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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下”观的秩序里，位于中心的是帝王，但每个人也能以各自为原点，一波波地由己推人，由近及远，建立对世界认识的整体面貌。从王朝视野观察，是从君主辐射向蛮夷戎狄；从民众角度看待，是从个人推及亲戚朋友。无论是“九州”还是“五服”，“天下”的空间设计都是一圈圈地无限推展到不同地域的各个角落，圈层之间彼此界限模糊，仿佛没有尽头和终点。
“天下”观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当自许为华夏中心的汉人王朝被夷狄包围袭扰，甚至被取而代之的时候，“天下”就会呈现出一种纷扰散乱的碎片化态势，导致“一统”局面分崩离析。比如，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宋朝与辽金政权争锋的时代，明代与东北满洲政权的长期对峙都被儒家士大夫当作“天下”观发生剧变的非常态事例。满人经过多年征战，建立清朝以后，终于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大一统”局面，直到西方人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人初遇西方人，往往习惯从其陌生长相入手，把他们与历来打过交道的夷狄生硬划归成一类，一律看作“夷”的变种，如称英国人是“英夷”，处理与西方的外交事务叫“夷务”，结果在遭遇欧洲坚船利炮的多次打击后，用老眼光看世界的办法迅速失灵，逼使清廷朝野不断改弦更张，拿出新的对策应付来自海洋彼岸的“新夷狄”。
国人在认知西方时如何使用“夷”字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鸦片战争以后，先是清朝被迫同意与英国交涉的外交文件中不得使用“夷”字。1860年以后，清帝的上谕中“夷”“夷务”一概由“洋”“洋务”取代。一些抱着开放心态的清末士人开始摒弃“夷夏之辨”思维，逐渐正视西方全面挑战的积极意义。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先驱魏源就反对把“夷蛮羌狄”的身份标签随意贴在西方人头上，他指出这些标签原来是指不接受“王化”教导的“残虐性惰之民”，对待那些本国之外的“有教化之国”，就不宜再延用这些侮辱性称号。因为本国之外也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串古今者”，这些人是“瀛海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岂能统统蔑称为“夷狄”。（《海国图志》卷七十六，《国地总论下》）
另外一个较早自觉认识西方的人叫徐继畬，他用中文写出了概述西方地理大势的名著《瀛寰志略》，这本书的手稿中处处写满了“夷”字，如书中英吉利一节仅有2429个字，“夷”字就出现了21次。《瀛寰志略》的正式刊本同一节增加到7620字，“夷”字却一次也没出现。可见，这批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人已经意识到必须摆脱“夷夏”对立思维的长期束缚。
尽管如此，晚清部分头脑灵活开放的知识人虽然已不把西方等同于“蛮夷”，却仍拘泥于传统思维惯性去衡量判断中西文化的优劣，甚至运用“五行”“八卦”理论比附双方关系。比如徐继畬就引“五行说”论证西方科技为什么遥遥领先，他从东西南北中五个地理方位出发，确定欧洲是西方，获得金气滋养，擅长制造器具，理所当然技术发达先进。如果用“八卦说”审视西方位置，道理是相通的。《易经》中的“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徐继畬将“八卦”描摹成八个不同方位，即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形成八卦方位说。按罗盘指示方向，欧洲方位在西北，天地之气由西北直通东南，一直贯穿到中国。比较诡异的是，徐继畬认为火器是中国发明的，欧洲偷偷拿去模仿，只是改造升级得更加精妙而已；欧洲文明的先进不过是受到中国文化原创力的启迪，才得以发达进步，如今这股力量又有东移的迹象，中国文化复兴从此再现希望。
在魏源、徐继畬这些早期启蒙先驱之后，中国知识人开始思考怎样改变传统“天下”的认知框架，学习如何正确树立现代“国家”观念。
中国“国家”意识的真正形成要追溯到甲午战争发生以后。陈独秀在1904年发表《说国家》一文，回忆在甲午战争爆发十年之前，自己念书不过是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哪里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
中国近代“国家”与“国民”观念的形成，并不是一种从内部自然生发出来的思想。在与西方持续不断的交互碰撞中，中国人“自保”“自存”的焦虑心态不断被强化。当年出使西方的外交官曾纪泽曾经在1887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文章，首先提出如何唤醒沉睡中的古老中国。采取主动姿态与西方角力这个大问题。
1899年，中国的变法先驱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用“睡狮”来隐喻落后的中国，声称“睡狮”只有成为“国民”才能真正觉醒。在他看来，“国”与“家”相对应，“国”是“公”，“家”是“私”，只有挣脱小家的束缚，成为一国之民，才能获得解放。据此看来，源自“自卫”心理的“国家观”一开始就没有把个人解放摆在重要位置，仍习惯用“国家”整体的名义作切入点展开思考。与此同时，“国家”与“天下”被摆在了对立位置。“天下”专属皇帝一人，“国家”是全体民众所有，梁启超呼吁民众摆脱受“天下”观规范的臣民身份，成为现代国家的“公民”。
“国家”与“国民”是一体两面的表达，“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由“国民”组成，至少在名义上“国民”在“国家”内部人人平等，不应存在等级差异，这与古代王朝“天下观”中皇帝与臣民的关系有着根本区别。梁启超还区分了“部民”与“国民”这两个概念，过去中国人聚族而居，在一个小范围里生活一辈子，这种“部民”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意识到在家庭、家族、家乡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只有跳出自己周围熟悉的关系网络，参与到“国家”事务当中，才能成为“国民”的一分子。只有打破原来“知有天下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这两个习惯性思维，才能摆脱旧王朝的臣民身份，真正成为一个“新民”。
在诠释“国家”如何发挥作用的晚清舆论中，那些改革先驱者嘴里所说的“天下”是与“国家”相对立的旧词汇，具有贬义。现在我们常说要“胸怀天下”，这个“天下”已经包含了现代国际关系视野，“天下”是全球各个现代国家的总称，早已不是古书中所描述的那个“天下”。
1903年，有一份叫《浙江潮》的革命报纸，就把中国人不爱国，归罪为深受“天下观”流毒的腐蚀侵害，其中说道：“恒不以我之中国视中国，而以君主之中国视中国；且不以中国人之中国视中国，而以天下人之中国视中国。”你看，“天下”在这段话里与“君主”统治下的“中国”并列放在一起，却与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完全对立。在有些人眼中，“世界”与“国家”相比成了负面名词，因为“世界”的内涵不够“国际化”。正如杨度所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杨度：《金铁主义说》）这句话里的“世界”相当于古代的“天下”，因为与“国际”对立，才被批评落伍，不合历史发展大势。可见那时候只有“国家”才是最时髦最先进的名词，值得学习和使用。
晚清知识人对“国家”“君权”“民权”的认识处于非常复杂纠葛的状态，至少出现过“主权在民”与“国家主权论”两种相互分歧的学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要求彻底推翻君主统治，真正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目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君主权力不可过大，但不宜全部废除，应该以国家宪法为中心界定主权的范围。革命党认为君主体制与现代民主国家水火不容，必须彻底取缔；立宪派却认为君主制度与现代国家宪政足以兼容并存，君主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必须保留，只是不负担行政责任，具体事务均由议会内阁承担，坚信完全能够通过立宪程序协调好君主与现代体制的关系，最终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晚清之际，“国家”取代“天下”的知识论述，表面目的是希望旧式王朝能从“天下”束缚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但并不关注从实质意义上让个人获得解放，仅仅只是希望个人走出传统家庭压制的阴影，投入王朝之外的现代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中，为其服务、奋斗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