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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观包含“九州”与“五服”相互联系却又有差异的两个面相，前面讲的“九州”强调的是自然资源如何分布，以及怎样征调这些资源为王室服务的这一面。下面我们来看看“天下”观的另一面“五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早在商代就出现了“服”这个说法，“服”就是“事”的意思，商王按照距离远近任命王都附近或边地的诸侯担当经济军事职责。到周代更增加了“中心”与“四方”的双层方位设计与之对应。
“五服”之所以被当作“天下”观念的组成部分，是因为周王企图编织一个从里向外层层推展出去的政治等级网络，这个网络的原点就设在周王所在的都城，每个“服”之间间隔五百里，围绕与周王的亲疏远近分别构成了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五个等级次序。“甸服”离王都最近，负责提供王室需要的各种贡赋，相当于王室的粮仓；侯服、绥服属于诸侯拱卫王都之地；要服和荒服距离王都最远，被划归到野蛮人居住的“化外之区”，就是没有经过文明熏陶的荒凉地方，这些地区大多被当作流放犯人之地。这个网络状的圈层设计有着明确的军事防御意图，如果考虑到王都设在北方这个因素，“五服”的安排与“九州”中北方之州多于南方的格局是相互配套对应的，彰显出北强南弱的政治地缘态势。
单从常识上判断，每隔五百里设置一个“职能区”的架构只能是一个理想设计，因为没有人会严格按照这个纸面规定把“天下”划分成这么规规整整的模样进行管理，如果作为区隔“文明”与“野蛮”的边界，这种设计又的确是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构想。“五服”制讲究内外之别，以文明程度的高下做标准，离王都位置越近，文明程度越高，反之就越低。周王室认为离自己越近的诸侯就越沾亲带故，他们受王都的影响越大，文明水平肯定越高，也最值得信赖，当然他们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最大，反之离王都遥远的地方文明水准肯定不高，责任义务也会相应减少，当时有句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
“五服”中的“荒服”值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在古文献中，“荒”这个字一般指那些没有开垦的土地，或者说是农耕文明触及不到的地方。《山海经》在“大荒之野”这句里出现了“荒”字，在《离骚》中屈原则用“观乎四荒”慨叹中心与边缘地域的差别。类似“拓荒”“垦荒”这样的描写不但隐喻着农耕文化对未开发处女地的渗透和改造，同时也意味着相对于其他少数族群而言，华夏族具备更高的文明程度。所以“荒服”只能被安排在“五服”最边缘偏远的地界，体现的就是这个思维模式。
有人曾经比较美国与中国在地理扩张政策方面的差异性。“中国”是由中心向周边扩展，美国则是由东向西推进。“边疆”对于美国人意味着机会、发展，对于中国人却代表着停滞、终结。长期以来，中国人并没有向边疆以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可见“向心”意识早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了华夏文明的土壤。