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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削平五代残留的藩镇割据势力，采取强干弱枝之策，屯重兵于京师，表面上实现了大一统局面。北宋士大夫书生意气特重，热衷阐释儒家经书《春秋》中有关“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不过北宋与南宋儒家对“尊王攘夷”的解释侧重点并不相同。北宋虽然遭遇辽金政权的威胁，在一段时间内疆域还能勉强保持宏阔完整的规模，因此北宋儒者比较偏爱阐扬《春秋》“尊王”这一脉说法，对“攘夷”这一层意思并不敏感，基本不做极端发挥。直到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被金人俘虏到北方，南宋儒者对《春秋》的解读旨趣才突然发生转向，特别强调其中“攘夷”一面的重要性，这与南宋朝野上下对军事实力越来越不自信的自卑心理有关。据文献记载，宋军与金军有一次交战，金军居然以十七名骑兵，把前来围堵的两千宋军打得大败，创造了1∶118的悬殊战例，由此可见，宋军兵力孱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记得笔者少年时代阅读《说岳全传》《杨家将》这些话本小说，总是为岳飞与杨家将的盖世武功所倾倒，好像他们与辽金对峙从未打过败仗，都是不世出的民族英雄。前几年看到一则消息，对岳飞到底是不是民族英雄出现了争议，连小学课本的内容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其实，这个争议的出现说明宋朝与辽金的冲突不能完全用当代思维加以评价，因为宋代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时候的历史观仍然建立在夷夏冲突的背景之下，岳飞既然是“尊王攘夷”口号在南宋的践行者，把他看作宋朝的民族英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放在清代多民族“大一统”观的框架里，岳飞是否还能被当作民族英雄就会遭到质疑，因为岳飞的军事打击对象就是清朝的祖先，同时女真人占据的北方区域在清朝也已经成为“大一统”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中国的基本框架正是建立在清朝统治的基础之上。如果在现代国家的评价体系内彰扬岳飞“驱除鞑虏”的英雄形象，显然不合时宜。
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南宋时期，在南北华夷政权相互交战势如水火的情况下，岳飞被尊奉为那个特殊时代的华夏英雄又具有相当合理性。因为南宋军力孱弱，屡战屡败，只有岳飞等少数几个将领支撑着大宋的半壁江山，而宋朝代表的是“中国”，与代表“夷狄”的辽金政权对峙抗争，就相当于为延续华夏文明而战。
《春秋》贬斥异族的“攘夷”排外思想，在南宋被推向极端，此时大量出现专以丑化诋毁北方非华夏族群的言论。在南宋人看来，“夷狄”的本性不可改变，不能因为他们学习了中原汉族文化就自以为变成了一个文明人。忠于南宋的遗民郑思肖在《心史》中就直接谩骂北方民族统统居住在“毛人国”“猩猩国”“狗国”“女人国”之中，与中国人完全不是一个种类。这些异类即使学习了中原礼乐文明，也照样摘不掉头上挂着的“非人”标签。郑思肖形容北魏皇帝拓跋珪实施汉化政策，就像牛马穿上了人类的衣裳，做的纯粹是表面文章，《春秋》中“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灵活进退原则，对于郑思肖这种极端排外者而言丝毫不起作用。
南宋时，“中国”的版图急剧缩小，北方领土大部分被金人夺去，由此产生的焦虑感几乎动摇了宋朝立国的合法性。因为从“大一统”角度观察，南宋小朝廷偏据在江南一隅，政治文化格局相当狭小，北宋政权引以自傲的广阔土地大量流失，南宋朝廷又不思进取，并无明显收复北方失地的意图。让南宋帝王最为尴尬的是，在汉人眼里纯属“夷狄”的金朝人不但开始模仿城市化定居风格，而且在制度建设上极力效法华夏传统，这是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夷夏反复对抗之后发生的新变化。
辽金南下征讨与汉唐时期匈奴、突厥发动短促奔袭劫掠的性质完全不同，辽金皇帝对城市的管理越来越向长期定居的模式转移。同时开始在制度建置上有组织地与华夏文明接轨，如金朝效法宋朝科举制开科取士，用阴阳五行理论为政权辩护等改革举措，就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金朝皇帝海陵王设置中央机构，采纳了汉人中书省和六部制官僚体系。金章宗颁布的规章《泰和令》虽保留了不少女真人的习惯法，但核心理念来自唐朝法律。“令”是指那些具有指导性质的规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从《泰和令》的内容里可以清晰看出哪一些规条受到了华夏文明的影响。
金朝遵行汉家礼仪对南宋统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为一直被宋朝儒家当作野蛮人的女真族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当年孔子所期盼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和谐愿望，而且部分实现了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目标，使得本来早已丧失“大一统”地缘政治制高点的南宋皇帝，进一步有失去道德文化优势的危险。南宋新儒家拼命传承儒学“道统”的努力，可以说与此心理失衡的状态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明代儒家更是把这种失衡心态延续了下去，出现了大量妖魔化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论。比如方孝孺就说过，先王对待夷狄就如同豢养禽兽一样，根本不把他们当中国人看，如果夷狄统治了中国，天下人岂不是都要全体变成禽兽。这就像犬马之类的动物占据了人的位置，哪怕是三尺儿童都有资格拿棍棒驱赶他们。（方孝孺：《后正统论》）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则在地理环境对习俗差异的影响上大做文章，声称“地界分，天气殊”（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夷狄与华夏之人生长的地域不同，华夏与夷狄之人身上散发的气味引起了气质差异，自然产生贵贱之别，这个界限是不可混淆的。
另一位学者黄宗羲坚持夷夏有“内外”区别，双方界限分明，绝不可能相互转化，他的话说得很决绝：“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留书·史》，《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这显然违背了《春秋》夷夏之间互为进退的原则。在中国史书中，宋明两朝都是汉人主政，所以习惯连称“宋明”，宋明之间恰好夹着一个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在对待异族的态度上，宋明新儒家延续了鄙视北方民族的极端立场，其背景是宋明两朝军事力量在与北方少数族群的博弈中同样落于下风，共同具有挥之不去的创伤记忆。“尊王攘夷”的古义在宋明一直偏向“攘夷”一端，少有回旋余地，大概与遭受北方民族长期压迫的心理阴影无法彻底得到排解有一定关系。
与唐代相比，宋朝对异族文化包容度大大减弱的一个明显现象是对佛教的排斥力度逐步加剧，树立儒教正统变成了儒家士大夫的主流使命。“攘夷”论的流行与当时重新塑造“中国”形象的过程相匹配。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宋明时期对“什么是中国”的定义没有变化。到了清代，对“中国”的论述再次发生逆转。道理很简单，满人以异族身份入主大统，同时又成功收服了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统治版图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满人只在统治内地时运用儒家教化手段，在其他地区实施的是更为复杂的多元治理技术。比如为避免满人受到江南汉人奢靡风气的过度熏染，清朝帝王特别强调要保留入关前的“满语骑射”之风，酌情延用过去的满洲传统控制东北旧部，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治理风格同样被挪用在管理西藏和蒙古地区，在新疆继续任用旧贵族伯克管理地方事务，等等。这种“承认的政治”成为满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必修功课。
“中国”的边界随着汉人与少数民族“夷夏”身份的互换不断消长伸缩。清朝仍遵循华夏祖先遗留下来的古训，只是不再延用宋明士大夫夷夏势不两立的极端思维，开始回归到“中外一家”的正统框架。这并非意味着清帝主动放弃儒家“道统”，只不过他们在古典儒家教义中更多融入了有利于“大一统”治理的内容。汉人与夷狄势不两立的“夷夏之辨”思想只是到了近代才被革命党当作反满武器重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