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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登基要做的事情固然很多，但最需要完成的核心事项就是“改制”，他必须接受上天指令，对旧朝制度进行大幅度调整改造。汉代大儒董仲舒说“新王改制”至少应该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这三项内容。其中头等大事是“改正朔”。从世俗角度说，“改正朔”就是改历法，因为华夏王朝是农耕社会，民众平常的饮食起居受自然周期变化的影响很大，为了保持日常生活的稳定，历法必须经常修订。
中国古代历法采纳阴阳结合的原则，阴是按月亮朔望定“月”的数字，以太阳绕地一周定“年”的数字，推算下来两者前后相差十余天，对这些差异的观测决定了任何王朝都必须频繁修订历法。我们这里所说的“改正朔”不是指民间意义上的冬去春来，日月轮转，而是指与王朝统治相适应的历法制定。帝王首先确定历法中的“正月”，“正月”一旦被确认，一年之中其他月份的位置也就随之而定，正如王位一旦定下来，那么天地、山川、百官、民众的位置就都能按次第安排妥当一样。
先秦史籍《春秋》就已表明“改正朔”的重要性，《春秋》叙述鲁国史事，首篇记载“隐公，元年，春”，随后写的是“王正月”，这个“王”字可不是指刚刚登位的鲁隐公，而说的是“周王”。鲁隐公作为诸侯国的君主只是周王手下的臣子，这样记录日期其实有着特殊含义，意思是隐公虽然刚刚上位，但在记载时间时还得遵从周王颁布的历法，不能自行其是。这里的“正月”指的是周王历法系统中的时间。改朝换代就是另外一个姓氏的人当了皇帝，修订历法意味着新的王朝正式开始了，用这个标准与旧王朝作出区分。
那么，“正朔”改动的规则又是什么呢？董仲舒提出了一个“三统说”的方案。“三统”大意是说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各有一套记录时间起始的历法系统，提供给后来的王朝效法。夏朝把每年正月当作一年的开始，商朝选择的是十二月，周朝是十一月，这就是“三正”。那么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三代分别选择三种不同的月份作为一年的起始呢？到底哪一种最为合适？周朝人把冬至这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因为“冬至”白天时间最短，按道理应该是岁末了，以后白天会逐渐变长，给人印象是春天马上就要到了。可是气候却迟迟不听安排，变得越来越冷，人们觉得一年的开始应该与气候变暖的节奏符合才对，所以就一直往后推，商朝于是选择十二月，夏朝最终选择正月为一年的开始，这个时间正好进入春季，与实际气候的变化比较吻合。
这三个时间节点分别对应黑、白、赤三种颜色。十一月冬去春来，万物开始复苏，较宜选择赤色与之对应；十一月至十二月是土地蕴育生物的萌芽阶段，颜色尚白；正月春天各类植物破土生长，颜色尚黑。“三正”既标志着四季的交替往复，同时也是政治秩序周而复始不断更新变化的表现。“三正”的提出绝不是对自然界气候演变的单纯复制，而是隐喻夏、商、周三代的循环更替，借此表达“新王改制”有可能做出的不同选项。
“改正朔”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实现“大一统”的目标。什么叫“大一统”呢？“大一统”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春秋》中，《春秋》开首时间记录的是“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可是这个月没有记录任何事情，从三月起才开始记载史事。按照过去的说法，这样记史故意隐晦了鲁国在这个月发生的历史事件，以显示鲁国尊奉周王，元月非周王的活动不记。
一本专门解说《春秋》大义的著作《公羊传》从这句记载中解读出好几层意思。第一，“元年，春，王正月”的“元”字，代表鲁隐公开始执政的年份；第二，“春”代表一年的开始；第三，“王”指的是“周文王”；第四，为什么先记“王”后讲“正月”，因为这是“周王”独有的时间，诸侯不得私有；第五，把“王”与“正月”联系起来，就叫“大一统”。后来这五种相关的联系被叫作“五始”，五种起始的事物被写在了一起，就形成了“时间大一统”的观念。“新王”登基，一定要确认选择什么样的“时间”作为王朝开始的起点，以方便做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