和诸侯之间仍然使用家族的行辈相互招呼，与周王同姓的长辈诸侯叫叔伯，周王称异姓长辈诸侯叫舅舅，其他同姓诸侯以兄弟相称。
周王的统治范围一圈圈地向外扩散，王都和诸侯控制的地区奉行一种叫“乡遂”的制度。“乡”是指生活在王都和近郊的居民团体，“遂”是“乡”以外的民众居住的地方。生活在“乡”以内的居民叫作“国人”，住在“遂”里面的人称作“庶人”或“野人”。国人身份是自由民，有参政和受教育的权利，但必须服兵役和劳役，到战国时期，“国人”与“庶人”的身份界线开始模糊，但仍须保持相当的距离。
姬姓诸侯的封地往往和一些有敌意的异姓氏族混杂交织在一起，经常处在他们的包围之中。姬姓诸侯为了规避风险，共同对抗敌人，相约一起对周王室表达忠诚，以增强自身的凝聚力。宗主与君主、诸侯之间全靠亲戚关系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连接起一张“封建”关系网。“封建”与“家族”合为一体是周朝的一个重要特点。周朝疆域内分布着许多小国家就是宗族关系的体现，列国之间一般都会打着“尊王”旗号，彼此相互照应，共同讨伐华夏圈子之外的异族对手。
周武王灭掉了商朝，自称“华夏”，但夏文明只是被他们当成对抗商人的精神支柱，到了周武王的弟弟周公辅政的年代，通过制礼作乐，使得周代文明变得越来越“雅致”，慢慢褪去了商代文化过于原始的巫术特征。商人喜欢祭拜鬼神，自从头脑中出现“帝”的观念，即开始把“天”“帝”和一些地位比较低级的鬼神放在一起祭祀，商王常常为此要杀掉大量牲畜和活人。周人灭商后，周公明确规定献祭时不许杀戮活人，使用牲畜的数量也大大减少，规定宰杀牛羊不得超过十二头。
与商朝人相比，周人更讲究把祭祀当成与上帝沟通的象征性心理活动，以培养道德敬畏感，不一定非要杀戮活体表达虔诚，觉得那样做无异于舍本逐末，容易荒废对人世间的责任。周代与商朝的区别就在于许多言行中的“巫术”成分大大降低，采用更加文明的礼仪制度去替代野蛮的习俗遗留。至此，“雅”既是周代的王道象征，也是一种文化的标识，“雅”与“不雅”成为区分“华夏”与“非华夏”身份的重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