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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聊了不少“中国”“华夏”“天下”这类观念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既然“华夏”是周王和亲戚们合伙搭建起来的一个封闭小圈子，异姓诸侯都被安置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呢？“华夏”圈子内的诸侯又如何与他们相处呢？大体来说，生活在“华夏”外层空间的异姓诸侯，由于与“华夏”族群的生活方式差异较大，一直被蔑称为“蛮夷戎狄”。
据古书记载，这些“华夏”周边的“夷狄”大致分布在四个方向，东方称“夷”，南方叫“蛮”，西方是“戎”，北方为“狄”。他们不断发动劫掠战争，持续对“中国”构成威胁，北方之“狄”游牧习气浓重，进攻战法行踪莫测，无奈之下，“华夏”族只能筑起长城收缩防御。生活在南方山地中的“蛮”族，对铁器、食盐和布匹多有需求又无力生产，只好通过零星接触“华夏”族居住的城邑，形成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贸易交换网络。
在儒家经典《春秋》中，这些族群与“华夏”族总是被描述成敌对的两极，双方最难相处。但也有些南方的异姓诸侯，只要高喊几句“尊王”口号，表示效忠周王，就有机会成为其中一员。比如，占据两湖和江南地区的楚、吴、越三国，后来都被封了爵位，周王最终还是没把他们完全当外人对待。那些生活在更加边远地带的族群，要想挤进周王为首的小圈子就不那么容易了。
古书中有一个口号叫作“尊王攘夷”，大体是指尊崇周天子与排斥异族对诸夏地域的渗透，就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尊王”之义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所谓“攘夷”具体指的是齐桓公、晋文公两个诸侯集结北方其他诸侯充当霸主，联合打击“蛮夷”之国的故事。越是到了春秋战国的后期，周天子的支配力就越弱，诸侯对“中央”权威的承认只是象征性的，导致各诸侯国都想抢夺霸主之位，相互之间攻伐不休。于是“尊王攘夷”变成了诸侯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招牌和口号。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唇亡齿寒”的典故，故事讲的是晋献公想借道虞国攻伐虢国，宫之奇劝虞国君王不要答应，理由是两国关系就像嘴唇和牙齿一样，虢国亡了，虞国就像牙齿失去了嘴唇的屏障，肯定难以自保。虞国君王的回答是只要我虔诚敬神，神肯定会保佑我，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宫之奇说，神只保佑那些拥有德性之人，对敬献实物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到底“什么是道德”实在是人云亦云，只好任由诸侯们随意解释。如果晋国攻取虞国，他就会抢先向神发誓严格按道德行事，神是无法拒绝的。果然晋国借道虞国攻灭虢国后，顺道就把虞国给灭了，最终擒拿了这位愚蠢的国君。
这个故事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借用“道德”或“德性”威名号令天下已成如烟往事，每个诸侯都惯于打着道德至上的旗号进攻他国。在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是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地理概念，众多诸侯实际上各揣私心谋利，纷纷窃取“道德”制高点，肆无忌惮地征伐他国，结果“尊王攘夷”的口号迅速蜕变为一件华丽的道德外衣，最后“王”未必尊，“夷”未必“攘”，“中国”仅仅作为周天子有限的地理和权威象征符号被轮流使用着。
也许有人要问，“华夏”族群与“蛮夷戎狄”到底有什么不同？两者的最大差别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条是“华夏”族靠农耕技术养活自己，吃的是田里种的粮食，“蛮夷戎狄”行踪经常飘忽不羁，靠放养牲畜或捕鱼狩猎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不习惯稳定聚居在城市里；一条是“华夏”族较早就知道火的用途，懂得怎样把生鲜食物做熟，“蛮夷戎狄”只会生吃肉类，不知火为何物。
《礼记·王制》中有一段话毫不掩饰地用习俗差异划分族群的优劣：“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中出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不火食”，另一个是“不粒食”，“火食”的意思是吃熟食，“粒食”是指吃耕种的粮食，只有具备这两项技能才有资格当文明人。
华夏的先祖原来居住在简陋的洞穴之中，不穿丝织的衣服，只会赤裸着身体到处奔走，直到懂得用火的好处，走出洞穴进入房屋，修筑宫榭楼台，使用布帛制成衣服，后来又发明了文字，文明才慢慢萌生和演化起来。据说周王的祖先叫“后稷”，“后”意指“君王”，“稷”指的是粮食，表明这位祖先是一位农业神。
“礼乐文明”就建立在农耕技术的起源与发展基础之上。只要没养成“火食”和“粒食”的习惯，就不配做农耕时代的正式居民，也没资格成为“华夏”族群中的一员。即使到了后来宋朝与金朝对峙的时代，宋朝派人出使地处北方的金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摆国宴招待，食品大多生熟参半，主食是半生不熟的夹生米饭，配料是用生狗血伴着腌制的葱和韭菜，这顿国宴摆出的“狗血生食”在宋使眼中简直污秽不堪，成为女真人仍然处在野蛮阶段的铁证。
在农田里干活儿的人，比较喜欢稳定地生活在一个地点，他们平常居住在四四方方的一座座城邑里，周边围着城墙，喜欢安定平稳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人群比较容易控制。游牧之人长年追逐水草，漂泊游荡；南方山民靠射猎禽兽为生，不著户籍，不服徭役，不纳赋税，如此活泼好动的人群难以监测管理。《汉书·匈奴传》中有句话贬损荒蛮之地，说“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大意是“夷狄”居住地区大多土地贫瘠，不能耕种，或者生长的全是牧草，只宜放牧，不会种地就不能成为收税对象，这样的民众当然不愿做王室的臣民，不好驾驭。
相反，习惯在某个固定地点从事农耕劳动，同时又喜欢居住在城里的“华夏”族群很容易就圈划出一个个界线分明的地理空间，把自家亲戚统统聚拢在一起抱团过日子，打造出相对稳定的宗族共同体，然后再想办法把这股聚居的力量辐射到周边地区，进行分层治理。
“蛮夷戎狄”和“华夏”族相比，在穿衣习俗上的差别也很大，他们披散着头发，裸露着肩膀，行动快速迅捷，保持着在森林里奔跑捕猎的习惯，不像“华夏”居民喜欢把头发收束起来，平时穿着遮体的长袍，走路节奏舒缓，慢慢悠悠。双方互相看不顺眼，往往就表现在这些生活细节方面。孔子夸奖周穆王的后代管仲治理齐国有功，就感叹说如果没有管子辅佐齐桓公称霸，那我们这些华夏子弟，早就沦落到披头散发、袒露左肩，像夷狄那样生活了。
民国初年，有位学者叫傅斯年，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夷夏东西说》，他认为，“商”和“周”当初都是“夷”。从地理态势上讲，夏、商、周三代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商周分属东西两个系统，从争斗到融合。广义的“东夷”范围包括今天中国的山东、东北和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狭义的“东夷”是指居住在山东、环渤海地区及淮河下游一带的民族。商朝的地界相当于狭义的“东夷”。周武王灭商以后，把帝都往东迁移，逐次占领商朝旧部，可能意识到必须与殷人遗留下来的制度划清界限，武王开始考虑挪用夏朝经验，营造出自己独特的“雅”文化。
经过一番经营，一些商朝遗留下来的臣民开始渐渐接受周人的训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鲁国原来是商朝的地盘，后来居然被看作礼仪之邦，商朝遗民孔子对周礼更是赞赏有加。我们知道，孔子说过一句话叫“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表示虽然因为商朝被灭心里时常隐隐作痛，但是依然欣赏典雅实用的周代文明。可见，周人把鲁国当作了“用夏变夷”的样板，用现代话讲就是鲁国成了文化改造成功的典范，由此可见周朝对雅文化的构造有多么成功。
有了文化优越感，周朝文人开始越发自信，他们把年代前推，编造了一出尧舜禹三代“华夏”与“东夷”共同执政的动人故事。戎狄之国的君王各怀心思，他们虽不能模仿华夏族编造宗族谱系改变身份，但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遵守周礼的尺度却慢慢开始由他们说了算。
周朝拼命树立起“华夏”文明优势以后，“蛮夷”“戎狄”的形象从此越来越妖魔化了，一律被贬低成“豺狼”之辈。管仲说得很极端：“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豺狼”“诸夏”按“人”“兽”标准划分成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两大集团，一边是永远不能信任的野兽，一边是相互无法拆散的同胞。
是否拥有“礼乐文明”从此被看作区分“华夏”与“夷狄”的标准，围绕在“中国”四周的蛮夷戎狄并没经过华夏先王从穴居血食、披发文身到钟鸣鼎食、装饰典雅的蜕变过程，更别提从事敬天法祖的高级祭祀活动了。周代流传着一种说法，叫“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国家只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值得特别花心思去办，一个是祭祀，另一个是战争，一个代表“文”，另一个代表“武”，祭祀上天的重要性居然摆在了军事行动的前面。蛮夷戎狄如果不懂得这套规则，当然与华夏族群无法沟通共存。
“中国”的演化有一个从东西向南北转移的过程，“华夏”中心最先起源于中原一带，以后迫于北方民族的压力，日益向南迁徙。事后看来，南方之“蛮”不如北方之“狄”对华夏政权的威胁大。南方“蛮夷”大多与“华夏”族的城邑靠的较近，居住地点相互交错重叠，他们虽然早期过着穴居狩猎的生活，但一部分人已慢慢学会了“华夏”农耕技术。古书中有“生番”“熟番”的提法，“生番”一般指那些拒绝被纳入华夏收税系统的人群，“熟番”指的是愿意移民到接近华夏族群居住的区域，或者是那些与汉人混居，比较能接受农业定居习惯的蛮族民众。
“华夏”与“夷狄”的关系，其实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夏代以前，古书中记载了西部“华夏”与“东夷”集团的战争，“华夏”祖先炎、黄二帝与代表东夷的蚩尤在涿鹿这个地方展开了一番激战，“华夏”先帝虽获胜利，却并未确立对“东夷”的绝对文化优势。我们知道，夏朝建立之前的“三帝”尧、舜、禹中的“舜”就是“东夷”之人，却是夏朝创始人“大禹”的先辈，他通过禅让登上王位，证明华夏与东夷之间曾经发生轮流执政的故事，传说中的禅让制度可能暗示“华夏”与“东夷”两大集团一度共同治理天下。后人有一种说法，“舜”和“周文王”都是“夷”，只不过“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