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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辨”是一种古代的文明等级论，曾遭遇几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华夏”被刻意塑造成唯一的文明来源，其他族群一律被斥为夷狄，处于文明的低端位置。“华夏”文明就像一条由高往低单向流淌四方蔓延的河流，夷狄文化只可能汇入这条主流之中，绝不可能出现夷狄文化反向倒流支配华夏文明的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夷夏文化双向对流的现象。二是除华夏族群之外，“夷狄”是否有资格入主中原，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按理来说，中国历史上有蛮夷血统的帝王不在少数，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几乎全部落入非汉民族手中，唐朝李氏君主的血管里流淌着鲜卑族的血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鲁迅就曾说过一句话：“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鲁迅：《致曹聚仁》）前半句说的就是唐朝帝王的“夷狄”血统；元代和清代的皇帝更是铁板钉钉的北方民族。三是如果在地理范围上坚持“华夏”等同于“中国”，那些不在“华夏”亲戚圈子内的“蛮夷戎狄”往往长期被排斥在“中国”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范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可是一旦“蛮夷戎狄”入主中原，原来被“华夏”族群排斥在外的所谓化外之区又会重新划归“中国”。因此，古代“中国”版图的伸缩与“华夷”关系远近常常纠缠在一起。一般来说，古代“中国”统一版图的疆域越大，夷夏之间的边界就越模糊，反之则越清晰。汉唐与清代中期被后世称作“盛世”，其中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这几个朝代均把不同民族纳入了宽广辽阔的版图当中。
北方“夷狄”一旦自认是“华夏”一员，往往会主动撇清与过去身份的关系。秦始皇登上皇帝宝座，立刻下令修长城以自保，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切断与北方匈奴的联系以避嫌。不过，唐朝皇帝选择了另一种处理方式，决定不受华夏身份的限制，也不因自带胡人血统而有丝毫自卑感，大唐疆土扩及中亚地区，胡汉杂糅的风气成为常态，根本不需要长城作为阻挡外敌入侵的屏障。明太祖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帜，重新启动修筑长城的计划，故意强化“华夏”传人的意识。但满人入关后，清朝把蒙古和新疆纳入大一统疆域，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自然废弃，康熙皇帝曾自豪地宣称，蒙古部落就是大清帝国最好的屏障，长城究有何用？
因此，“夷”和“夏”的分界大多取决于哪个族群胜出来当皇帝，如果是“华夏”族人掌权，常常喜欢自诩是周代“礼仪文明”的继承人，从而强化儒家道德的优越感。而具有“夷狄”血统的统治者喜好反向而行，总是在琢磨为什么不能对“华”“夷”文化兼采并收。唐朝皇帝有鲜卑血统，唐太宗曾得意地说，自古都“贵中华，贱夷狄”，我可是“爱之如一”，表示对华夷两端毫无偏袒之心，“夷狄”前来依附就像子女投靠父母一样。他的这番话是想表白自己并不想纯粹继承儒家定义下的“华夏”文明，似乎也没有把“中国”置于天下中心的打算，而是对各类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
一个沾带夷狄血统的帝王是否具备把不同文化揉捏拼贴在一起的雅量，是否能成功转化“华夏”传统，孵化出一种新元素，往往决定“华夷”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
例如，佛教曾经被当作外来夷狄的学问长期遭到排斥，唐朝皇帝中却有多人热衷佛教，习学佛法，反而相对比较忽视儒学教育。初唐时期，武后、唐中宗喜欢来自西域的一种叫作泼寒的裸体胡戏。表演泼寒胡戏时，人们戴着野兽面具，袒露上身，伴着琵琶、横笛、大小鼓的演奏，互相泼水取乐。据说唐中宗曾亲自登临洛阳城南门观赏，李白、李贺这些大诗人都曾迷恋胡姬的舞姿，写下了“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的诗句，以至引起正统儒家士大夫的反感。
唐中叶以后，安史之乱爆发，胡人出任首领的藩镇对唐中央构成巨大威胁，唐朝皇帝终于醒悟到不能一味纵容佛法任意泛滥，儒家士大夫趁机掀起一股复古主义思潮，重新唤醒儒学教化的意识。著名儒者韩愈发表了《原道》一文，重提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力主排佛主张，开始反省和纠正唐中期盛行的“用夷变夏”的舆论偏向。大诗人元稹写了一首名叫《胡旋女》的诗，抨击胡旋舞是妖胡迷惑唐明皇的计策。这一时期，夷夏之间的分界又重新转向了严苛。
另一个例子是，尽管唐朝王室祖先混杂着胡人血统，与北方戎狄之间存在天然的亲近感，但是否定居和游徙同样成为唐朝区分文野之别的重要标准。唐代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远达中亚地区，无论建筑风格还是衣食住行均带有明显的胡汉杂糅风格，来自北方和西域的那些“夷狄”之所以被唐代皇家所包容，就是因为他们大多与华夏族混居在城市之中，带来了各种宗教信仰和西方商品。长安城里住满了来自大食、回鹘、突厥、粟特等西域地区的商人，外国人常居人口的比例一度高达1/3，胡人的言行做派渐渐影响到汉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品味。唐代一些北方籍贯的秀才不喜读书，专爱舞枪弄棒，炫耀武力。李朝皇室的王子甚至以说突厥语为荣。儒家的妇道规矩在唐代也得不到严格遵守，朱熹就曾评价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可见胡化程度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