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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中国”还是“天下”，如果仅看外表，“九州”不过是古人标识地理风貌和交通路线的一幅带有想象色彩的地图，“五服”则是古人勾勒设计出来的一个政治地理同心圆模型，纯属臆造，无法验证。屈原在《楚辞》里感叹说，“九州”是怎么安置的呢？川谷之地为何是低洼的地方，大地的东西南北到底伸展到何方？真是让人琢磨不清啊。在屈原的心里，“九州”也许是个无限伸缩延展的形象，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边界在哪里。与此相反，古代的“中国”范围就要小很多，与“天下”相比，“中国”就显得更加渺小了，庄子形容“中国”与“天下”就像谷仓里的一粒米，大沼泽里面的蚂蚁堆。
总结一下，古时候的“中国”更像是个大圆圈里的原点，按照古人的说法，这个原点就是周王和他居住的都城，既然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自然占不了多大面积，就不能用辽阔来形容了。而“天下”就不一样了，观察“天下”首先要有方向感，我们现在常说“胸怀天下”，就是指站在高处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去看周围世界，所以“天下”的范围比“中国”的范围要大得多，或者说“天下”包括了“中国”和周边诸侯国，也包括更加边缘的“野蛮”族群。这时，“中国”与“天下”的关联就像是“中央”与“四方”的关系。
在“天下”观中，我们如果再把“天下”的内涵做些细分，那么，在“九州”地图上能找到一些地理经济信息，比如哪里有什么特产，交通路线通向何处，离王都距离有多远，等等。在“五服”这个同心圆式的框架里，能看到坐落在不同等级里的王室、诸侯和夷狄的方位，他们的交往关系是怎么一层层重叠交集，再弥散分布开来，又如何像连环套似的相互缠绕在一起。
“中国”是围绕帝王居所构造起来的一套观念，比如它被周人升格为“华夏”，就是装饰营造出来的效果，表明周人最懂“礼仪”，更具文明气质，后来发展到一个政权要想获得足够支持，就必须拥有“道德”。关于这一层面，我们后面的章节会详细讲解。
“天下”观中的“九州”主要记录各地物产资源，以备王室安排贡赋收税参考，这方面的功能到秦汉统一以后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就是按户籍收税，凡是收不到税的地方都不归帝王管辖，那些地区原来属于“五服”中的“要服”和“荒服”，到秦汉以后仍然无法派遣官员直接管理，只能委托当地首领负责，用现代话来说，要服、荒服与甸服、侯服、绥服的区别大致构成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的分界线。
“天下”也可以说是“中国”由点及面扩张而成，特别讲究一个“推”字。“中国”的本义稍加延伸就是以王都为中心，逐渐推移伸展到远方的意思。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表示中国文化核心动能的发起与扩散端赖一个“推”字。他举例说，中国文化犹如一座池塘，文化的播散过程就像一颗石子丢在水里，激起阵阵涟漪，一波一波地向外推展。
中国的人际网络就像这池塘里的水波，每个人似乎都是中心，以此为基点和其他人形成联系，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费先生称这种彼此缠绕状态叫“差序格局”。与中国比较，西洋社会就像散落在田里的一捆捆柴草，几根稻杆扎成一束，几个集束绑成一捆，几捆合成一挑。每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处在什么样的相应位置，分绑得清清楚楚不会搞乱，这就叫“团体格局”。“差序格局”指的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网络，类似的情况也经常在“天下观”中得到印证。
在“中国”与“天下”观念中，“帝王”相当于池塘里的那颗石子，一旦投到水里，就激起一波波纹理，这些波纹一层层向外扩展，每层就相当于各个“服”，从“诸夏”的“甸服”一直波及“要服”和“荒服”，波纹相互之间区分得并不是那么清楚，边界也不是那么绝对清晰，亲疏关系远近遇到特殊情况时常发生变动。“诸夏”族群也许因不符合道德要求，重新被发落贬斥到野蛮地区。相反，那些夷狄之人聚居的地方也可能因接受教化而跃升入“华夏”区域，成为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就是“中国”与“天下”共同秉持的“内外无别”“天下一家”的理想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